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7年上海宏观经济运行预测
从总体上看，2016年上海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平稳，工业生产呈现企稳迹象，服务业持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收窄，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继续下降。展望2017年，我们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上海的宏观经济运行作如下预测。
(一)利用景气分析法对上海经济周期态势的分析和预测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变量的实际含义，本文选取4个先行景气指标､3个一致景气指标和2个滞后指数进行分析，具体如下:4个先行景气指标是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数(累计)､发电量､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3个一致景气指标是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2个滞后指数是工业产品库存量和PPI。所有景气指标都经过季节调整(X12)并消除了不规则因素。
由4个先行指标构成的先行合成指数的变动情况，见图1中上方的一条曲线。该先行合成指数具有比较稳定的先行变化特征。经测算，平均领先于一致合成指数(图1下方的一条曲线)大约3个月。上海的先行合成指数自2011年以来经过温和上升，在2013年形成一个波峰，之后开始下行，一直到2014年年末下降势头有所缓解，从2015年进入震荡调整。2016年下半年又出现下行迹象。
具体分析各个先行指标(分别见图2､图3､图4､图5)可以发现，在4个先行指标中，有2个指标上行，2个指标下行。目前，发电量和应收账款还具有上升势头，而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数和房地产销售额已进入下行通道。后两个先行指标涉及投资和地产行业，是影响上海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我们判断，上海的先行合成指数总体上具有下行的压力。根据先行合成指数的走势和平均先行期推测，由一致合成指数代表的上海经济景气状况将在2017年年初企稳。
由图6可见，上海的滞后合成指数从2015年年中已经开始回升，而且保持了良好的上升趋势。这种状态，再次确认了上海宏观经济的企稳信号。
(二)对2017年上海宏观经济运行的预测
1.情景设定
(1)在基准情景下，我们假定外部环境为:世界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速低于预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并顺利执政､英国脱欧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环境影响并且可能导致各种不确定性增加以及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同时，假定内部环境为:消费虽然稳步增加，但是受收入和房价的影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受全球市场整体疲软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进出口持续走弱；工业企业利润下滑，民间投资积极；增值税改革深化对财政收入增加的影响还将持续；国家对房地产调控力度加大，未来半年房地产投资后劲不足；货币政策稳定；财政对公共基础类建设的投资增加。
(2)在乐观情景下，我们假定外部环境为: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速好于预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温和上升；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英国脱欧得到妥善处理，对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小；人民币币值坚挺。同时，假定内部环境为:受严厉的房价调控政策影响，房价上升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弱化，消费继续稳步增加，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受全球市场整体疲软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进出口持续走弱，但出口继续增加；工业企业利润稳定，PPP带动民间投资继续增加；增值税改革的深化不仅促进了行业内部分工，而且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受房地产调控力度加大的影响，未来半年房地产投资减缓，但是上海周边城区的房地产投资规模扩大；货币政策稳定；财政对公共基础类建设的投资增加。
(3)在悲观情景下，我们假定外部环境为: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速低于预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行，初级产品市场低迷；英国脱欧对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同时，假定内部环境为:消费､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均下降；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继续下滑，国有经济的做大做强挤出了民间投资；增值税改革的深化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受房地产调控力度加大的影响，未来半年内房地产投资下滑；国家限制资金进入虚拟经济领域，货币政策收紧；财政政策虽然扩张但幅度缩小。
2.各种情景下的上海经济形势预测
我们对2017年各种情景下体现上海经济增长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见表1。
我们采用马尔科夫状态转移等计量经济模型，根据三种情景下对各变量参数的不同设定，对上海将要面对的经济情景作出如下大致判断:基准情形为大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为75%；乐观情景和悲观情景发生的概率分别为15%和10%。
二､2017年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制造业规模的底线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1.制造业是否能守住25%的比重?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7年的快速发展，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79万元(人民币，下同)增长到了2015年的24965万元，增长了近100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3%，见图7。
在上海GDP增长的过程中，上海GDP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由76%一路下滑，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由18%一路上扬。到2016年9月，在上海的GDP中，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70.9% ，而第二产业占比仅28.8%。在“十三五”规划中，上海明确提出:“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保持在25%左右”的底线目标。按照上海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这个底线是否能守得住?
