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长三角经济总量已达34.66万亿元，占全国比重接近四分之一；以不足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外贸体量。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长三角早已不只是一个“强区域”，更是观察中国城市群竞争力的重要窗口。
也正因如此，长三角迈向世界级城市群，考验的已不只是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核心城市能级有多高，还在于分布于六大都市圈外围的非核心节点城市，能否完成从“承接辐射”到“主动协同”、从“点状支撑”到“组网成势”的关键跨越。某种意义上，这些节点城市的联动成效与成长高度，恰恰决定了长三角整体竞争力的厚度、韧性与发展后劲。
世界级城市群，既要“筑峰”，也须“成网”
长三角都市圈建设，正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的起步阶段，迈向“多圈协同、节点成网”的新阶段。
回看这一演进脉络，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大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到2026年，《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公示，又将上海与周边协同城市纳入“一张底图”统筹布局，进一步勾勒出长三角“六大都市圈”协同发展的总体框架。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也已明确，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关键，在于构建“便捷高效的通勤圈、梯次配套的产业圈、便利共享的生活圈”。这意味着，都市圈外围的非核心城市不应只是承接制造、供给土地的“腹地”，而应成长为联通通勤、产业、生活三重网络的功能节点。
从纽约、东京、伦敦等成熟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经验看，其核心竞争力从来不只在于是否拥有“强中心”，更在于能否打破行政边界，推动规划、产业、机制与公共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联动。
对照长三角的现实发展，虽然其经济体量已稳居全国前列，但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仍有待增强；空间协同格局虽已基本成型，但功能网络仍需进一步织密；顶层规划虽已逐步展开，但规划传导体系和跨区域协同机制仍待完善。
因此，长三角要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城市群，既要依靠核心城市持续“筑峰”，也必须推动节点城市加快“成网”，让分布在都市圈腹地的节点城市逐步从承接产业外溢的单点支撑者，转变为协同网络中的关键支点，在更大范围内承担起产业配套、功能疏解、要素流通和公共服务衔接等重要角色。窗体顶端
多元融圈，长三角节点城市的差异化实践
长三角六大都市圈覆盖的众多非核心城市，正依托各自的区位禀赋、产业基础和制度条件，走出多元融圈路径。其中，南通、滁州、嘉兴最具代表性，分别对应跨江协同、跨省协同和制度协同三种典型模式。
南通：跨江融沪，打造创新链外延的产业化节点
南通的突破，不在于“离上海近”，而在于把地理邻近转化为跨江协同能力。2025年，南通GDP达12,801.5亿元，六大主导产业集群产值突破1.3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5000家。更重要的是，南通并未停留于承接上海制造外溢，而是通过19个跨江合作园区和持续增长的沪通产学研合作项目，加快从“上海制造腹地”转向“上海创新链外延上的产业化节点”，走出一条“上海研发、南通转化，上海总部、南通基地”的跨江共链之路。
滁州：跨省协同，构建都市圈一体化的关键支点
依托全国首个跨省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滁州不再只是“南京后花园”，而逐步成长为跨省产业协同的重要承载地。2025年，滁州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经济总量继续站稳4000亿元台阶；全社会研发投入达104.6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600家。与此同时，滁州持续与南京、苏州共建“毗邻 + 结对”产业合作园区，与南京的产业链协作比例已接近80%，成为长三角跨省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支点。
嘉兴：双策叠加，打通科创转化的双向联动路径
