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灵敏
【摘 要】：网络时代中的社交媒介为残疾人社会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访谈 D 县农村残疾人发现， 在网络 社交媒介建构的“缺场空间”中， 他们以展演真实情感和真实形象促进自我接纳， 以反思书写个体历史重塑自我认知，达成自我认同。在此基础上，农村残疾人与他者积极的网络互动生产了缺场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构建了多元社 会支持网络， 形成了群体内“身残志坚”的集体认同和群体外“无差异”的多缘身份认同。此外，农村残疾人利用 “在场—缺场”双重空间的联动实现关系重塑，强化乡村情感认同，重构其社会意义，推动了个体与乡土社会的双向融合。认同建构与关系重塑成为农村残疾人网络化时代社会融合路径的一体两面，但其中的“异化”现象也不容 忽视。
【关键词】：农村残疾人 社会融合 认同 关系重塑 缺场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合是尊重和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彰显。 2021 年 7 月，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将“推动残疾人充分享有平等参与、公平发展的权利， 残疾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我国“十 四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 1 全面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合成为新时代我国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随着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成为信息时代支配功能与过程的重要组织形式， 网络建构了网络社会这一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 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2 新兴的网络社会不仅潜移默化地形塑着人们的生活惯 习， 也将社会空间分化为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3 网络化时代的空间分化为残疾人社会融合提供了新的场景。经济向度上，电子 商务为农村残疾人增加了融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 4 社会向度上， 数字化平台或网络媒介逐渐成为残疾人的“义肢”,5 帮助残疾 人跨越各种外部障碍开展远距离社交，6 增加了不同类型的残疾人社会交往的能力。7 可以说， 网络化时代为残疾人的社会融合提 供了更多机会，但也带来了更多挑战。如早期的数字媒介为残疾人提供了单向情感为特征的准社会交往机会的同时， 可能弱化他 们的在场社交意愿和能力。 8 此外， 相对城市残疾人而言， 农村残疾人因兼具“乡土性”与身体表征的“特殊性”而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融合情境。基于此，本文以 D 县农村残疾人网络社交媒介的使用过程为切入点，试图探究网络化时代农村残疾人由“缺 场空间”到“在场空间”的微观空间实践过程，探讨其多重认同的建构和社会关系重塑的融合过程及路径。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次调研选取安徽省 D 县作为田野场景。根据县残联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 2021 年，县残疾人总数 35808 人， 其中， 重度残 疾有 21771 人，中度及轻度残疾有 14037 人。他们大多为先天性残疾， 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甚至没有受教育的经历。研究者主 要采用深度半结构式访谈和焦点小组座谈搜集一手资料。访谈分为两次，第一次访谈集中在 2021 年 4 月 7 日-13 日，采取焦点 小组座谈，并基于此确定第二次深度访谈的受访对象； 第二次访谈集中在 4 月 20 日-5 月 10 日， 以视频通话和电话等非现场方 式深度访谈了 D 县 7 名经常使用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残疾人，其中女性 5 名和男性 2 名， 每个个案访谈时长约 2 小时， 具体情况
