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应用四组动力解释“中国增长奇迹”
上述四组动力分别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 一) “三驾需求马车”是中国稳增长或保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驾需求马车”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它们是政府短期稳增长或保增长的基本手段。仅以投资这驾马车看，2000 年以来我国投资率( 固定资产投资/GDP) 不断攀升，2003 年达47%，2006 年达52. 3%，2009 年达66%，2010、2011、2012、2013 年分别达69. 5%、66%、72%、78. 5%，近5 年来维持在65% 以上，大大超过发达国家20%左右、新兴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时期40%左右的水平。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通过“四万亿”投资带动数十万亿元信贷投资等，实现了经济的短期快速反弹。
( 二) “五驾制度马车”是“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
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需求马车”并非根源动力，它们发挥作用依赖于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五驾制度马车”，或者说“五驾制度马车”才是拉动“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或动力。如，增加出口靠发挥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低价格优势、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 提高投资靠发挥政府主导投资体制、GDP 导向考核制度、投资优惠税费政策、宽松货币信贷政策、低利率政策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 扩大消费靠消费品低价、消费财税优惠、消费信贷等政策的作用。
( 三) 制度变革( “三大发动机”之一) 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性动力
之所以说是根源性动力，是因为制度变革是其他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上看，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通过四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增长: 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等要素升级释放红利。四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从实践上看，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源于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的启动和持续推动。制度变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增长，根据胡鞍钢等人的研究结论， 1978 ～ 2005 年期间相比1952 ～1977 年期间，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从11. 5%下降到9. 5%，对GDP 的贡献率从75% 下降到39%；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从2. 6%下降到2. 4%，对GDP的贡献率从13% 下降到8%； 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从4. 1% 下降到2. 1%，对GDP 的贡献率从20%下降到7%； 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从－0. 5%上升到4. 4%，对GDP 的贡献率从－ 8% 上升到46%。
( 四) 结构优化( “三大发动机”之二) 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性动力
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等，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可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之所以说结构优化是过程性动力，是因为结构优化最终依赖于制度变革。从结构优化中的工业化看，假设一个农业劳动力年收入5000 元左右，同样一个人转移到非农岗位后年收入可达到30 000元以上，千百万个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就能大大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据统计， 1978 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353 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2732 元/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1938 元/年； 到2005 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6664 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49 735 元/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31 195 元/年。1978 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70. 5%，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17. 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12. 2%； 到2012 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到33. 6%，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0. 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6. 1%。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工业化类似。
( 五) 要素升级( “三大发动机”之三) 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
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级是要素质量和档次的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都取得长足进展，也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显著的作用。据夏杰长的测算，1979 ～ 2000 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28. 6%。据王小鲁等人的研究， 1998 ～ 2007 年教育对GDP 的直接贡献及溢出效应，即人力资本，占GDP 的2. 2%。据人力资本测度结果， 1990 年以来我国潜在人力资本保持1. 55% ～ 2. 38% 的年均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就业总量0. 40% ～ 2. 45%的增长速度。
( 六) 大规模要素投入始终是上述动力的传输带
要素投入指资金、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不管是“三驾马车”，还是“三大发动机”，要想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需要利用要素投入这个中介或传输带。仅从可大致反映资金投入的M2变化看，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M2从1990 年末的1. 53 万亿元增加到2014 年二季度的120. 96 万亿元。M2 /GDP从1978 年的0. 32 增长到2012 年的1. 88，34 年扩大近6 倍。2012 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 2亿吨标煤，单位GDP 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 5倍、美国的3. 3 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必须强调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发展是硬道理”、对外开放等战略方针和思想解放、全社会强烈的赶超意识及各级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强烈追求( “地方竞争”) 、“人口红利”等，都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起到重要作用。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当我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当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后，当社会公平问题凸显后，我们应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尽快将国家发展目标从单纯的“增长主义”中摆脱出来，更加强调科学发展、公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