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重庆改为直辖市时曾经召开过一次发展战略研讨会① 。那次研讨会认真审视了原来的规划和战略, 为重庆明确了新的发展思路。大家首先分析了重庆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为什么重庆过去能够成为西南地区的第一经济重镇, 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和商业中心、制造业中心、金融中心和外贸中心? 因为它有以下比较优势:一是区位优势。重庆是中国的黄金水道长江上游最大的港口, 不仅是四川, 而且是整个西南地区通向中原腹地和沿海地区的咽喉。二是劳动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优势。由于重庆地区自然资源条件相当差, 除了天然气, 其它的资源几乎都在全国平均数以下。因为条件不好, 所以过去重庆人特别吃苦耐劳, 而且在艰难环境中锻炼了一批精明能干的经商人才。三是有比较好的工商业基础。解放前中国最大的内河航运企业———民生公司、最重要的外贸企业———四川畜产公司都以这里为基地。四是抗日战争期间,“下江的”(沿海的)一些工商企业和兵工业, 也迁到重庆来了。解放后又有一个三线建设, 所以重庆的制造业基础是非常好的。五是重庆的科教文化事业发达、人才荟萃。这方面的优势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实际上这种资源在信息社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是十分重要的。重庆有25 所高等学校, 81 所中等专业学校, 25 所成人学校。应该说重庆各类学校的数量密集程度在全国并不居于前列, 但对于教育来说, 更重要的是学校的质量问题。我在重庆只念过五年书, 其中在南开中学念过两年初中, 对我的影响特别巨大。今年我写了一篇纪念张伯苓校长的文章② 。那时南开中学也被称为“ 贵族学校” , 但这个“贵族学校”和时下那种学生养尊处优、高人一等的“贵族学校” 完全不是一回事。由于张伯苓校长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南开中学是一所提倡全面发展的学校。重庆南开中学虽小, 但在曾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学子中诞生了三十几位院士, 今天在座的周光召院士和我就是一个年级的。重庆有一千多所独立的研究机构, 八十万各类研究人员, 而且还不包括文化界的。其实重庆文化界也是非常强的, 重庆曾经是陪都, 重庆人办报刊很有本事。重庆社科院《改革》杂志的创办人蒋一苇同志就是在重庆办《挺进报》出身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重庆仍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那么重庆为什么后来衰落了呢? 分析起来大概有几个原因:其一是长江水道的地位下降,其二是重庆经济中国有大企业的比重太大, 国有体制的弱点和弊端压抑了它的优势的发挥,甚至使之退化。
根据上面的分析, 1997 年会议的与会者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发挥比较优势, 重整重庆作为西南经济重镇的雄风, 大致上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恢复重庆的区位优势, 使重庆重新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向北、向东、向南的陆路交通建设上要有大的进步;二是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和对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三是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包括科技型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我记得在那次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明瑜同志提出要实行“富民政策” , 把经济搞活;我也提出了要靠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来发挥重庆的优势。这些意见, 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面这两条的中心思想是要建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没有这一微观基础, 一切优势都无从发挥。
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种战略设想对不对呢?看来是对的。不过从那时到现在, 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机遇。例如刚才几位已经讲到了三峡工程的全面推进, 既是严峻的挑战, 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机会。还有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机遇, 也是应当紧紧抓住的。在这里我想补充两条:一个是加入WTO , 使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如果重庆能够恢复自身的区位优势, 那重庆就不只会成为面向国内市场的一个中心城市, 也会成为面向世界的中心城市。比如说我们向南这条道路经过贵州到广西, 实际上有可能成为西南地区出海的大动脉。
