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对应的常用英文概念“special economic zone”(特殊经济区域),实际还涵盖了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国家级新区｡
②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赋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特殊功能和政策,由海关为主实施封闭监管的特定经济功能区域｡截至2012年,我国已批准在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110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除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已有六种模式: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园区(包括珠海跨境工业园区､霍尔果斯边境合作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
③ 本文沿用“梯度”概念,除了能够较好地体现本文所提出战略的要义外,还因为该词作为对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性和政策实施步骤的形象表述,已被广泛接纳采用｡比如,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战略的研讨中常用的概念是“梯度开发”､“梯度推进”,张二震和方勇(2008)使用“梯度开放”总结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十二五”规划使用了“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的提法,李克强(2014)提出“构建我国梯度发展新格局”｡
④《制度红利首次超越政策优惠》(《人民日报》,2014年8月6日第1版)特别指出两个事实: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自贸试验区是否建设成功,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形成了多少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自贸试验区海关工作组副组长舒琴芳道出了创新制度设计者的心声:“我们创新每一项制度,都为了将来能复制､推广,毕竟自贸试验区是国家战略｡”
⑤从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即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十周年之际的2000年起,中国开始试点设立昆山出口加工区等第一批15个出口加工区,随后2001年中国加入WTO,关于保税区与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发展的广泛讨论持续至今(舒榕怀,2000；成思危,2003；刘辉群,2005；张莉,2011；包海兵和匡玲丽,2012)｡
⑥1994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建立了苏州工业园,建设工业园与商业园的方式已为中国所借鉴,2006年商务部宣布,将建立50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截至2013年底已批准了17座海外工业园,其中6座分布于非洲｡(商务部:中国通过工业园区推动非洲经济,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html；新浪财经:中国工业园落地非洲起伏———商业行为与国家意志相互表里,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31112.shtml；新华网“新报:中国在海外建园区渐成规模”,http://news.xinhuanet.com/cankao/2013-06/10/htm)
⑦对此,中央领导多次讲话予以强调｡比如,2014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谈到自贸区建设时要求“大
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在2014年10月27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
次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时,再一次强调“试验取得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能在其他地区推广的要尽快推广,能在全国推广的要推广到全国”｡
⑧ 2013年12月4日商务部召开的“自贸区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曾强调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与海外自贸区建设相辅相成；2013年7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成果”也表明,中国同意与美国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投资协定,即包括了投资准入环节各个阶段提供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模式作为谈判基础｡
⑨ 国家高新区作为经济园区中的另一重要类型,与国家经开区实力相当｡据统计,2012年,全国105个国家高新区实现GDP5.22万亿元,约占全国比重达10%；出口创汇3 760亿元,占全国18.4%｡高新区工业增加值预计到2018年将占全国的20%；2020年达到全国总量的25%(新华社,2013年11月9日)｡
⑩ “昆山试验区”范围包括国家级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山综合保税区和省级花桥经济开发区,以及规划建设的海峡两岸(昆山)商贸示范区｡
11 “合作共建园区”是长三角区域发展和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兴起于2006年左右江苏省的苏南､苏北合作；2010年11月,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等30多家园区和大型企业集团发起了“长三角园区共建联盟”；截至2013年底,除安徽以外的长三角共建园区达到了200余家｡目前多数园区的合作共建与利益共享机制亟须完善,其效果和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主要参考文献
[1]Xu C G.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op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1,49(4):1076-1151.
[2]Wang J.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vidence f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3,101(3):133-147.
[3]Wei S J.The open door policy and China’s rapid growth evidence from city-level data[A].In Ito,Takatoshi,Krueger,Anne O(eds.).Growth Theories in Light of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C].Ch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335-360.
[4]FIAS.Special economic zones:Performance,lessons learned and impications for zone development[M].Washington DC:The WorldBank,2008:257-298.
[5]Zeng Z H.Building engines for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in Chia:Experience with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industrial clusters[M].Washington DC: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elopment/The World Bank,2010:44-49,139-145.
[6]包海兵,匡玲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的几点思考[J].航运经济与管理,2012,35(10):1-6.
[7]陈林,罗莉娅.中国外资准入壁垒的政策效应研究———兼议上海自由贸易区改革的政策红利[J].经济研究,2014,49(4):10-115.
[8]陈琪,刘卫.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动因及其经济效应分析[J].科学发展,2014,63(2):43-49.
[9]成思危.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中国保税区的改革与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45-89.
[10]丁剑平,赵晓菊.自贸区金融开放与改革的理论构思[J].学术月刊,2014,(1):29-37.
收稿日期:2014-11-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14ZDB138)；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批准号:NCET-13-0896)；上海财经大学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经济开发区模式下的企业选址与城市经济增长”(批准号:CXJJ-2014-342)
作者简介:李 鲁(1984- ),男,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学良(1978- ),男,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