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浙江省块状经济与工业大县为例，总结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内在原因，探讨产业集群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途径。从产业链与价值链角度分析，县域经济与产业集群应完善产业链并加强链与链之间的有机协作，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升级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跨产业链升级。提出县域经济与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机制与路径，应立足“产业集群—县域经济—中心城市”的空间体系。政策导向上应以区域联动为对象，坚持与时俱进的民营经济政策，以全球视野吸引外来资源。
关键词：产业集群，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价值链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民间力量自发形成的地方产业集群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地方产业集群的低成本、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免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地方产业集群怎样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县域经济如何转型，迫切需要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
浙江是我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工业大县在浙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2012年，全省89个县(市、区)中，有15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千亿，这些地区土地总面积占比不足五分之一，GDP占三分之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超过总量的一半以上。工业大县的微观基础是块状经济，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占浙江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徐维祥，2001)。几乎所有的工业大县都拥有若干个富有特色和竞争力的块状经济，如萧山的钢结构、绍兴的纺织、海宁的皮革、乐清的低压电器等(唐根年、徐维祥，2003)。
产业集群升级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县域经济要从块状经济转型升级中抓住产业重组合作机遇、创新的服务提升机遇、产业空间结构调整的机遇，实现率先转型升级。本文将结合浙江省块状经济的升级与工业大县(市、区)转型的具体实践来研究地方产业集群如何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在产业链与价值链上实现升级，并与县域经济互动，实现县域经济的转型发展。
二、文献综述
全球价值链源于全球商品链，可用来分析全球产业联系以及产业升级问题。Gereffi(1999)将全球价值链分为生产商驱动和购买商驱动两种类型，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生产企业是核心部门，有明显的上下游关系。购买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国际贸易商和国外购买者是中间客户，将生产企业同国外的经销商联系起来构成一条基于国际贸易的价值链。Humphrey和schmitz(2002)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四种方式：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链升级。
Bazan和Navas-Aleman (2003)发现嵌入不同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方式有区别。进入美国价值链的企业工艺升级最快但功能升级少见，进入欧洲价值链的企业比进入美国链的企业有更高水平的功能升级，在拉美地区和国内价值链上运作的企业功能升级水平最高，但工艺和产品升级水平较低。Ernst(2004)研究了台湾电子企业如何从为全球价值链中主导企业提供OEM延伸到概念设计和模块化生产的ODM，最终创建自有品牌OBM的典型产业升级路径。
以集群为发展模式的地方经济已逐渐纳入全球产业网络，提升其竞争力，不仅需要挖掘集群的内部联系，更需要在全球价值链中与区域外的经济行为主体积极互动，不断调整自身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方式，创造、保持和捕捉价值(文嫮、曾刚，2004)。张辉(2005)认为地方产业集群沿着全球价值链往上升级，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在“不进则退”的激烈竞争中进行的。全球价值链条有着不同的动力来源，而处于不同驱动力价值链条中某个环节的地方产业集群只有遵循该驱动模式下的市场竞争规则，才能获得正面竞争效应(吕文栋、张辉，2005)。集群在同一地域形成完整或近乎完整的价值链也是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这样才能保证地方产业集群在与全球价值链耦合时获取价值链中高附加值、核心战略环节的竞争优势(黎继子、刘春玲，2005)。
张杰、刘东(2006)指出，地方产业集群的转化和升级是组织架构、外向关联度、社会资本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协同转化进程。集群内要素的共享面越宽，共享程度越高，其外部经济的增进越显著(张小蒂、曾可昕，2012)，越有利于产业集群升级。实施以打造国际知名品牌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升级策略，可以推动产业集群步入品牌和创新驱动阶段，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高附加值环节(许培源，2011)。贾生华、吴晓冰(2006)认为由地方价值链到全球价值链，由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到功能升级、跨链条升级是一个有效的升级模式。邬爱其、张学华(2006)以处于升级发展阶段的浙江省海宁皮革产业集群为例，发现地方政府在帮助集群企业与顾客联接、推动集群企业协同升级、促成集群企业之间结网、区域环境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县域经济是大都市圈经济的一个基础单元。