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催生中部地区六大城市群，其中武汉城市圈在长江经济带和湖北省具有龙头领跑作用。根据《武汉城市圈区域发展规划(2013—2020年)》，武汉城市圈①包括6个地级市(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孝感市、黄冈市和咸宁市)和3个省直管县级市(仙桃市、潜江市和天门市)，其人口规模、经济总量、财政收支和对外开放度等主要发展指标在湖北省均占较大比重(表1)，可见武汉城市圈在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而，根据本文研究，武汉城市圈在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年间，以劳动力为核心的经济要素普遍流失，城市未来发展潜力或许面临动力不足的危机。相关文献研究表明，人口等要素的净流出预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如就业率下降[1]、人力资本存量降低[2]、劳动力优势丧失[3]，以及与“空心村”现象相关的土地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等[4]。因此，未来武汉城市圈的健康发展必须重视以人口流失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收缩现象。
城市收缩现象一直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自“城市收缩”概念于1988年被首次提出后[5]，以英国[6]、德国[7]、美国[8]和日本[9]等国家为案例的城市收缩研究大量涌现。相对而言，国内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例如，黄鹤较早地介绍了美国“精明收缩”的实践和经验[10]；魏后凯发现2000～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小于20万的小城市的人口负增长达到21.81％[11]；龙瀛等人较为精确地识别了我国654个县级及以上城市的收缩现状[12]；李郇和吴康等人则分别以珠三角、京津冀和长三角为例，分析了我国重要区域的收缩程度[13-14]；张学良等人在地级市/市辖区、县市(区)/街道两个层面上识别了我国城市收缩现象，发现我国东北和长江经济带地区的收缩程度最为严重[15]。
综合来看，目前还尚未发现专门研究长江经济带特别是武汉城市圈城市收缩现象的文献，对武汉城市圈人口流动或分布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圈内人口空间分布格局[16-17]、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多要素耦合发展[18-21]、武汉市人口土地空间结构[22-26]以及武汉市作为核心城市的辐射能力[27]等方面。本文沿用张学良等人[15]的研究方法，对武汉城市圈城市收缩现象进行探索研究，利用我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别从地级市/市辖区、县市(区)/街道两个空间维度出发，识别武汉城市圈的收缩城市，并以黄冈市为例，对圈内收缩城市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武汉城市圈应对城市收缩的规划思路。
1武汉城市圈城市收缩的界定和
识别
1.1收缩城市的概念
1988年德国学者和
Siebel首先提出“城市收缩”一词，用来描述城市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人口大量流失现象[5]。其后Oswalt和Rieniets等多位学者对世界范围内收缩样本城市进行了系统研究[6-9，28]，虽然他们对“收缩城市”的定义有所差异，但是均以人口流失作为识别和衡量收缩城市的核心指标。基于已有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将我国的收缩城市定义为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常住人口出现持续流失的城市。常住人口构成了地区生产和消费主体，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地区的要素集聚能力，而要素集聚能力的高低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决定城市是否收缩的关键。
基于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本文从两种维度定义我国的城市收缩：①广义的城市收缩，即在地级及以上城市(盟、自治州、地区)层面，全市范围内常住人口的持续下降；在县市(区)层面，全县市(区)范围内常住人口的持续下降。②狭义的城市收缩，即在地级及以上城市(盟、自治州、地区)层面，市辖区范围内常住人口的持续下降；在县市(区)层面，城关镇/街道范围内常住人口的持续下降。相应的，出现收缩现象的城市即为收缩城市。广义的收缩城市可以从总体上反映我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流失状况；狭义的收缩城市结合我国区划系统的特殊性，可以弥补我国城市区划空间过大的缺点，更为精确地反映城市人口集聚能力的强弱。
1.2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识别武汉城市圈的城市收缩状态。结合收缩城市的定义和已有数据，本文将武汉城市圈的收缩城市具体界定为：2000～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年间人口增长率为负的地区。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武汉城市圈整体上包含9市(6个地级市，3个省直辖县级市)，48个县市(区)。与2000年相比，武汉城市圈城镇人口规模上升16.92％，而总人口规模下降1.48％(表2)，说明武汉城市圈仍处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但武汉城市圈作为中部崛起的首位城市圈和重要战略支点，总人口规模的下降意味着其对外来人口的集聚能力减弱，这需要引起重视。
此外，为避免对城市收缩的识别出现误差，本文核查了2000～2010年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行政区划的变动情况。其中，2001年黄石市石灰窑区更名为西塞山区③；2009年武汉市武昌区、青山区和洪山区出现内部区划调整④。这两市的区划变动将微弱地影响对武汉市江南三区收缩形态的判断。鉴于村(社区)空间尺度数据的缺失，为保证样本的完整性，本文依然以武汉市江南三区原人口规模等数据识别城市收缩现状。