1基金项目：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研究”(项目编号:21ZDA057);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网络社会的现实基础、本土特色与运行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9JJD840003)的阶段性成果
如表 1。选择这 7 名残疾人进行深度访谈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他们致残的原因和时间各不相同；其次，他们的生理残障分属不同种类，但都使用社交直播软件。差异化的个体生命体验有利于厘清其在场低度融合到双向社会融合的过程。同时，相似的残障 经历能够更好地展现其社会融合和互联网社交媒介使用的共同境遇。
D 县农村残疾人使用的社交媒介主要包括 K 歌软件、 QQ、微信、快手、抖音等。其中，KK 听歌是其较早使用的互联网媒介。 2013 年微信开始在全国流行后，D 县残疾人也开始接触并使用。梳理访谈对象微信朋友圈资料发现，2015 年—2017 年间微信朋 友圈发布信息较多。自 2016 年开始，快手、抖音逐渐成为 D 县残疾人经常使用的社交媒介。
表 1:访谈对象概况
三、自我认同：展演中重塑自我认知
乡土社会是由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编织而成的关系取向的熟人社会，其具有“公—私”边界模糊的空间特征。乡民的个体自我认知并非自主建构，而是“关系中的自我”9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他们倾向于以隐忍作为压抑自我真实情感的方式， 维护在场空间的自我形象与社会关系。残缺的身体为农村残疾人带来负面的刻板印象，使得他们在现实社交空间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较之一般乡民更加压抑自我。而网络化时代的社交媒介建构的缺场空间为农村残疾人制造出一种可以表达真实情绪、展演真实自我形象及书写自我历史的个体化自由空间，进而能够完成彰显自我存在、接纳自我和自我赋权等重塑自我认同的过程。
(一)真实情感表达彰显自我存在意识
真实情感表达是自我存在意识的体现。生活在农村在场空间中的残疾人一般有两个自我存在场景，其一是作为残疾人生存 依赖对象的家庭场景，其二是作为残疾人血缘—地缘关系网络依托的乡土场景。在这两类场景中，残疾人大多隐匿了自我真实的情感需求。在家庭场景中，大多农村残疾人家庭并不富裕，家庭成员需要为生计奔波，因此除了满足残疾人的一般物质需要，无暇顾及残疾人的情感需求。同时，为了避免给家庭增添更大“负担”,残疾人在家庭中也不会过多地强调自我存在。“只能(在床上)躺着，平时他们(家人)都忙(干农活或赚钱),只能管我个吃喝。”(D5)此外，在农业为主的乡土社会中，残缺的身体更容易使残疾人遭到歧视和被污名化。面对社会偏见，农村残疾人大多选择隐匿自己的真实情感、避免在场空间的交流。“也不太想出去，没意思，别人只是逗你，就算这样，你还不能生气。”(D3)
网络社交媒介的出现为农村残疾人提供了一种可以表达自身情感的空间。研究发现，大多数农村残疾人通过社交媒介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或朋友圈动态这些细微之处表达真实情感，强化自我存在感。一些残疾人使用真实照片和真实姓名作为头像 与昵称， “呈现真实的自己”成为他们勇敢融入社会的方式。此外，也有 2 名受访者使用虚拟昵称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生 活的希望。如受访者“风”的微信头像是映射豪华城市生活的一对高脚杯。参照访谈内容，验证了“风”对残缺身体的拒斥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朋友圈动态中， 昵称为“开心的我”的受访者在朋友圈动态里记录了其致病缘由、心理波动以及选取该昵称 的原因：“谁都不是天生就有病…真正在乎的只有我自己。我要做一个开心的人。”微信朋友圈的动态映射出该受访者自我意识 的觉醒和对自我存在的肯定。此外， 受访者将朋友圈个性签名作为表达自我生活感知的路径，其间蕴含着残疾人对理想生活的期 待和自我认知表达，像“如果自己能做到的事谁又愿意去求人!”(D4)“我想像风一样自由!”(D3)。
应该说，农村残疾人在现实中面对在场的家庭、社区、政府等社会支持网络时往往会隐藏真实的情感需求。受访者常常表达 “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 已经很感谢政府了，就不添麻烦了。”这类话语。他们常在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介中转发或 评价以爱情、友情等亲密关系为主题的文章和视频，这些行为说明他们并非没有情感需求，而是囿于诸多原因无法于在场空间中 表达真实情感，只能转而在社交媒介这一缺场空间中毫无顾忌地表达个人情绪、情感需求和理想目标。可以说，网络社交媒介在 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农村残疾人在场空间被“忽视”或自我隐匿的状态。
