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持续增长固然重要，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充分利用城市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来发挥人力资本外部性和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在城市中的互补性，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是于国于民均至关重要的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这一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应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实现基础教育资源可随人口流动而携带，同时，多种渠道增加教育资源总量，促进人口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清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关键词】教育回报；人力资本外部性；城市；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1-0075-12
作者：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 200030）。
一、引 言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备受争议，但如果将其理解为是否最终缩小了与美国的发展水平差距，的确有不少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1]。自20 世纪60 年代起，作为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体，到2008 年成功“毕业”而成为高收入的，只有12 个，并且4 个在东亚[2]。对中国而言，是像东亚近邻一样能够成功毕业，还是像拉美那样被甩在后面，未来十年就会有答案。
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要在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嫁接“空间”的因素。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人均GDP 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人均资本，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人均资本好理解，而全要素生产率则复杂得多。通常，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教育水平，这是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强调中国要加大对于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投入的原因。当然，加大投入提升教育水平是重要的，除此之外，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其内部城乡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面。倘若从“空间”的视角看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就不再是一个投入和水平的问题，而是包括了在哪投入和在哪提高教育回报的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也是城市化率居中的国家，而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落后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大约10 个百分点[3]。因此，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却不提高城市化水平，在国际范围内没有先例。同样换空间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每一个省放在欧洲都是一个（甚至几个）国家的尺度。如果分省来看，2014 年，中国已经有9 个省市（其中8 个在沿海）的人均GDP超过10000 美元，也都是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所以，从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问题的本质是提高中西部省份的人均GDP 和居民收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习惯性的思维误区是，中西部省份居民提高收入就是他们在家乡提高收入。从全国的空间看，事实并非如此，中西部居民提高收入的地点既可以是家乡，也可以是外地，即通过流动到有更高收入的地方来实现。打破人口流动的障碍，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并让每一个劳动力自由选择能够最大化自己教育回报的工作和居住地点，这是有效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教育回报的最优方式。
从上述“空间”的视角出发，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实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合理流动。相比之下，在既有的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经济持续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中，空间视角被重视的程度不够。这篇文章尝试弥补这样一个不足，强调在哪教育和在哪获取教育回报的问题，既对现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又在行文中提出缺乏研究的课题。
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以“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概念为核心，讨论城市与教育回报的关系。第三部分为“人往高处走”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解释，讨论城市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第四部分讨论那些阻碍了教育投入与产出的空间最优化的障碍。第五部分是对未来的展望以及本文的政策含义。
二、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与教育回报
在经济增长里，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是看得见的部分，其余都被归为全要素生产率。但全要素生产率又是什么？人们会将其归因为劳动力的质量以及制度。再具体一点，在发展过程中，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一个问题，教育的回报能否获得提高，又是另一个问题。给定教育水平，可能教育回报很低，这会进一步地降低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一）教育回报的上升：人力资本外部性的重要性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印证了教育回报的不断上升。计划经济时代所有人的工作都是由国家统一安排，教育回报率被严重地压低[4]。不同的研究均显示，从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回报率逐年上升。在图1中，我们可知，教育回报率在1978 年仅为-0.642%，到了1987 年则上升为3.707%[5] ；在整个90 年代，从1990 年的2.43%，上升到1999 年的8.1%[6]；2000 年之后，从2001 年的6.78%，上升到2010 年的8.6%[7]。我们用2005 年1% 人口小普查的微观数据，在控制了年龄、年龄平方、性别、民族和婚姻状况后，发现一年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平均提高工资水平13.2%[8]。