嘉兴的优势，则在于把“临沪”进一步做成“联沪”。2025年，嘉兴GDP达到7851.06亿元，同比增长5.2%；有效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564家；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3.57%，稳居浙江省第二。在长三角一体化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多重战略叠加下，嘉兴承接的已不只是产业资源，更是制度资源和创新资源，正加快成长为联通成果转化、先进制造与开放平台的关键节点。
而在这三类典型之外，更多节点城市也在沿着自己的赛道加快成势。芜湖2025年GDP达5402.69亿元，并明确把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作为首位产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全年增长19.7%，首位产业支撑作用持续增强。绍兴则持续夯实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产业基础，尤其是集成电路产业加快壮大。这表明，节点城市并非只能承接外溢项目，同样可以通过深耕细分赛道，做强自身的产业竞争力。
难点不是项目落地，而是功能沉淀与制度跟进。
尽管已有少数标杆城市率先实现跃升，长三角多数都市圈外围节点城市仍受困于若干核心堵点，不得不停留在“项目落地”的浅层联动，尚未迈入“功能共建、价值链共生”的深层协同。
路径依赖：重产值承接，轻生态培育
部分皖东、苏北节点城市在融入都市圈时，仍以承接核心城市的低附加值制造环节为主。由于缺乏对本土产业链的系统性培育，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核心利润源依然留在中心城市，导致节点城市往往“赚了产值，失了利润”。更为棘手的是，伴随工业规模的快速扩张，这些城市的公共服务与消费场景未能同步升级。“产”与“城”的脱节，不仅难以形成人口集聚的内生动力，也堵塞了节点城市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通道。
产业同质化：赛道趋同，梯次分工缺位
梳理三省一市的“十四五”规划不难发现，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赛道几乎成为各地“标配”，产业相似度较高、资源配置相对集中。在节点城市层面，这种趋同现象容易演变为脱离自身禀赋的盲目跟风。大量城市重金争夺同类赛道，不仅难以与核心城市形成有效的错位协同，反而容易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底线竞争，拉低了城市群整体的产业协同效率。
行政壁垒：跨域利益协调仍是深水区
跨越行政边界的利益分配，始终是节点城市融圈的一块“硬骨头”。以苏皖合作示范区（江苏溧阳—安徽郎溪、广德）为例，该区域在基建互联与生态共保上成效显著，但在跨区域利益分配机制上仍需长期磨合。在“以强带弱”的合作中，核心辐射方的带动能级存在客观天花板。这折射出跨省协同的普遍困境，在以行政边界核算GDP与税源的底层逻辑下，要素跨域自由流动仍面临阻力。
从承接外溢到共生成网，节点城市要过好三道关
从被动依附到主动共生，节点城市要想在世界级城市群中站稳脚跟，还必须跨越三道关卡。
第一关：从“承接项目”转向“共建链条”。节点城市不能盲目追逐产业热点，而应立足禀赋，在分工体系中寻找不可替代的生态位。以芜湖的机器人产业为例，它并非凭空招引，而是依托奇瑞汽车深厚的制造底盘自然生长，最终打通了“核心部件—整机—系统集成”的全产业链。这种从本土基因中长出的新赛道，远比偶发的外部招商更具韧性。只有锻造出不可替代的长板，才不会沦为随时可被抛弃的“替换件”。
第二关：从“园区合作”转向“制度合作”。真正的协同，不仅是签署协议或共建园区，更要在规划编制、土地统筹与税收分成上动真格。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水乡客厅”正是这样一个破局样本。沪苏浙三地打破行政隶属，探索出“一张蓝图管全域、一个主体管开发”的跨省共建模式，并实行“共同账”财税分享。这套机制有效化解了利益分配难题，证明只要顶层推动有力，跨区域协同的制度坚冰完全可以打破。
第三关：从“产业同城”转向“人的同城”。现代都市圈竞争，是“通勤圈、产业圈、生活圈”的综合较量。目前长三角已实现超200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马鞍山的退休职工在上海就医已能直接刷卡结算，这正是“人的同城化”落地的缩影。但必须清醒看到，教育资源共享、人才评价互认等核心痛点仍待彻底打通。对节点城市来说，不能仅盯GDP，更要优化留住人的软环境。没有人口的稳定扎根，产业协同终究是缺乏底座的空中楼阁。
归根结底，长三角固然需要上海这样的“强心脏”，但世界级城市群的底气，不只来自少数高峰城市的绝对高度，更源于众多节点城市联动成网后的整体密度与韧性。当这些城市既接得住产业，也融得进制度；既承载得了功能，也留得住人才时，长三角才能真正走向更有层次、更具韧性的共生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