2.重点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担当使制造业企稳的重任?
“十二五”期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基本上保持在年均7100亿元左右的水平，为什么上海的制造业没有持续增长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剖析的问题。我们以占上海工业总产出67%(2015年)的六个重点工业行业和上海市政府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变化为例，深入分析上海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变化特征。
(1)上海六个重点工业行业的产出分析
上海六个重点工业行业的产出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十二五”期间基本稳定在21000亿元左右。但这六个行业在2011年前､后的规模和产出表现有所不同。我们对六大行业中规模以上企业的考察(见图8)，发现汽车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制造业的产出规模一直保持增长，精品钢材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先增长后稳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基本没有变化，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产出规模经历了先增长后下降的过程。这种产出规模变化的情况跟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否相匹配呢?如果盈利能力好的企业的规模扩张或者至少未下降，那么说明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否则，需要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从图9可见，在2008年之后，汽车制造业的盈利能力最强，其次是生物医药制造行业，这两个行业的盈利能力几乎是其它四个上海重点行业的3-4倍。汽车行业不仅盈利能力强，而且其产出的占比也很高。然而，生物医药这样的高盈利能力行业其产出份额在六个重点行业中是最低的。相反，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在六个重点行业中是最低的，但其产出所占份额和汽车行业相当。石化精化行业产出占上海GDP的比重也不低，但该行业的盈利能力弱，而且最近两年该行业的收入和利润均出现下降。成套设备行业产出占上海GDP的比重和石化精化行业相仿，但是其盈利能力要好于后者，然而到2011年以后该行业自身的盈利能力不及之前年份。精钢行业的产出规模小，盈利能力也低。
综上所述，在上海的六大重点工业行业中，汽车制造业的结构比较合理(不过2015年上海汽车制造业的产出下降了2.3%)；生物医药产业应当大力鼓励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需要在产能和盈利能力上做出权衡，要么去产能，要么提升其盈利水平；对属于重大投资项目的成套设备､石化精化和精钢行业是否需要调整，还要进一步观察。
(2)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析
尽管工业占上海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从其2013年及以后年份的发展趋势看(见图10)，战略新兴产业的增加值逆势上升。战略性制造业增加值占上海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分别为21%､22%和24%。但是，上海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增加值仍然赶不上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上海服务业的增加值在2014年超过了新兴战略性产业，2015年上海服务业产值比2014年增长8.7%，而上海制造业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却下降了0.1%。
在上海的工业增加值基本上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还有所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上海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在下降呢?主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制造业增加值的下降，二是分母的增大，即服务业增速超过制造业增速。
3.上海制造业产值下滑的内部原因分析
2010年以来，上海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是，上海制造业的增加值基本稳定，所以导致上海制造业产值占比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上海服务业增加值的快速攀升
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产业资本会追求盈利能力强､利润率相对较高的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对比，明显呈现出这两个产业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结果。在国际上，同样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例如国际产业资本，在全球市场上配置资本，投资于成本低收益高的地区等情况。
具体而言，上海制造业产值下滑有需求､供给和制度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投资下滑､成本高企､外贸下跌。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上海工业行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分别下降了4.4%､6.5%和17.2%。境外机构的研究报告认为，上海劳动力平均成本是东南亚国家的2至3倍，这是影响外商对上海产业投资热情的主要原因。此外，上海的用地成本高也是影响上海制造业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从外贸方面看，上海的进出口规模也都出现下滑，尤其是加工贸易､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规模都出现下降。
