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科技创新创业的高速发展目前正在持续推动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亦成为我国很多地区尤其一线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驱动力。科企孵化器是科创服务业的核心载体，对于年幼科创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服务和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致力于降低其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
科企孵化器可提供的服务范畴极其广泛，从基础服务到专业服务，从有形服务到无形服务，从物资服务到融资服务；与此同时，科创企业的服务需求也多种多样，各有不同。因此，提高孵化服务的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度，是提高孵化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为了达至此目标，准确了解服务对象的特征情况，无疑是重要的第一步。
入孵企业的特征主要包括行业属性、发展历史、企业规模、经营状况、人员情况等。为了对入孵企业的特征进行客观的统计分析，本文以上海为基地，通过上海的101家主要孵化器向其旗下入孵企业发放问卷进行调查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511份，其中有413家企业来自国有孵化器，91家来自民营孵化器。在汇集问卷数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统计检验方法对数据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
透过上海这个重要窗口，通过此次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期望帮助大家更客观地了解入孵企业的特征状况，这对于入孵科创企业、科企孵化器、政府相关部门等各方机构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对于孵化器经营者，希望有助其选择并提供更好的、更合适的孵化服务来帮助创业企业，同时促进孵化器自身的建设和完善；对于政府决策部门，则期望有助于实施更合理、更有效的扶持政策。因此，对民营孵化器与国有孵化器下入孵企业特性差异性的认识，有助于入孵企业与孵化器之间更好地相互了解，推动孵化器平台建设及科技创新创业的发展。
二、上海孵化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化趋势
上海一直走在全国科技创新创业的前列。目前上海的孵化服务前延后伸，已初步形成“众创空间+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基地”五位一体的综合孵化体系，基本覆盖创业企业的生命全周期，使得创业企业在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都能得到有效的创业支持和服务。
根据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的资料，自1997年以来，上海的入孵企业数量增加19倍，孵化面积增加9倍。孵化企业数量的增速大幅超过孵化面积，显示孵化服务小微初创企业的趋势在显著增强，孵化效率在提高。截至2015年，上海已拥有孵化器149家，占全国总量约1/10，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125家；此外，上海还拥有创业苗圃71家、加速器14家，产业基地4个；截至2016年9月，中国科技部先后共发布三批众创空间名单，合计备案审核通过1337家，其中上海拥有47家，占全国总数4%；根据中国科技部公布的信息，2015年度共有135家孵化器入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其中上海入围7家，占全国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总量约5%，亦占上海孵化器总量约5%。
目前我国科企孵化器的服务模式正朝着专业化、集成化、国际化、多元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市场化受到的关注度最高，这种发展趋势在上海更为明显，目前已经出现不少由民营机构或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主办的孵化机构，有的甚至由单个民营企业自主创办。根据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提供信息，目前上海民营孵化器的占比已高达44%，比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上海的民营孵化器已开始加入国家级孵化器的行列。在此背景下，对民营孵化器与国有孵化器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了解孵化服务行业的客观真实情况，助力科技创新创业的更好发展。
三、民营与国有孵化器入孵企业特征比较分析