随着大都市圈功能的完善和辐射范围的扩大，县域便成为大都市圈发展的新动力。A. 0. Hershiman(1958)指出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而趋于成熟时，资源会从中心区向边缘区涓流，中心区(城市)发展将带动边缘区的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空间经济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优化县域内部结构以及与外部经济体的互动联系，融入大都市圈，将显得愈加重要，不仅可以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更可以作为广域层面经济竞争的基本单元获取更多发展机会。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经济辐射是以地方产业集群为依托的，周边地区要想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心城市的辐射效能，就必须建立起与中心城市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地方产业集群(张辉、喻桂华，2005)。
综上所述，对于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较多，但大多局限于就产业集群本身来探讨，缺乏将产业集群与县域经济以及中心城市放在一个空间体系中，并结合全球价值链理论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
三、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内在原因
浙江、广东、江苏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三个省份，也最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借鉴意义。浙江的“温州模式”、江苏的“苏南模式”、广东的“珠江模式”有着不同的发展导向和实践路径。分析这三个省份县域经济的发展差异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
比较表1中具有相当的发展程度和区位条件的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三地工业大县之间的发展差距显著，总结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内在原因为：
(一)依托中心城市能级的差异
工业大县的经济发展，和其所在的区位优势，以及所依托的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有密切的关系，浙江工业大县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地区、杭州和宁波的外围地区，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心城市，获得大城市的功能辐射，包括产业支持，如人才支撑、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物流服务、贸易服务和文化教育服务等。工业大县发展是“中心城市一工业大县一块状经济”这样一个发展空间链的一个环节，中心城市的能级越大，给予工业大县的支持也就越大，工业大县的发展空间也就越大。
从中心城市能级来看，广东10县临近深港澳和广州，江苏10县邻近上海、苏州和无锡，由此获得的发展能量支持，显然要比浙江工业大县从杭州、宁波获得的支持更强。长期以来，利用上海的资源优势包括城市功能优势和产业优势来推动本地的工业发展，浙江显然是比苏南地区慢一拍。
(二)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国际产业链的嵌入程度
提高对外开放程度，进而使本地工业发展嵌入国际产业链，获取国际市场和国际要素供给的支持，也是推动工业大县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方面的相对弱势，也是导致浙江相比粤苏二地发展有差距的重要原因。珠三角、苏南地区比浙江开放程度高，大量引进外资和开展国际分工，较好地嵌入了国际产业链分工，在发展的规模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支撑。
(三)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
杭州湾地区和苏南上世纪80年代都是依靠乡镇企业发展推动农村工业化，进而形成块状经济和产业集聚，但即便在那个时候，苏南的乡镇企业的规模就普遍大于浙江，这种规模差距格局被延续下来。进入90年代，浙江开始走“温州模式”的发展道路，注重内源性发展，倾向于依靠民企的自我积累，继续沿着“轻(轻工业)、小(小企业)、民(民营经济)”轨迹发展，而苏南地区则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的优势，接轨浦东开发开放，演化成目前的“内外兼修”特征。这种发展路径的差异也是造成目前两地工业大县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
表1 浙江与广东、江苏工业大县部分指标比较表
指标 | 浙江15县 | 广东10县 | 江苏10县 |
县均生产总值(亿元) | 723.2 | 1，705.54 | 1.409.32 |
县均规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 1，765.52 | 4，091.48 | 3，502.5 |
县均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亿元) | 96.01 | 194.11 | 159.20 |
产业结构 | 4.40∶61.10∶34.5 | 1.46∶63.15∶35.38 | 3.18∶58.42∶38.40 |
城镇化率 | 20% | 32% | 35% |
资料来源：2012年浙江、广东，江苏各市县统计年鉴，作者整理。
(四)地方政府的区域发展定位和政策导向
长期以来，受“温州模式”的影响，浙江倾向于“内源发展”，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获得倾向于区域内部，产业政策和地方发展战略制定也比较倾向于本地企业家近期利益的获取。而苏粤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更趋于外向型和扩张性，受本地企业牵制较少，注重区域经济总量增长，强调引进大项目、提升规模经济。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作风比较强势，推动企业扩张和转型升级的外部动力也更为强劲。
(五)工业大县自身的城市化程度
