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探索》
一、中国教育直面效率与公平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二是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走向了大众阶段；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也由1992年的5．9年上升到2000年的8．1年，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支持。然而，在承认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中国教育存在的巨大隐忧。
首先是效率下降。当前困扰教育部门和学生家长的恐怕是不断加温的考研热和大学生就业难。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均GDP才刚刚达到1080美元的国家，据说大学生毛入学率已达到19％！高校的过度扩张和盲目扩招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直接原因，但仅仅以大学生的毛入学率来判定是扩招惹的祸恐怕也不太现实。毕竟中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绝对不超过5％，对于一个正雄心勃勃打造“世界工厂”的大国来说，似乎还嫌不够。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天之骄子”的失落呢?质量的下降恐怕才是关键所在。笔者作为一所省重点大学的教师，不得不指出，随着高校的大规模扩招，教育收费的普遍上涨，金钱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已取代了分数线，使大批根本不具备基本素质的学生涌入高校，加之师资力量不足，课程与教材陈旧，导致大学生的培养效果不佳，质量的下降直接导致教育投资效益的下滑。这一方面损害了家长和学生的利益，毕竟四年大学一个大学生花费成本需要4万—10万元左右，但毕业后却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损害了教师的健康和国家利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教育投资的近90％投入了高等教育，但种下的是龙种，长出的却是跳蚤!学生质量下降导致知识失业，知识失业又催生了考研热，考研热又导致研究生贬值，这样一环扣一环，资源的浪费越来越严重。
其次是公平缺失。教育公平的缺失也是导致教育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迟迟未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加上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经济水平、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的差距，致使中西部地区、乡村地区的许多学生失去了学习机会。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教育收费的急剧上涨和各种乱收费的增加远远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使辍学率不断上升。再加上高校收费的暴涨，大学生就业难，“成本—收益”比的变化也使许多农民放弃了“跳出龙门”的念头，进一步降低了乡村学子的就学率。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扩招的很大一部分学生不再是学习优秀的学生，而是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录取的标准不再仅仅看一个人是否优秀，而是看他家是否拥有足够的财富，这样高考不仅逐渐失去了其筛选的功能，导致大学生的贬值，而且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并使之固化。
当前中国教育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学机会的不均等。在1999年，全国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达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有15个，其中贵州和内蒙古分别只有72．4％和75．7％，西藏更只有38．1％。到2000年之前，许多大中城市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但到2004年，至少有20％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据2002年底展开的一项对全国有代表性的6个县的普查显示，农村地区初中阶段失学现象严重，所有的县都超过了教育部设定的初中辍学率不超过3％的底线，其中4个县高于20％，2个县高于30％，1个县超过50％。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城乡教育机会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55．4％，农村地区则从22．3％下降到18．6％，两者间的倍数差距从1．8倍扩大到3倍。二是城乡录取方面的不公平。以几乎被神化的清华为例，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中，它投放于北京的名额始终超过了苏、皖、鄂、川4个省的总和，2001年更占到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只占全国数量的0．9%。结果是必然导致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悬殊，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在湖北可能连普本的线都不够!并且，省会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录取分数线也相差很大。如1998年，山西省太原的中专生录取分数线，城市376分，农村532分，二者相差156分!
由于城乡之间原本在收入水平、教育条件、师资力量、资金投入等方面就存在巨大的差距，使农村孩子进入大学的机会大大低于城市，再加上不合理的录取制度和某些腐败现象的存在，更加剧了机会的不均等。最终在高等教育阶段，就出现了这样一种不协调的比例：据1998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大专除外）1994级和1997级学生近7万人的调查，得出城市与乡村，机会获得的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则达到了8．8倍；在各阶层之间，农民、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12．8∶9．4，其中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1∶4∶31．7∶22．6∶17．4。在生产着“精英中的精英”的北大和清华，更加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仅为17．8％，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两校在北京的招生情况则显示，在全国8亿—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北京一个市!
