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中国遵循新发展理念、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为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思想｡
一、鲜明的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世界性和时代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2]“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3]这是中共建党97年来的不懈追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目的是提高人民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4]“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群众天天生活在环境之中，对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掩耳盗铃的办法是行不通的”｡[5]“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生态破坏了、环境恶化了，大家整天生活在雾霾中，吃不到安全的食品，喝不到洁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居住不到宜居的环境，那样的小康、那样的现代化不是人民希望的｡”[6]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总书记这些朴实的语言表达，丰富了现阶段我国民生福祉的内容，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中国人均GDP水平超过9000美元、恩格尔系数(基本生活必需品支出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人民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自2011年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31个省份，开展了大样本民生满意度电话调查和入户访谈｡调查数据显示，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度在所有民生关注度中位居前列｡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取得实效，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比较满意，但环境质量问题仍然是最不满意的社会病症之一｡[7]党中央顺应人民意愿，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把生态环境保护列为优先事项处理，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等一系列行动计划，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以回应人民最紧迫的民生关切｡
鲜明的人民性，还体现在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要动员全民参与、形成全面共治格局的系列论述中｡遵循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性，就是要动员全体人民共同参与，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人人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方能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方能持之以恒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局面｡习近平针对时弊，大力倡导“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奢侈浪费之风也开始起来了，特别是‘土豪'式的生活方式，纵欲而无节制｡有的人觉得住上大别墅、开上豪华车，一掷千金，醉生梦死，人生价值就实现了｡看看越来越多的大排量高档汽车，越来越多的高档饭店、豪华会馆、洗浴中心，越来越多的大吃大喝、杯盘狼藉，看看一些地方热衷于建设的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大剧院、大灯光等，要用多少能源呀!对这种奢侈炫耀、浪费无度的消费行为要进行制约｡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过:‘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8]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这是对人民负责，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负责，也是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负责｡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充分完整的科学性，体现了辩证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习近平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强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他指出，“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9]“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10]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1]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发展中大国，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这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1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既体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作为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为人民谋幸福，就必须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正确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当二者有冲突时，要将全社会的长期效益置于企业和个人的短期经济收益之上｡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如同保护人类的眼睛和生命，远比赚钱重要，“那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3]“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就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否则，即使“挣到了钱”，“哪有什么幸福可言”｡[1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体现在对大自然物质循环规律的把握，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安危休戚关系的揭示｡2013年，习近平运用系统思维创造性地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必须“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15]2017年，他又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16]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科学地“揭示了自然要素之间、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之间通过物质变换构成的生态系统的性质和面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化自然观、系统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17]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智慧，也与现代生态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尤其是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分析的最新成果具有一致性｡[18]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上｡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无数事实证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解决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同样离不开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品创新｡这就要求我们“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19]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更体现在对绿色发展中经济规律基础性作用的尊重和对美欧国家发展老路的反省上｡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20]生态环境治理必须系统治理、整体治理，从源头严防、过程严管，不能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搞起一堆东西，最后一看都是一些破坏性的东西｡再补回去，成本比当初创造的财富还要多｡特别是有些地方，像重金属污染区，水被污染了，土壤被污染了，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2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实践，致力于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发展｡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层群众在大量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一些创新性做法｡[22]习近平在福建、浙江等地主政一方时，都强调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扎实推进绿色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的实践之源，铸就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性品格｡[2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把环境保护协同作为三大协同战略之一;长江经济带发展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突出绿色发展｡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2018年新组建了国家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并加快推动省以下环境监测监察垂直管理改革试点｡这些实践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改造世界、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4]相比之下，西方主流经济学或非主流的左翼经济学等流派的分析，或治标不治本掩盖制度影响的危害，或带有浓厚的经院哲学、生态乌托邦色彩，视其理念为“后现代追求”，都不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可行性｡[2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世界性｡中国在推进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不走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逆境中力挽狂澜，冲破重重阻力，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导致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地球大气温度上升｡世界各国开始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的紧迫任务｡中国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并以一个发展中大国负责任的担当，实质性地推动了巴黎气候大会决议的形成，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在2013年2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上，中国生态文明理念被正式写入决议｡2016年5月，中国环境保护部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共同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中国还推动把生态文明和绿色金融纳入2016年G20首脑峰会共同声明｡2018年5月，国际能源署等多家国际机构联合发布《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七:能源进展情况报告》，肯定中国对全球能耗降低作出了最大贡献，贡献率超过35%，高于美国的13%和印度的8%｡报告还肯定了中国在清洁能源、电力普及以及改善人民生活上取得的巨大成就｡[26]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中国，正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推动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构建新历史纪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来自中国灿烂文明的传统智慧，更反映了人类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最新要求，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满足人类对衣食住行高水平需求的基础上，实现与自然新的和谐相处，确保生态环境能够支撑人类永恒的生存繁衍｡过去半个世纪席卷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冷战结束后全球追求和平发展的历程，使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与减少和消除贫困同样急迫的主题｡[27]发展，仍然是人类追求现代化的基本途径;绿色发展，则成为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生态文明最基本的逻辑｡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时代难题，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划清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绿色资本主义的界限”｡[28]他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有新的全球视野｡老路走不通，创新是出路｡”[29]“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30]“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31]
