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对待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理论界和长三角各次区域地方政府，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居民似乎已经取得了共识。但是，为什么要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却有不同的认识。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目标是解决长三角各次区域的产业同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江浙沪等长三角各次区域有必要采取“错位”发展的产业定位和产业分工思路。对此，学术界存在着不同意见。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江浙沪的产业同构实际上是长三角内部存在着紧密的产业水平分工关系的表象(陈建军，1992，2000)，不一定仅具消极意义。2002年，南京大学课题组在表示赞同产业同构和水平分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类似性之间有一定关系的观点的同时，认为产业同构和制度问题有关(洪银兴等，2003)，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是如何评价产业同构问题，如何全面梳理产业同构问题产生的原因，进一步，如何进行长三角次区域的产业定位，依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问题的产业经济学分析
长三角地区(包括浙江、江苏和上海)在产业经济层面上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产业同构。表1表明，2002年，浙江和上海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70，浙江和江苏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1。如果把讨论范围缩小到长三角15城市(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就更高，浙江省主要城市(杭州、宁波)和上海以及江苏省主要城市的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都在0.9以上(唐立国，2002)。不仅如此，近15年来，长三角次区域内部的产业同构状况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在有关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中，各次区域间的产业同构一直被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且常被认为是重复建设的结果，区域间恶性竞争的原因。然而，我们认为，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1)长三角的产业同构和该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有关。现代技术经济理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就越大，这是因为，处于同一和近似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区域，其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必然具有很高的相似性，进而形成相近的资源结构、生产函数和需求偏好，因此，在这些地区，大分类的产业结构必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最明显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几乎都在70%左右，且制造业大多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按照《国际统计年鉴》(1999)提供的数据，美国/德国、美国/法国、德国/法国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分别为0.93、0.95和0.94，其产业同构程度甚至比长三角内部各省市还高。即便在长三角内部我们也不难发现，发展水平更为接近的浙江和江苏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性高于他们各自和上海的水平。
(2)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和资源禀赋的相似性有关，长三角地区资源禀赋，包括自然条件、人文历史背景、文化传统、要素禀赋以及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制约因素都相当类似，特别是长三角15城市，更是如此。由此决定各地政府在选择本地区发展战略和主导产业时，必然会有相同或类似的选择。因为客观地说，只有选择吻合本地区资源禀赋和要素结构的发展战略，才是理性的。
(3)经济联系的紧密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要素流动也对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产生正面的影响。经济联系的紧密性，使得相关区域之间在产业经济发展的方面具有互相学习和模仿的可能。同时紧密的经济联系，必然导致要素的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进而在相关区域形成“重合”的产业，即造成产业的同构。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内部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化是一个趋势，以及由此形成的上海和浙江，上海和江苏之间的以技术转移为主要载体的产业转移，是形成长三角内部次区域间产业同构的重要原因。
(4)广域的产业集聚也对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同构产生了正面的作用。长三角地区的资源结构的相似性，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化，以及这一地区相比中国其他地区所具有的整体性的区位优势和成为产业集聚诱因的先发优势，无疑构成了一个产业集聚的无差异平台。而这一地区的各次区域间“同构”的特定产业，实际上就是长三角地区的特征产业，正是这些产业具备了产业集聚的自增强属性，吸引全球的相关产业向长三角地区集聚。但是，那些从全球各个地区向长三角地区集聚的企业和产业，其在长三角内部的布局并没有太多的区域差别化主观意识，比如说，进入这一地区的某一国际电气企业，它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布局可能是必然的，但是在长三角区域内部的布局选择却常常是偶然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国内外企业在向长三角地区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中，由于这一地区投资环境的高度“匀质”化，他们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并不一定会集中于这一地区的某一省，或某一市，而是因人因事地分布于资源结构和环境条件相类似的相关地区，比如，同样是电气机械企业，A企业可能选择在苏南布局，B企业可能选择在浙北布局，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地区间的“产业同构”。
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间在资源禀赋、技术(这多半可以由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衡量)和传统文化等决定经济行为的主要外生变量上具有如此多的相似性，决定了经济主体行为必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由此导致各区域间的产业结构的相似。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同构实际上是内生于该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过分的夸大产业同构问题，是缺乏理论依据的。为此，我们进一步补充说明如下:
迄今为止，得出长三角地区内部各次区域间产业同构结论的研究主要是从二次产业内部的大分类层面进行分析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研究推进到更细分化的产业分类层面，比如说，“主要产品”层面，问题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表2是浙江和上海、浙江和江苏的主要产业的相似系数。该产业相似系数是以各测算产业的主要产品产量指针为依据测算出来的。比较表1和表2不难发现，在主要产品领域，浙江和上海、浙江和江苏的产业同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很严重，如果我们进一步细化产品分类，相信相似系数还会进一步降低。从测算的技术层面分析，产业相似系数的测算结果和人们对测算项目的假定有关，我们对测算对象的同质化假定越是泛化。相似系数也就越趋近于1。比如说，我们在测算各地区第二产业的相似系数时，我们是假定组成第二产业的各个部门是同质的，如纺织工业、机械工业，等等;在测算纺织工业的相似系数时，我们假定构成纺织产业的各主要产品是同质的，如布、纱，等等。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面对的市场是一个产品高度差别化的市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产品的差别化和市场的细分化都会进一步深化，而这种趋势是目前这种受统计资料局限的产业相似系数所不能反映出来的。