1.3武汉城市圈城市收缩识别
本文计算了两次人口普查年间武汉城市圈9市全市和市辖区/街道范围的人口增长率，识别了武汉城市圈中广义和狭义的收缩城市，并分别统计了各行政单元收缩县市(区)和非收缩县市(区)的个数(表3)。可以看出，在9市中，仅武汉市和鄂州市的人口增长率为正，其余7市均出现城市收缩现象。其中，仙桃市收缩最严重，人口增长率为-20.28％。从狭义的收缩城市角度看，黄冈市、咸宁市和潜江市市辖区或街道范围的人口规模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区域，市辖区或街道范围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城市的要素聚集能力较弱，未来发展出现衰退的可能性较大。此外，在48个县市(区)中，有31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人口流失，占比达64.58％，其中黄冈市和咸宁市两个地级市的县市(区)全部收缩，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两个地级市内部并不存在明显的增长极，这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2武汉城市圈收缩城市的空间分布与土地利用
2.1武汉城市圈9市收缩空间格局
将武汉城市圈收缩数据与地理信息进行匹配后，可绘制图1。可以看出，武汉城市圈核心区域仍在不断集聚人口，表现为单中心极化经济发展模式。具体来讲，两次人口普查年间武汉城市圈增长最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市辖区(新洲区和黄陂区除外)以及黄石市的下陆区和黄石港区，人口增长最快的前十位县市(区)平均增速为27.60％。同时，武汉城市圈非核心区域的人口出现大规模下降，主要集中在黄冈市和咸宁市，人口规模下降最快的前十位县市(区)平均下降幅度为15.64％。
城市的发展寓于区域之中，到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影响着城市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29-31]。武汉城市圈9市和48个县市(区)的人口空间分布即是以上观点的现实表现。
2.2武汉城市圈的土地利用
在人口极化的过程中，武汉城市圈是否能够合理调整城市发展格局，应对人口减少的趋势？本文以土地蔓延作为地方政府进行地方投资和发展动向的考察指标，探讨武汉城市圈人口减少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2011年Fallah等人[32]提出的方案，构建如下蔓延指数：
其中，
，
。
SP代表反映人口密度的城市蔓延度，LP%为市区内人口密度低于全国平均值的栅格常住人口占市区总人口的比重，HP%为一个城市内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栅格人口比重。SA采用城市内部灯光亮度低于(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栅格面积占比来反映城市低(或高)密度空间比重⑤，即在SA中采用低(或高)密度区域面积占整个城市面积的比重来计算LA%和HA%。S指数的取值在0和1之间，取值越接近1，表示城市蔓延度越高。
考虑到人口密度在城市内部空间的差异性，本文将城市内部经济活动密度的变化也纳入到城市蔓延指数的构建中。同时，在具体计算过程中，LP/HP和LA/HA均为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指标，剔除了全国平均水平波动造成指数波动的影响，更具合理性。
表4汇总了武汉城市圈6大地级市的蔓延指数和蔓延增长率，并将它们与湖北省均值和全国均值进行对比。不难发现，除孝感市在2001～2010年的蔓延程度有轻微下降外，其余5市的蔓延程度均有所提高。对比表3，城市收缩较为严重的黄冈市和咸宁市在2001年、2010年和2013年的蔓延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2001～2010年，人口负增长(-1.94％)的黄石市的蔓延增长率最高，为46.73％，2001～2013年其蔓延增长率高达63.64％。相较之下，武汉市的蔓延程度和蔓延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这或许与武汉市可供开发的土地面积较小有关，在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中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此外，从蔓延均值看，与湖北省和全国相比，武汉城市圈整体蔓延增长率的均值更高。以上数据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武汉城市圈并没有积极响应城市收缩的事实，在总人口规模下降的过程中，其土地利用面积仍然在增加，总体上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
3武汉城市圈城市收缩的背景、现状和应对：以黄冈市为例
不同的城市，城市收缩的原因以及应对城市收缩的重点不同。本文以黄冈市为例，讨论黄冈市城市收缩的背景、发展现状以及相关的城市规划。
3.1黄冈市城市收缩的背景
由表3可知，在两次人口普查年间黄冈市市辖区出现持续的人口流失，且内部10个县市(区)全部呈现收缩状态，人口总体减少13.32％。作为农业大市，黄冈市的收缩与广大乡村地区类似，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遗留问题，同时也有其自身特点。
根据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劳动力流动一般被认为是工资水平、舒适度与流动成本三者权衡的结果[33]，城市收缩往往与产业转型和资源枯竭[34]、公共服务水平[35]、经济或政治体制转轨[36]等因素相关。笔者认为，黄冈市的收缩源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大环境，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黄冈市的收缩趋势亦与武汉城市圈正处于不断极化的发展阶段相关。
