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确定的国家经济政策思路主线，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深刻学术意涵的政策理论创建，它几乎涉及经济学体系的各个主要方面，只有从经济学最基本的底层结构上才能深刻认识其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意义。理论经济学的基石是价值论和供求（均衡）论。马克思经济学是以价值论为主线，以供求论为辅线的严密学术范式体系。本文基于这一学术范式，研析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为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方向和对策抉择进行深层理论探索。
一、基于马克思价值论的供给侧意涵
“供给侧”是经济学在一定的学术范式体系中所定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要理解供给侧，首先要认识经济学的范式特征。所谓经济或经济学都是人们认识人类活动所建构的概念、范畴及逻辑构架。也就是说，客观世界中并没有同人的观察和认识无关的“经济”实在。这类似于量子理论中的物理世界：当人们没有观察它时，所谓“经济”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现象都是不确定（即没有定义，无法把握）的，也可以说是没有确定的存在形态的（不知为何物）。要认识世界，就必须对纷繁的现象进行定义，即赋予它意义（确定概念或术语所反映的现象类别，即在“连续”的客观实现中划定“间断”的界限），这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功能方法。经济学本身也在发挥此功能方法中，建构和不断发展自己。这样，经济学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体现在赋予基本概念以新的含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也可以说，在观察客观现象中赋予概念和术语以新的意涵，是经济学进步的体现。
古典经济学，直到马克思的经济学，观察人类物质生活（经济）活动，首先使用了“劳动”、“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等较宽泛的概念和术语。而在建构经济学理论体系时，运用思维的抽象力，着力打造的则是其核心概念：价值。因而，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基石。在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中，“商品”是其发现并定义的市场经济“细胞”，成为其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抽象概念，商品的最重要属性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而这又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所决定的。
同时，既然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那么，商品概念中就已蕴含着商品交换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供需关系。所以，在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关于供给与需要（或需求）关系的理论，即供求论，也是一条重要逻辑线索，尽管同其价值论相比属于辅线，但仍然具有支撑学术体系基本架构的重要性。特别是，关于供给侧的理论，同其价值论密切相关。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论是供给侧（生产方）主导的，认为商品价值在根本上是由供给因素所决定：即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量，准确说就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其价值，而商品的使用价值则是具体劳动的产物。也就是说，商品的二重属性都是由供给因素决定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供给呢？或者，经济学是怎样定义供给概念的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写道：“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这里所说的“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就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供给活动或供给体系。也就是说，实质供给（本源意义上的供给），就是生产性劳动所创造并在消费中实现的使用价值，通俗地说就是，有用产品的被使用（完成使用），或包含在产品中的有用性（使用价值，效用）。
实质供给在现实经济关系中直接表现为实际供给，即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特别是，工业劳动（生产过程）将不能直接使用的物质加工制造成对人有用的物质，将有用物提供给市场，是经济学最为关注的供给活动。
由于实质供给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实际供给，即提供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所以，当以交换方式提供产品时，就成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此时，供给以及与之相应的需求才有了确切的经济学意义。如马克思所说，“商品交换过程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因素同时就是商品所有者的两种行为，一种是卖，把商品换成货币，一种是买，把货币换成商品，这两种行为的统一就是：为买而卖。”[3]在这里，卖就是供给，买则是需求。当然，在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中，关于“供给”和“需求”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在价值论范式中，供给被定义为生产和提供有用产品的全部过程；而在供求论范式中，供给与需求是货币产生后，商品与货币相对立，才可定义的概念，供给被定义为产品持有者向货币持有者出售产品，与此同时，货币持有者支付货币就被定义为“需求”，卖与买、供给与需求，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同时发生，如同量子理论中相互“纠缠”的现象。所以，在“事后”意义上，供给与需求恒等，而无论产品方提供的是什么性质的物品。只有在“事前”意义上（即尚未发生时），供求才可能发生不相等的情况。[4]
