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益加剧的大都市区冲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1978—2005年,中国城市人口由1.72亿迅速增加到5.62亿,城市化率则由17.9%提高到43.0%。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中国各地近年来涌现出一批都市圈或大都市区。较典型的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武汉、长株潭、成渝、中原等都市圈。如按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总人口计算,2005年中国大于400万人的巨大城市有13个,200万—400万人的超大城市有25个,100万—200万人的特大城市有75个,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有108个。可以说,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都市圈整体竞争的新时代。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区域竞争主要表现为各都市圈之间的整体竞争,而不是过去的那种单个城市之间的竞争。
伴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目前大都市区内的各种冲突也日益显现。这里所指的冲突,是指在大都市区内,一方的决策和行动已经或者将要对另一方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冲突主要包括经济冲突、社会冲突和环境冲突三种类型。就经济冲突来说,它具体体现在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2002年10月,上海决定把虹桥机场所有国际与港澳地区航班转移到浦东机场,这直接增加了上海与周边城市(如苏州、无锡等)之间的物流运输时间和成本,影响了这些城市的产业发展。于是一些城市提出要兴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国际化机场(唐茂林,李齐放,2005)。又如,前些年上海市为承接市中心区的产业转移,促进郊区经济发展,在近远郊建立了一大批工业园区,其中包括9个市级和一批区县工业园区。可在苏南一些城市看来,上海市好像在边界建立了一个“反扩散圈”。在京津冀都市圈,北京和河北联合共建京唐港,神华集团和河北共建黄骅港,都会对天津港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在产业发展方面,各地竞相发展某一产业,形成对资源、市场和人才的激烈争夺,甚至造成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由此必然对先发展地区产生不利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大都市区内经济冲突的具体表现。就社会冲突和环境冲突而言,这种冲突在大都市区内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大都市区的不断蔓延和工业区的兴建,正在逐步吞噬着周边地区的良田,造成环境质量的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区域冲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具有两面性,既可能会产生破坏性,也可能会激发竞争,由此提高整个资源配置效率。前者一般被称为破坏性功能,后者则称为建设性功能(黄速建,2002)。因此,我们不能对区域冲突仅仅做贬义的理解。比如,有的学者把区域经济冲突定义为“区域经济主体为追求区域利益而采取的有损于其他区域或整个社会的利益,因而使区域经济关系偏离理想的区域均衡态的利益争夺行为”(徐瑛,2003),就是种贬义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讲,虽然区域冲突可能会对系统中的某一部分产生消极影响,但对整个系统而言,这种冲突既有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也有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前者可称之为恶性冲突,后者则可称之为良性冲突。对于恶性冲突,由于它既会对他方产生不利影响,也会对整体产生不利影响,应该坚决予以制止和消除,或者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对于良性冲突,虽然它有可能会对他方产生不利影响,但可能并不会对整体产生危害,因而应该容忍其存在。在这种冲突中,如果一方对他方造成了较大损害,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考虑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协商解决。
此外,区域冲突也并非只有在竞争的条件下才会产生。无论是在竞争还是在合作中,都有可能会发生区域冲突。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区域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从竞争与合作的角度看,也可以把区域冲突分为四种类型,即竞争性冲突、合作性冲突、竞合性冲突和非竞合冲突。这里,竞争性冲突或者合作性冲突是指各区域在相互竞争或者合作的过程中出现的冲突;竞合性冲突是指在区域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情况下发生的冲突;而非竞合冲突则是区域间在缺乏竞争和合作关系的条件下发生的冲突。在有些情况下,虽然两个地区并没有发生竞争和合作关系,但仍有可能会出现冲突,尤其是环境和社会冲突。
二、正确对待大都市区的产业冲突现象
在大都市区的经济冲突中,当前较为突出的是各地均竞相发展同一产业甚至同一产品而出现的产业结构雷同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问题。这种情况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均较为常见,各城市甚至各工业园区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可以看做是区域产业竞争和冲突的结果。它既可能会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也可能会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然而,在过去的讨论中,学术界往往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做贬义的理解,大多持批评的态度。
