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再认识

作者:来源:发布时间:2018-03-09 浏览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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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及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区域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极其重要的推动力量和组成部分,但是区域经济的理论和实践还需要得到不断的发展,尤其是对一些重大的问题需要不断的深化认识。

一、如何认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从19世纪初到21世纪的今天,200多年的时间内,世界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组织方式始终追逐着两大发展主线:一条是从“城市—城市集群—都市圈”的发展主线,追求的目标是“超级城市化”;另一条是从“区位经济—区域经济—泛区域经济”的发展主线,追求的目标是“经济一体化”。这两大发展主线,构成了推动世界城市与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与此比照,中国区域经济也在两大主线交互作用中迅速发展,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当前,我们要特别关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些“相辅不相成”、“相助不相佐”的重大问题,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健康、快速、稳定发展。

整体发展,差距扩大。中国的区域经济似乎都是从都市集群开始的,而中国都市集群的历史十分悠久,具有中国特色的过程特征十分明显。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城市集群雏形的特征:“商埠”加“古都”,成为中国都市圈早期雏形的“中国特色”。中国城市兴盛源于门户开放,形成了国际国内著名的“商埠”。例如,上海城市的兴盛走出了全新的发展轨迹:以港兴商,以商兴市,开埠兴机,区位兴势,开放兴都,快速崛起的大都市集聚发展模式。上海对于周边地区极具向心聚合力和超强的极化辐射力,吸引了浙江、江苏,甚至远到广东等地,人才云集、资金汇流到上海,早在20世纪初,上海就已经成了为远东最活跃的工商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和门户开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历史地形成了不断扩大的“东西差距”,历史上中国的农商经济也是南部强于北部,从而形成了“南北差距”。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理区位和发展基础的差异,在政策导向上也形成了“先南后北”、“先东后西”的格局,从而更加强化了“东西差距”、“南北差距”。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历史上和现实中所形成的“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在加速扩大。当前,中国的区域经济主要集聚在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这种趋势表明,在全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整体进程中,经济重心将出现严重的不对称,而统筹区域发展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要素流动,资源整合。区域经济或都市圈发展的实践证明,衡量一个经济组织是不是一体化组织,其焦点在于:是自锁还是连锁。在经济活动中,通过生产要素的地域流动,推动地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所谓一体化过程,就是要素和利益联合的过程;要素和利益联合的经济总和,便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因为一体化是要素和利益的结合,因此,当前出现的“孔雀东南飞”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资源与发达地区整合,在一定的利益机制下,人才与资源向东部地区流动,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样就更加强化了“东西差距”。因此,在要素流动和资源整合中,关键是要体现并形成“双赢”和“多赢”的利益平衡机制,在差距扩大中体现地方利益的补偿机制,并且更强调区域统筹和协调发展。

现代经济一体化理论应该充分强调:一是资源集约与经济集约对区域经济分工协作新模式具有重大影响。资源集约是资源配置成本最小化的途径与方式;而经济集约则是通过区域分工与协作,使区域经济新增效益最大化的途径和方式,以及区域内社会效益、社会环境获得更大的改善。经济集约反映的是区域的整体经济增长效率,以及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发展。二是“外源型”经济与“内源型”经济对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产生着重大影响。因此,对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必须进行创新,例如,在资源输出地区,从经济集约的高度,引入外源型经济,对资源进行产地加工,而坚持资源“中继配置”,则需要宏观资源政策的大调整。

板块结构,梯度转移。说到底,区域经济就是“板块经济”,而这种板块的突出表现就是所谓的都市圈。中国都市圈的高速发展,实质上是“国家战略”推动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战略推动之所以能如此高速地见效,还在于战略发展的内涵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为战略推动的有力支撑。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逐步由传统的“速度型”、“粗放型”向“效益型”、“集约型”转化;在宏观政策上,由以内地为建设重点、强调“平衡布局”政策,调整为以“效益目标”为核心,国家投资重点放在经济效益好、见效快的沿海地区,并给予政策优惠。这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推动了都市圈或城市群的发展。

由于中国都市圈是地域高度集中、功能高度集聚的“局域经济空间”,而“非都市圈”是弥散的“广域经济空间”。为了使两个落差较大的经济空间实现有效的对接,必须要有梯度转移的“二传手”。目前,在我国区域经济中,“中焦”不畅,在东西部之间和南北之间,没有连接东西南北的区域经济,无法进行有效的梯度转移。从这个战略视角出发,中国都市圈应尽快向中西部地区延伸,可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三大都市圈为标杆,尽快培育“中部都市圈”、及早整合“西南都市圈”、及早规划“西北都市圈”。

二、如何认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既是现实发展问题,也是历史延续问题,但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关键在于这种不平衡性是否能够为整个社会所接受,或者说主要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