由于在市场关系中，供给的经济意义更倾向于以货币单位计算的商品交换价值，即尽管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以商品的有用性（具有使用价值）为前提的，但交换价值总是被主要关注的经济实质。而且，在经济学分析中，供给同需求一样，都表现为等价交换关系中的一方，所有的计量都是以货币单位标示，而不是以使用价值的物理量纲单位来标示的。此时，供给就离开了其实质和实际意义即使用价值性质，而成为名义供给，即以一定的交换价值量存在于市。特别是供给方，关注的是能够在等价交换中换取多少货币量，而不在意使用价值有何特质，除非它会影响可换取的货币量。在经济学分析中，作为实质供给的使用价值被“存而不论”，作为名义供给的交换价值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主角。例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其实是一个实际供给量，但由于“GDP的基本经济学意义是：以交换价值计量单位即货币尺度作为核算工具估算真实使用价值量的生产规模总量及其增长。”[5]所以，往往被误解为是一个计量交换价值的指标，即把实际GDP（或真实GDP）视为名义GDP。
从这里开始，供给的名义性（交换价值）超过了它的实质性（使用价值）。供给的目的性（有用产品）与工具性（价值增殖）具有了换位颠倒的可能，以至必然。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一旦供给的目的性与工具性发生颠倒，即产生了名义供给（交换价值主导的供给），也就蕴含着产生虚拟供给的可能。虚拟供给就是以信用货币单位标示的无使用价值的名义价格现象，即货币创造货币，而且其主要部分是没有使用价值的信用货币，即同可使用性（有用性）相脱离的名义货币额的增殖。供求活动成为符号化现象，物质财富成为符号值，马克思称之为虚拟资本。
这样，基于价值论范式，所谓供给侧就体现为（或定义为）：提供效用的实质供给、提供有用产品的实际供给、提供以使用价值为前提而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交换价值名义供给，以及以信用货币标示的无使用价值“空洞之物”的虚拟供给等四种形态。简言之，实质供给的核心意义是“提供有用性”，实际供给的核心意义是“提供有用物”，名义供给的核心意义是“提供价值量”，虚拟供给的核心意义是“符号值增殖”。
关于供给的上述四种形态的认识，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见表1）。在现实供给体系和供给过程中，实质供给与实际供给可能同时发生，也可能相互分离，例如，许多服务产品的实质供给与实际供给是同时发生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同时完成），各种直接服务劳动，如理发美容、教师授课、医生诊疗等就是这样。但更多情况下，实质供给与实际供给是分离的，例如提供工业品是实际供给，而工业品的使用才是实质供给，如果所提供的工业品并不立即使用（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就是实质供给与实际供给的分离，如生产电脑的企业向客户出售电脑只是实际供给，而实质供给表现为客户使用电脑；但如果电脑企业（例如IBM）向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即直接帮客户使用电脑完成有关业务，就是在实际供给同时提供实质供给了。而实质供给、实际供给同名义供给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复杂，实际供给同名义供给在许多情况下是分离的，除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金交易。特别是复杂产品的供给，往往采取“预购”、“赊销”、“分期付款”、“约定付款账期”等各种交易方式，形成各种“应收”、“应付”账款，这些就是实际供给同名义供给相分离的现象。而如果引入复杂的金融信用方式，形成债权—债务链，实际供给与名义供给之间的分离和纠缠就更加错综复杂。至于虚拟供给同实质供给、实际供给以至名义供给之间的分离现象就更明显了，因为虚拟供给在性质上就已经脱离了使用价值，例如，当购买的房子不是用来住，而是用来“炒”，就是虚拟供给脱离实质供给和实际供给的表现，更不用说各种虚拟资本投资现象如证券交易，以至将用所谓“金融工程”方式设计出的各种金融组合产品作为交易标的，更是同实质供给及实际供给无关的虚拟经济现象。
二、供给侧失调的供求论实质
如前所述，在价值论范式中，供给是生产满足消费的行为，大体上可以理解为供给=生产，需求=消费。当然，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辩证的。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称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6]在价值论的这种概念纠缠中，实际上潜藏着供给失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中往往成为必然性。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所详尽论述的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生产及生产资料与消费及消费资料间的平衡条件或矛盾关系，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充分展开。
学术逻辑的进一步延展，在供求论范式中，基于价值论的逻辑起点，引入货币与商品的对立关系，即产生了经济学所建构的市场供求关系学术范式，即在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中，供给=出售（卖），需求=支出（买）。将静态供求关系发展为动态供求关系，即引入经济增长因素，把简单再生产延伸为扩大再生产，其中的核心概念积累，就分离为储蓄与投资两个过程（储蓄转化为投资就是积累），前者定义为供给，后者定义为需求。而在总平衡公式：供给（消费+储蓄+进口）=需求（消费+投资+出口）中，消费既是供给，也是需求。
如价值论所证，在市场经济关系中，供给受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双重决定和制约。尽管在原本的商品概念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劳动过程中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在商品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和衍生化之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是可以分离的，这样，供给的经济学性质也会发生从实到虚的演化以至异化。所以，当进入现实的市场供求互动中，可能甚至难以避免发生供给侧失调现象。可以说，从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的逻辑起点出发，供给侧失调的价值论性质已经“内嵌”在供求体系中。只要供求关系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展开，供给失调现象必然产生，其主要表现为结构失衡和质效缺陷。
