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城市里，具有高、低技能的劳动力之间具有互补性，能够互相促进对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文章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考察中国城市的技能分布及变化情况，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首先，高技能劳动力是城市发展的引擎，它会促进城市工资提升、人口增加。其次，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使得大城市中不仅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高、低技能的劳动力同时向大城市集聚。最后，我们发现中国的大城市抑制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其背后原因是高技能偏向性的落户政策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受限，这不利于提升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关键词】技能互补；经济增长；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 F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947( 2015) 03-0185-13
一、引言
进入21 世纪，中国基于投资扩张和出口拉动的外延式扩张面临难以持续的局面，经济增长方式积累了诸如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 的比重低、外贸依存度高和巨额经常项目盈余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着环境恶化、社会日益缺乏稳定等诸多问题。对此，各界的共识是目前中国需要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体制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改革。各方面改革的难度不一，并且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因此，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就至关重要，应从调整经济结构的改革入手，保证经济在合理区间内稳定增长，然后在稳定增长中逐渐进行其它各方面的改革。在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对于经济增长( 特别是服务业) 的作用尤其重要。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截止到2012 年，仅包含城镇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35%左右，包含非本地城镇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也只有53%左右，而同时期的工业和服务业在GDP 中占比已超过90%。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恰恰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其中，大量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集聚将产生巨大的对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积极作用。然而，当前中国经济的政策却仍然在土地供应和户籍制度两个方面限制着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扩张。那么，为什么高、低技能的劳动力同时向大城市集聚? 有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支持对低技能劳动力更为严格的城市落户限制? 进一步地，这种技能偏向性的落户政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本文分为五部分: 第二部分展现高技能劳动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人口增加和工资提升的作用； 第三部分主要说明城市发展会促进高低技能互补； 第四部分主要分析技能偏向的户籍制度对不同劳动力的技能互补和空间分布的影响； 最后是结论。
二、高技能促进城市发展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高技能劳动力促进城市发展的原因，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高技能劳动力本身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若以学历来衡量技能水平，则高技能劳动力更高的生产率可体现在私人的教育回报率上。私人教育回报率会因国家、地区和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而不同。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所有人的工作都是由国家统一安排，教育回报率可能是被低估的，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回报率逐步上升。教育回报率在1978 年仅为－ 0. 642%，到了1987 年则上升为3. 707% ( Fleisher ＆ Wang，2005) ； 在整个20 世纪90 年代，从1990 年的2. 43%上升到1999 年的8. 1% ( 李实、丁赛，2003) ①； 2000年之后，从2001 年的6. 78%上升到2010 年的8. 6%( Gao ＆ Smyth，2012) 。我们用2005年1%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在控制了年龄、年龄平方、性别、民族和婚姻状况后，发现一年教育水平的提高平均会提高工资水平13. 2%。总而言之，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第二，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会产生外部性。高技能比例的增加提升城市居民的平均工资，不仅是因为高技能劳动力获得了更高的教育私人回报率，更是因为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产生了教育社会回报率。城市内，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会产生人力资本外部性，这是高技能劳动力促进城市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我们更进一步地考察城市高技能劳动力对城市内个人工资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1。从第1 列的OLS 回归结果可知，高技能比例每增加1 个百分点，城市劳动力工资会上涨3. 08 个百分点； 在第2 列中，我们使用格莱泽和陆( Glaeser ＆ Lu， 2014) 的研究中对20 世纪50 年代“院系调整”运动中每个城市迁出的院系数量作为城市高技能比例的工具变量，结果发现，高技能比例每增加1 个百分点，城市劳动力小时工资会上涨2. 88 个百分点，若用迁入的院系数量做工具变量，城市劳动力小时工资会上涨3. 14 个百分点。为了和教育私人回报率更有可比性，在第4 列中，我们用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结果发现，个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 年，小时工资会增加10. 5 个百分点，而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 年，个人收入会增加15. 5 个百分点。在第5 列中使用和第2列中相同的工具变量后，教育私人回报率为10. 3%，而教育的社会回报率为19. 6%，几乎是教育私人回报率的两倍，若用迁入的院系数量做工具变量，二者分别为10. 1% 和22. 7%，这与格莱泽和陆( Glaeser ＆ Lu， 2014) 的研究使用CHIPS 数据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因此可以认为，高技能者的存在会促进城市平均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此外，刑春冰( Xing，2014) 发现，城市人口越多，大学生比重越高，教育回报率越高。
