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理论与实践
一、引言及文献述评
“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人口政策和“一胎化”计生政策，对于有效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缓解人口过多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也导致了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老龄化加速，并继而带来了劳动要素结构正经历的深刻变化，突出表现为: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数正持续、快速下降，且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呈不可逆下降趋势[1]。二是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正持续、较快增长，中高端劳动力供给将长期不可逆增加，基础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优势日益显现[2]。三是劳动力主体正逐渐转变为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劳动力，其供给数量相对较少，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生活条件优越且期望值高，使得其择业行为呈现出“去制造业化”、“服务化”和“高端化”新特征[3]。
关于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1)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蔡昉(2010)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高峰即将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已经过去[4]；郑伟(2014)运用分要素预测法预测出，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将从2013年的10.06亿一直下降到2089年的8.31亿[5]，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供给正快速缩减，而我国企业又未及时转型升级，反倒继续在扩张规模，这必将导致其需求成本急剧攀升，进一步挤压传统产业“薄得像一层纸”的利润，倒逼产业转型升级[6]。(2)劳动力供给质量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Schultz(1981)认为，产业升级的源泉是技术进步，而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核心因素[7]。产业结构要以人为本，才能使我国更进一步地迈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8]，逐步提高劳动力质量，促进技术进步，是推进我国产业升级，再造比较优势的根本途径[9]。(3)劳动力择业行为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劳动力择业行为的影响因素众多，杨金凤(2009)[10]认为劳动力择业行为与人力资本投入正向关系明显。黄四海(2011)[11]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发现，工资收入每提高1%，劳动力就业意愿增加5.95%。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从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及择业行为三个方面来探讨劳动力供给变化和产业升级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用机理及影响效应。而结合我国人口与教育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带来的新老劳动力代际差异，来探讨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文献尚为少见；鉴于此，本文运用1995-2014年全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从劳动力供给数量与质量等层面，来探讨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产业升级的综合影响，并为探索如何顺应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顺势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理论上而言，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及成本变化对第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理应存在较大差异。一般而言，第一产业，尤其是传统农、林、牧、副、渔业，对劳动力供给数量需求量大，对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及劳动力供给质量要求相对不高，而对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承受能力相对更差，可称之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则既对劳动力供给数量有较大需求，又对劳动力供给质量有更高要求，对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强，可称之为高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产业，尤其是作为主体的制造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劳动力供给数量与质量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也有所不同。工业化初期，资本与技术相对稀缺，劳动力供给数量相对丰裕，此时更偏向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这时的第二产业对劳动力供给质量要求不高，而对劳动力成本上涨高度敏感。随着其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往往资本优先得到较大积累，技术也会有所进步，资本密集型工业会得到更快发展，这时的第二产业对劳动力供给质量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对数量的需求会逐渐减少，而对成本上涨的敏感度也会随之降低。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如果其技术水平能得到有效提高，并且技术密集型工业能成为工业主体，则这时的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会更高，对数量的需求更少，对成本的敏感度更低。
在人口与计生政策历经较大转变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加快的多重背景下，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择业行为及成本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越来越严的计生政策，使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新生代人均受教育年限迅速延长，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倍增；三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尤其是“一胎化”带来的核心家庭子女独生化，受教育年限更长，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生代，择业行为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就业行为的“去一产业化”和“去制造业化”，并呈现出明显的就业“服务化”和“高端化”新趋势。此外，中低端，尤其是低端制造业的“招工难”问题则更显严重，发展举步维艰；而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则成为新生代就业的新宠，呈现出“一岗难求”的另一番风景。
随着新生代逐步成长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这群数量逐步缩减、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成本较快上涨、择业行为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新生代劳动力，已经给我国产业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是将对传统第一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负向冲击，如果第一产业不能顺应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正在发生的新变化，顺势改变传统的分散式、低效率、低收益的农耕方式和落后的经营管理模式，第一产业将很可能出现后继无人的严重问题，甚至可能将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问题；二是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影响深远，并且将在其不同发生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主要表现可能为: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却可能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三是将可能成为促进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新生代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就业行为的“服务化”及“高端化”等特征，恰好和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基本需求相吻合。由此可见，就理论上而言，新生代劳动力供给的新特征、新变化将有利于驱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
本文重点探讨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与质量的影响，并以I(Industrial upgrading)表示产业升级，以L(Labor quantity)代表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以E(Labor quality)表示新生代劳动力供给质量，以T(Technology)表示技术水平、C(Capital)代表资本存量、U (Urban level)表示城市化水平、F(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回归方程如下:
式(1)中，i表示三次产业(i=1，2，3)；t表示时间(t=1995-2014)；ɑ1至ɑ6为相应的弹性系数；ɑ0和εit分别为截距项与误差项。
三、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为1995-2014年31个省(市)，以下是各变量的数据来源、处理方法及相关统计年鉴的说明。
1.被解释变量:产业升级Iit(Industrial upgrading)。Iit=Yit/Y(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产业总产值的比重，为衡量t时期、第i产业比重的变化，其中，Y1t、Y2t、Y3t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占比越大说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而第一产业占比越大则表示水平越低。数据来源于1996-2015年全国31个省(市)《统计年鉴》，单位:亿元。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数据均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的测度。将1980-1999年20年间每年新出生且年满15岁及以上的人口，作为1995-2014年的新生代劳动力。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主要包括其数量与质量变化两个方面，一是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L(Labor quantity):第t年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第t-16年末的人口总量×第t-1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单位:万人。数据来源于1980-2000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二是新生代劳动力供给质量E(Labor quality):用新生代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单位:年。即:第t年新生代劳动力供给质量=(第t+3年大专以上招生数×4+第t年高中招生数×3+第t-3年初中招生数×3+第t-9年小学招生数×6)/第t年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数据来源于1987-2015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3.其他控制变量的测度。一是技术水平T(Technology):用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单位:件；二是资本存量C(Capital):用资本存量作为衡量产业总资本的依据，单位:亿元，具体计算方法参照单豪杰(2008)[20]的基期数据、折旧率与计算方法求得；三是城市化U(Urban level):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四是外商直接投资F(FDI):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总量来衡量，单位:千万美元。以上数据根据1996-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表1报告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的样本统计值。
