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准确把握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国内国际形势，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
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决定》共16个部分，分为三大板块。第一部分构成第一板块，是总论，主要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第二至第十五部分构成第二板块，是分论，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方面，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第十六部分构成第三板块，讲组织领导，主要阐述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总体部署，主要是在第一部分即“总论”部分论述的。总论部分虽然不长，总共2000多字，占全部篇幅的十分之一，但内容可以说非常丰富，非常重要，亮点也很多，是我们理解整个《决定》的指南，需要首先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改革既是过去成功的法宝，也是今后克服困难进一步取得成功的必然选择。通过改革，构建起能够支撑科学发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不仅需要在经济体制方面继续创新，也要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以及生态文明体制等方面进行创新。
《总论》部分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两句话是：总结过去，“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向未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也就是如何理解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我想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从比较大的历史视野上为大家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一个背景。
大家知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论是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社会文明程度方面，中国都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估计，在公元1800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直到鸦片战争发生前20年的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的份额还在1／3左右，其经济总量比整个欧洲要高出约20%。但在之后的大约160年间，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持续下降，辛亥革命前后降到9%左右，新中国成立前后降到4.5%，而改革开放前甚至降至不到2%。经济的落伍使得国家和人民饱受欺凌和屈辱！赶上世界潮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鸦片战争以来全体中国人的不懈追求。
截至目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下一步面临什么样的任务？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79到2012年的34年间，GDP年均增长9.8%，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7.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超过10%，人均达到5440美元，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功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现代化建设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再经过10—20年的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社会，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国能够顺利实现这个目标吗？
有两条国际经验值得我们深思和高度重视。第一条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众多的落后国家都曾经或正在进行着后发国家的追赶式现代化过程。结果怎么样呢？一个十分有趣但非常令人深思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进展都相当顺利，并很快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此后的发展却出现明显分化：少数国家成功地将发展进程保持下去，并最终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变，最成功者当属日、韩；而大多数国家，典型的如拉美的阿根廷、智利等，亚洲的印尼、泰国、菲律宾等，都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徘徊，迟迟难以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国际经验叫“制度高墙”现象。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们选择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并用一套指标对这100多个国家的制度优劣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他发现，当人均收入在11000美元之前的时候，收入水平的高低和制度的优劣关系不大，不太密切。但到了1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的绩效和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制度的好坏则密切相关，凡是高收入国家都有比较好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中等收入国家将难以跨越11000美元的高墙而进入高收入社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制度高墙”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后发国家追赶型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低收入社会向中等收入社会的转变，与从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的转变，是两个性质上不大相同的发展过程，面临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不同，需要的发展模式和体制保障也是不同的。在前一个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现有成熟技术等后发优势，这时对经济体制好坏的要求不高，只需要基本的政治社会稳定就能够启动工业化的进程，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之前的许多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比如低成本优势等，也会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比如居民政治诉求提升等。
从各国的经验看，成功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关键，是要实现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一是增长动力的创新，即从低成本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增长，二是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即从传统的国家、社会治理模式转向现代治理模式，以有效协调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不了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现代化进程就会停滞甚至逆转，大多数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在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
然而，实现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绝非易事，因为它们对体制的好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些国家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过不了体制改革和发展模式创新这个关。从我们自身的情况看，过去30多年我国的发展相当成功，但是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今后的成功。我国现行发展模式的弊端和不可持续性已经十分明显。然而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已经提出多年，为什么迟迟难以转变？最关键的还是体制模式没有转变。因此，关键是通过改革，构建起能够支撑科学发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不仅需要在经济体制方面继续创新，也要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以及生态文明体制等方面进行创新。所以说，改革既是过去成功的法宝，也是今后克服困难进一步取得成功的必然选择。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
可以用“22614”这个数字来梳理和记忆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的重点内容，即两条重要指导思想；两个层次目标；六个领域改革；一个改革重点；四条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经验
2两条重要指导思想。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二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两条都很重要，因为在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围绕下一步改革的总体方向和根本目的，都曾经出现过不少争论。这两条指导思想可以说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改革的总体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的，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纠缠于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还是二者如何兼顾。
2两个层次目标。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阶段性目标是：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这里最有新意、也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此，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什么是治理？它与管理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单向管理、垂直管理，而治理则既包括各方面的科学管理，也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内涵。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CDD）对治理的概念是这样界定的，即认为“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其次，什么是国家治理？根据上面对治理概念的理解，所谓国家治理，就可以理解为管理国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总和。再次，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比如，从需要治理的公共事务的方面来讲，就可以包括政治治理、社会治理、经济治理、生态治理等；从参与治理的主体讲，就可以包括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从规则或制度的角度讲，就可以包括法律、法规、政策，以及伦理、道德等。最后，什么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治理覆盖及方式方法的健全和完善，二是借鉴世界文明成果，提升治理水平。因此，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既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保障国家现代化顺利向前推进的基本保障。
6六个领域改革。《决定》提出的改革内容涉及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六大领域，这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过去的改革文件主要讨论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多是从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实施这个角度提出的。这次的《决定》，根据十八大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和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形成了前述六大领域的改革方略。这样的改革方略，是现代化进入新阶段对改革的要求。这是因为：
第一，改革服务于发展，发展的领域有多宽，改革涉及的领域就应该有多宽。改革开放35年来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经济总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人民对于发展的要求也从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上升到对全面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决定》与这一全面发展战略思路的演进是一致的、紧密联系的。
第二，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面临的问题是多领域的。改革的目的在于应对发展面临的挑战，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长期以来，发展经济的迫切压力使我们将改革的主要精力放在经济体制上。改革促进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但是由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这些领域的矛盾不断积累，问题日益突出，对持续发展构成了极大约束和挑战。全面改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要求。
第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改革是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其他领域的改革对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有反作用。改革越深入，这些领域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就越强烈。
1：一个改革重点。《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这里又有两点需要重点理解和把握，一是为什么中央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点？从《决定》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这主要是基于三点：（一）是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二）是改革必须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具有牵引作用。二是经济改革如何深化？方向何在？《决定》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即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决定》的一大亮点，是一次重大理论突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来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导向社会资源配置、实现社会生产的经济形态。所谓“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在所有社会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当中，处于主体地位，意味着市场对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拥有直接决定权，意味着在资源配置中不能有任何力量高于甚至代替市场的作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就不能有其他任何力量高于或替代市场的作用。
第二，从“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的区别来理解。从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历程来看，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的作用几乎被完全排斥。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十三大：有计划商品经济；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继续使用“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那么，究竟“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的区别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基础性作用”还是“决定性作用”，就是在资源配置当中，究竟是政府说了算还是市场说了算的问题。过去讲“基础性作用”，容易让人理解为“基础性作用”之上还有一个更高层面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容易把“决定性作用”理解为“政府的作用”。这就为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过多干预、不当干预开了口子，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没有也不能否认或忽视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求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二是，市场能够有效、良性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环境，需要政府创造和维护。否则，要么市场难以发挥作用，要么发挥的是坏作用而非好作用。三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都不仅仅是充当“守夜人”的被动角色，而是要通过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对经济进行引导和调控。正因为如此，文件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还加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
4：四条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经验。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积极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