(二)真实形象展演促进自我接纳
身体的某种缺陷(无论是生理的、心理的)都蕴含着社会意义的象征或社会结构的隐喻。在传统认知中，残疾常以一种污名化 的形式存在， 隐藏着各种消极的先验认知，例如“晦气”“低能”“废物”“罪恶”等。 10 这实质上将残疾人赋予了“不名誉” 的特征， 呈现出一种“正常”—“异常”的社会分类，建构出一种“边缘人”角色。 11 对于农村残疾人而言，残疾蕴含的身份标 签更为明显， 在“异常”的身份建构过程中，残疾人一是被乡土社会排斥， 其日常生活中弥漫着被“可怜”的同情、“不正常” 的嘲笑和“断裂”的社会关系； 二是被自我排斥，残疾人往往将自我建构成一种“废人”,产生消极的自卑心理。受访者 D3 表 示， 残缺的身体是无法隐匿和修复的，身体形象的缺陷使得自我陷入社会融入困境。“每次出门都会迎来异样的眼光，小孩都可以笑话我，在我后面学我走路。所以，我赶早到店里，天黑了再回去。 ”(D3)
网络缺场空间中，身体的残疾特征被隐匿，残疾人可以根据自我想象建构理想化的身体形象；或通过缺场空间消解身体特征，以兴趣、爱好等主题建立线上社交网络， 重塑自我认同。有残疾人受访者表示在很多围绕兴趣、爱好建立的网络社区里，隐 匿身份让对话交流更加自由，也更易结识到更多朋友。此外，一些残疾人受访者会以一种“残疾人”的真实形象示人，但与在场 空间的乡土场景不同， 在直播中，网友大多会以支持性的态度理解他们，并且共享“正常”的身份标签。真实形象展演促进了自 我接纳，残疾的社会属性逐渐与物理属性相合，即“残疾人”与“正常人”是在物理属性上的差异，而人格和尊严在社会属性上 是平等的，这类自我认同的建构为个体化的历史书写与反思规划提供了基础。
(三)个体历史的反思书写重塑自我认知
真实情感表达彰显了自我意识与存在意义，真实形象展演促进了自我接纳。在此基础上，残疾人在个体历史持续性书写中反 思自身，实现了认知重塑。所谓个体历史， 是个体日常生活实践的经验性表达， 本文在此指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记录。对 于残疾人而言，残疾作为一种“痛苦”或“缺陷”的消极影响会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个体历史的书写实质上是残疾人的生活 史。书写生活史的意义在于真实性表达，显然，在场空间中的残疾人因难以实现此条件而缺乏书写个体生命史的机会。网络缺场 空间中的各类网络媒介为残疾人建构了开放、自由、包容的反思性场景，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成为了个体历史书写的载体。 调研发现，大多数农村残疾人的网络媒介空间动态基本都可追溯至 2015 年， 他们通过转发文章或记录生活世界中的微小事件、状态和心理感受， 书写独特的个体历史。“朋友圈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偶尔会翻看以前写的，知道自己是怎么一步步熬过来 的， 这些都会不断提醒我要靠自己，想办法让自己开心。 ”(D2)
个体历史书写除了更好地解释过去， 还能够促进残疾人形成全新的、动态的、策略性的生活风格规划。吉登斯指出，“对所有个体和群体来说， 生活机会制约生活风格的选择。 ”12 对残疾人来说， 社会排斥的现状使得其诸多生活机会被剥夺。根据当地 政府数据， D 县近 1/3 的重度残疾人被排除在教育、婚恋、就业等结构性机会之外。在场空间的资源稀缺和匮乏迫使其持续依赖 家庭、政府等组织，成为被救助对象，这使其产生了生活的无力感和无意义感。但是随着农村残疾人在缺场空间中的日益活跃， 逐渐接纳自我后，他们开始反思规划生活。吉登斯将反思规划过程视为实践的先导，“生活风格规划是依据自我个人经历而动员 起来的、准备未来行动进程的手段”,13 残疾人将“残疾”的“我”转化成“特色”的“我”。在互联网经济的浪潮下，农村残 疾人通过动态反思、不断调整自我实现和自我把握的方案， 最终达成自我赋能。其中，直播带货、娱乐交友、技能学习和经验分 享等都是有效手段。 D3 辍学后先后经历失业和创业失败，之后开始在 “KK 直播”中通过聊天谋生。因无意在直播间暴露残疾人 身份且拒绝倚靠卖惨博得关注，他转而利用空闲时间在快手、抖音等平台学习手工编织、“分图”等技能，最后，这些技能不仅受到观看者的好评，而且成为其返乡创业的技术资本。其他访谈对象也有类似经历， 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谋生手段。
