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即经济集聚程度提高的同时，人均GDP在地区间趋同
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一个大国内部，可以以少数都市圈带动并强化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在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之下，地区之间进行分工和贸易，可以在一个大国内部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红利。而当一个国家（或如欧元区这样的统一货币区）的经济规模大到世界前几位时，这个国家的货币还将通过获得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得巨大的红利。
现实中，大国发展可能享受到的“规模红利”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因为一些导致市场分割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可能阻碍“规模红利”的发挥。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是研究规模红利与市场分割两大问题，为此，需要结合空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经济学子学科。这样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基石：第一，城市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第二，区域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影响；第三，规模经济与市场分割相互作用，及其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
截至目前，经济学研究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关于城市发展，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交通和环境成本等规模不经济与城市规模经济相伴生，但规模不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方式加以改善，甚至城市病治理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本身就具有规模经济性。
第二，关于区域发展，经济地理和集聚效应仍然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中国，由于存在行政力量对于经济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经济发展的零散分割，以及地区之间分工水平的下降。事实上，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即经济集聚程度提高的同时，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在地区间趋同。
第三，关于国家发展，由于政治经济学的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在2003年之后出现地区之间“均匀发展”的政策倾向，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放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步下滑具有持续的影响。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不只是国际经济周期的问题，也是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扭曲。
上述三个问题分别涉及到城市、区域和国家的发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简而言之，城市存在的规模经济效应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在一个国家内部，需要通过城市（地区）间的资源再配置来充分利用大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然而，遗憾的是，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导致的往往是市场分割，不利于地区间资源配置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地理（包括经济地理）因素是决定城市和区域增长的核心因素，并将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政策作为扭曲城市发展和城市体系的力量。
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
任何经济的发展，任何国家的富强，其最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表现就是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而在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过渡，这样的趋势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