不平衡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在物质世界中,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就拿生物界来说,影响生物成长发展大体有三种选择:一是自然选择。外在的环境要素成为生物体生长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影响了生物体的生长特性。二是人工选择。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人工改变生物体的生态环境,由此影响了生物体的生长特征,甚至异化为新的生物品种。三是自我选择。在环境状态相同的情况下,生物体也会具有不同的生物特性,这主要是由生物体各自的生长基因所决定的。由于这三种情况的存在,构成了生物生长发展的不平衡,这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同样道理。

实际上,在社会经济科学中,同样也存在三种选择。如,在中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比较中反映得十分明显,在改革开放之前,三大都市圈大都处于自然选择状态,以及由各自的发展潜质决定的自我选择状态。长三角的各项经济指标优于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大部分又落后于环渤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率先导入和享受改革开放政策,因而政策效应十分明显,政策选择也是人工选择,使得珠三角一跃跨入到领先地位,长三角开始落后于珠三角,而环渤海地区则更落后于长三角。由此可见,三地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十分明显,随着选择要素的变化而动态变化。

差别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如果说不平衡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那么,在区域统筹引领下的差别发展则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例如,对于地域属性、环境属性、功能属性相近或相容的经济区域之间的竞争,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差别发展。差别发展就是让一部分“区域”率先发展起来,产生较大的落差,在市场竞争、利益竞争的驱动下,由差别推动了发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发展观,让一部分城市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共同发展,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共同富裕,两者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仍然可以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由差别发展引来差别竞争,而差别竞争必然会带动共同发展。例如,当珠三角领先于长三角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长三角大踏步、大手笔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了长三角的潜质优势,于2003年又重新超越了珠三角,在新的平台上领先于珠三角,从而使得长三角和珠三角并驾齐驱。这一发展事实,实际上也可以充分说明差别发展的适用环境和发展魅力。

三、如何认识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实选择。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的最终目的:不仅使各经济区域之间得到共同发展,而且在共同发展中不断地缩小差距。这也是市场调控和宏观调控的双重调控的最终目标。实现双重调控的主要抓手是“协调发展”,也可以说是非均衡发展的基本策动力。协调的方式是多样化的,主要有以下五种形式:

市场化方式。经济区域之间建立大区域性交易市场、形成资源配置通道,实现低成本双向资源配置;实现双向产业投资,创建现代“销地产”、“产地销”经营新模式;建立双向大物流体系,实现“集散”、“批发”、“进出口”一条龙驻地服务,实现物流信息化、服务电子化;建立“空间产业链”,做到资源初级加工,零部件、劳动密集型产品、农副产品的轻加工,与总装、总成、总营销进行关联产业大分工,进而推进“大区域经济一体化”。

2.规划化方式。所谓规划化,首先是要协调规划,进而协调执行,才能最终落实到协调发展。从规划的具体要素来看,最为重要的是规划应该有层次。其一,要有国家的宏观区域规划,明确国家对各经济区域发展的功能定位和宏观指向。例如,国家制定的“十一五”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其二,要有关联规划,即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拓展规划和经济一体化的进驻规划。例如,经济区域内的各类专业规划等。

3.统筹化方式。统筹化的内涵包括:经济统筹、市场统筹、资金统筹、财政统筹等。经济统筹是根据经济的薄弱环节,对经济区域“非都市圈”地区注入新的经济增长极,对经济区域“都市圈”地区密集的经济资源浪费,进行统筹调节,转移到“非都市圈”地区。市场统筹是用市场方式调节资源大配置、产业大分工。资金统筹主要体现在信贷、融资向关联经济项目倾斜。财政统筹应重点加强对欠发达经济区域的资助、增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等。

4.政策调节方式。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政策调节的内涵相当丰富,但关键在于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收益政策、就业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政策调节的目标,不仅要有利于推进发达经济区域和欠发达经济区域的共同发展,逐步缩小两者之间的差异;而且也要有利于助推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关联发展。

5.战略联盟方式。各经济区域之间需要实行关联发展,不妨可以采取各种战略联盟的方式。例如,可以鼓励各经济区域之间建立经济联盟、产业联盟、市场联盟、企业联盟、服务联盟、对口互助联盟等各种战略联盟,通过这些战略联盟,尤其可以形成发达经济区域与欠发达经济区域的关联发展和带动发展。

四、如何认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各种力量的推动,以加速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同时,需要冲破一系列的障碍,以保证一体化能够健康平稳向前推进。关于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力量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如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力量来自哪里?是政府在推动,还是市场在推动,或两者兼而有之?