首先，较高比重的第一产业导致黄冈市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是黄冈市劳动力大量外迁的推力。一般来说，劳动力总是流向生产率和工资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37]。由于生产技术和方式的差异，农村工资水平较低成为黄冈市劳动力大量外迁的直接原因。根据《湖北统计年鉴(2015)》数据，2014年黄冈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388元，仅高于恩施州、神农架林区和十堰市，低于湖北省10849元的平均水平。理论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将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同时，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增强[38]，也促使黄冈市的农业劳动力对外转移。
其次，工业衰落导致黄冈市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吸引力不足。利用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信息，2000年黄冈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占武汉城市圈企业总数比重较高，为20.23％，且根据LP方法⑦[39]计算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水平为6.40，高于武汉城市圈6大地级市6.15的平均水平；但至2007年，黄冈市规模以上企业数占武汉城市圈企业总数比重下降为16.52％，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水平虽有上升，为6.52，但已低于武汉城市圈6大地级市6.84的平均水平。
最后，武汉城市圈不断极化的发展趋势是黄冈市人口大量转移的拉力。武汉城市圈的城镇人口不断增加，而总人口规模不断下降，说明武汉城市圈处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此外，在除鄂州市的其他7市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武汉市人口增加率为17.72％，反映出武汉市明显的单极化集聚发展趋势。集聚经济导致人口等要素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同时由周边城市向区域中心城市集中，形成中心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40-41]。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黄冈市人口等要素不断流出的现实背景。
3.2黄冈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城市的基本特征是人口与经济在空间的集中[42]，因此城市人口的减少往往意味着经济发展活力的下降。本文将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与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匹配⑧，对比两次人口普查年间黄冈市经济、社会、财政和公共服务等指标的表现，并将其与武汉城市圈均值和湖北省均值进行比较⑨。
表5～表7分别统计了黄冈市两次人口普查年间人口、经济和社会等发展指标。与武汉城市圈、湖北省和全国均值对比，总体上黄冈市的城市收缩呈现以下特点：
(1)人口规模较大、人口密度较低。黄冈市面积为武汉城市圈的1/3，人口绝对规模较大，为武汉城市圈的1/5。但是其城市收缩较严重，人口规模总体下降13.32％，造成城市人口密度较低，2010年人口密度仅为武汉城市圈的71.91％。较低的人口密度意味着较低的经济活动强度，总体上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2)高质量劳动力比重偏低、城镇化水平低下。本文从技能水平和年龄结构两个方面考察黄冈市的劳动力质量。借鉴Diamond[43]的做法，以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代表高技能劳动力，由表6可知，黄冈市高技能劳动力的比重仅为武汉城市圈的56.34％。同时，以15～59岁人口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发现黄冈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低于武汉城市圈2.92个百分点；而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高出武汉城市圈2.42个百分点。另外，城镇化率代表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集中的程度，从以上统计数据看，黄冈市城镇化率仅为34.80％，低于武汉城市圈约18个百分点。与湖北省或全国比较，黄冈市以上指标皆有较差的表现。
(3) 经济效率水平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较低、财政支出偏高。黄冈市经济效率较低，2010年代表劳均生产率的人均GDP仅为武汉城市圈的48.05％，为湖北省均值的52.22％，全国均值的42.58％；代表地均生产率的单位面积GDP仅为武汉城市圈的23.79％。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看，黄冈市这一指标较低，仅为武汉城市圈的56.05％，且低于湖北省均值和全国均值。与此相反，黄冈市2010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高，为21.23％，高出武汉城市圈约6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一方面解释了黄冈市发生城市收缩的直接原因，即较低的收入水平推动劳动力大量外迁；另一方面，高质量劳动力比重较低以及生产效率的持续下降，意味着黄冈市未来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发展形势。
3.3城市收缩背景下增长型的城市规划