第二，有效供给不足。尽管上海在R&D占GDP的比重和专利申请数等方面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处于领先水平，但上海制造业的产品研发和创新改造力度仍然不足，没有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制造业企业，上海制造的产品在市场上没有定价权，上海原来的一些老品牌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也日渐式微，无法取得高额利润。
第三，现行税收政策和地方政府偏好于去制造业产能政策的消极影响。由于制造业税收留区的比例为16.5%，而服务业税收留区的比例高达65%，后是前者的4倍，所以上海各区的产业转型往往偏好于发展服务业，嫌弃制造业。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也加速了上海制造业生产规模的下滑。从2007年国家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以来，上海大量关停高能耗､高污染､高危险､低效益的“三高一低”工业企业，其中，2014年就调整关停工业企业644家，减少产值近184亿元。2015年宝钢湛江项目高炉点火，近千万吨钢铁产能从上海向广东转移，还有一大批相对低端或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能被上海主动淘汰。
4.未来上海制造业发展趋势的判断
根据前面对上海制造业历史数据的分析，我们参考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经济发展经验，对上海制造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是，在“十三五”期间可以守住制造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25%的底线。但是需要有以下两个前提:
第一，六大重点行业虽然继续调整，但在整体上要保持总产出基本稳定(如果能进一步激活新能源汽车市场，汽车制造业将会有长足的发展)。生物医药制造业要继续开拓市场扩大研发投入鼓励其有序健康发展。成套设备､石化精化和精钢在整合和完善产业链的同时要结合物联网､智能制造进一步释放产能。电子信息制造业虽然面临转型，从代加工到专业制造还需要假以时日，但其生产规模要保持相对稳定。
第二，实现两个联动:战略新兴产业增长势头回落，亟待与六大重点行业整合联动发展；第三产业仍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重点行业制造业的发展要实现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联动配合。
总体上，首先要在制造业内部推动汽车制造和生物制药业的大力发展，以此对冲其它几个行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其次要积极支持和鼓励符合未来制造业升级方向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二)上海财政收入能否持续增长
1.上海历年财政收入的变化情况
从图11可以看出，在过去10年，上海每年的总税收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都是稳步增加的。税收收入规模从2005年的3520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3989亿元，增长了三倍多，年均增速为15%；同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从1433亿元增长到5519亿元，增长近三倍，增速为14%。并且上海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本上占上海全部税收收入的32%~40%，亦即上海的税收收入中有60%~68%贡献给了中央。
2.决定上海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
目前，上海全市主要有以下七个税种:海关代征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其中，增值税､海关代征税和企业所得税是上海的主要税种，这三个税种的税收额大约占上海税收总额的65%左右。以2014年为例，上海全年税收收入为12083亿元，其中，海关代征税2876亿元，占比24%；增值税2654亿元，占比22%；企业所得税2640亿元，占比22%，(见图12)；从税收收入的变化趋势看，税收总额主要随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海关代征税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无论从占比还是变化趋势(增长速度的贡献率)看，增值税､海关代征税和企业所得税是决定上海税收总量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广受人们关注的金融地产类税收在上海税收总额中的占比很小，证券交易印花税为323亿亿元，占比2.6%､地产类(包括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和契税)税收为580亿元，占比4.8%。但是，这并不说明金融和地产类税收对上海财政收入的影响就小。
下面，我们从上海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决定上海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由于海关代征税不归地方，本文暂且不考虑；企业所得税过于笼统，不包含产业特征信息。所以，我们重点考察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两个与产业结构有很大关系的税种。在2012年以前，上海未实施“营改增”政策时，增值税主要来自制造业，而营业税主要来自服务业。从图12可见，在2012年以前，上海的增值税收入和营业税收入基本上是平行的，按照固定速率增长；并且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率基本相同，而营业税的增速低于服务业的增速。然而，从2012年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营业税收入出现负增长，而增值税收入提速与服务业的增长基本平行。由此可见，在2012年之前，上海的税收是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支撑的，但在2012以后则主要由服务业支撑。据官方统计，2015年，上海第三产业贡献的税收占全市税收的比重为67.4%，第二产业的税收对全市税收收入的贡献率仅为32.6%。
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占比最高，增速最快。2015年，上海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3826.42亿元，比上年增长4.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1130.88亿元，比上年增长7.3%；金融业实现增加值4052.23亿元，比上年增长22.9%；全年商品房销售额5093.55亿元，增长45.5%。由此可见，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是上海第三产业税收收入的主体。
