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发展特别是高人口密度城市的发展一直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疾病传播是其中之一，但高人口密度不是本次疫情的罪魁祸首。
2019年11月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有另一种传染病出现，但是当时的规模尚属可控，影响范围非常小，媒体曝光度也不多。出现的地点在内蒙古，当时是发生了鼠疫。
用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反例就可以推断，其实传染病的爆发并不一定爆发在大城市，只是武汉给大家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把疾病的爆发跟城市的人口规模联系在一起。在讨论一些公共政策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去下论断，要多看一些样本，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和正确的答案。
疾病的传播和疾病的发生是两码事。疾病传播的确跟人口密度、人口流动有关系，在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场合，疾病更容易传播。但这并不是说城市总体的人口密度造成了疾病的传播，在小城市和农村也有人员密集的场所。
春节期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肺炎疫情蔓延的一个途径。由于户籍制度等一系列的原因导致亿万家庭分居，造成了今天人口流动规模巨大的"春运"，也为加剧疾病传播提供了窗口。因此，我们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尽量减少与制度性因素相关的跨地区人口流动。
疾病的传播跟人口流动、人口密度有关系，但不能把这件事上升到反对城市发展、反对城市人口聚集的地步。
疫情会不会改变城市发展的路径？降低城市人口规模和密度不能有效防止疫情产生和传播，不应该用疫情来为反对城市化和高人口密度的城市背书。疫情不会改变城市发展路径，此次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暴露了我国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偏重经济建设、忽视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的短板。改善城市治理，补齐短板，甚至会强化大城市发展的优势。
说到底，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会希望消费更多、更好、更加多样性的服务，但是相比制造业，服务业的产品大多不能运输、不可储藏，因此人性驱使会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提高城市化水平、推动大城市发展、在大城市内部人口又往中心城区集中）来满足其对服务的需求。经济规律表明，大城市中服务业占GDP比重始终高于非大城市，特大城市又远远领先于一般大城市。
世界各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其服务业占比也一直在提高，但相较于其他国家走过的路径来说，中国服务业占比虽有提高但始终较低，甚至与处于历史同阶段的国际水平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中国未来会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占比，缩小与别国差距。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会继续推进，人口会继续向大城市集中。这就是在客观规律下，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