工业大县发展不仅是工业化的问题，也是城市化问题，从浙江乃至江苏、广东的情况看，工业大县基本位于中心大城市周边。工业大县的城市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依托中心大城市提供发展支撑，第二是工业大县自身的城市化水平。经过统计，浙江15个工业大县的乡村人口占户籍总人口比例平均值在80%，而广东10个工业大县为68%，江苏10个工业大县为65%。由此导致在接轨中心大城市，以及人才和资本集聚方面的弱势，影响本地企业和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做大做强。
四、产业集群与县域经济：产业链与价值链分析
从产业链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产业集群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一)产业链的链与链之间缺乏有机协作
产业链是否完善是决定一个区域产业能否长久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衡量一个地区产业根植性强弱的标准。传统块状经济大多产业关联度不强，产业链较短。内部各个企业独自发展，对周边其他企业和其他产业的关联度或带动性不强，并未真正形成具有柔性专业化特征和合作网络特征的产业集群。
(二)产业集群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决定着整条价值链的运行。浙江块状经济中的纺织、服装、低压电器、家具用品制造及五金模具大多处于采购商驱动型价值链。在国际分工中，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难以实现功能升级。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企业生产成本随之加大，除了在原有价值链上的价值增加进一步降低外，部分还出现了衰退现象。
(三)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不足
“块状经济”产业集群的企业过去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其核心优势除了低成本之外，还依托于浙江“小核算、大配套”的产业集群优势。在经历了初期粗放式的快速增长后，传统体制下的草根活力释放已到尽头，产业链深度、广度不足的缺陷开始制约进一步发展。继续发展需要沿着原材料提供的增长路线，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
五、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
(一)深化发展城市经济
无论县域经济还是产业集群，都是“产业集群一县域经济一中心城市”空间体系中的环节，推动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是深化城市经济，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实现县域经济和产业集群的互动，推进县域经济自身的城市经济发展，包括完善城市功能、发展第三产业等来带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同时以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来进一步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双轮驱动”。
第二是强化县域经济和中心大城市的联系。以浙江为例，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杭、甬、温大都市圈，强化浙江和上海之间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真正形成“产业集群一县域经济一中心城市”互相带动，共同发展。
(二)深化发展开放经济
以苏南和珠三角为标杆，进一步推进开放经济发展，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去，加快本地企业嵌入国际产业链的步伐，深化国际国内分工，做大规模经济。
跳出县域经济的框架，将县域经济与都市经济、都市圈经济，以及更大区域内的经济融合起来，以开放的思维谋划自身的发展战略。在大区域范围内获取、组织和配置资源，进而形成特色竞争优势和差别化竞争优势，形成市场一体、产业相联、分工合作的开放性发展体系。
(三)调整产业结构
在既有的发展基础上，依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包括产业基础、区位条件、人才和资本储备、土地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和周边地区开展产业分工合作的可能性等确定产业升级的方向，制定产业政策，谋划产业集聚区，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一是全球化程度高、出口导向的产业。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三是传统产业的沿产业链升级，要加大品牌创造力度，创新商业模式，把传统产业做成高附加产业。
(四)调整空间结构
推进县域经济和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是调整空间结构和创新体制机制。要实现土地工业产出的集约利用，加快空间结构调整的步伐，提高产业集聚程度，改变目前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平均推进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空间政策。
可以将产业集聚区进行分类管理，第一类是省级层面的标杆产业集聚区，建立跨行政区的、以大都市圈为行政隶属的产业集聚区，实现产业链的全区域布局，二、三产业共同集聚；第二类是市级层面的产业集聚区，作为地市一级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第三是县级层面的块状经济体。
(五)调整区域发展战略
采用更具弹性的多元化行政管理体制，实行市管县的财政体制，甚至都市圈管理模式，以突出中心大城市对区域经济和县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从重视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转变为重视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有利于创业、创新、创造环境的打造政策；从重视内源发展到加快外向发展步伐，培育内外双驱动力模式。
六、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路径
(一)改造传统产业与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推动主体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技术密集型转型，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提升，力争高产业层次、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占据块状经济的主导地位。抓好招商引资，实现外力推动型的产业升级，着力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形成新型产业区。