在快速人口流失这一客观背景下，黄冈市是否能够合理地规划城市发展布局，以应对城市收缩？笔者发现，总体上黄冈市或许并没有制定合理的应对城市收缩的发展规划。这主要体现在黄冈市土地利用面积不断扩张与人口规模迅速下降形成的鲜明对比上。根据《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6—2012年)，2005年黄冈市土地出让面积为225.26hm2；至2011年，土地出让面积达880.31hm2，增长了290.80％，与城市收缩的现实形成强烈对比。这与杨东峰等人[44]利用航空影像资料发现空间扩张与人口流失并存的结论相同。如表4所示，根据夜间灯光数据和人口密度数据计算出2013年黄冈市土地蔓延指数为0.46，高于武汉城市圈均值，也高于湖北省均值和全国均值。另外，根据《黄冈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黄冈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并没有发现与人口减少趋势相关的规划制定方案。相反的，按照规划目标，经济总量、投资总量和出口总量等需要持续增长(表8)。黄冈市政府在人口流失的背景下，近十年来依然制定和实施了经济增长率为10％以上的方针政策，将来的规划可能需要进行转型。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主要结论
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基于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识别并分析了武汉城市圈9市和48个县市(区)的收缩现状。结果发现，除构成武汉城市圈核心区的武汉市和鄂州市外，其余7市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缩，其中仙桃市的收缩率达-20.28％，其次为黄冈市，收缩率为-13.32％，呈现显著的单极化集聚发展趋势。为考察人口收缩背景下武汉城市圈的城市发展格局，本文利用人口密度和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土地蔓延指数，发现虽然武汉城市圈人口规模整体下降，但是土地蔓延增长率较湖北省和全国平均水平高，可能出现了土地利用率下降
的问题。
为分析城市收缩的原因，并形成应对城市收缩的针对性措施，本文以黄冈市为例，分析其城市收缩的背景、目前的城市发展状态及相关城市发展规划。基于已有研究和我国发展特征，本文指出，黄冈市城市收缩是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产物，并与单极倾向的武汉城市圈发展进程相关。黄冈市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下降，在2000年至2010年间，黄冈市人口密度、经济效率、社会投资、教育水平和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然而近十年来黄冈市依然制定了经济扩张的发展规划，或许未来黄冈市的发展应向“适应人口减少”的方向转型。
4.2政策建议
按照《武汉城市圈区域发展规划(2013—2020年)》，武汉城市圈将建设成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全国自主创新先行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业中心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增长极”。武汉城市圈人口总量的持续下降值得关注：虽然武汉市人口总量增加，但是圈内其他城市普遍出现的城市收缩现象令人担忧，不利于圈内健康的城市体系的建立。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应对城市收缩的政策建议。
(1)强调“区域性规划”，制定具有区域协同效应的战略规划体系。
笔者认为收缩城市应以区域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收缩和适应收缩，制定与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具有协同效应的战略规划体系，实现各类规划在跨区域层面的“多规合一”。从收缩形态看，除自身的地理资源禀赋外，武汉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产生的“虹吸效应”或许是武汉城市圈7市发生收缩的重要原因之一。集聚经济使区域中心城市产生生产率优势[45]，继而形成空间增长极，区域外围城市的人口规模虽然下降，但是却提高了人口等要素在核心区域的聚集程度，总体上提升了区域效率。因此，武汉城市圈的收缩应更加关注区域的、整体的利益，以适应收缩。
以黄冈市为例，未来黄冈市的发展应注重与武汉市形成区域协同，利用武汉市的便利条件并结合自身优势，考虑重点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基于产业定位，黄冈市战略规划应着重强调与武汉城市圈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衔接，服务于与武汉市相配套的产业带或产业聚集区。此外，在制度建设上，黄冈市应积极推动与武汉城市圈跨区域合作方案的制定，弱化行政壁垒，致力于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行政协调机制。
(2)适应“收缩型规划”，控制与人口流失不相称的空间扩张趋势。
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势能和制度红利的释放，形成了以增长为主题的“扩张型规划”。然而在人口大量流失的背景下，政府依然不加节制地提高财政支出等以刺激增长，可能导致人口老龄化、社会不均等和高失业率等其他问题。表4显示，武汉城市圈内大部分城市仍在延续扩张型发展路径，在城市收缩的背景下，出现土地蔓延与人口收缩的悖论。根据国际城市管理经验，城市收缩虽然可能意味着迟缓的经济增长，但是同时包含着“空间置换”和“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机遇[46]，这为应对城市收缩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是城市体系优化和结构更新换代的机遇。
未来城市发展规划的重点应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应借鉴“精明收缩”的理念——“更少的人、更少的建筑、更少的土地利用”[47]，关注城市持续的潜在发展动力，制定更合理的适应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策略。以黄冈市为例，未来城市发展规划的重点与其放在存量人口的增长和持续扩张的土地利用上，不如通过提供更为宜居的环境、塑造更为精致的城市旅游文化，如增设公共绿地、都市农业区等，吸引流量人口的增加，提升城市活力。