（一）问卷调查及样本企业概况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加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我们通过上海的101家主要孵化器向其旗下入孵企业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526份，经校对后，确认有效问卷511份，其中来自国有和民营孵化器共504份，其中，413家企业在国有孵化器，91家在民营孵化器。这504家企业分布于70家孵化器，占当时上海孵化器总数约5成。
样本企业的总体概况如表1所示，这些企业主要分布于信息技术、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其中信息技术行业的占比最高，达到39%，生物医药行业的企业占比其次，达21%。这些被调研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从员工人数来看，43%的企业仅有员工1-10人，47%有11-50人，50人以上的仅有10%，100人以上的更少至4%。从企业年收入总额来看，大部分企业低于1000万元。从企业的盈利水平来看，绝大部分情况不佳，43%企业亏损，42%企业的净利润徘徊于0～100万元的盈亏平衡线。被调研企业普遍缺乏运作经验。企业主大多为第一次创业，占比高达62%。而且，大多数企业创立不到2年，占比达到66%。在接受调研的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入孵企业的负责人，其中近70%是企业主或经理人，他们对企业的整体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调查结果应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总体而言，接受问卷调查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处于创业初期的小企业，在企业管理、市场拓展、对外融资等方面缺乏经验，大多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这些企业很需要孵化器提供专业的孵化服务，因此这些调查对象能够较好反馈孵化器的孵化作用，采集的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检验方法
为了比较分析民营孵化器与国有孵化器入孵企业的特征差异，我们将样本数据按民营孵化器和国有孵化器分成两个子样本，采用总体比例之差的统计检验方法对这两个子样本进行假设检验。
例如，在分析企业的行业属性时，以p1和p2分别代表民营孵化器子样本和国有孵化器子样本中观察到的归属于某个行业比如信息技术行业的入孵企业占比，π1和π2分别代表民营孵化器总体和国有孵化器总体中归属于该行业的入孵企业占比，n1和n2分别为两个子样本的容量大小。
若样本数据显示p1>p2，则建立待检验假设：
H0：π1-π2≤0；H1：π1-π2>0
并构造统计检验量z：
对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若z<zα，则拒绝H1，即不能认为π1>π2；反之，则接受H1，即在显著性水平α下可以认为民营孵化器中属于信息技术行业的入孵企业比例高于国有孵化器，即π1>π2。
若样本数据显示p1<p2，则建立待检验假设：
H0：π1-π2≥0；H1：π1-π2<0
统计检验量z同上。若|z|<zα，则拒绝H1，不能认为π1<π2；否则，接受H1，即在显著性水平α下可以认为民营孵化器中属于信息技术行业的入孵企业比例低于国有孵化器，即π1<π2。
（三）实证分析
民营孵化器与国有孵化器的入孵企业具有很多共性（见表2）。首先，都以信息技术为最热门行业，企业数量占比皆排名第一，比重都在3成以上；其次，入孵企业大多数都处于初创阶段，逾6成企业成立不足3年，更有2成以上不足1年；入孵企业的规模亦都偏小，逾9成企业的就业人数少于50人，其中一半企业更是少于10人；约9成企业的年收入低于1000万元，其中一半以上企业只是刚刚开始有收入；约9成企业徘徊于盈亏生死线上，其中一半企业更是直接报告亏损。上述数据显示，两类孵化器的服务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初创型小微企业，历史短、规模小、经营能力弱、盈利能力差。
民营孵化器与国有孵化器的入孵企业也具有很多差异性（见表2）。首先，从入孵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民营孵化器下企业的行业集聚度相对更高，聚集于排名第一的信息技术行业的企业占53%，比重大幅高于国有孵化器17个百分点，以99%置信度显著超过后者。聚集度排名第二、第三的行业则出现了分化，民营孵化器下企业是电子商务、生物医药，国有孵化器则是生物医药、新材料。而且，上述这些行业同时又是两类孵化器差异最显著的行业聚集区，民营孵化器在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的行业集聚度以99%置信度显著超过国有孵化器，而后者则在生物医药行业以99.9%置信度显著超过前者。这说明国有孵化器下企业的成本承受力和风险承受力高于民营孵化器，民营孵化器下企业则非常偏向于经营非实物型产品。
其次，从企业成立年数来看（见表3），民营孵化器内企业相对更加年幼，45%企业成立不足1年，比重大幅高过国有孵化器21个百分点，以99.9%置信度显著高于后者；而且在另一端，成立逾7年的年长企业数量仅占3%，远低于国有孵化器的9%，以99%置信度显著少于后者。