综上，缺场空间的诸多可能重塑了农村残疾人的自我认知，无论是真实情感表达、真实形象展演还是个体历史书写和反思都 表明农村残疾人正在主动融入社会， 这是一种积极建构自我认同的过程。
四、群体认同：残疾人缺场社会关系的生产
当农村残疾人在缺场空间中完成接纳自我、改变自我认知的过程后，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与他者开展社会互动， 寻求群体归 属和认同的意愿也更加强烈。“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group membership)会赋 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 ”14 残疾人在缺场空间的“归属”将使他们感知到其属于同一个社会范畴，建构一种心理上的认同。 这将对残疾人的自我评价以及可能的规范实践或共识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认知路径的驱动下， 农村残疾人在网络社交媒 介上寻找相似境遇的群体， 建设趣缘、业缘关系网络， 形成积极多样的群体认同。
(一) “身残志坚”群体认同与共识实践： 残疾人群体归属关系的生产
当农村残疾人通过微信、快手等网络社交媒介达致自我认同后，不仅消解了在场空间社交关系网络萎缩给他们带来的孤独 感， 还为他们缺场空间社会关系和群体归属感的生产提供了可能。在网络社交媒体上， 农村残疾人积极寻找“同类”,“没事刷 视频的时候， 发现有(残疾)直播， 就会进去看，聊天、留言、鼓励，这样就有能聊得来的人了，宽裕的时候也会打赏，毕竟残疾 人同胞才知道我们的不容易。 ”(D7)在他们不断有意识地检索或发布视频时， 短视频社交媒介的算法系统也在不断推送类似信息。在算法技术的推送下，农村残疾人便可轻易地在缺场社交空间中找到“我群”。残疾人因相似的生活境遇而能够“聊得来”, 可以相互理解、鼓励和安慰。他们通过观看、点赞、评论、打赏等互动，实现残疾人的群体认同与主体间支持。
此外，农村残疾人还在缺场空间建构了一种“身残志坚”的社会意义和共识实践。如前所述，残疾医疗模式将残疾人建构成 一种“无能者”,社会主流媒体又往往将残疾人视为需要帮扶的弱势群体， 流动到城市以“悲惨形象”示人进行“乞讨”“卖艺” 的残疾人也成为城市治理和社会组织救助的对象。这些社会表现及印象建构了一种整体上消极的隐喻。网络社交媒介为农村残 疾人提供了展示积极社会形象的开放空间， 赋予其社会行动的积极意义， 形成了某种共识性实践。受访者 D6 所有的社交媒介昵 称都是残疾人某某某， 她和 D2 都曾经在东北街头卖艺。“我从小腿不好， 手术失败后就坐轮椅了。儿子、老公都死后，只能跟着去东北卖艺了。 (卖艺)真的不好过， 风餐露宿， 经常被人瞧不起， 被人看成是要饭的， 但是没办法。现在我抖音 8000 多粉丝， 快手 2 万多。我直播唱歌、聊天、卖我编的东西。虽然身体残疾， 但是心不能残，我们(D6 与 D2)不是要饭的，不靠卖惨，是靠 能力赚钱的。 ”访谈中发现，“身残心(志)不残”成为他们的一种特定群体共识，并且形成了共识实践甚至是规范实践。在直播间互动或访谈中，他们常以“残疾人同胞”“同胞”等称谓作为群体属性，意指“残疾人”与“靠本事(能力)谋生”的双重认 同条件， 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我有才艺的话， 我可以让别人知道我是残疾人。但是如果你没有才艺光说你是残疾人，这就有一种卖惨的感觉。”(D3)部分残疾人开始反省残疾人弱势地位的生成原因，通过“不会才艺不直播”的集体行动，共同维持和强化积极的残疾人社会标签，拒斥“无能者”“乞讨者”的污名和隐喻。
(二) “无差异”的群体认同：多缘归属关系的生产
除了“身残志坚”的群体认同与共识实践之外，农村残疾人在缺场空间还形成了一种基于多缘关系的“无差异”的群体认 同。这种“无差异”体现在自我认同的“正常”与群体认同的“正常”,实质上蕴含着一种“平等”的权力关系。缺场空间隐匿 了残疾人的特质， 或者说， 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 为参与者提供平等展示自我和生产群体关系的机会。
首先，农村残疾人在网络社交媒介上形成了基于趣缘关系的“无差异”认同。一些受访者提到他们会主动寻找并学习感兴 趣的技能或才艺视频，拥有共同爱好的粉丝会聚集在直播间交流。 “手指舞是跟着别人发的小视频学的……也有人会喜欢我分 享的钩针打毛衣、小玩偶、手指舞的小视频。大家都是因为喜欢这些手工编织或者手指舞才来的。 ”(D4)相对于其他社会关系， 缺场空间中的趣缘关系为受访者建立了一种跨越残疾人群体的更为广泛的认同，这种“无差异”蕴涵着相对单向、平等、积极的 群体认同。
