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矛盾进入集中爆发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努力从产业布局的视角拓宽经济发展的空间，并将产业布局推到国民经济各项工作的最前沿。
产业布局研究产业在空间的分布规律。作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根基，产业布局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环境与安全大局。合理的产业布局，有利于促进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节约，提高经济效益(陈栋生，1988；刘再兴等，1984)；有利于促进人才流动、技术示范与技术竞争，促进创新与创业(Glaeser等，2010)；有利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国际与国内双重“雁阵模式”，调整产业与空间结构(蔡昉等，2009，2013；Kojima，2000；Vernon，1966)；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与开发潜力，调整产业布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樊杰，2015)。此外，合理的产业布局还在协调区际关系和外部性、探索改革转型、保障国家国防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对产业布局进行了大量实践。从“沿海内地”到“三线建设”、从“两个大局”到“四大板块”、从“经济特区”到“全面开发开放”、从“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到“战略性区域规划”……产业布局，特别是“十一五”规划以来的产业布局，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然而，与产业布局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及广阔的实践需求相比，学术界对产业布局缺少系统的理论总结，产业布局学还缺少完善的学科体系；针对产业重复布局、大城市病、鬼城空城等严峻问题，还缺少切实可行的破解之路。相反，囿于产业布局“计划”色彩的偏见，学术界对其研究有减弱的趋势。①
本文从产业布局的规划需求出发，将产业布局分为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层级，系统归纳产业布局的主导因素与主要模式(见下图)。从空间范围看，国家层级对应国家的行政区范围；区域层级对应区域规划的范围，包括省域、市域、县域三种行政区单元及其不同的组合；城市层级是城市(城乡)规划的范围，与城市经济区相对应，主要包括建成区，也包括与建成区具有紧密联系的乡村空间。国家层级的产业布局是从整个国家的大局出发，统筹考虑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谋划产业布局的总体框架。区域层级的产业布局是在区域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研究第一自然、第二自然、第三自然和区域政策作用下，产业布局的要素指向、市场指向、枢纽—网络和政策指向等模式。区域层级的产业布局，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与聚集经济，重视人力资本与信息网络的作用，积极建设枢纽—网络空间；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发挥区域政策优势，协调区际关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城市层级的产业布局则从创造有序的城市生产生活空间出发，研究聚集经济与功能分区、聚集不经济与功能疏解、多维转向与产城融合等规律。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既有研究进行了拓展:一是系统总结产业布局的原理与范式，搭建产业布局学的理论体系；二是从产业布局的实践需求出发，归纳影响产业布局的主导要素和主要模式，为各层级的布局实践提供参考。
产业布局与规划过程中必须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把握市场思维，遵循市场规律，又要体现底线思维和社会公平思维，解决市场失灵。本文在对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层级布局原理和模式的论述中，基本上都是按照先分析市场作用，然后针对市场存在的问题，再讨论政府作用的逻辑顺序展开。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的空间层级上影响产业布局的各个因素存在交叉且相互作用，但文章的重点不是在各个空间层级上将各个影响因素面面俱到，而是分析在各个空间层级上影响产业布局的主导因素，形成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另外，由于自然条件仍然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农业布局的主导因素，本文并未对农业的布局进行探讨，本文讨论的产业范畴仅限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文章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四个方面归纳国家层级上产业布局的原理；第三部分基于区域发展定位，从第一自然、第二自然、第三自然和区域竞争(区域政策)四个方面构建了区域层级上产业布局的四类模式；第四部分则分析了城市层级上聚集经济与功能分区、聚集不经济与功能疏解、多维转向与产城融合等规律；第五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二、国家层级与产业布局原理
从空间范围看，国家层级对应国家的行政区范围。国家层级的产业布局是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环境等大局出发，统筹考虑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谋划产业布局的总体框架。该总体框架决定着整个国家产业布局的空间形态、产业的技术层次、总体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的统筹关系。
(一)自然条件与产业布局
自然条件通过纬度地带性与非纬度地带性，影响人口的分布、企业的运输成本和生产效率，从而在宏观空间尺度上划定了产业分布的基本格局。从全球看，世界上大部分产业集中分布在北半球中低纬度沿海平原地带；从中国看，胡焕庸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供养了4%的人口(陈明星等，2016)。这种格局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