私人教育回报的持续上升体现出教育的确在创造价值。一种直观的理解是，教育回报上升的原因，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对教育回报的压制在市场经济下得到纠正。另一种容易想到的解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质量得到了改善。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外部性”（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在提高教育回报方面的作用被严重地忽视了。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含义是，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还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知识的外溢性，从而在加总的意义上产生社会回报，即一个人能够从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获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罪率下降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如果人力资本外部性很大的话，那么，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或者从教育水平低的城市流动到教育水平高的城市，就可以获得收入的提高。那么，中国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对收入的影响有多大呢？根据笔者和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EdwardGlaeser）的研究发现，通过使用CHIPS2002 和2007 年的数据，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高大约21.9%[9]。如果换用2005 年1% 的人口小普查数据，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 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升大约19.6% 到22.7%[10]。不同的数据估计出来的结果非常接近。这意味着，即使给定教育水平和所有其他个人特征，只需要将一个人的居住地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他的收入就可以同步提高大约20%（以上几个系数估计值的约数）。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原先教育的私人回报就被高估了，这其中包含了教育的社会回报。
那么，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力资本外部性在加总的层面对于人均收入产生多大的影响呢？如果做一个非常粗略的估算，在2014 年末，中国有大约2.6 亿的跨地区迁移人口，假设其中都是农村进城人口，考虑到农村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大约比城市低3 年，再考虑到他们的劳动参与率大约是80%，那么，在迁移过程中，这2.6 亿人口的人均收入提高了大约48%（=20%·3·80%）。如果未来中国再有2.6 亿人口进城，大约将使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到75%（=55%+2.6 亿/13 亿）。即使按60% 的劳动参与率来计算（考虑到现有农村人口中老人和女性更多），再假设城乡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仍然相差3 年，这部分人的人均收入将提高36%（=20%·3·60%），而这部分人占到全国人口的20%，他们的人均收入提高将转化成为全国人口平均收入增长大约7.2%（=36%·20%）。这个迁移效应大约相当于当前中国一年的人均GDP 增长率。如果新进城的人口劳动参与率达到80%，而且相对集中在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大城市，使其周围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能够增加4 年，这部分人的人均收入将提高64%（=20%·4·80%），而这部分人占到全国人口的20%，他们的人均收入提高将转化成为全国人口平均收入增长大约14.4%（=64%·20%），相当于2 年的人均收入增长。换句话说，在城市化水平提高到75% 的过程中，仅仅借助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机制，就可以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水平的时间提前1—2 年。当然，这个估算非常粗糙，只是为了给读者一个大致的感性认识。
作为一个正在经历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不同地区影响教育回报的因素不尽相同，包括私有部门的经济比重、不同程度的经济开放度（吸引FDI 的程度）、不同的地域性政策等。更为重要的是，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人均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就会使得教育回报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产生差异。邢春冰的研究表明，城市的教育回报显著高于农村的教育回报，在城市层面，那些教育程度更高的大城市有着更高的教育回报[11]。
邢春冰的研究显示，在1995 年，每年教育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大约一致为3%—4%。到了2002 年，广东省以8.4% 的每年教育回报率居全国首位，而湖北和云南的每年教育回报率最低（约4.6%—4.7%）。从2002—2007 年，中西部省份的教育回报率停止增长并出现下滑的态势（例如安徽和甘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沿海地区的教育回报率持续攀升，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例如，北京的教育回报率从6% 上升到11%，江苏的增长态势亦是如此。全国的教育回报率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化。高等教育回报上升呈现出类似的态势。可以看出，教育回报主要来自高等教育阶段，特别的，沿海地区的高等教育回报成为了该区域教育回报的主体。为了进一步反映出教育回报的地区间差异，邢春冰利用2005 年1% 的人口小普查数据估计出了所有城市层面的教育回报，估计结果从5% 到15%，展现出很大的城市间差异。他发现，总体来说，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人口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城市越大教育回报越高。同时，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占比正相关，大学生占比越高，教育回报越高。
（二）高技能者的集聚为什么会使低技能者得益？
读者可能会问，难道高技能者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只是由高技能者自己得到的吗？这样，城市要发展自己，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或者说，城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替代掉低技能劳动者？不是这样的，事实上高、低技能者之间存在着技能互补性（skill complementarities），这使得大学生更多的大城市反而需要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那为什么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
一是劳动力分工。当市场容量增加的时候，会促进劳动力的分工更为细化，劳动力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不同技能的人在生产过程中位于不同的岗位，相互分工，从而产生互补性。其实，这就是市场规模促进分工的“斯密定理”。
二是人力资本外部性。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会提升高技能者周围劳动力的生产率。结合以上两点，可以说明存在劳动力分工时，不同技能的人会从事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职业，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高技能者的增加会提高其自身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促进低技能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大城市会促进高低技能互补。我们的研究发现，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会出现在大企业内部，但大城市的促进效应并未明显强于中小城市[12]，但大城市却的确更可能通过促进企业间和行业间的外部性来促进高低技能互补[13]。
三是消费外部性。就业工资的上涨会增加人们从事家务的机会成本。对于高技能劳动力而言，从事家务的高机会成本会促使其将家务活动外包给从事家政、餐饮等消费型服务的低技能劳动力。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还会增加其他诸如医疗、艺术、法律等的服务需求，而它们的从事人员主要是高技能劳动力。大城市会通过外部性、分享和匹配等机制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将更多的家务活动外包，同时增加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需求，进而会增加消费型服务业的就业量。据估计，城市中每增加1 个高技能岗位，就会增加5 个消费型服务业的岗位，其中2 个是医疗、艺术、法律等高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3 个是餐饮、收银员等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