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要靠全面推进改革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或者说，提高效率、优化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问题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从党政文献看，早在1981 年改革开放伊始，全国人大批准的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其核心内容就是提高效率。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一五”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十六大”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其基本内容是一贯的，就是要从依靠投资支撑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支撑的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个方针虽然早已提出，但之后执行效果并不显著，以至于“十二五”再次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问题出在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赖于它的制度基础，就是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实，“九五”计划就提得很明确，叫做“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是“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外一个根本转变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而且，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使市场经济更加完善。但实际上这个决议没有很好地执行，造成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原来由市场作用的领域，被政府的作用代替。这样，在经济制度中旧的问题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强化了，原来体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愈演愈烈：一是粗放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二是腐败越来越猖獗。早在上世纪80 年代后期，由于计划经济还占有主导地位，存在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存在价格的双轨制：一部分价格由行政控制，一部分价格由市场调节，这就给了有权力背景的人广大的寻租空间，出现了“官倒”现象。到了本世纪初，虽然私营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政府对市场进行了严格监控，它所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于是腐败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猖獗。进入21 世纪以后城市化加速，这本是好事，但是在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下，政府又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规模巨大的资源，这就是土地。利用土地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一方面政府可以用这些资源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另一方面，正因为寻租的制度基础急剧扩大，腐败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改革推进得迟缓，使得这些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乏力，以至于到“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的口号。到了“十二五”再次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过直到“十八大”前，这方面的进展并不十分显著。十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一个体制上的基础。
“十八大”前后一些改革的推进，虽然是小试牛刀，但已经可以看到改革取得的某些成效。
现在有些人急于用强刺激政策拉动G D P 增长率，理由是增长率只要掉到8% 以下，失业就会大量增加，引起社会动荡。但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经济增长虽然在减速，但是就业状况和经济结构的状况已有所改善。
最明显的就是就业状况。经济增长速度在一步一步地下台阶，但是就业的情况却有所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13 年要求城镇新增就业900 万人，实际完成了1310 万人。2014 年把预期目标提高到1000 万人，但是到10 月已经完成。虽然实际情况未必有统计数字那样高，但是就业情况，特别是中低收入劳动者就业情况有所改善却是确定无疑的。
另外是经济结构状况的变化。在“十一五”的时候，决定要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主线，转变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发展服务业，包括制造业的服务业务和独立服务业。这是“十一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然而“十一五”这五年中，虽经反复号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服务业的发展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十二五”初年还未见改变，但第二年（2012）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过去，一直是第二产业制造业一马当先，2012年是第一次出现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齐平。到2013 年情况进一步改善，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了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2014 年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为什么结构优化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呢？ 为什么在“十一五”期间反复强调要改善结构、要发展第三产业，却没有做到，而现在这两年能够做到呢？无非是一些改革发挥了作用。这些改革并不太大：一个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对于“营改增”，人们注意的是它减轻税务负担的作用。中国的税负重，减轻税负是应该的，“营改增”得到了经济学界和产业界普遍的欢迎，原因在于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重点对转移价值征税，严重妨碍分工深化，而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的，并不发生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分工。这项改革在全国一经推行大大促进了分工深化，特别在服务业中，新的行业的出现大大加速。仅网络销售，就可以分化出大量的行业，从快递，到结算，到售后服务，种种行业都产生了。
另外一项改革，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本届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实现工商登记便利化以后，新增的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许多地方2013 年新增工商户增加了40%。最近，习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提到，2014 年前三个季度新增登记的工商户数量增加了60%。
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一些改革，我把它叫做小试牛刀。小试牛刀就产生明显的成效表明：改革能够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能够提高经济的效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在经济减速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增长中效率提高的贡献，使得我们能够确立一个合乎我们希望的新常态。它的特点是虽然增长速度是中速的，但是效率比过去提高了，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向了集约增长，这是整个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五、要总结过去，更要规划未来
“十八大”以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落实这些改革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阻力和障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中国曾长期实行苏联模式，此后又长期受到“左”的路线的干扰，而反映这套经济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影响了几代人，而且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因而还在影响人们的思想行动。
第二是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绝大多数人都是受益者。大多数人凭借自己在新体制下的努力，不管是勤于劳动还是善于经营，均得到了利益。这种既得利益不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另外有少数人依靠体制上的缺陷，以权力寻租的方式发财致富。我们把它称作特殊既得利益。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力是这部分特殊既得利益者致富的基础，因而他们决不愿意放弃。本世纪以来，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变得越来越广大，代表这种利益的人的势力也变得更为强大。进一步改革一定会遭到代表这种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的反对。
第三是在旧体制和粗放发展方式下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困难。
要在新征程中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需要攻坚克难。首先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全面深化改革，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的伟大旗帜，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另外，解决这些问题，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要有巧妙的运作艺术。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很顺利地实现。
当前，我们不仅要总结教训，更重要的是要规划未来，使得我们所希望建立的那个新常态更快地建立起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2020 年前完成的改革多达336 项。这么多项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 一方面，经济社会体系的改革不能单项突进，而要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的改革配套进行;另一方面，又不能够四面出击，面面俱到，分散地使用力量。因此，对于其间每一个阶段的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需要做认真的研究。每一个阶段，应当选择一些最为重要和关联性最强的改革项目率先进行改革，使发展和改革尽早进入良性循环，保证市场体系建设由低到高地向前推进。
对以全面深化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目标，是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有五个特点：第一，它是一个统一市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于条块分割碎片化的市场; 第二，它是一个对一切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 第三，它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存在大量行政垄断和缺乏竞争的市场; 第四，这个市场是有序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规则( 法治) 基础之上的; 第五，它拥有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各类要素市场。
建设具有上述五个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应该说是很高的要求，它涉及很多方面的改革。其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需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才有可能实现。
所有这些改革，都是要在全社会的参与下谋定而后动的。理论界在改革方案的确定和执行上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简介：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