在经济发展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产业活动的过度开发与不合理布局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为此，产业布局必须坚持底线思维，设置生存线、生态线和保障线作为国土开发的前提与基础。2011年以来，我国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划定四类主体功能区，构筑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樊杰，2007，2015)。
(二)技术水平与产业布局
从原子经济到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经历了蒸汽技术、电力技术、信息技术等三次科技革命，技术进步改变了交通、通信等条件，压缩了时空距离，扩大了商品交易和人们交流的范围，成为长时间尺度上影响产业布局的决定性力量。一个国家所处的技术层次，决定了该国产业布局的空间形态。(1)运河时代。水路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人口和产业在运河沿线的布局形成了产业与城镇布局的运河轴线。(2)铁路和高铁时代。快速的交通扩大了经济要素聚散的空间范围。与此同时，铁路与高铁网络建设的非均衡性，导致各个区域的“相对区位”发生改变，对时间、信息、技术、面对面交流等要求较高的产业进一步向核心区域和网点城市聚集，而对物质成本要求更高、对时间成本要求较低的产业则向边缘城市和外围区域布局，从而产生不同产业在不同网络节点布局的宏观格局(姜博等，2016)。(3)互联网与数字化时代。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大量使用，出现了一种新的空间形式———流动空间。一方面，流动空间能对全球资源进行快速动态的优化配置，跨国公司成为控制地方产业布局的重要力量(陈修颖，2009)，产业在全球尺度上按照在产业链条中承担的功能进行布局(Duranton和Puga，2005)；另一方面，产业布局也是地方化的。对隐性知识的需求、对特定文化的依赖，推动了创新中心、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心和高层管理中心向中心城市聚集(迪肯，2007)。
(三)发展阶段与产业布局
从全球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该国发展和承接的产业技术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产业陆续从美国转移到日本，从日本转移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从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转移到中国大陆，从中国大陆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产业布局变化背后的逻辑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为了实现企业的自生能力，经济体需要发展与本身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的产业。也就是说，产业发展要与国家发展阶段相匹配。
从一个国家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战略目标不同，因此产业布局的重点和方向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产业布局以效率为先，将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优先安排在对解决全局发展的关键资源、关键产业和关键因素见效最快、效益最高的区域；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产业布局以公平为先。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下，发达区域的产业向落后区域布局(陈栋生，2013；胡安俊、孙久文，2014)。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转变“平衡发展论”、促进沿海开发，1999年以来国家大力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依据。
从空间结构看，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空间结构，呈现从增长极、“点—轴”模式到网络布局的演变过程(魏后凯，2016)。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激烈竞争，产业布局的空间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世界级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发挥规模优势、提高区域魅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的空间组织形式(日本国土交通省，2014)。
(四)国家战略与产业布局
不同时期，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全局面临的突出问题，制定针对性的国家战略，这些战略直接影响着产业布局的宏观架构。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看，(1)为了拓展疆域并改善西部落后的状况，美国实施了西进运动(1848—1900年)(何顺果，1984)。20世纪30年代以来，面对不断扩大的区域差距，美国政府先后制定了多部区域开发法，引导产业向落后区域布局。(2)针对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1937年英国成立了巴罗委员会，引导产业从过密地区向落后区域发展(霍尔、图德－琼斯，2014)。(3)围绕区域差距扩大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依次实施了据点开发和轴线开发战略，重塑产业布局。21世纪以来，面对全球化时代和东亚经济的崛起、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等问题，提出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经济战略型城市，吸引产业向世界级都市圈布局(胡安俊、肖龙，2017)。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发展战略对于产业布局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基于沿海内地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按照“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利于备战”的原则，通过“156项”项目、三线建设等，大大改善了内地工业落后的局面(陆大道，2003)。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恢复经济，按照“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实施沿海开发战略，极大地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起飞。在此影响下，区域差距不断拉大。为此，国家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战略，通过引导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这一方面将拓展中国产业发展和布局的国际空间，另一方面也将改善和提高中国边陲地区的区位条件和市场开放度，改善中国边疆产业相对薄弱的局面(卢峰等，2015)。