（1）结构失衡，表现为重要比例关系的不均衡。众所周知，马克思基于其劳动价值论，深刻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系统性地（普遍性地）发生供给大于需求的现象，即爆发全面供给过剩（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小于无限扩张的供给能力，导致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受阻，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而此后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仅从现象层面论证了总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宏观经济总体失衡的可能性。
在供求论层面，马克思论证了供给结构（部类关系）与需求结构的平衡须满足相当严格的条件，而现实中并非总是能够维持这样的结构均衡条件。在马克思所建构的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范式中，供求平衡的条件至少应满足：
第一，商品资本、生产资本、货币资本之间的平衡与循环通畅。马克思说：“这三种循环，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就象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和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是连续进行的一样。可见，在这里，总循环是它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7]
第二，在两大部类再生产过程中，不仅物质得到补偿，而且预付的货币也须回流。最著名的平衡条件就是Ⅰ（v+m）=Ⅱc，其含义是“第Ⅰ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也就是第Ⅰ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Ⅱc，也就是第Ⅱ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对应的部分。”[8]这种平衡条件既具有使用价值性质，也具有交换价值性质。
第三，在再生产过程中，还必然发生“货币贮藏”现象：即“在许多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许多点也就像是流通的许多障碍，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9]而且，“对社会总资本来说———就其流动部分而言———资本游离必然是通例”，“这种游离资本的量和劳动过程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一起增大，因而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起增长。”[10]在这样的社会再生产条件下，供给结构的平衡和供给活动的协调受到货币因素的深刻影响，货币的“游离”或“溢出”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现象。因而产生马克思所指出的现象：“货币资本的积累是由一群发了财并退出再生产领域的人引起的。”[11]（下文还将进一步讨论）。
（2）质效缺陷，供给失调往往表现为市场交易行为受阻，发生局部非均衡现象，甚至导致市场紊乱。马克思说，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即W—G，是“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这对于生产者具有重要意义，“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12]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商品滞销，生产者就将承受损失，生产过程就难以持续。这或者是由于其产品使用价值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质量低劣；或者是由于其生产效率低下，产品成本高，缺乏竞争力。
一个经济体的供给侧质效缺陷，可能是个体性（局部性）的，也可能是产业性（结构性）的。前者是在某一产业内的部分生产者（个体）供给能力缺陷，属于企业竞争力问题；后者是整个产业供给能力缺陷，属于产业竞争力问题。马克思指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13]显然，如果产品的使用价值存在缺陷，或者不如其他生产者的产品质量而不被消费者（购买者）接受，其交换价值就失去基础，无法完成价值的市场实现过程，表现为市场供求矛盾，即所谓无法实现“市场出清”。
三、供给侧体系的价值—供求关系
以上研究表明，供给的自然性质，或最终价值是效用（使用价值的实现）。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不仅可以消费，也可以保存下来成为物质财富，从这一性质上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4]但是，当交换关系发生并成为普遍现象时，交换价值的意义越来越强，尽管“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15]但正如美国著名《资本论》研究学者大卫·哈维所说：“无论在哪里，交换价值都是主人，使用价值都是奴隶。”[16]
由于交换价值并不受人的消费能力的限制，所以，追求和囤积作为交换价值载体的可保存物品，即所谓物质财富，可以成为无限的目标，而不像使用价值那样只能是有限目标。尽管物质财富是以使用价值为前提的交换价值，但这个“前提”在人的想象中或欲望中却是可以省略的，只要交换价值可以有其他的载体。这样，追求物质财富就会演变为本文上节中所说的“货币贮藏”，而且“货币贮藏”的不断增长成为马克思所说的“通例”。由于起先的货币是商品货币（贵金属本位制），后来，演变为信用货币，即没有使用价值的交换媒介，所以追求信用货币也会成为“通例”。现代经济中，所谓“货币”已经成为一个无人能定义的东西，西方学者称之为“金融炼金术”的产物。它的基础仅仅是“相信其他人会接受它”，也就是说，只要相信其他人可以接受，无论何种东西都可以充当“货币”。这样，货币就虚拟化了，马克思首先发现的“虚拟资本”现象，就发展为越来越膨胀的虚拟财产和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实际上是脱离使用价值的货币符号。虚拟财产也具有寄生性，即需要有“虚拟资本”投资的标的物。此种情况下，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张表现为其标的物价格（所谓资产价格）的飚升，即所谓“泡沫”。在这样的经济现实中，人的需要、需求，最后演变异化为货币欲望，或欲望的货币化，以至以虚拟的货币数字满足财富占有的心理欲望。表2简单示意了供给形态的演化与异化的上述过程。其中有几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演变环节：即“目的”与“工具”的三次颠倒，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产生。