(二)加大对外开放与跨国经营
立足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展跨国经营。有三种参与国际竞争的模式可供借鉴。一是“万向模式”，通过为跨国公司提供零部件，进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二是“嵊州模式”，利用比较优势，为国际著名品牌加工、代理，依托国际著名品牌的连带效应，提高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三是“正泰模式”，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一批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三)打造全产业链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
围绕着一个主导产业，拉长和延伸上、中、下游的产业链条，提高企业间的关联度和集群效应，推进产业对接和配套协作，推进和发展产业链经济，完善区域产业配套体系。实行“专、精、特、新”的发展战略，以满足市场各种个性化需要。通过深度专业化和灵活专业化，形成纵向和横向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高度发达的分工协作网络，提升单体企业和集群的效益和效率。
(四)培育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
为取得价值链高附加值及提升产业竞争的优势，产业集群必须壮大龙头企业的带领作用，培养具有全产业链竞争优势的行业龙头企业，对产业内部优化资源配置，在专业市场上构筑起集群的市场势力，发挥大企业在产品辐射、技术示范、信息扩散和营销网络等方面对集群的核心带动作用。
(五)培育自主与集群结合的互动创新体系
单个企业自主的独立创新与块状经济整体的集群式创新结合并产生互动才能推进块状经济整体在技术和管理上的不断进步，达到良性的互动循环。支持基于企业间互动合作、联合攻关的集群式创新，建立和完善集群式创新机制，强化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协同创新，充分发挥集群在营造良好创新环境、降低创新成本、共享创新服务、推动创新资源的转移和扩散方面的作用。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无论是县域经济还是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都必须在一个区域空间体系的背景下加以认识，二者都是一个更大空间——“产业集群—县域经济—中心城市”空间体系中的环节，这个空间系统不仅在地理上具有空间连续性特征，而且在要素流动、资源共享、市场连接方面都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和一致的发展逻辑。为此，在制定政策和对策时必须具有空间系统的理念，防止片面和孤立地看待县域经济和产业集群发展。表2描述了产业集群升级与县域经济转型的空间联动体系。
转型升级在某种意义上是“渐进的中断”，是一场革命和危机管理。产业集群的主角是民营企业，要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必须有一个与时俱进的民营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旧企业消亡和新企业诞生是一种常态，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具有创业、创新、创造的精神和能力。政策的重心不应该注重于救助既存的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而是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去鼓励新兴的民营企业家和年轻创业者的创业、创新和创造。
无论是县域经济还是产业集群，其发展的背景都是要素自由流动和经济全球化。因此要推进县域经济和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就不能仅注重于本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本地企业的发展升级，而应该有全球视野、大气开放的胸怀，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制定优惠的政策，吸引全球各地的人才和资本进来创业、创新，激发、带动本地企业改革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表2 产业集群升级与县域经济转型的空间联动体系
通过将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与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进行融合，使二者协调发展，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可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空间，能有效推动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反过来，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又可带动产业集群的发展，为产业集群提供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及转型升级政策支持，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互动发展机制。
作者简介：陈建军，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经济；杨飞，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产业链空间分布离散化的区域协调发展动力机制研究》(编号：71173182)。2012年浙江省政府重大委托课题《工业大县(市、区)带头转型升级与带动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对策研究》(编号：2012C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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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 陈建军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杨飞
来源： 《产业经济评论》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