近年来,尽管已有一些学者区分了正常和非正常趋同(王书芳,1997)以及合意性和非合意性趋同(陈耀,1998),或者把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看成是一种客观经济规律(石康,齐援军,1999),但至今仍有不少学者甚至有关政府部门都把产业结构趋同看成是困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顽症。在这些人看来,产业结构趋同似乎只是一种负面的效应,它是区域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弱化的代名词,只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如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趋同不仅会造成恶性竞争,产生投资浪费和效率损失,形成严重的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过剩,而且会危害国民经济素质,影响规模经济的形成、产业技术的升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大起大落(韩保江,2001;罗水清,李明生,2004)。显然,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下面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动态的角度看,产业结构趋同是指各地区产业结构的相似性程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目前,国内学术界判断产业结构趋同的主要依据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1980)提出的结构相似系数(李荣国,陈君,2000;杨林,白奉源,2002;洪世键,2004)。其隐含的理论前提是:地区之间的分工为一种部门之间的分工。也就是说,如果地区之间只存在部门间分工,那么相似系数的提高将意味着存在结构趋同,而这种结构趋同将伴随着区际分工的弱化。事实上,这种只存在“部门间分工”的假设在当今经济社会中并不成立。它只适合于产业分工很不发达的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而且,相似系数方法只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方法,它是以过去的产业结构作为判断未来结构的合理性的标准,哪怕过去的结构是不合理的。
(2)按照联合国工发组织相似系数测算的产业结构趋同,将是一种行业结构趋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从大的行业来看,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将日益提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将不可避免。从某种程度上说,行业结构的趋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至少从较大的地域范围和大的行业分类来看是如此。以我国的省和两位数行业为例,过去西部落后省份工业化严重滞后,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在采掘和少数原料工业,而加工工业甚至原料工业都高度集中在沿海一些发达省份。在这种不合理的分工格局下,各地区工业行业的相似系数很低。随着西部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一些落后省份同样发展了冶金、化工、机械、医药、食品等产业,这样就必然导致行业结构相似系数的提高。事实上,这种行业结构趋同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表现,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当然,如果从维护少数发达地区既得利益的角度看,这种趋同似乎有些“不合理”,因为它通过一些合理正当的区域竞争手段抢走了某些发达地区的“奶酪”,从而打破了原有的不合理的分工和利益格局。
(3)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产业结构的趋同并非意味着地区间分工和专业化的弱化。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出现了由传统的部门间分工逐步发展为部门内的产品间分工,进而又开始向产业链分工方向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新型区域分工格局下,一方面是出现产业结构趋同的趋势,另一方面区域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却在不断深化。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趋同并非一定意味着区域产业分工的弱化。恰恰相反,产业结构趋同与区域分工深化可以并存。最近的研究表明,近年来美国城市的部门专业化在不断弱化,即出现了产业结构趋同的趋势,而其功能专业化则在逐步提高,城市间产业分工在进一步深化。也就是说,大城市的经营管理职能在不断加强,而中小城市的生产制造功能在逐步强化(Duranton&Puga,2002)。
再以浙江省服装工业为例。目前,浙江省纺织服装工业的85%集中在绍兴、宁波、杭州、嘉兴、温州、湖州等地。虽然这些城市都在发展服装工业,但其产品差异较大,部门内产品间分工和专业化在进一步深化。如宁波侧重男装,是我国大规模、大品牌的西装、衬衫生产与销售基地;温州侧重于男装和休闲服,杭州侧重女装,湖州织里主要是童装,为我国最大的童装生产销售基地,全国市场占有率达15%;而嵊州领带年产量达2.5亿条,占全国总产量的80%,占世界总产量的33%。在长三角地区,近年来已经出现了按产业链不同环节和阶段进行分工的趋势。跨国公司和江浙企业逐步把公司总部、区域总部和研发机构建在上海市中心区,而把生产制造基地建在上海郊区和江浙地区,由此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产业链分工格局。
由此可见,因地区产业冲突而出现的结构趋同现象,并非像某些学者所设想的那样一定会导致产业分工的弱化,相反,结构趋同与分工深化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当然,如果各地区在低水平上重复建设,自成体系竞相发展同一产业甚至同一产品,由此形成过度竞争的局面,这种由恶性冲突造成的产业结构趋同,也将会导致区际分工的弱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对于这种结构趋同现象,应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防范和妥善解决。除了采用市场准入控制外,更重要的是运用冲突管理手段,在大都市区范围内引导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分工体系。这种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可以较好地解决结构趋同与分工深化之间的矛盾。
三、新型产业分工与大都市区分工模式
近年来,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无论是国际分工还是国内区域分工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由传统分工向新型分工转变的趋势。从发展过程来看,国内区域产业分工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部门间或产业间分工,就是不同区域发展不同的产业部门,进行专业化生产。这种专业化可称之为部门专业化,它是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产业分工形式。第二个阶段为部门内或产业内分工,就是不同区域都在发展同一个产业部门,但其产品种类是不一样的。这种专业化可称之为产品专业化。第三个阶段为产业链分工。也就是说,虽然很多地区都在生产同一产品,但是各个区域按照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工序甚至模块进行专业化分工。国外一些学者把这种专业化称为功能专业化(Duranton&Puga,2002)。我国也有学者把这种产业链分工称为产业内分工(赵文丁,2003),显然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产业链或产品价值链的三大环节即技术、生产和销售环节中,研发、设计、采购和营销等活动都已扩展到其他行业,属于生产者服务业。事实上,产业链分工是产业垂直分解(VerticalDisintegration)和产业融合的结果①。因此,把产业链分工称为产业内分工是不科学的。产业内分工一般是指同一产业部门不同产品之间的分工。