第一次颠倒：原本作为工具的物质财富成为追逐目标，而人的消费满足（目的）以及商品使用价值反倒成为财富囤积的工具。这样，原本体现实质供给的“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17]也就是说，作为供给活动的目的的使用价值变为追求交换价值的工具，而交换价值原本只是获取使用价值的工具，现在反倒成为目的。
第二次颠倒：作为工具的货币成为囤积目标，而具有使用价值（作为供给目的）的产品反倒成为工具。如马克思所说，“对货币本身的渴求，始终只是这样一种愿望：把价值由商品或债权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货币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发展这一事实，……，意味着它以货币索取权的形式拥有它的一切索取权。”[18]也就是说，在有用产品=货币的关系中，原本是目的的有用产品成为货币增殖的工具，而原本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反而成为目的。
第三次颠倒：没有使用价值的信用货币符号成为目的，其他一切有用或无用之物都成为作为虚拟资产增殖工具的标的物，即信用货币贮藏和增殖的工具。如马克思所说，“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19]这样，“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即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的价格，可以由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况决定。”[20]价格不再与实际价值相关，而彻底成为符号值，即符号性估值单位。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21]
重要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财富并没有因为其虚化而变得无关痛痒，货币特别是信用货币尽管没有使用价值，但并没有降低其在现实经济中的重要性。人们对信用货币的需要并非完全是虚幻的欲望，而是现实的必需，甚至比具有真实使用价值的物品更重要。马克思说：当发生货币危机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22]人们时刻体会着：货币不仅满足欲望，而且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君王”，企业家们都明白“现金为王”的经营铁律，因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是经济正常运行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23]一旦货币断流，必然大难临头。
简言之，“目的”与“工具”的第一次颠倒，使生产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成为可能，促进效率提高；第二次颠倒，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让贪婪成为财富创造的“能源”；第三次颠倒，使人类永远不得满足，欲壑难填，经济增长似乎需要“永动机”。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供给体系如何满足人类的需要、需求和欲望呢？
很显然，人类吃、穿、住、用、行等实际需要，即人类生存、生活、发展的物质条件，只能用实质供给来满足。而这种需要也受人的消费能力的约束，即衣食住行都有一定的物理或生理限度，例如，人吃饱了就不能继续吃，只能穿有限件衣服，睡一张床，住一处房，乘一辆车。从这一意义上说，只要生产力充分发达，物质充分丰富，人类是完全可以做到“各取所需”的，这里所说的“需”是人的实际需要，由实质供给满足。
与上述人类需要不同，经济意义上的“需求”，是指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它由有效实际供给，即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来满足。但有效需求还与货币有关，购买方拥有货币，才产生对售方商品的需求；宏观上看，一个经济体的货币供给量在总体上决定了需求总量。所以，以实际供给满足有效需求，是一个受制于货币的关系，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供求关系。问题是，供给体系所面对的购买力即货币的创造是非常复杂的，从微观看，货币是“挣来的”，即要取得货币就要生产和提供产品，需要以更高的生产力创造更多产品来换取更多的货币，这样，更多的货币就产生更高的购买力即有效需求。但从宏观看，在现代经济中，信用货币是被货币当局（央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完全可能同实体经济活动脱节而自我循环和扩张。所以，实际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变成虚实交织的复杂关系和难以把握的复杂过程。这就是发生不断困扰社会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经济体“基因编码”特质。
而当进入“欲望”层面，情况进一步发生实质性变化。人追求和积累物质财富、货币财富以至信用货币制度条件下的财富欲望，超越一定限度，实际上是由财富幻觉来满足的。亚当·斯密称之为“人类本性的欺骗”，即人们无止境地追求并不需要或者实际上并不能带来更大快乐的东西。这是一种无止境、无约束的幻想目的。马克思说：“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24]当人们以信用货币作为价格符号和资产价格标示单位时，更加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人类象崇拜神一样崇拜货币，顶礼膜拜，甚至人的“身价”可以由货币量标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拜物教：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货币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25]如前所述，货币拜物教绝不因为其幻想性而无关紧要，相反，人类经济社会几乎就是构建在一个货币幻觉的沙滩之上。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就是，一切都基于“信心”之上，如果信心崩溃，现实经济也将崩溃。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人们突然都醒悟了：信用货币其实毫无用处，因而都拒绝接受这个无用之物，那么，世界会变得怎样？幸好，供求体系和货币支付网络已将人类紧紧捆绑在一起，成为“利益共同体”，现在谁都不愿意看到那个同归于尽的结局。从全社会看，如果人类真的从财富幻觉中觉醒，就将导致私有产权的幻灭和新社会的诞生，这就是马克思的学术逻辑所推导出的人类终将进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按需分配”或“各取所需”的未来社会预言。当然，这个社会还非常遥远，但马克思的逻辑力量是强大的。