(3)突出“重点改善规划”，着重解决收缩城市人力资本流失的问题。
人口流失或许并不必然意味着城市衰败，然而人力资本质量的下降将对城市未来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的威胁。以黄冈市为例，黄冈市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仅为武汉城市圈整体水平的56.34％；劳动参与率较高的15～59岁人口占比低于武汉城市圈整体水平2.92个百分点。高技能劳动力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失将降低黄冈市的经济效率，并将增加社会管理成本，故必须予以重视。
因此，与其试图逆转城市收缩趋势，不如将未来城市发展规划的重点放在如何抑制高质量人才的流失，以及人口结构的优化问题上。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①减少人口自由流动障碍，因势利导，形成合理的人口分布结构和人口在重点区域的有序集聚；②适当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福利补贴，并建设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以应对老龄化趋势；③在区域协同的基础上，壮大当地特色产业，并重视培养适应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的专职人才。
注释：
①此处沿用《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纲要(2007—2020)》和《武汉城市圈区域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对“武汉城市圈”的称谓和划分方法，文中并不再额外区分武汉城市圈与城市群或都市区/圈的异同。
②《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仅统计了湖北省地级市指标，省级数据为地级市数据的加总。
③《民政部关于湖北省黄石市石灰窑区更名为西塞山区的批复》(民发[2001]301号2001年10月12日)，文章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已对名称做出调整。
④以洪山区为例，共涉及39个村(社区)的调整。洪山区共划出28个村(社区)至武昌区和青山区，其中城南等3个社区和向阳等21个村全部划出，南湖等4个社区部分划出；划入11个社区，其中自建村等8个社区全部划入，岳家嘴等4个社区部分划入。调整后，洪山区的土地面积减少约28.8 km2，人口减少约0.28万。
⑤美国国家宇航局网站报告了地球上每个30s×30s的栅格单元中取值范围为0～63的灯光强度(下载网址：http://ngdc.noaa.gov/eog/dmsp/downloadV4composites.html)。本文将城市灯光亮度的临界值设定为6，即只有亮度大于6的栅格才会被看作城市区域加以提取。
⑥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文中的蔓延指数从2001年开始统计，且不包含仙桃市等3个省直管县的蔓延指数。
⑦LP方法是利用企业的中间投入作为生产率冲击力量的代理变量，以计算企业TFP的一种方法，由Levinsohn和Petrin提出，目前应用较为广泛。
⑧匹配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
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未统计仙桃市等3个省直管县的数据，因此表5～表仅包含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
参考文献：
[1]Reckien D, Martinez-Fernandez C.Why Do Cities Shrink?[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1(8): 1375-1397.
[2]Nelle A B. Tackling Human Capital Loss in Shrinking Cities: Urban Development and Secondary School Improvement in Eastern Germany[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16(24): 865-883.
[3] 袁泉．10 多个省份人口流失数量超过200 万[EB/OL]．人民日报，
http: //xj.people.com.cn/n/2015/0710/c188531-25534454.html，2015-07-10.
[4] 姜绍静，罗泮．空心村问题研究进展与成果综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6)：51-58．
[5] H, Siebel W. Die Schrumpfende Stadt und die Stadtsoziologie[M]//Soziologische Stadtforschung.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8.
[6] Oswalt P, Rienitz T. Atlas of Shrinking Cities[M]. Ostfildern-Ruit: Hatje Cantz,2006.
[7] Mykhnenko V, Turok I. East European Cities: Patterns of Growth and Decline, 1960-2005[J].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2008(4): 311-342.
[8] Beauregard R. Space of Shrinking:United States , 1950-2000[C]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RC21 Conference 2011 Session 25.1 Changing Urban Geographies of Growth and Decline, 2011.
[9] Martinez-Fernandez C, Wu C T, Schatz L K, et al. The Shrinking Mining City: Urban Dynamics and Contested Territ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2(2): 245-260.