四、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计量检验
在进行面板数据计量估计之前，应先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及混合效应等，以确定合适的估计模型，见表2。
根据表2检验结果，第一产业的模型应该选用处理了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随机效应FGLS模型，第二、三产业则应选用处理了异方差和自相关的固定效应FGLS模型。
(二)全国样本的初步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
其一，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L对第一产业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20世纪80、90后新生代劳动力正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新生代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有利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却不利于第一产业。这是因为新生代劳动力大多数是高学历群体，他们的择业行为呈现出“高端化”、“服务化”的新特征，因而主观上不愿意从事较为低端的传统第一产业，这种偏好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而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其二，新生代劳动力供给质量上升对第一产业的影响显著为负，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显著为正，此外，无论是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还是质量，对第三产业的正向影响效应都比第二产业大，而且供给质量比供给数量在这方面的正向影响效应更明显，则进一步说明，随着新生代劳动力逐渐成为主体劳动力，其受教育年限的不断延长和质量的较快提高，我国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优势将日益突出，而这可能将成为驱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手。
其三，其他控制变量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一是技术进步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虽然显著为正，但系数很小。这说明当前我国的技术水平虽然有利于产业升级，但作用还不太明显。这可能和当前我国的专利结构不合理，发明专利占比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相关。二是资本存量和城市化水平对第一产业影响显著为负，对第二、三产业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表明资本存量增加和城市化水平提高都有利于产业升级。三是FDI对第二产业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第一、三产业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外资更加看重的是依赖我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获得持续、快速增长的，回报较快、利润较高的，较容易实现规模化经营的第二产业，而既非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难以规模化的第一产业，又非当前开放程度相对较低、技术要求较高、难以规模化的第三产业。
(三)分地区样本的初步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分别进行了计量估计，结果见表4。
1．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对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一是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对东部地区第一、二、三产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更快，市场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更高，新生代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更高，就业观念和择业行为更加理性化。二是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对中部第一、二、三产业的影响分别显著为负、为负不显著和显著为正。这既说明中部地区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还很低，对新生代的吸引力很低，又说明第二产业也不够发达，对新生代的吸引力还不够，还说明中部地区新生代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大多希望摆脱“三农”约束，到中部城市第三产业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工作。这也是导致中部新生代劳动力侯鸟式大迁徙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而这将可能成为中部崛起的一大挑战。三是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对西部第一、三产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而对第二产业影响显著为负。这既说明西部第二产业发展滞后，又表明西部新生代受低教育水平制约，就业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和传统第三产业，难以支撑现代工业的发展。
2．新生代劳动力供给质量提高对东、中、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对中、西部第一产业影响显著为负，对东部第一产业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无论是东、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劳动力供给质量的提高均能明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结构优化。进一步地，通过对分地区计量估计结果大小进行比较，发现新生代劳动力质量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在区域间是非均衡的。结果表明新生代人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对西部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反而最小。迫切需要通过政策促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以更快加速中西部产业转型升级，缩小区域差距。
3．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一是技术进步能显著促进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但在中、西部地区作用不明显。这说明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仍然很低，尚未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二是资本对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推动作用明显；对东部第二产业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一、三产业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资本仍是中、西部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生产要素，而东部地区则技术水平已相对较高，并对资本造成了挤占效应。三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皆有利于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结果符合预期。四是FDI对东部第二、三产业影响显著为正，对中、西部只有第二产业显著为正，而在其他方程中显著为负或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外资主要流入了我国第二产业，除东部第三产业外，我国第一、三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仍然不够。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无论是从全国还是分地区层面来看，结果都是如此。因此，可考虑进一步放宽计生政策，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极其缓慢甚至呈负增长状态的东南沿海大城市，甚至可考虑采取适当政策鼓励生育，以增补人口老龄化加速带来的人口红利损失，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下行给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
2.新生代劳动力供给质量提高能有效促进产业升级，但在西部地区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为最小，劳动力质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因素，教育水平的经济增长效应日益显著。因此，仍然要政策强力推进实施教育强国战略，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教育欠发达地区，更要通过政策、资源、人才、倾斜性扶持政策，及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教，强力推进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实现人力资本的更快积累，促推区域内产业升级与经济更快增长。
3.一方面，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技术水平的产业升级效应较弱，科技进步的产业升级促进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既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强力融合政产学研民优势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又要推进科技与市场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使科学技术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源动力。另一方面，FDI流入行业与区域不尽合理，对第三产业及西部地区发展贡献率低甚至为负。因此，要科学甄别和合理选择FDI，政策引导FDI更多地流到第三产业和西部地区去，更好地推动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增长。
注释: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有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的省级行政区共12个，分别是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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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JL058)、国家自科基金项目(71473266)、湖南省软科学计划重点项目(2015ZK2006)、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15K004)；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YBA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