由表1和表3表现出来的产业相似系数的差异，也从某一个角度反映了长三角区域内部存在着产业水平分工。经济发展程度的接近，资源禀赋的相似，以及由要素和产品高频率的交流互动所体现出来的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再加上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的高相似性，等等，这些信息已经揭示了在这一地区内部存在着紧密的产业水平分工。
以上分析表明，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某一范围内存在着产业同构问题，但是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里有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分工的必然性因素，也有统计分析上的问题。过分夸大这一问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二、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问题的制度分析和解决途径
应该看到，在许多场合，人们实际上更多的是把产业同构作为一个可量化的标志性指标，来反映所谓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问题。一种被广泛认可的逻辑说法是:“重复建设”导致“产业同构”，“产业同构”又导致“恶性竞争”。但是，我们认为，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中“恶性竞争”问题的原因其实不在产业发展或者“产业同构”，而在于制度和市场结构。
制度层面的分析表明，由于长三角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地方分权+市场化的模式，市场化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地方政府和本地新兴企业家的联盟，在这种格局下，市场机制是在行政权力和市场行为混合作用的状态中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包括现在在内的一个长期的时间区间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其不完全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的不对称。从时间序列的发展和市场化过程来看，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各类企业进入相关市场的通道首先被打开，这是走向市场化的必要的第一步，同时，也为“重复建设”打开了闸门。应该指出，和产业同构一样，重复建设并不一定仅具负面效应。东京大学教授丸川知雄在分析中国电视机工业的发展历程时就曾指出，中国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电视机工业是和“重复建设”紧密相关的，重复建设形成了市场竞争，促进了有竞争力的电视机工业的脱颖而出(丸川知雄，1999)。但是另一方面，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和长三角地区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推动力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新兴企业家联盟，却常常只具有“进入市场”的偏好，而对退出市场却存在着很大的抵抗力。在很多情况下，在地方政府的支撑下，退出机制应该发挥的功能却受到了阻碍，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由于退出机制和进入机制的不对称，形成了市场的恶性竞争，导致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失灵，这才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而要健全“市场的退出机制”，疏导市场的退出通道，建立对称的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关键在于弱化乃至割断地方政府和属地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不断完善市场体制，鼓励企业跨区域发展，发展“无属地”企业。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意义，一体化的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鼓励各次区域间的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从而使企业能够摆脱自分权改革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和本地企业联盟的束缚，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深入。
至此，可以收敛我们的分析。产业同构在长三角区域有其必然存在的现实性;对于大多数产业来说，重复建设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问题的关键是恶性竞争，由此造成的资源的浪费和内耗的加剧以及市场秩序的进一步无序化，这才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而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两点:市场的不完全，没有形成正常的、对称的产业(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一个相对稳定、具有很强的利益互补内生机制的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联盟依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积极地推进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流动，逐渐淡化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联盟关系，实现要素资源共享，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这也正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所在。
三、长三角次区域的产业发展定位分析
有关产业同构问题的讨论常常是和区域产业发展定位紧密相关的，如何确定长三角各次区域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中的产业定位，对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以浙江为例讨论这一问题。
如何确定浙江今后的战略产业?一种代表性的思路认为:从现有的比较优势出发，浙江应该采取一种和长三角其他省区相异的产业发展战略。思路的主要依据是:为了避免产业同构，今后浙江应该发展和其他省区不同的，能够体现本身特点和发挥自身优势的产业。比如说，在当前长三角区域经济格局中，浙江企业在传统的纺织、服装、皮革制品、普通机械、食品饮料、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最明显的产业方面具有更多的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和浙江省的“轻、小、民”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比较吻合，是浙江经济的强项，今后浙江应该继续发挥这方面的优势。一些学者更具体地提出:上海应该重点发展金融、信息、服务、教育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江苏应该重点发展石化、机械、电子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而浙江则应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印刷、食品等轻工业制造业(洪银兴，2003)。