其次，农村残疾人在网络社交媒介上也形成了基于业缘关系的“无差异”认同。国内网络社交媒介的普遍特征是社交类的 流量经济**体。网络社交媒介除了满足人们社交活动的需要之外，还日益成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载体，例如直播带货、娱乐直 播等， 蕴含着大量流量变现的机会。农村残疾人坚持“靠本事吃饭”,意味着他们的直播已经具备职业属性， 在竞争性的市场环 境中寻求自我发展。 “和其他(健全)主播一样， 我也是唱唱歌、聊聊天、偶尔展示下才艺。除了身体之外， 我们和其他人一样， 都是靠本事吃饭， 大家没有什么区别。”(D6)“我主要就是直播卖货。 ”(D5)这使得以受访者为代表的残疾人摆脱了刻板的“卖 艺乞讨”“卖惨讨饭”的标签， 重新定义了自我身份：“主播”。在受访者看来，这是一种“无差异”的职业群体身份。这为其 他的残疾人探索了一条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融入的新路径。同时，这种基于业缘关系建立的群体认同在更大意义上会形成社会 认同，反过来，个体亦可以再生产群体来建构社会认知，说明了“我们每个人在改变和调整自身时，在同样程度上也改变和调整 了以自身为核心的复杂关系”15 的实践逻辑。
综上，缺场空间中残疾人的群体认同与共识实践在多缘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耦合过程中实现了农村残疾人融入社会与社 会重构认知的双向融合。
五、乡村情感认同：“在场—缺场”双重空间联动中的关系重塑
农村残疾人在缺场空间建构的群体认同， 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地实现了社会融合。与其他群体一样，残疾人也易沉迷缺场社 交而忽视在场情境，16 加剧了其对在场空间的不适应，致使自我在不同空间的撕裂， 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要想实现真正 的社会融合， 必然要联动“在场—缺场”双重空间，以缺场空间的转变作为中介，重构在场空间的社会支持网络。
(一)乡村群体归属感： 农村残疾人在场空间熟人支持网络的再生产
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大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是在熟人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身体在场”的社会认同。 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大量劳动力外流， 传统的熟人社会正逐步转变为“无主体熟人社会”17,即呈现社会生活主体缺 失、关系脱嵌与社会结构失衡的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身心分离”的状态， 个体对村庄的人身依附与心理归属都在降低。18 在这样的乡土情境中， 农村残疾人面临着强烈的分离趋势，加剧了他们有限社会支持网络(亲戚、朋友、邻居)的萎缩， “很多认 识的亲戚、朋友都出去打工了， 一年见不上几回， 说不了几句话。 ”(D5)但是， 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介在农村的普及， 基于血缘、 地缘的熟人关系依托缺场空间进行了再生产。 D 县村民在微信普及后， 家庭群、亲戚群、村落群成为亲情、友情的联结点。全年 卧床的 D5 由于无法出行，之前只能在春节假期见到亲朋好友，当前微信的普及可以使其随时在家庭微信群聊天， 根据朋友圈了 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对动态点赞或回应。重塑了基于血缘网络的有效互动， 强化了农村残疾人关于“我是谁(哪里人)”的地方认同。
此外，除传统的家庭、邻里社会支持网络外，县残联和妇联等相关部门凭借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介为 D 县残疾人建立了互助小 组。该互助小组事实上发挥了多种功能：一是可以协助残联、妇联、民政等相关部门超越时空限制建立与残疾人的有效沟通，及 时解决残疾人家庭遇到的困难； 二是助力县域农村残疾人建立新的熟人关系网络，相似的生活境遇使得他们可以共情，形成新的 群体认同和共识实践。
在调研中发现， 残疾人互助小组已经成为农村残疾人在场空间群体归属的重要依托。 “2015 年到 2017 年， 我们 D 县残疾人 群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大家都一样，谁也不小看谁， 有什么事可以相互安慰，相互鼓励。”(D7)“给我最大的感受觉得有人可以 理解自己，和自己一样的人不少，而且大家也都在想办法改善自己生活，相互间传递很多信息，比如适合残疾人在家做的工作信 息、健康信息。”(D3)这种新式的熟人关系依托网络媒介在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不同程度地推动当地残疾人内部形成强烈的地 方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我们 D 县残疾人群”。这有助于地方性残疾人互助网络的发展和效用的发挥。