不过，我们今天还身处于当代的现实中。人类无论怎样生活在充满货币幻觉的世界，无论复杂的货币世界把经济关系编织得如何复杂诡异，甚至让人类完全颠倒地看待这个世界，分不清“目的”与“工具”，在价值理性上糊涂迷茫，但是，一旦供给体系，尤其是实质供给问题凸显，矛盾严重，而货币性（需求侧）政策效率递减，无力回天，人们就不得不迷途知返，回到经济的最实质其实也是最本原的层面，从实质供给与实际有效供给上寻找出路。这就是中国必须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缘由。
四、“三去一降一补”的经济学实质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触及到了经济关系和经济体系的最深层面。在经济学的颠倒影像中，折射着目的与工具关系颠倒的现实世界。人类进化数百万年，为了生存、发展、繁衍，奋力增进自己的供给能力，怎么会在今天，供给过剩竟然成为困扰人类社会的怪相？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极为复杂的形势，深层矛盾困扰着企业、社会和政府，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政策思路主线，化解发展障碍。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要进行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结构性调整。如果将此置于本文所讨论的价值论与供求论范式的理论框架中来认识，那么，“三去一降一补”所言何意？其经济学实质究竟为何？
如本文第二节所述，供给侧失调主要表现为结构失衡和质效缺陷。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属于实际供给过剩问题；高杠杆，属于货币层面的失调或功能失效；而高成本和短板现象，则主要属于供给体系的质效缺陷问题。以下分别简要讨论：
去产能。由于存在严重的产业性过剩产能，即“事前”供给难以实现（如前所述，只有在“事前”意义上，才会发生供求不等现象），表现为供给能力闲置或无效供给（产量过剩）。这实质是生产性产业的非生产性化：提供了不被使用的使用价值（产品）和交易循环受阻的交换价值（难以完成市场实现的“惊险跳跃”）。出现如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状况。在这种紧张状态下，“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找不到销路。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26]因此，需要消减无效供给的过剩产能。否则，整个供给体系处于严重的低效、梗阻状态，如同患了“肥胖症”和血栓症。
去库存。过剩库存的经济学性质是产出存量冗余。供给过程的一次流程环节是：产能—产出（产量）—存货—实现。即发挥产能进行生产，形成产出量（产品），在未进入市场前为存货（发生积压就成为过度库存），只有当存货销售出去完成产品的市场实现，一次供给过程才告完成，下一次供给过程才能启动。如果一些行业（例如房地产）存在大量库存，不仅阻滞了本产业的供给循环，而且导致相关产业供应链的破坏，以致影响社会供给体系的流程运行，就必须进行库存消减，纾解淤积。
去杠杆。所谓杠杆，其实就是货币信用关系的叠加和膨胀。过高的杠杆引发经济风险，可能导致债权债务链条断裂，难以维持社会“信心”，甚至导致连锁性崩溃现象。而如前所述，现代经济是建筑在“信心”基础之上的。信用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债务”。大卫·哈维说；“随意检视总体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我们会发现，在整个资本史上，财富与债务积累之间一直有松散的关系，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财富积累与公共、企业和私人债务积累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得多。”[27]这并非巧合。众所周知，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宣布美元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汇兑金本位制彻底转变为信用货币制度，而各国原先通过美元而与黄金间接挂钩的关系也彻底变为信用货币制度，全世界的货币体系从根本上说都基于“虚本位”，只能靠央行的政策调控为其设定币值之“锚”。这就提供了高杠杆的货币金融制度基础和债务疯狂增长的土壤。“借贷货币资本的总量……，实际上会在同现实积累完全无关的情况下增加起来。”[28]过高的杠杆，即负债率，不仅累积风险，而且增高成本。去杠杆，实际上就是要降低“信心崩溃”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更重要的是，过高杠杆（债务）所对应的是无效的供给：过剩产能和过度库存。所以，去杠杆不仅是降风险，实际上也是降成本、降产能、降库存。
降成本。是为了降低供给侧体系的负担超载，提高供给侧效率。当然，任何供给活动都是负载进行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获益都必须付出代价。但是，过高的成本压抑了生产性劳动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也会降低实际供给（产品）的质量。而且，如果供给成本和价格过高，就会形成更多的过剩产品、过剩产能和过剩库存。因为，成本的高低划定了有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之间的界限。
补短板。供给体系失调和质效缺陷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存在结构短板：供给链的瓶颈和薄弱环节，导致投入—产出关系的不匹配、不协调。价值创造必须在生产过程的不断循环中完成，既包含物质资料的供求、投入—产出衔接平衡，也包括交换价值在顺畅交易中实现为实质价值，而供给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如果导致供给活动循环不畅、效率不高、质量低下，就会降低整个供给体系的有效性和平衡性。