二、中国绿色发展的先进理念、制度保障和治理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体现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财富观和价值观，将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的多重社会价值与人类财富形式、大众福祉联系在一起，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方向｡良好生态环境最直接的经济价值，直观地体现在旅游业、绿色农业、森林业等产业带来的经济收益，其交换价值可用货币直接度量｡但更重要的是，良好生态环境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因为人民群众享受了绿水青山、白云蓝天、饮食安全等良好生态环境，带来身体健康、情绪愉悦等，从而提高了个人福利水平，并增进了全社会福祉｡绿水青山在市场经济劳动二重性及商品二重性的辩证关系中，以其社会使用价值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胜出，被工业文明异化的人化自然，[32]通过绿色发展实践的洗礼和扬弃，重塑为金山银山般最宝贵的社会财富｡习近平关于生态环境的新价值观，影响着人类看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的方式，也影响着人类理解和度量国民财富的方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良好生态环境的价值、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国际组织和学者一直试图寻求更全面反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的度量方法｡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关于人类财富范围和计量的方式｡其中的综合财富(comprehensive wealth)论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可再生产的物质资本，并且对自然资本的度量方式也在不断调整｡[33]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与技术发展水平、人类价值偏好、生产结构和消费模式有关，也与人类与生态环境的交互方式变化有关｡通过提高资源效率、养成节俭的消费习惯、控制污染物排放、实施资源循环利用、注重生态修复，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容量，即提高生态系统的韧性(ecosystem resilience)｡[34]人类的发展就是管理和优化这些财富组合的过程;人类的永续发展就是随着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人均综合财富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发展或能力｡为此，人们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所获得的租金用于再投资，以扩大人力资本和可再生物质资本生产，并在计算自然资本价值时，充分考虑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损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等经过计算表明，中国持续投资于人力资本和可替代的物质资本，同时将环境损害控制在一定程度(发展不超过环境容量)，完全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即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保持人均综合财富的不断增加｡[35]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度量，有助于我们在宏观上判定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在微观层面，计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价值，或者计算生态资本的存量和变化，有助于对生态环境服务价值或生态产品价格进行判断，以便通过直接交易或第三方补偿的方式，为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支付赔偿或提供补偿｡人化自然须臾离不开人类一般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实践｡“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应得到合理回报和经济补偿｡”[36]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指出，“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我看，我们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37]“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38]“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想一想，在现有基础上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总量增加一倍，产能继续过剩，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环境?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39]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发扬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习近平在对唯GDP英雄论的批判中形成的新自然资源价值观和新财富观，一定会带领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老路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创新之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尤其注重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和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习近平指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跨越一些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关口｡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40]生态环境严重污染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生态环境部主要领导分析说，“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因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突破常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以重点突破带动总体推进”｡[41]
习近平非常重视制度建设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保障作用，强调要以此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生态红线的观念一定要牢固树立起来｡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不可”，“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42]正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先后在2015年和2018年颁布，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四梁八柱”得以建立，从源头到末端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得以实施，绿色发展有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确立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原则:“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健全市场机制，更好发挥政府的主导和监管作用，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自我约束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作用｡”[43]这一原则不同于经济建设领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和监管作用，凸显了中国走创新之路的重要特征｡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44]“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45]在上述原则指导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确立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2020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46]八项制度的构建都是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重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自然生态监管体制改革｡中国自然资源所有权只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但所有权派生出的产权形式和保障方式复杂多样｡无论是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分级代理，还是集体产权的承包确权，都需要随着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不断推进而调整｡正在进行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管理制度和自然生态监管改革，将为更高效地配置自然资源、更有力地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基础性的制度支持｡鉴于中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独特形式，加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民主的政治协商方式，中国可以比许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更有效地解决“公地悲剧”[47]问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市场与政府的两分法，走出了两分法带来的两难困境，[48]提出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现行以块为主、多有弊端的地方环保管理制度，强调中央政府在治理严重环境污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采取战略性“硬措施”｡即国家对资源消耗实施“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习近平强调，“要实施总量和强度双控，作为约束性指标，建立目标责任制，合理分解落实｡要研究建立双控的市场化机制，建立预算管理制度、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更多用市场手段实现双控目标｡”[49]自2016年1月起，中央环保督察组对环境问题突出的省份进行督查以及“回头看”，对地方政府的震慑效果明显｡正是因为我们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重大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规划、实施和建设的效率，远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将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
习近平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党的领导，重视顶层设计｡[5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党在推进绿色发展中的领导作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实生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正指导中国绿色发展伟大实践蹄疾步稳地向前发展｡从“生态文明”入宪法，到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执法司法，中国正加快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这与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是一致的｡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问责机制｡中央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以形成有效的制度执行机制｡[51]从政治学和行政管理角度看，这种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是中国制度体系的显著特点｡[52]国家又积极动员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鼓励人民群众对企业排污、环保机构执法等进行监督｡地方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很多创新做法，得到中央的及时鼓励和推广｡[53]注重顶层设计、鼓励地方首创、动员全民参与，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在生态环境领域体现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正凝聚为治理严重环境污染的有效综合体系｡习近平高瞻远瞩地从五个方面概述了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内容，以及在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基础上，打好持久战的发展阶段性｡“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