3.为什么上海的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
本文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角度分析上海财政收入与GDP的关系。由图13可见，从2006年开始，上海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速除个别年份小于GDP增速外，基本上要高于GDP增速4个百分点；在2015年更甚，该年上海GDP增速仅为5.9%，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则高达20%。
为什么上海的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如果从统计数据反映经济增长的可靠性看，也许税收数据更加可靠。一方面是因为税收的口径比GDP核算的口径更细，比如征收对象不仅包括一般纳税人(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还有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小于500万元)，而GDP中的工业增加值只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超过2000万元)；另一方面税收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密切相关，偷税漏税行为涉及法律责任，而GDP的统计和核算数据的精确性主要靠统计部门的工作和受访者自律。换一个角度，从数据的可靠性上是否可以推测，上海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像GDP反映的那么低，而应该像税收反映的那样呢?
(三)人口底线与创新人才短缺的冲突
上海“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严守人口､土地､环境､安全等四条底线。其中，人口底线为“到2020年，把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名列四大底线之首，足见人口底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然而，上海要建立“建设具有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亟待大力引进人才以解决创新人才不足的问题。所以上海2500万人的人口底线势必会对创新人才的引进造成一定的制约。在“坚守人口底线”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引进人才是解决上海未来可持续发展人口战略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人才战略矛盾的关键。
1，坚守上海人口底线的难度很大
据统计，近十年来，上海市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约为4.20‰。假定今后几年上海仍然保持这个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则每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11万人左右，到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的目标可以实现。但是上海用于人才引进的人口指标极其有限，将会对上海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和2040年建设成为“全球城市”带来一定的影响。
2，上海的科创人才不足，需要大力引进。
目前，上海在科研人才储备和科研投入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截止到2015年，上海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50.66万人，全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为27.13%，在企业R&D经费支出中，政府投入占比8.27%；而同期，深圳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8.77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为17.47%；在企业R&D经费支出中，政府投入占比为3.08%。
3，上海的科研能力强､创新能力弱
现在，在科研论文､研究成果方面，上海居于全国前列。上海的专利数量也只略低于深圳，位居中国第二。例如:在2014年，上海的专利申请数量为81664个，专利授权数量为50488个，而深圳的专利申请数量为82254个，专利授权数量为53687个，上海与深圳相比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然而，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比还是产业增加值占比，上海均落后于深圳，并呈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例如，高新技术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海由2007年的25.6%下降到2014年的20.40%。而深圳则由2007年的56.9%上升到2013年的64.95%和2015年的86.7%。事实上，科研论文､研究成果､专利等均属于“科研”的中间产品，基本上由专职的科研人员创造，而如何将它们转化为最终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则需要熟悉市场的创新人才的努力才能实现。
4，上海现行户籍制度对创新型人才引进存在挤出效应。
创新人才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他们敏锐的市场观察力及对技术发展趋势的把握，以及善于捕捉各种机会和极强的组织能力。