另一个新机遇是先进地区在依靠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推动经济迅猛成长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成功经验。现在得到普遍肯定的是浙江的经验, 浙江省从温州、台州一直向北部扩散, 进而在全省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浙江的发展不是从富裕的、资源丰富的杭嘉湖地区发展起来的, 而是从温州、台州这些自然条件和我们很相象的丘陵地带发展起来的, 它没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但当地的人民勤劳智慧, 经过二十来年的艰苦创业,出现了普遍繁荣的大好局面。浙江的发展经验正被全国许多地方所学习, 我想对重庆来说是很适用的。另外, 还有江苏实现乡镇企业改制,使经济面貌为之一新的经验。我们知道, 在改革开放初期江苏南部地区曾经靠基层政府主导的苏南模式实现了经济繁荣。但是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后期, 因为这种乡镇企业体制上的缺点逐渐显露出来, 由于没有实现进一步的改革,经济发展出现了停顿。到了1997 、1998 年, 甚至比全国平均发展状况还差。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情况下, 苏南人纷纷去浙江参观, 不耻下问, 向温州、台州企业家学习, 然后进行了两轮产权改革。在1999 和2000 年, 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基本都转变成了产权明晰的真正的企业。这种制度变革马上就见到了效果, 所以从2000 年开始, 苏南经济重现辉煌。有人认为2000 年江苏取得的好成绩是暂时的, 而事实却证明不是这样, 因为制度创新和政府投资输血等只能取得短期效应不同, 它的影响是长远的。现在苏南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经济情况一年比一年发展得好。2001 年它的出口金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都已经超过了上海。苏州市属的一个县级市昆山目前的台商投资也有超过原来台商投资的大本营广东东莞市的趋势, 以致东莞去年派了好几个学习团去江苏学习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经验。
所以, 我们在执行振兴重庆战略的时候有许多新的资源可以利用。
根据上面讲的情况, 我想我们应当在这次研讨会上对过去五年作一个回顾, 明确有哪些做得好, 哪些做得不够好, 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以及在新的形势下应当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振兴重庆战略的实施。
首先, 关于恢复重庆的区位优势。由于利用了西部大开发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这方面的工作推进得比原来的预想还要快。我想补充的是, 重庆在部署改善交通运输和建设信息网络的时候, 不仅要着眼于大重庆区内的交通通信情况的改善, 更要着重于把重庆建成西南地区通向全国的通道, 成为西南地区通向世界的一个枢纽。只有这样, 重庆才能真正重振作为西南经济重镇的雄风。从这个观点看, 打通向东和向南通道的工作必须加紧进行。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适应信息时代的新情况, 加快本地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港的建设, 争取成为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信息枢纽。
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发挥企业的活力。产权明晰、管理科学、富有活力的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没有一大批这样的企业, 市场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建立的, 更谈不上持续稳定的发展。重庆过去的一大劣势, 是国有大企业的比重太大, 这些企业的落后体制使它们产品陈旧、技术停滞, 浪费严重, 效率难以提高。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 这就是(1)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企业制度的改革;(2)大力发展民营中小企业。
由于重庆国有企业的比重很大, 最近几年市政府在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上花了很大的功夫, 使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2000 年, 重庆国有企业扭亏为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全国的情况一样, 对于这方面的成绩我们不能估计得太高。在比较多的情况下, 由于企业没有根本解决产权、机制、激励等问题, 扭亏为盈往往主要是由于政策上的原因, 比如说债转股、技改贴息、财政投资、上市融资等等, 投入的数量和盈利增加的数量其实是不大成比例的。我们必须对这种情况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我们决不可能长期用大量注入社会资源的办法去维持企业的财务平衡, 而一旦政府支持的力度减弱, 那些企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竞争力没有得到提高的企业就会“返困” 。在这方面, 重庆因为国有大企业的比重大, 它的任务就更加艰巨, 需要作更大的努力。相当一部分已经实行了股份制的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 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原因一是国有股一股独大, 二是国有产权的行使方式没有理顺, 三是所有者不在位, “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没有解决。对于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下更大的决心, 下更大的力气。
在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和发展民营经济、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方面, 我们取得的成果可能比国有企业改革要大一些。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重庆的摩托车行业发展很快。原来重庆的摩托车行业主要是靠两个国有大企业, 现在三个新的民营企业迅速崛起, 在规模上排到了全市摩托车行业的第二、三、四位。在效率、竞争力和盈利水平等方面, 它们的表现更好。特别是在出口方面, 力帆和隆鑫两个民营企业2001 年的出口额都超过了一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成功案例。我建议市委和市政府对这个行业的情况进行总结,存利去弊, 加以推广。