所谓新型产业分工是与传统产业分工相对应的概念,它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趋势的理论概括。虽然国外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有一些关于新型分工方面的研究,但我国至今有关研究仍很少(孟庆民,李国平,2000;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2000)。国内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国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方面(赵文丁,2003;田文,2005a,2005b),而对国内新型区域分工很少涉及。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新型分工概念还缺乏明确的界定。从现有文献看,新型分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与传统的部门间分工相对应的,主要包括部门内分工和产业链分工。表1列举了各种区域分工的基本特点及其比较。相对于传统的部门间分工,新型分工在专业化形式、分工特点、产业边界、分工模式、空间分异和形成机理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差异。
在研究新型分工的文献中,目前国内有不少学者均采用“产品内分工”的概念。然而,不同学者对“产品内分工”有不同的理解。如有的学者把产品内分工理解为“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不同技术含量进行”的分工(赵文丁,2003);有的则把它理解为“生产和供应过程不同工序、区段和环节在不同的空间完成,然后在同一个地方形成最终产品”(庄尚文,2005)。前者是一种狭义的理解,仅从生产环节来界定“产品内分工”;而后者则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来界定“产品内分工”,属于广义的理解。很明显,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理解,产业链分工都包括了“产品内分工”。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经济条件下,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等不同环节,不同零部件以及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区段和模块,都可以看成是产业链的一部分。因此,目前一些学者所指的“产品内分工”,均属于产业链分工的范畴。
但是,从术语的准确性看,使用“产品内分工”的概念容易引起歧义。这是因为,任何产品的分类只是相对的。一个产品可以分解为不同的零部件,或者按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的工序和模块,从总装或者集成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完整的最终产品;但从参与分工的各个企业来说,其所承担或完成的工序、模块或者零部件,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产品。显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产品种类将越分越细,产品细分化将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内分工”概念的科学性将受到质疑。更重要的是,当这种分工从生产环节延伸到技术开发、销售环节,其分工范围将突破产业的边界,延伸到其他制造业部门甚至第三产业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把它界定为“产品内”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此,从规范的角度看,使用产业链分工概念将更为科学。
近年来,在中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区域分工已开始出现从传统的部门间分工到部门内分工,再到产业链分工转变的趋势。从产业链分工来看,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价值链可以分为不同的环节,即从总部、R&D、产品设计、原料采购、零部件生产、装配、成品储运、市场营销到售后服务,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选择在不同的地区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加快,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已经或即将出现按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工序甚至模块进行分工的新态势。比如,在这些大都市区内,大都市中心区着重发展公司总部、研发、设计、培训以及营销、批发零售、商标广告管理、技术服务等环节,由此形成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型”结构;大都市郊区(工业园区)和其他大中城市侧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由此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菱形”结构;周边其他城市和小城镇则专门发展一般制造业和零部件生产,由此形成中间粗、两头细的“棒型”结构(见图1)。
在这种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大都市中心区因公司总部、研发和设计中心、营运中心等的集聚而逐步发展成为管理控制中心。由于高层行政管理、财政、法律、广告以及研究与开发等职能主要集中在公司总部,因此,这种总部相对集中的城市自然就发展成为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地理“控制点”。其中,纽约、东京和伦敦是3个最大的全球管理控制中心,许多大公司把总部或地区总部设在这里。世界其他的主要综合性国际大都市,如巴黎、芝加哥、旧金山、大阪、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也大都是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的集聚地。可以认为,这些城市是世界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管理控制中心。在中国,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公司总部的集聚趋势也将会不断加强,这样,一些交通方便、信息和金融服务业发达的中心城市,将逐步发展成为主要的管理控制中心。其中,除现有的香港外,上海和北京近中期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管理控制中心,远期则有可能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国际管理控制中心;而广州、青岛、大连、武汉、西安、重庆、成都等城市则有可能发展成为区域性的管理控制中心。