上海现行户籍制度和积分落户政策导致引进人才偏重于科研型，对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形成了挤出效应。目前，上海市引进人才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引进的人才大多从事科研工作，而对于产业创新发展及企业创新等所需要的人才引进得相对偏少，造成上海的“科技”人才与“创新”人才结构严重失衡，无法对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此外，在人口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现行“一刀切”的“打分入户”户籍政策客观上使得对学历要求高的行业更容易引进人才，例如，高学历的金融行业人才比工业行业的人才“打分”要高很多，更容易被引进。于是，工业行业人才的持续短缺，成为了上海相关产业长期以来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创新过度倚重于国有企业和外企，导致对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不足。现在，上海的企业主要是国有控股及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据2015年统计，上海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接近37%，外商及港澳台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61%。国有企业因产权不清晰及激励机制的限制，缺乏创新动力，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大量的创新型人才；跨国公司基本上是把中国当成“生产基地”，并没有将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中心建立在中国，它们即使在中国获得了重大技术创新，也会通过各种办法将其转移回母公司，对中国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有限。同时，由于我国国有企业过分依赖政府投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很差，从而在整体上创新不足。相对而言，深圳的国有经济规模要小很多，大部分企业都是民营企业，2014年深圳的私营企业比重高达94.3%，这些企业较早解决了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的问题，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创新的主体。
三､2017年上海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政策取向
2017年，既是我国执行“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之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上海要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总要求，上海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保持战略的一贯性和政策的执行力，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将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步伐，以更积极主动的心态和行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针对上海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挑战，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排除制度性障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年，上海需要进一步降低和取消各类“门槛”。我们建议:第一，在全市范围内清理整顿，全面取消各类不合理的证照。现在推行的“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试点，对市场准入效率无疑是利好。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不必要的评比､评级､上岗证等等需要及时清理。第二，在准入和监管方面，应当采用负面清单模式。例如，对于充满创新和变革活力的小微电商，应该确立“先发展､后管理､在发展中逐步规范”的原则，并且在工商､税收､市场监管等方面采取“放水养鱼”态度，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第三，在创业创新方面，要全面推动深化开放，尤其是对民资和外资要降低准入门槛。凡是不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如服务业中的民营银行业，以及教育､医疗､文化传媒等行业和领域都应该加快开放，并优先向民间资本开放，同时还要分领域逐步减少､放宽､放松对外资的准入限制。
当前，上海不仅需求侧乏力，供给侧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为此我们建议:一是，以“长､中､近”相结合的思路推动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用“制度建设､消化产能､激励机制”予以配套。二是，从长远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体制机制上的系统性改革，必定会推动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重构。因此，建议上海各政府部门要密切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稳步推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从中期看，产业发展是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必须切实解决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中的各种瓶颈问题，尤其应当以产业链的培育和创新成果的转化为重点，提高上海的产出水平和生产效率。四是，在近期，一方面要针对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推出更加积极有效的稳定房地产发展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要针对企业生存发展面临的困境和商务成本上升等问题，完善和优化上海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体系，给企业经营者和创业者以信心。
(二)强化区域经济合作，提升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
上海应该通过发挥科技､资金､人才等要素市场集成的优势，突出上海产业在创新和市场配置中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整合长三角地区制造能级的能力。使上海能够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升上海产业的比较竞争优势和行业领导力，使上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具体而言，一是要实现从重视产品制造研发到重视智能制造系统建设的转变。上海应率先培育类似于西门子､通用电气等能够提供全流程数字化解决方案的集成企业，要强化数据要素的积累和开发，以智能生产取代规模生产。二是要实现从国际分工规则执行者到国际分工规则制定者的转变。一方面通过经营整合全球优势要素，尤其是要获得技术､品牌､研发要素等战略性资产，提升上海的全球范围生产布局能力，融入到国际创新的网络。另一方面在发展智能制造过程中，上海要积极吸引全球领先企业和高端人才广泛参与，稳步推进相应技术标准建设和实现关键模块技术突破。