总之，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媒介成为农村残疾人抵抗现代化带来的关系萎缩风险的重要工具，在亲缘关系和本地残疾人群 体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中，助力农村残疾人逐渐凝聚出更强的地方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积极的在场支持网络。
(二)在场空间中农村残疾人乡村情感认同再造与社会意义重构
农村残疾人利用缺场空间的流动性建构出自我认同、群体认同，维持并再生产了基于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的熟人社会支持 网络。此外， 调研发现， 农村残疾人在积极融入社会的同时， 社会对其的理解也更为现代化， 社会包容性也在逐步增强， 农村残 疾人生活机会不断增多， 在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例如， 村干部在村务微信群发布村务通知、举 办村务议事时，一些平常难以出门参加的残疾人积极在微信群内发表意见和想法，为村务建言献策，“村干部发了信息，我经常 看， 也说两句，时间久了， 有事情他们也会主动来问我的意见和想法。 ”(D7)
另外，一些残疾人致力于整合缺场空间与在场空间中的多方资源， 努力实现双重空间联动，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价值、经济 价值。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残疾人的社会地位，还有助于重构农村残疾人的社会意义， 再造出积极的地方认同形态。在社会生 活中，一些残疾人通过网络媒介记录家乡的点滴生活，工作在外的打工者通过他们的记录缓解了“乡愁”。例如，轻肢残障人士 D4 与 D7 常开着三轮车去拍摄一些村庄照片发到村微信群或媒介空间，一些在外的乡民看到后有时也会拜托他们去拍一些家乡美 景及乡村日常生活，“在外的(务工村民)说想家了， 让我去拍，我们也会(去),为他们做点事情，挺有意义的。每次发完，他们 点赞或者说想家， 感觉村里人的团结度还是很强的，很愿意为他们继续做这些事情。 ”(D4)这一过程有两种意义：一是残疾人自 身从传统意义上的“被帮扶者”转化为“助人者”;二是农村残疾人利用网络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无主体熟人社会”,增强 乡村认同和村民凝聚力。从经济价值层面来看， 在传统乡村“物理性身体+工具”的经济建设逻辑的影响下， 过去一贯被排斥的 农村残疾人， 尤其是重度残疾人，也通过微信、抖音、快手等互联网经济形态重构了经济参与方式。D 县的农村残疾人曾与其他 乡村主播一起积极响应地方政府、电商中心的呼吁，利用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网络媒介解决了当地的苹果滞销难题。其中， 受访者 D5 在这次活动中被树立为榜样和典范， 发展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残疾人老板， 带动周边多个村庄水果的线上销售。该事 件重塑了农村残疾人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改变了乡土社会对农村残疾人的固有偏见和社会认知。
由是观之，农村残疾人不仅在缺场空间生产自我意义，而且也于在场空间中拒斥刻板印象，建构了农村残疾人主体的地方情 感认同， 依循社会认同路径重构了残疾人的社会意义。
六、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农村残疾人在网络化时代中将网络社交媒介作为日常生活实践工具，在“缺场—在场”双重空间联动中建构出 多重认同，重塑了社会关系网络，最终实现了农村残疾人与社会的双向融合，形成了农村残疾人社会融合的新路径。从路径结构 上看，农村残疾人社会融合是一种流动的、复杂的、系统性的实践过程，认同建构与关系重塑是其中涉及的两个基本面向，这构成了社会融合路径的一体两面。在认同建构上，农村残疾人在社会融合中形成了接纳残疾身体、改变自我认知的自我认同，在群 体互动中建立了“身残志坚”的“我群”认同与基于趣缘和业缘关系的“无差异”群体认同，在乡土情境中构建了基于熟人社 会的乡村情感认同。在关系重塑上，农村残疾人在缺场互动中实现陌生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扩展了社会支持网络。