从静态的产业结构比较看，迄今为止，长三角二省一市中，浙江省的产业结构明显地显示了其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方面的优势，表3揭示了长三角二省一市的产业分布情况，由此可见，浙江省的优势产业，即在国内相应产业总产值的份额占10%以上的产业，如纺织、服装、化纤、普通机械、文化体育用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以及造纸工业等，基本上都是属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浙江城镇居民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却是全国领先的。这种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水平的背离，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浙江经济发展是适合的，是具有较高的经济绩效的，应该尽可能地加以维持?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一些人认为浙江应该保持自己的优势，坚持走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路子。进而和苏沪地区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但是，产业发展是有自己的演进规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和国内外产业分工结构的变化，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一员的浙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问题。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进入门槛较低的产业，浙江具有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的资源优势，这主要是指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和与此相协调的企业家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也大量存在，随着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优势将越来越明显。而浙江企业家资源的优势，也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要素流动壁垒的消融，企业家地域属性特征的淡化，属地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联盟关系的弱化，日趋转化为一种依附于资本要素回报的流动性资源。而中西部地区要推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部分地区可以利用自然资源的优势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之外，多数地区还是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起家，在这种情况下，类似浙江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如果继续“坚持”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产业，就会面临着和国内中西部地区的激烈竞争，在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企业家资源方面的优势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变数的情况下，浙江还能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将优势维持多久，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②从国际经济的动态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固然可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维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发生变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一旦出现人民币升值的情况，虽然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品的优势会消失，但至少会促使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而沿海发达地区将会首先面临着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挑战，就像亚洲NIES在20世纪80年代所遇到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作为浙江省又将如何应对?③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这主要是指信息化带来的工业化的机遇。使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有可能实现跨跃式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
正确的产业定位的选择来自于对自身资源结构和比较优势的清醒认识，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而资源结构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低成本的劳动力就会减少，资本就会增加，又比如说，随着国内要素市场的开放和形成，那些自然生活环境较好的地区尽管本地培育的人才数量并不丰裕，但却有足够吸引力吸引外部的人才向本地集聚，从而改变本地区的资源结构，等等。因此，比较优势也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完全根据过去和现在的状况，采取“守业”的姿态来进行浙江的产业定位显然是不合适的。从这一角度讲，我们认为，继续将浙江定位于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这样一种发展策略不是正确的选择。过去浙江选择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浙江的主导产业，这是正确的，但过去正确的不等于现在、将来也正确。我们应该主要从要素资源结构的动态变化角度进行未来的产业定位。和浙江应该固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定位说不同，我们认为考虑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因素，浙江不应该采取一种“趋异”或者“错位”的产业定位，而是应该采取一种“趋同”的产业定位。
(1)必须考虑到长三角地区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国际意义上的广域的产业集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区域布局，而企业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市场和外部性的考虑。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如果经济规模足够大，每个企业(制造业厂商)就会选择在具有区位优势的地方生产产品，用以供应全国市场，当众多类似想法的厂商纷纷到某一地区设立企业之后，就形成了企业的集聚，一旦形成集聚，由于外部性的作用，又会产生集聚的自增强效应，集聚呼唤集聚(保罗·克鲁格曼，2000)。
现实生活中的产业集聚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克鲁格曼常常将它归之于历史的原因和偶然的事件。然而我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是否有了产业集聚的趋势?我们已经论述过，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同构不管当初是通过什么路径形成的，在客观上都表示在这一地区的若干产业，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同构产业”已经形成了广域的产业集聚。我们从表3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化学纤维工业，长三角地区的产值已经占全国总产值的55.9%，其他如纺织工业、普通机械、服装工业、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等在全国的生产份额也达到了40%以上。这样高度的集中可以和美国、欧洲、日本的汽车工业的集聚相比肩。美国汽车产业的66.3%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包括中区的东北部和中区的西北部)，而欧洲汽车工业的69.6%集中在德国和法国(保罗·克鲁格曼，2000)，但是我们没有听说人们去指责美国的底特律和布法罗产业同构，或者说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同构，这几个地方的汽车工业都很发达，而且是彼此相邻的地区，都在美国的五大湖区，即中区的东北部。也没有人指责德国和法国的产业同构，事实上，据克鲁格曼说，欧洲的汽车工业一半集中在德国的沃尔夫斯堡方圆150公里处。在日本，汽车工业同样主要分布在日本的太平洋沿岸。从东京到名古屋，在南北大约80公里，东西大约300公里的地方，集中了丰田(名古屋、浜松)、日产(横滨、崎玉)、本田(崎玉)、三菱(东京、川崎)、富士重工(群马)、雅马哈(静冈)、铃木(静冈)等几乎日本所有主要的汽车工业的工厂(小岛郁夫，2001)。同样的产业集聚现象已经出现在中国，中国的化学纤维工业的50%集中在上海及其两翼300公里的地方。从行政区划的角度将行政区作为独立的经济体进行产业结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江、浙、沪三地在化学纤维工业方面高度同构的结论;但是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从企业布局的角度分析，我们只能得出在上海周边方圆300公里的地区是我国化学纤维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的结论。这两个结论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事实，但却对我们制定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和进行产业发展的定位产生不同的影响。