1.市场力量。有部分专家认为,长三角区域更需要的可能不是建立一个跨省协调机构,而是需要通过两省一市政府之间经常性的协商,来推动区域内公共产品领域的合作。区域内的产业布局,是应该在尽量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对市场影响的情况下,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的。也有专家认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确实遇到很多体制障碍,消除这种体制障碍,恰恰是限制、规范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要想通过增设行政机构,强化行政协调,或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市场一体化问题,是不切实际的。这部分专家的意见,可以归类为市场决定论。

2.政府力量。有部分学者认为,针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应该尽快组建跨越省界的管理机构。有的专家提出有两种途径可以选择:由国务院批准设立长三角经济特别行政区;或由国务院成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管理局”。也有专家提出:应弱化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建立长江三角洲的法人实体性的组织协调机构,由中央支持,在长三角地区建立“特别经济区”或“特别政策区”,以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还有专家认为:让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通过自身来统一行使跨界职能、协调政府间的利益难乎其难,还要充分利用“政府之手”,由一个超过省级的协调机构来整体协调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这部分专家的意见,可以归类为行政推动论。

3.市场力量与行政力量的整合力。亚当·斯密曾经用“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来形象论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与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各自作用。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同样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合力推进,但主要还是应该依赖于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以及由市场来引导区域内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合作,而政府则应该着力于完善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引导市场准入,以及构筑大区域化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等。

我们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演进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基本动力的几条主线:其一,市场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无论是早期的上海“星期日工程师”或退休技术工人,还是各类工商企业所开展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说到底这是经济人或经济主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的选择。其二,市场的整合力量要比政府的整合力量更为有效。昔日的上海经济区,从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上海成立,到“撤销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历时5年多无疾而终。说明单纯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还是有局限性的。其三,政府的力量对市场配置资源可以起到双向的作用,或者是推动,或者是抵消,其关键在于政府之间能否找到区域利益的平衡点。其四,政府的力量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协调作用不容忽视,需要各级政府有所作为。

五、如何认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运行机理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含义是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达成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源共享、联动发展,就必须推动经济社会资源的区际循环,形成一种区际分工与协作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就意味着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从而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取得最大效益、最佳效率和最优结果。从总体上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运行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共同利益机制。无论是跨国界,还是跨行政区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要在合理分工与充分协作的基础上形成区域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又是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共同分享、共同追求的。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实质上也是区域共同利益目标的探索过程和区域共同利益机制的形成过程,共同利益机制就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基础和推动力的源泉。区域共同利益的“平衡点”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标志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条件,是生产要素等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内的资金、物资、劳动力、技术、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要素总是向着具有取得最大效益的区位流动的,而这种高度的流动性则推动了区域内社会经济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的状态。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实质上也就是区域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最优化的过程。这种最优化的资源流动主要特征为:流动是有序的,而不是无序的;流动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流动是顺畅的,而不是有障碍的;流动是有效率的,而不是无效率的;流动是双向或多向的,而不是单向的。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是市场与政府的有效合力。从总体上来说,由于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的共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于市场与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两种推动力量的着力点有差异,作用的方式有差异,作用的结果也有差异,但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两股力量找准各自的切入点,才能形成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有效合力。

六、如何认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特征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区域经济组织或区域经济体系,亦即区域经济共同体或区域经济共同体系,并最终形成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自然流向的、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或区域经济联合体系,从而促进区域内各成员主体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从这个角度出发,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具有以下六大基本特征:

1.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一体化。这是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整个经济运行的两端,从经济活动的开始到经济活动的结束,就是要素投入和产品销售的整个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没有一体化的市场,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2.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一体化。这是经济一体化中社会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形式和最终结果。社会经济资源是否实现了最优化配置,必须对配置的最终结果进行检验,而进行检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呈现出来的。在经济区域内,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合理,直接反映着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乃至负效率,并最终影响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3.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一体化。这是实现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桥梁和实施路径。市场建设和要素流动都是通过基础设施作为实施条件的,而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的形成也是以基础设施作为依托条件的。因此,区域内基础设施完善成网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要素流动的规模与水平,并最终影响到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过程。此外,如果环境保护分而治之或缺乏必要协调,对要素流动的流向和流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4.城市体系和城市布局一体化。这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依托和实现载体。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和重要阵地,不同等级、不同规模和不同功能的城市构成了经济区域内的城市体系,并呈现出一定的布局状态。各个城市之间,只有既存在着分工合作,又存在着功能互补,而城市布局又是科学合理的条件下,经济一体化才能变成现实。

5.经济运行和管理机制一体化。这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和构架基础。区域经济发展都是以一定的经济运行规则进行的,并且受到一定的管理机制的规范,不同的经济运行和管理机制,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同的影响,而经济一体化则意味着要求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具有相同的或相协调的经济运行与管理机制。

6.制度构架和政策措施一体化。这是经济一体化的制度规范和法律保障。不同的制度构架与政策措施,不仅导致各经济主体经济发展结果的差异性,而且直接影响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同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又对区域制度构架与政策措施一体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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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默里·L·韦登鲍姆著、张兆安译.全球市场中的企业与政府.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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