另外，高技能劳动力产生的正外部性也体现在其它方面，比如犯罪率。高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可能会促进城市犯罪率减少，并形成模范效应，带来城市总体犯罪率下降，提高城市的吸引力。
人力资本外部性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产生的，于是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只局限于很小的地理范围之内，这会导致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在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 以享受人力资本外部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高技能比例越高的城市在后续的发展中会集聚越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从而出现城市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分化。
我们利用2000 年和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并借鉴贝利和格莱泽( Berry ＆ Glaeser，2005) 的做法来考察2000 年城市人力资本情况对2000 ～ 2010 年期间的城市人力资本变化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2。在前两列中，我们是用高技能比例的增长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初始的高技能比例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在第1 列中， 2000 年的城市高技能比例每增加1 个百分点， 2000 ～ 2010 年的高技能比例会增加1. 3 个百分点； 在第2 列中，即使我们控制了2000 年的城市人口规模、人均GDP 和产业结构，结论依然成立。考虑到高技能比例的变化可能不是正态分布，所以在第3 列中，用高技能数量的对数变化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这相当于高技能数量的增长率。结果显示， 2000 年高技能比例越高， 2000 ～ 2010年期间的高技能数量增长率越低。这个较低的增长率是因为基期的高技能比例高。值得一提的是，城市的高技能比例影响后续高技能比例的现象在美国同样存在( Berry ＆ Glaeser，2005) 。
从表2 的回归结果可知，城市的高技能比例会影响后续的高技能比例，而低技能比例是否具有同样的影响呢? 为此，我们在表2 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低技能比例，具体结果见表3。从表3 的结果，我们发现，城市初期低技能劳动力比例越高，在后续时间段内，高技能比例不会出现增长，甚至可能会出现减少。与此同时，我们再次发现，初始高技能比例会显著增加后续的高技能比例，也说明了表2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至此，我们已知城市的高技能比例会影响后续的高技能比例，但这是经济集聚的结果，还只是产业转移的结果呢? 利用2005 年1%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计算以下两个指标:
的含义是，假定每个城市都具有相同的高低技能比，行业间技能不同只是由于就业数量的不同而已，利用专业化指标
对城市m 的高低技能数量比Hm /Lm进行回归，系数就表示行业间的技能差别能解释城市间技能差别的程度；
的含义是，假设全国各城市的行业就业比例是一样的，行业间的技能差别就体现在技能比例的
差别，利用对城市m 的Hm /Lm进行回归，回归系数表示行业内的技能差别能解释城市间技能差别的程度。在表4 的回归结果中，城市高低技能数量比的系数在1% 置信水平下都显著为正。第1 列的回归系数为0. 164，远远小于第2 列0. 791 的回归系数，这说明了城市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主要是来自行业内的差异。类似地，贝利和格莱泽( Berry ＆ Glaeser， 2005)发现美国在1970 ～ 2000 年内城市间人力资本的分流不是行业间差异带来的，而主要是来自行业内的差异，与表4 第2 列类似的系数也在0. 8 左右( Hendricks，2011) 。
既然高技能比例越高的城市，在后续的发展中会集聚越多的高技能劳动力，那么城市间人力资本水平会逐渐分化。我们利用2000 年、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考察城市间人力资本差异，所用指标包括均值、标准差、75 ～ 25 分位之差、差别指数和隔离指数②。从表5 的结果可知，平均而言，大学生比例在提高，与此同时，城市间大学生比例的差异程度也在扩大。
最后，我们想知道的是高技能劳动力促进城市间人力资本分化的作用机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是企业家精神。首先，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会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Glaeser et al． ，2010) ； 其次，高学历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倾向于雇佣更多的高技能员工( Berry ＆ Glaeser，2005) 。关于中国的情况，碍于缺少企业法人代表的学历和员工学历结构的数据而暂时无法验证以上两个假说。不过我们可以提供两个证据: 一是中国城市人均教育水平对企业家精神存在抑制作用( 陆铭、倪鹏途，2014) ，美国的情况与此相反( Glaeser et al． ，2010) ； 二是我们利用2000 年和2005 年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中二位职业代码信息，算出每个城市的企业负责人的高技能比例，然后看它与城市高技能比例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在2000 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 3347，在5% 下显著，而在2005 年，则为0. 0299，不显著。我们初步认为，在中国，高学历的企业家和管理者管理的企业雇佣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可能不是促使中国城市间人力资本分化的原因，具体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总而言之，高技能劳动力会促进城市工资提升、人口增加，是城市发展的引擎。
三、城市发展促进技能互补
既然高技能劳动力是城市发展的引擎，那为什么低技能劳动力也会共存于城市呢?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技能互补。
技能互补体现的是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假设城市内存在高低技能劳动力两种劳动力。从生产率来看，若高低技能劳动力能够互相促进对方生产率的增加，则说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从就业情况来看，若高低技能劳动力能够互相促进对方就业量的增加，则说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