由此可见，从企业的视角出发，不管是国外的跨国公司也好，还是国内的“无地域所属企业”也好，如果不是各地的引资政策有很大不同，其在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布局时是不会过分考虑省际行政边界的意义的。特别是在长三角15个城市的范围内，资源结构具有高度的匀质性，要在长三角各次区域之间划出产业分工边界，人为地规定浙江发展什么产业、江苏发展什么产业，以形成“错位”发展，是不现实的。实际上随着国际制造业向长三角地区的转移，长三角内部的“产业同构”在某些方面还会得到加强。比如，迎合化学纤维工业在江浙地区的集聚，日本的三菱化学准备在2005年前在浙江宁波建设化学纤维原料工厂，同一时期，日本的旭化成集团和美国合资在江苏的张家港地区建立生产树脂聚苯乙烯化纤材料的工厂。此外，台资在苏州生产笔记本计算机，联想集团在浦东生产笔记本计算机，而日商东芝公司则在杭州建立笔记本计算机工厂。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进行浙江的产业定位，那么可行的方案就是选择那些“同构”产业，或者说今后有可能成为“同构”的产业作为浙江省的主要产业发展方向。因为正是这些“同构”产业，已经出现了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的向长三角地区“集聚”的效应，进入了自增强的发展轨道，应该是我们必须抓住的发展机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趋同”的产业发展定位。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制造业向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转移的趋势日趋明朗，2002年，长三角二省一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75.4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引进外资总额的33.3%，大量外资的进入，使得一些地区出现了产业结构跳跃式演进的现实可能，加快了长三角各次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步伐。
(2)由于上海在长三角地区产业演进过程中处于“头雁”的地位，紧随上海的制造业产业发展的轨迹，确定长三角各次区域的产业结构演进方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形成了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等6大支柱产业，并将电子及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以及光机电一体化等作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到2002年，6大支柱产业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达到58.4%。上海支柱产业的发展，已经和必将继续对上海周边地区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已经分析过，紧密的经济联系和资源结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特征使得江苏、浙江地区和上海之间存在着一种产业发展的“雁行状态”(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课题组，2003)。即上海今天蓬勃发展的产业，可能就是江苏、浙江明天的支柱产业。今后，随着上海6大支柱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扩散效应和集聚效应，扩散效应是指这些产业的主要产品的元器件和零部件，以及各种配套产品会扩散到周边的浙江和江苏进行生产和加工，进而带来了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效应;集聚效应是指6大支柱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会吸引国内外相关企业和产业向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转移，促使这些地区的相关产业获得发展的机会，提升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浙江如果一定要去实行所谓的“错位”发展战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事实上，在外资向长三角地区集聚和上海着力发展6大支柱产业的影响下，近几年，浙江新兴产业正在迅速崛起，如微电子产业快速发展，其企业数量已经位居江苏、上海之后列全国第3位，集成电路生产线数量位居全国第4位;浙江的汽车及其零配件产业发展也极为快速，如“万向集团”、“吉利汽车”、“钱江摩托”等在短短数年内发展成为国内著名企业。浙江的通讯设备的研发和制造迅速进入国内前列，和摩托罗拉、三菱、阿尔卡特、诺基亚等跨国公司向长三角地区的转移有关。吉利汽车等的快速成长也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有很大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长三角各次区域的产业定位应该着眼于自身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比较优势的变化;着眼于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向长三角地区转移以及由此而来的广域的产业集聚和对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正面效应;着眼于利用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所带来的发展契机和产业分工效应;选择一种和长三角其他次区域的产业发展相协调的“趋同”的产业发展定位，做到“基础产业协调发展、新兴产业共同发展、支柱产业互补发展”。
四、结语
建立在现有产业分类的统计信息分析基础上的所谓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同构问题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有其必然性和正面意义。我们不否认产业同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制度层面的问题，但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是积极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消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地方行政壁垒，为各经济主体的跨区域发展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进而弱化地方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盟关系。而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会进一步加速相关地区之间的产业同构的程度。然而，只有较高程度的产业同构，才能形成稳定的产业水平分工，形成稳定的一体化模式。由此可见，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没有必要将产业同构作为一个问题，而且，有必要强化长三角整体发展的思路，在长三角各次区域间采取更为协调的产业发展战略，实行“趋同”的产业定位，做到“基础产业协调发展、新兴产业共同发展、支柱产业互补发展”，加快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步伐，将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国际先进制造业的中心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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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整合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批准号03BJL010)；浙江省重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浙江与上海区域经济联系的新特点与定位研究”。
作者简介：陈建军(1955—)，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