[10] 黄鹤．精明收缩：应对城市衰退的规划策略及其在美国的实践[C]//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1．
[11] 魏后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两极化倾向与规模格局重构[J]．中国工业经济，2014(3)：18-30．
[12] 龙瀛，吴康，王江浩．中国收缩城市及其研究框架[J]．现代城市研究，2015(9)：14-19．
[13] 李郇，杜志威，李先锋．珠江三角洲城镇收缩的空间分布与机制[J]．现代城市研究，2015(9)：36-43．
[14] 吴康，龙瀛，杨宇．京津冀与长江三角洲的局部收缩：格局、类型与影响因素识别[J]．现代城市研究，2015(9)：26-35．
[15] 张学良，刘玉博，吕存超．中国城市收缩的背景、识别与特征分析[ 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132-139，148．
[16] 梁辉，岳彩娟．流动人口空间体系及其与城镇体系的相关分析—以武汉城市圈为例[J]．南方人口，2011(2)：39-47．
[17] 李细归，吴清，廖天．武汉城市圈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5(12)：136-140．
[18] 梁辉，陈以春，孟祥菁．武汉城市圈人口社会空间的分异与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9)：128-136．
[19] 刘承良，段德忠，余瑞林，等．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作用的时空结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5)：145-152．
[20] 张贞冰，陈银蓉，王婧．武汉城市圈空间组织演化评价[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4(10)：1344-1350．
[21] 周琰，张安录．武汉城市圈空间发展动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5(10)：117-127．
[22] 严梅福．如何疏解特大城市人口膨胀压力—以武汉市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148-154．
[23] 余瑞林，刘承良，熊剑平，等．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耦合的化分析[J]．经济地理，2012(5)：120-126．
[24] 朱丽霞，罗逍，罗静，等．武汉市人口扩散与就业扩散的时空关系研究[J]．经济地理，2014(5)：69-75．
[25] 单卓然，黄亚平，张衔春．中部典型特大城市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格局—以武汉为例[J]．经济地理，2015(9)：33-39．
[26] 刘和涛，田玲玲，田野，等．武汉市城市蔓延的空间特征与管治[J]．经济地理，2015(4)：47-53．
[27] 方大春，孙明月．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影响力研究[J]．经济地理，2015(1)：76-81.
[28]Wiechmann T, Bontje M. Responding to Tough Times: Policy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in Shrinking Cities[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5(1):1-11.
[29]Fujita M, Krugman P, Mori T.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 1[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2): 209-251.
[30] 许政，陈钊，陆铭．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J]．世界经济，2010(7)：144-160．
[31] 朱虹，徐琰超，尹恒．空吸抑或反哺：北京和上海的经济辐射模式比较[J]．世界经济，2012(3)：111-124．
[32]Fallah B N, Partridge M D, Olfert M R.Urban Sprawl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US Metropolitan Area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1(3): 451-472.
[33]Desmet K, Rossi-Hansberg E. Urban Accounting and Welfar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6): 2296-2327.
[34]Martinez-Fernandez C, Audirac I, Fol S, et al. Shrinking Cities: Urban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2(2): 213-225.
[35] 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 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5(10)：78-90．
[36]Leetmaa K, Kriszan A, Nuga M,et al.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Shrinkage in the Lower End of the Urban Hierarchy in Estonia and Central Germany[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5(1): 147-165.
[37] 樊士德，沈坤荣．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研究— 基于传统与现代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建构[J]．中国人口科学，2014(2)：17-31．
[38] 詹浩勇．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就业的互动关系探讨[J]．现代经济探讨，2010(3)：31-34．
[39]Levinsohn J, Petrin A.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3(2): 317-341.
[40] 刘和东．国内市场规模与创新要素集聚的虹吸效应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7)：104-112．
[41] 刘秉镰，杨晨．基础设施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作用机理及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3)：20-28．
[42] 巴顿．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M]．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3]Diamond R. The Determinants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 Choices by Skill : 1980-2000[J]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3): 479-524.
[44] 杨东峰，龙瀛，杨文诗，等．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收缩悖论[J]．现代城市研究，2015(9)：20-25．
[45] 余壮雄，杨扬．大城市的生产率优势：集聚与选择[J]．世界经济，2014(10)：31-51．
[46]Haase D, Haase A, Rink D. Conceptualizing the Nexus between Urban Shrinkage and Ecosystem Servic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4(132): 159-169.
[47]Hollander J B, Németh J. The Bounds of Smart Decline: A Foundational Theory for Planning Shrinking Cities[J]. Housing Policy Debate,2011(3): 349-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