过去在讨论发展战略的时候, 许多地方总是习惯于花好多时间去研究应该把哪些行业定为支柱产业, 然后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去支持它的发展。其实党委和政府作为政治组织都不具备对这类具体的资源配置做出正确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和知识。我们主要的工作应当是为企业的发展准备好平等竞争的条件, 把台子搭好。所谓搭好台子大致上是做三件事情:一是改革,包括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放开搞活中小型企业;二是建立透明的游戏规则和公正执行规则的机制;三是加强对企业的服务, 特别是要加强政府对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民营中小企业有它的优势, 也有它的劣势。比如说, 这些企业要独自掌握世界市场的供求和价格信息、了解做国际生意的规矩有很大的困难。政府就应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我们的摩托车出口挤垮了本地摩托车企业有些反应,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中国***” , 不是指军事威胁而是指经济威胁。当政府的驻外机构了解到这种反映, 就应当及时把这种信息反馈给企业, 并且和它们一起来研究应对办法。又比如说, 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往往会出现市场饱和、竞争白热化的状况, 如果企业家没有长远的眼光, 他们就会用简单的价格竞争的办法去应对:挤占竞争对手的市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殊不知这种办法只有短期的效果,而长期看, 它最终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价格竞争要靠压低成本来支撑, 竞相降价的结果是大家都不做研究和开发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的工作, 弄得整个行业都没有后劲, 一旦出现较大的技术革新, 所有的企业都会被一扫而光, 全部出局。政府应该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来帮助他们。例如, 组织研究会、辅导班, 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经营战略, 不是在别人已经站住脚的领域里死拚硬打, 而是追求专、精、特。
这类工作不但要由政府去做, 更重要的是帮助和支持它们自己的组织, 例如企业的自治性组织———商会、竞争力中心等等去做。听说重庆正在进行民选商会试点, 使商会真正变成自助自主的机构。这是一件值得大力办好的事情。
总之, 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好的经营环境。昨天路过永川的时候,永川的同志告诉我, 他们的一个支柱产业是精细化工。看起来他们的确有这方面的资源禀赋优势, 但是和中国别的几个精细化工基地, 例如过去的无锡, 后来的浙江比较起来, 永川精细化工业的发展似乎还不如人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据我的观察, 无锡和浙江的精细化工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功, 最重要的是, 在那里众多富有活力的小企业形成分工很细、互补程度很高的企业群落, 它们你追我赶,精益求精, 有很高的整体效益。而永川的情况却有所不同。那里的精细化工业基本上只靠一家国有企业。而要形成合理的企业结构, 重要的是有适当的制度环境。正像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的:分工越深入, 效率越高;但是分工越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就越密切, 交易也越频繁。这时, 有没有恰当的制度安排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地区精细化工业能够蓬勃发展呢? 我看最重要的条件是它们那里的制度环境适合形成由许多小企业组成的企业群落。而建设好的制度环境正是政府的责任。我想如果永川这类具有基本资源条件的地方能够取人之长, 对自己的制度和机制作出改进, 相关产业很有可能成为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当然, 这只是我根据有限材料提出的一种假说, 还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证实或证伪。
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直接相关的是发挥人才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 不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就不可能把重庆的人才优势发挥出来。在这方面, 眼前可以做的事情包括:1 、实现高新技术企业与院校等教育、科研机构的分离, 把专业人员从旧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发挥他们的创业积极性和创业才能;2 、实现“孵化”工作的社会化, 全面改善创业企业创立和发展的条件。
总的来说, 我觉得重庆发展的大的战略方针是对的, 又遇到了很好的机会, 现在需要政府进一步做的是在制度安排方面, 在游戏规则的设定、执行方面和在对企业的服务上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和深入, 以便把各类人员的创造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我想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战略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注释：
①见吴敬链:《制订重庆发展战略的几个方向性问题》, 载《改革》杂志1997 年第4 期。
②见吴敬琏:《怀念张伯苓校长》, 原载李群林、丁润生主编《张伯苓与重庆南开》,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 年版, 同见《中国图书商报》2002 年1 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