在未来的全球城市建设中，上海要更加重视流量经济，在集聚和扩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上海在平台经济､总部经济､服务经济等方面具有的优势。目前，上海是国际认可度最高的大都市之一，吸引了许多跨国公司集聚。集聚的原因包括，上海具有发达的信息基础设施，便于跨国公司总部对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部门进行遥控指挥；上海具有能够提供充分满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咨询､协调等行业；上海的金融业和工商业的发达程度也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投资者与客户之间的联系便捷高效等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城市的主导产业分布在全球产业链的不同节点。然而，只有处在产业链高端的管理和研发部门才是控制全球经济的重要节点，一个城市只有具备了高端产业才能对全球经济进行控制与协调。
在区域合作中，上海要充分发挥服务经济发达的优势。事实证明，全球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经融入到了各个产业部门。在非服务性跨国公司内部，其生产职能和管理职能已经分离，这些跨国公司的总部所担当的角色，相当于公司内部的生产服务业。这些公司的管理部门也在进行着各种未独立的生产服务，犹如一个公司的广告部､决策部､设计部和会计核算部等，这些跨国公司功能性总部在指挥公司的全球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上海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具有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所无法相比的优势，但与国际发达城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在未来的发展中，上海需要继续发挥服务经济发达的优势，提高服务能级，为二､三产业的联动健康发展夯实基础。
(三)建立柔性政策，集聚创新人才
上海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给用人单位更大的人事自**，由用人单位直接招收其所需要的人才；要建立创新人才“集成中介”机构，提高识别和发掘创新型人才的效率；还要探索创建产业并购基金和技术集成创新中心，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为创新人才提供发展的平台。
我们建议，上海要将人才落户的指标下放到企业，由企业根据需要引进创新型人才。任何知识和技术不可能凭空转化为生产力，任何科技创新都有赖于企业的运作，离开企业的运作，知识和技术就无法变成产品，进而成长为产业。所以，建设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是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比如，深圳的创新模式之所以成功，其关键原因是企业真正成为了创新的主体。在深圳，90%的研发人员､90%的研发机构､90%的科研投入和90%的专利产出都来自企业。目前，深圳已是中国最大的通过企业专利驱动产业发展的大城市。根据深圳的经验，上海必须调整人才落户政策，制定引进和留住创新型人才的相关规定，尝试将人才落户的指标下放到企业，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引进企业亟需的人才，通过企业筛选出留沪的创新型人才。
上海还应当建立创新人才“集成中介”机构，提高识别和发掘创新型人才的效率。创新型人才不仅包括具有敏锐眼光的科技人员，还需要有提供资金支援的风险投资资本家与企业家及市场营销人员等。创新型人才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人群，是创新的核心力量，决定着创新活动的未来发展前景。由于创新型人群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政府部门和普通的人才中介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将其识别出来的。基于此，为了有效地识别创新型人才，建议上海的政府部门成立专门的人才猎头中介机构，以推进创新型人才的筛选与人才引进工作。这些集成的人才猎头中介机构按照市场化的模式进行运作，其决策者由富有创新经验的企业家､创业家等组成，并由这些决策者来筛选相关行业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同时，也可以按行业创建相关的人才“集成中介”机构，由不同行业引进其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此外，上海还需要创建产业并购基金和技术集成创新中心，以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为创新人才提供发展的平台。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经济的开放度高，产业集中､集聚，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信息､人才､技术平台等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这些使得上海在运用技术整合，使含有创新技术的产品产业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相比自主开发型的原始创新，上海更适合从事新技术的产业化，即利用引进或并购的技术，通过技术整合，实现集成技术创新。因此我们建议:上海的国有企业及其上级主管部门要在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专门的产业并购基金，并引入民营资本加盟，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通过该基金并购那些拥有市场前景的具有原始创新技术的企业，加以产业化开发，从而在创新过程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总之，一方面，要将国内外最先进的技术聚集到上海，使得上海的国有企业能够利用新技术完善自己的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推进技术的产业化；另一方面，也要努力降低创新的成本，提高创新的效率。同时，还要优化上海集成创新的环境，为创新型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事业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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