教育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人才，推动社会的发展，另一个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维护社会公平，两者是统一的。一方面只有保证公平的竞争机会，择优录取，才能保证教育质量，从而确保投资的效益，另一方面，只有经济快速发展，才能为教育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缩小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提供资本转移支付，确保机会均等。然而，当前的教育体制不仅使社会差距进一步扩大，机会进一步不均等，而且不均等的教育自身也损害了效率，已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缺失的根源在于投资的扭曲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学校在许多不发达国家既是不发达的反映，又是不发达的结果，因此，也可以说，教育不平等既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反映，也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结果。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工业化的艰巨任务，一方面，由于资本奇缺，投资机会成本比较高，穷国难以办大教育；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缺乏，物以稀为贵，高学历的报酬丰厚，又形成了对教育的巨大需求。这样，在有限的教育供给和巨大的需求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呢?由于教育是一种半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不同阶段，社会投资与个人投资的效益是不同的。对于个人来说，在基础教育阶段，个人收益增长缓慢，但一旦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则其收益增长很快，并且其学历越高，所能获得的边际租金也增长得越快，因此，个人更愿意在高等教育阶段投资。例如以2000年为标准，一个年轻人经过12年左右的学习，高中毕业后，一般来说，很难进入正规部门工作，在非正规部门打工，其与未学习或学习较少的人的工资差别不大，起薪估计不超过1000元／月，但一旦再学习四年，拿一个本科文凭，则其工资起薪涨到1 500元／月左右，如果再坚持学习三年，硕士毕业，则其起薪涨到平均3000元／月左右，如果再熬三年博士毕业，则其起薪涨到5000元—6000元／月左右，而且其后升迁的机会更大。但从成本方面看，由于中国的硕士、博士公费居多，个人成本较小，而其收益却增大许多，在这种情况下，考研热自然应运而生。
但对于社会来说，其成本与收益就根本不同。在基础教育阶段，由于劳动者掌握了读、写、算以及一些基本的职业技能，使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并使国民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改善。但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特别是到高等教育阶段后，社会的边际收益递减，而社会边际成本递增，甚至可能使社会成本大于其收益。因此，作为最佳选择，国家更应把有限的资本投入基础教育阶段，而让私人受益者承担高等教育阶段的费用，使双方的投资效益都达到最大化。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理想的教育制度应该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实行义务教育，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廉价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教育。这样，一方面保证了起点阶段的机会均等，有利于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而且，由于初始阶段的“投入—产出”比比较高，也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高校实行收费制度也体现了公正原则，谁受益谁付费，部分缓解了高校投资中的资金缺口。同时，由于高考基数大，依据择优录取原则也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保证了投资效益。当然，高校收费应符合国民的承受力，以不损害公平为限，高等教育资金缺口主要靠引入私人资本解决，私立学校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教育的公平与效率，而这也正是二战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采用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对东亚的起飞功不可没。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进入罗斯托所称的后工业化时代，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为社会的主要目标，义务教育将会逐渐向高级阶段延伸，就像西北欧一样，成为福利的有机构成部分。
但是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却与此完全背道而驰，先是该实行免费的基础教育不能免费，该实行收费制的高等教育迟迟没有收费，一方面导致农村辍学率长期居高不下，国民素质难以提高，教育机会更不均等，社会鸿沟拉大；另一方面，导致高等教育的供给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接下来的教育市场化，又使基础教育收费大幅上涨，农村辍学率进一步上升；也造成高校急剧扩张和盲目扩招，大学收费猛增（本、专科已实行高收费，据说研究生、博士生将要实行更高的收费），并超出了一般民众的承受力，生员质量下降，教育不公平进一步加剧，最终造成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投资效益下滑。那么，我们的教育改革到底该走向何方呢?