此外， 农村残疾人依托网络社交媒介构建的多维认同与关系网络，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主动参与在场熟人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 重构乡村共同体的乡土实践中寻找到新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网络社交媒介为农村残疾人建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和地方认同给予了多种可能，也为其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参与提供更多机会。但缺场空间中弥散的权力结构、技术规训及数字资本同样对农村残疾人产生着一些不同程度、利 害难分的影响，存在着因虚实之间的撕扯而“异化”的可能。马克思以劳动的对象化、现实化对人的非现实化作出说明，指出对 象化的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9,异化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本属于人的东西或人活动的结 果， 在人的对象化活动过程中， 取得了独立性， 并反过来成为制约人、统治人的力量。 ”19 在网络社会， 农村残疾人同时被“在 场”与“缺场”双重空间所塑造，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迥然不同的空间运作逻辑致使农村残疾人极易在虚实之间被拉扯， 一些 “异化”现象需要审慎反思。
其一， “完美”形象建构与“人设”符号化。“完美”形象建构是指一些残疾人在缺场空间的社会互动中建构了一种理想 化的自我形象，塑造一些“肤白貌美”“年轻漂亮”“高大帅气”的形象标签。例如，一些受访者在访谈中谈及到刚直播时会做 形象管理， 类似开滤镜、加美颜等； 在展演时， 尽可能呈现“完美”的身体部分， 隐匿残疾的身体事实， 以满足观看者的视觉愉 悦。此外，一些主动表明残疾人身份的展演者还存在着“人设”符号化的问题，他们会通过营造某种“角色”展演以迎合社会大 众审美而放弃真实的自我成分。例如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媒介中，会有残疾人分享在农村的日常生活实践，但其中很多内容更 多是根据网友的想象或期待、社会刻板印象以及其他段子杂糅制作而成，自己的“一言一行”根据剧本呈现。在观察中笔者发 现， 无论是“完美”形象建构还是“人设”符号化， 一旦被“打假”“人设崩塌”,会被网友更加排斥。此外， 这种“失真”最 终会导致残疾人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陷入符号化、物化的自我和自恋式虚假认同之中。 20
其二，过度在缺场空间“虚拟的真实”中沉浸而进一步忽视在场空间社会关系的维持与发展。网络空间是一种“虚拟的实 在”,缺场空间中的交往在“流动性”中体现为一种“无中心的交互”21,构建出的是“虚拟的真实”。研究发现，一些残疾人在 利用网络媒介时呈现出深度“沉浸”状态，他们在网络世界中探求新的社会关系、社会认同的同时也可能更加排斥在场空间中 的社会关系， 潜移默化地将虚拟场景与现实场景进行对立比较，进而趋向更加自由、友好、包容的一方。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 剧残疾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怀疑等消极抗拒情绪。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列举的仅是在观察和访谈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现象及结果。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体，劳动异化、 技术异化、符码异化、消费异化等诸多问题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而本研究中的一些农村残疾人在实践中也在不断反思这些问 题。有受访者在最初的直播中也曾尝试打造一些人设，表演一些剧本， 但最后选择以真实的本我呈现。此外， 研究观察的一些残 疾人主播之所以进行形象建构， 隐匿残疾，也存有一种不想被可怜的心态。因此，基于这些特殊性， 事实上的“异化”表现是否 真实、其嵌套的因果逻辑是否如实都需要更多的观察和研究来证明。总体而言，本文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农村残疾人以网络 社交媒介作为日常生活实践工具实现社会融合的路径建构整体上利大于弊，该路径不仅彰显了农村残疾人的社会主体地位，也 使得作为客体实在的社会对残疾人社会价值与社会意义的认知转变。对于“异化”现象的理解，既要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也要 保持乐观的发展态度， 以探究农村残疾人在网络化时代更多、更积极的社会融合可能。