三、区域层级与产业布局范式
从空间范围看，区域层级是区域规划相对应的范围，包括省域、市域和县域三种行政区单元及其不同的组合。该层级的产业布局以区域的发展定位为指导，依次探讨了第一自然、第二自然、第三自然、区域竞争四类要素与要素指向、市场指向、枢纽网络、政策指向四类布局模式之间的理论关系，形成区域层级的产业布局范式。区域层级的产业布局，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与聚集经济，更加重视人力资本与信息网络的作用，积极建设枢纽—网络空间，提高产业布局效益；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发挥区域政策优势，协调区际关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一)发展定位与产业选择
区域的发展定位是区域未来发展的总方向，不仅决定着产业发展的主要类型与经济效益，而且也是缓解产业趋同和产能过剩、化解区域冲突的重要途径。因此，发展定位分析是区域产业布局之前首先要进行的工作。
1.区域的发展定位
确定区域的发展定位，首先要分析区域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化时代，量子通信、石墨烯、癌症基因与导线药物、转基因技术、新能源、物联网与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等，都为区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将快速升级，这将为区域发展带来创造性破坏的挑战。确定区域的发展定位，还要分析区域内部的优势与劣势。每个区域都有自身独特的区位条件、资源基础、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人才科技与历史文化等条件，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区域比较，研判自身的劣势，明确自身的优势。在综合分析机遇和挑战、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积极发挥“优势－机遇”，努力避开“劣势－挑战”，确定区域的发展定位，为区域产业选择与产业布局指明方向。
2.产业选择与产业布局
确定区域发展定位，一方面为企业提供方向性信息，便于企业发展与布局；另一方面为政府招商引资与选资提供参考。政府在招商引资或选资中，综合考虑反映产业关联度的“罗斯托基准”和“赫希曼基准”、需求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构成的“筱原基准”、区域要素供给组成的“持续发展基准”、区域社会文化组成的“地方化基准”等准则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方向，选择支柱产业、主导产业与潜在产业(关爱萍、王瑜，2002；吕明元，2005)，并在区域资源、产业基础、交通设施等基础上，明确产业布局的主要区位。
(二)第一自然与要素指向的布局模式
第一自然是区域的先天条件与自然禀赋。基于区域的第一自然，各个产业根据自身的特征，形成原料指向、能源指向等多种产业布局模式，从而在区域空间上表现为不同区域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格局。
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布局，企业生产成本较低，自生能力和竞争力强，创造的社会剩余多，积累量大，经济增长快，并且能在资源禀赋动态化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变迁(林毅夫等，1999)。只要市场条件允许，按照比较优势安排产业布局能够充分考虑各区域的增长潜力，促使各区域的增长率收敛。当然，比较优势理论也存在诸多争议(杨小凯、张永生，2001)，尤其对于资源型区域，比较优势导向下的资源开发模式从要素转移和制度弱化两大方面，形成不利于长期增长的机制，容易带来“资源诅咒”(徐康宁、王剑，2006)。为此，有效发挥比较优势、规避“资源诅咒”的关键在于:一要选择合适技术的产业，过于超前的技术，使得企业无法实现自生能力，不利于资本积累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林毅夫，2002)；二要深入挖掘区域特有的优势，延长产业链条，形成特色品牌经济；三要加强科研投入与职工培训，提升学习能力与技术水平，为比较优势动态化提供战略支撑；四要加强资源保护与制度管理，核算资源开发总成本，形成内逼机制，并引导资源区域开展多样化产业的布局，降低区域发展的波动性。
(三)第二自然与市场指向的布局模式
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单位产值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不断降低，市场规模、产业关联、交通区位等在产业布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自然(市场变化引发要素聚集及区位变化)成为影响产业布局的关键因素。②
从第二自然的视角对产业布局进行的最系统的研究当属新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三次革命、形成了三代模型，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见表1)。
第一代模型以Krugman(1991)的核心外围模型为代表，在Dixit-Stiglitz框架下，研究两区域、两部门、均质空间中，产业由均匀分布到核心边缘分布的机理与过程。本地市场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之间形成的循环因果关系放大了聚集力，市场拥挤效应随着贸易自由度的下降而下降，减少了分散力。当贸易自由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在偶然要素或预期因素等外部冲击下，聚集力超过分散力，从而促使产业由均匀分布突变为核心边缘分布。