三、投资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前提
要扭转中国教育效益与公平缺失的局面，必须改革教育投资体制，将其作为教育改革的前提。
一般来说，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人均GDP 600美元—2000美元的国家，学前和小学阶段，中学，大学三级教育经费的比例应是40．5∶29∶17．9，生均教育经费为1∶2．5∶9．2。但据统计，2000年，我国各类教育的人均经费分别为小学生791元，初中生1211元，高中生3209元，大学生13324元，高校生均经费分别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均经费的16．8倍、11倍和4．1倍。即使是这样，在基础教育这一小杯羹里，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分配也是不均的。1999年，小学和初中阶段生均经费的城乡整体差距为3．1倍，小学阶段的最大差距达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阶段最大差距达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在人口大省河南内部，这种差距也异常惊人：在小学阶段，郑州市生均经费为全省农村生均经费的5．9倍，相当于最低的滑县农村的14．7倍；在初中阶段，新乡市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可见，由于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投资过度向城市地区倾斜，导致历史形成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也导致教育机会更加不公平，最终使占人口70％的乡镇人口只有30％的大学生比例，并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下降。同时，高收费和大学生就业难也产生了一种后向效应，间接地为辍学率升高推波助澜，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要改变这种过度不公平的投资模式，我们就必须改变偏爱城市的做法，把大部分资本投向农村，但这需要一个条件，即改变以县为单位的基础教育资金筹集模式。因为中国东西部之间县域经济差距巨大。就在江苏省，苏南的苏州与苏北的宿迁相比，人均GDP相差10倍以上，更不用谈与西部相比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当苏州正在普及大学时，中西部的许多地区又从普及初中退回到普及小学，经济与教育的马太效应累积因果，最后导致东西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中央财政必须担负起“劫富济贫”的重任，其投资额应由占义务教育投资总额的2％提高到占80％以上，只有通过中央政府强有力的资本转移，才能确保中西部实现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并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缩小东西部之间的教育条件的差距，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并最终通过教育的平等化，逐步填平东西部的经济鸿沟。
四、高教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关键
在实现了基础教育的免费供给之后，高等教育体制也必须进行改革。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教育资金有限，在投资重点转向基础教育后，高等教育就面临着更大的资金缺口的制约，完全免费教育势必使高校规模难以适应社会需要，政府财力难以承受。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70％的农民生活还不太富裕，像现在这样对高校实行高收费，那显然也会把很大一部分人挡在大学门外，造成新的不公平。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确保效率与公平的新模式。
由于中国工业化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这就需要大批的高级职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要迎接信息化、后工业化的挑战，这就需要大批的高级管理人才和科研人才，因此，我们必须兼顾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但鉴于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资金有限，为了满足双重工业化对人才的需求，我们就必须从社会聚集资金，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这可以通过民办高校和适度的教育收费来解决。同时，为了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还必须适度引进市场化操作，加强各高校的竞争，提高投资效益。依据这种理念，笔者对中国高教改革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认为大学应施行分级制，使每一级大学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培养目标和投资模式。
第一级为国立重点大学，主要以研究型为主，大约20所，实行精英教育，全部免费，择优录取，国家根据年度考核结果确定拨款额，接受私人捐款。第二级为省立重点大学，大约80所，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数量，以省投资为主，象征性收费，也实行精英教育，择优录取。第三级为普通高校，国家投资占日常经费的比例逐渐递减，一直减到一个适当比例；实行普及教育，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实行收费制；录取分数线先由国家划定范围，然后逐渐放开；鼓励私人投资。第四级为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和民办教育，只要具备办学条件和资格即可开办，录取分数线自定，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教学自主，允许有一定的投资回报，国家补贴一定比例的办学经费。第三类和第四类逐渐实行市场化操作，以市场投资为主。通过这种混合式的办学既培养了精英，又满足了大众需求，既保证了质量又维护了公平，而且，通过市场化运作，节省了国家财力，引进了私人资本，同时通过优胜劣汰，消除了盲目扩张带来的赘肉，提高了投资效益。
当然，在进行高校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质量、效率、公平的平衡，严把质量关，定期进行考核，以保证公平竞争。同时，国家可以通过奖、减、贷、助、捐等方式解决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大学生就学问题，并实行弹性学时制，鼓励终身教育。
结语：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抓住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和高教体制改革两个中心，在不断提高教育投资在GDP中比重的同时，通过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逐渐在基础教育阶段实现免费教育，缩小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同时在高等教育中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大学分级制，在确保质量与公平的前提下兼顾效率，把人才的培养与社会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当然，教育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任重而道远，但事在人为。鉴于当前不断加剧的教育危机，如果继续拖延，耽误改革的时机，其后果将难以设想。
参考文献：
[1]张玉材．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J]．成都：中国改革，2004，（11）．
[2]刘立峰．我国各类教育投资结构现状及其问题[J]．北京：宏观经济研究，2003，（10）．
[3][美]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4]徐毅刚．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高等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5]王文龙．对中国教育改革面临问题的若干思考[J]．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