注释：
1《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发[2021]10 号),2021 年 07 月 21 日,http://www.gov.cn/ zhengce/zhengceku/2021-07/21/content_5626391.htm,2021 年 8 月 5 日。
2 曼纽尔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 569 页。
3 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空间分化与冲突》 ,《社会学评论》 2013 第 1 期。
4 焦若水、李国权:《残疾人就业:互联网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 《残疾人研究》2019 年第 4 期。
5 J.Asuncion,Jillian Budd,Catherine S Fichten,M.Nguyen,M.Barile,Rhonda Amsel,“Social Media Use By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cademic Exchang Quarterly,Vol.16,No.1,2012,p.16.
6 Elizabeth A.Perkins,“The Internet as Social Support for Older Carers of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Vol.9,No.1,2012,pp.53—62.
7 Bronwyn Hemsley,Stuart Palmer,“Tweet reach:A research protocol for using Twitter to increase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people with communication disabilities,” Developmental Neurorehabilitation,Vol.17,No.2,2014,pp.84— 89.
8 冯敏良:《重残人士准社会交往研究》 , 《长白学刊》2015 年第 4 期。
9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74—279 页。
10 关文军、颜廷睿、邓猛: 《社会建构论视阈下残疾污名的形成及消解》,《中国特殊教育》2017 年第 10 期。
11 黄剑:《“边缘人”角色的建构——身体缺陷者社会歧视的文化社会学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
12 安东尼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96—97 页。
13 安东尼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第 97 页。
14 迈克尔 ·A.豪格、多米尼克 · 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方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9 页。
15 迈克尔 ·A.豪格、多米尼克 · 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方文译,第 3 页。
16 冯敏良:《重残人士准社会交往研究》 ,《长白学刊》2015 年第 4 期。
17 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读书》2011 年第 1 期。
18 贺亮:《“身心分离”视域下农村社会生活主体的缺失与在场——对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认识与想象》 , 《天府新论》 2015
年第 6 期。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1、42 页。
20 王健: 《景观社会中青年网络社交的文化反思》,《当代青年研究》2019 年第 4 期。
21 陈宗章:《网络空间:概念、特征及其空间归属》,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