第二代模型从多区域、多部门、异质性三个方面对新经济地理模型进行了大量拓展，得到了与核心边缘模型类似的结论。其中，企业异质从国际贸易领域引入新经济地理领域后，极大地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形成了新新经济地理学派。企业异质一方面通过空间排序效应，形成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在不同规模区域分散布局的力量(Ottaviano，2011)；另一方面，通过企业选择效应，提高了出口企业的比例。国际市场在降低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同时，也降低了拥挤效应。当后者降幅大于前者时，企业异质成为促进产业聚集的力量。与此同时，企业选择效应也提高了平均的企业生产率，促进了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产业聚集(孙楚仁、陈瑾，2017；Von Ehrlich和Seidel，2013)。此外，企业异质框架下，产业布局还与交易成本的大小有关。当交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即使低生产率的企业也会选择进入大市场，形成聚集布局形态(Okubo等，2010)。
第三代模型针对新经济地理模型没有考虑企业之间存在竞争效应的缺陷，将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改为可变替代弹性(VES)函数，从而研究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Behrens和Murata，2005；Zhelobodko等，2012)。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结论，产业布局及优化调整中要利用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及其循环因果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引导相关产业向相关区位聚集，实现聚集收益。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调整产业空间时，也要注意把握技巧。一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要重视历史因素和偶然因素的作用，提高把握机会的能力；二是地方政府要认识到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在产业空间调整过程中，合理把握调控的力度，积极发挥预期的作用，从而有效实现空间优化。
(四)第三自然与枢纽网络的布局模式
进入21世纪后，人力资本成为决定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首先，人力资本不仅是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而且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生产效率，而且通过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最大值、推迟边际收益下降的临界点、减缓物资资本边际收益的下降速度等作用，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其次，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是技术扩散的必要条件，是技术应用的基础，是构成技术进步的引擎(李建民，1999)。因此，人力资本成为企业角逐的核心因素。
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普及，流动空间的触角几乎遍及所有区域；随着高铁线路网的逐步建成，将形成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在此推动下，企业不再围绕一个中心城市开展贸易，而是借助信息和交通网络开拓广域市场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决定产业布局的不是第二自然强调的本地市场规模，而是枢纽和网络所达到的广域空间。
人力资本与信息网络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使得区域的人力资本与信息设施(含教育研发机构)构成了区域的第三自然(刘清春、王铮，2009；王铮等，2014)。在第三自然中，产业布局的空间组织形式从中心腹地的封闭的“塔尖式”模式演变为“枢纽—网络”的开放模式。产业的辐射范围不再是自身周边或腹地的城乡节点，而是覆盖全区域的所有其他枢纽和节点，同时也接收其他枢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承载枢纽的城市具有地区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和知识溢出来实现的。新时代，结合人力资本和信息网络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积极建设枢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通过积极建设“知识枢纽”，为高等级服务业的布局提供条件。
(五)区域竞争与政策指向的布局模式
在任何经济中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直接决定了企业面对的激励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空间布局。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在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压力下，中国地方政府在土地、投资、税收、人才、环保等方面实施大量优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形成区域之间相互竞价的锦标赛模式(周业安、宋紫峰，2009)。区域竞争以及与之相关的优惠政策，固然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也是导致“产业潮涌”、重复布局和产业结构趋同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林毅夫等，2010)。
区域竞争也意味着产业的发展与布局呈现政治周期的特征。为了尽快取得政治成绩，新一任领导任职之后会在短时间内选择、设计和打造区别于前任领导和邻域地区的新产业，从而获得继续晋升的资本。考虑到政府官员的任期情况，政府选择的典型产业必须在短期内见到效果，而且政府官员的晋升愿望越强烈，要求产业显现效果的时间就越短(冯猛，2014)。这是导致产业布局混乱，并出现政治周期的重要原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建立跨区域的协调机构，并赋予一定的财权，协调区际关系、优化产业布局，协同打造区域产业品牌，提高协同区域的整体对外竞争力；另一方面更需要动态匹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改变考核问责方式，从而从体制上解决区域恶性竞争、产业布局混乱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