四、基于产业链分工的大都市区冲突管理
从管理学的角度,美国学者布朗(L.D.Brown)对冲突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发现二者存在“倒U形”的关系。即当组织中的冲突水平过高或过低时组织绩效将降低,只有当组织内的冲突水平适中时组织绩效才是最高的(田江云,2003)。这种“倒U形”关系并非完全适合于区域冲突尤其是区域环境冲突的情形。这是因为,有些区域冲突本身就是具有破坏性的恶性冲突,不存在将冲突水平控制在“合适区间”的问题。比如,在水源地和河流上游,工厂排污对水源地和下游造成污染,影响了其他地区和整体的利益,就是属于典型的恶性冲突事件。这也是区域冲突与管理冲突的重要区别所在。
就大都市区产业冲突来说,适度的区域冲突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在激烈的区域竞争环境中,有市场竞争就必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区域产业冲突。比如,北京市各区在吸引公司总部和研发机构入驻,CBD和金融街在吸引金融机构进入,中关村科技园各园在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进驻,以及北京市郊县与河北环京市县在发展制造业方面的竞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各种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是现实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也是区域竞争的伴生产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适度的区域产业冲突并非一定会对整体产生不利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适度的冲突还有可能会转化成为一种动力,激发区域活力,强化区域竞争。从上海与苏南的案例来看,在大都市区内,区域竞争是区域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近年来,上海产业向苏南地区的扩散以及二者间合作的加强,最根本的原因并非是出于上海的本愿,而是迫于来自苏南地区的强大竞争压力。相反,在京津冀都市圈,河北环京津地区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难以形成对京津的竞争威胁。无论是北京还是天津,都以“不跟你玩”的心态自居,产业扩散和合作自然就受到阻碍,由此形成“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局面。这种现象在武汉都市圈也十分典型。
当然,如果这种产业冲突过于激烈,并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有可能会弱化区域分工,降低总体资源配置效率。比如,在某些大都市区内,各地不管有无条件竞相发展同一产业,缺乏分工协作,自成体系、恶性竞争,由此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显然,要改变这种情况,关键是强化冲突管理的理念,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和政府的规划引导,在大都市区范围内按照各地的优势条件,构筑一个面向全国的以产业链分工为基础的一体化新型产业分工体系,由此消除和缓解各地在产业发展方面的恶性冲突,最终形成整体竞争优势和良性互动、互惠多赢的产业发展格局。这种发展思路可以称之为基于产业链的大都市区冲突管理战略。它既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又有利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优势互补、合理分工、互惠互利的良好发展格局。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们强调的大都市区冲突管理是与管理学中的组织冲突管理不同的。组织冲突管理更多的是强调利用冲突来进行管理和提高组织绩效,而这里我们强调的则是对区域冲突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
显然,这种新型产业分工格局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相互作用条件下企业自主区位选择的结果。企业自主区位选择过程既受到市场机制的支配性作用,也受到政府规划引导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大都市区内,要促进形成一体化的新型产业分工体系,一是要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垄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鼓励要素合理流动,逐步形成一体化的土地、资本、产权、人才、技术和劳动力市场。二是组织编制一体化的区域规划,明确各地产业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实行产业导向和空间导向“双重调控”。特别是,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和功能定位,在产业类型、技术含量、土地利用效率、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制定差别化的市场准入标准。三是按照新型分工的原则,实现功能互补、错位发展。这种错位发展,除了传统的建立在部门间分工基础上的部门错位发展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新型分工基础上的产品错位发展和功能错位发展。在功能错位发展方面,大都市中心区应把着重点放在总部、研发、设计、品牌、市场营销等环节,大都市郊区和周边中小城市则应重点发展生产制造、零部件配套、仓储采购等环节,由此形成一体化的大都市区功能分工格局。四是加强政策引导和协调,打造一体化的投资信息平台,实施产业链招商引资,促进大都市区主导优势产业链的形成,构筑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群。五是围绕主导优势产业链的建设,以大都市为中心,强化交通运输网络特别是城际快速通道建设,加快建立一体化的1小时或2小时产业协作配套圈,提高大都市区产业配套能力。这种产业配套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的配套,更包括生产配套、生活配套和创业环境的配套。在当今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地方产业配套能力已经成为各地加快发展和扩大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
注释：
① 垂直分解亦翻译成垂直解体、垂直分离、垂直非一体化、垂直非整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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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迁移的决定因素及区位政策研究”(批准号70473098)。
作者简介:魏后凯(1963—),男,湖南衡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