从企业规模来看（见表4），民营孵化器内企业相对更弱小。虽然两类孵化器内主要都是小型企业，但国有孵化器内已有11%企业的员工人数超过50人，比重高于民营孵化器的5%，以90%置信度显著超过后者。
从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来看（见表5、表6），民营孵化器下企业亦更加弱小。民营孵化器内有63%的企业刚刚起步，刚有微薄的经营收入，比重大幅高于国有孵化器14个百分点，统计显著性达到99%；民营孵化器内挣扎于盈亏生死线的企业占比高达92%，大幅高过国有孵化器9个百分点。
上述这些数据显示，相比于国有孵化器，民营孵化器的入孵企业更偏早期初创型，历史更短、规模更小、经营能力更弱、盈利能力更差。而且，民营孵化器自身的规模亦远小于国有孵化器，其入孵企业的数量乃至民营孵化器自身的数量都低于国有孵化器。这些现象说明，民营孵化器对企业的吸引力弱于国有孵化器。
四、成因分析
从入孵企业的各大主要期望来看（见表7），两类孵化器下企业最向往的都是优惠政策环境，企业数量占比皆高达7成左右，遥遥领先于对其他服务环境的期望。相比之下，企业对诚信环境和法制环境的期望比率低仅1～2成，对办公环境、投融资环境和创业氛围的期望比率约4～5成。显然可见，优惠政策环境是企业入驻孵化器的一个最重要的考量。
而且，国有孵化器下企业对优惠政策环境的期望比率相对更高，高达76%，以90%置信度显著高于民营孵化器下企业的67%。该数据说明，对优惠政策环境有所期待的企业更多是偏向于选择国有孵化器，换言之，优惠政策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对孵化器的选择，而相对较多的企业预判国有孵化器的优惠政策环境优于民营孵化器。但是，从企业期望的实现程度来看（见表8），被赋予最高期望的优惠政策环境却大幅逊于预期，只有大约5成企业对此项服务表示满意。其中，民营孵化器相比于国有孵化器则表现更为逊色，仅有44%企业表示满意，以99%置信度显著逊于国有孵化器的58%满意率。由此可见，在入孵企业的最大期望——优惠政策环境方面，民营孵化器明显弱于国有孵化器。国有孵化器的这个隐形竞争力不仅在入孵企业的满意度上得到了体现，而且已经在企业期望上反映了出来，说明这个现象已经被市场所公认和预期。至于该现象的具体表现、背后原因及改进措施，则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上海市101家孵化器向其旗下入孵企业做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04份。本文采用总体比例之差z检验的统计检验方法，对民营孵化器和国有孵化器两个子样本的企业特征及企业满意度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假设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国有孵化器与民营孵化器的入孵企业在特征上既具有共性亦存在差异。相比于国有孵化器，民营孵化器的入孵企业更偏向早期初创型，历史更短，规模更小，经营能力更弱，盈利能力更差。而且，民营孵化器自身的规模亦远小于国有孵化器，其入孵企业的数量乃至民营孵化器自身的数量都低于国有孵化器。
究其原因，从入孵企业满意度调查的统计结果来看，民营孵化器对创业企业的吸引力弱于国有孵化器，尤其在入孵企业的最大期望——优惠政策环境方面，民营孵化器明显逊于国有孵化器。国有孵化器的这个隐形竞争力不仅在入孵企业的满意度上得到了体现，而且已经在企业期望上反映了出来，说明这个现象已经被市场所公认和预期。
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应该己能得到一些启示：（1）对于孵化器运营者，鉴于当下入孵企业普遍把争取优惠政策放在第一位，而民营孵化器在此核心竞争力上弱于国有孵化器，因此有必要通过其自主可控的其他措施来弥补弱势，比如加强办公环境建设、增大房租优惠、加强天使投资服务、加强其他专业增值服务等；还可以考虑增加风险暴露，比如偏向更早期的创业企业。对于国有孵化器运营者，虽然当下占据不少先天优势，但要有危机意识，未雨绸缪。（2）对于政府决策部门，在政府优惠政策具体落实时，在两类孵化器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差异性以及如何避免差异性，很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外，既然创业企业如此重视争取优惠政策，那么政府优惠政策应该可以成为调控孵化器市场化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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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文伟，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工程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研究、公司金融、投资管理。李湛，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殷林森、刘晓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