如供给侧的价值论与供求论的理论分析所揭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供给体系的协调性、高效性和高质性。而“三去一降一补”最终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29]可见，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实质，是提高生产力，节约劳动，增加供给有效性。这就实现了人类发展的价值目的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价值理性是人的满足，工具理性则是供给效率的提高。供给侧失调的最终根源就是工具理性的极端化和异化，以致同价值理性相分裂。
马克思在预言人类发展的未来情景时就论及了人类的价值目标与工具理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说：“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0]马克思所说得“必然王国”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工具理性具有必然性，即人类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自由王国”是将颠倒的世界再端正过来的世界，即“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供给活动的根本目的。
何为“人类能力的发展”？人类最重要的能力是创造和创新，它体现了人类进行供给活动的力量和价值。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的最高满足，是最大限度地运用和发挥其思维能力，他称其为人类的最高之善，意思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研究、思辨与创新。也就是说，创新不仅是促进发展的动力、供给的能量，更具根本性意义的是，创新本身就是人类之价值和幸福之源（满足之源）。人类的供给体系和供给活动，归根结底，是从创新中获得过程的快乐、挑战的快乐和成功的快乐。人类新的生活方式将是：以创新孕育希望，以创新寻求幸福，以创新实现自我价值。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不仅是要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消除供给体系中的“淤结”、“血栓”、“瓶颈”，而且要使供给体系的创新空间更加宽阔，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充满活力。让想象力自由翱翔，为人才松绑铺路，创新才能插上翅膀，供给才能发挥高效，国家才能充满希望，社会才能永远乐观。这就是基于马克思价值论和供求论学术范式，研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获得的最终结论。
注释：
[1]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3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2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24页。
[4] 金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纲[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6，第23-25页。
[5] 金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及理论启示[J].中国工业经济，2016，（6）：5-13。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93、94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17页。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446页。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555页。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311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574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24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48、49、54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57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66页。
[16] [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第58页。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73、174页。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483、689页。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60、161页。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714页。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555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59页。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393页。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14页。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89、108、111页。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546页。
[27] [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第248页。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562页。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53、54页。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926、927页。
作者简介:金碚（1950—），男，江苏吴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jinpei885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