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转型期。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进入了由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过渡阶段， 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涉及供给和需求的各个层面，涵盖生产和分配的诸多环节，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典型事实。有三类特征事实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二是劳动份额下降，三是消费占总需求比重偏低。三者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之间在总量上和结构上具有变化趋势上的协同性， 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关联形成了本文的研究主线。
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广泛研究， 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 普遍认为中国以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依赖于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型。从供给侧和增长函数角度看，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结构显著变化，“刘易斯拐点”到来，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本报酬出现递减（蔡昉，2013；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从需求面和国民收入决定角度看， 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最终需求因素的相对力量发生新变化，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 三大需求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力呈现新趋势（沈利生，2009；刘瑞翔和安同良，2011）。立足当前形势， 着眼未来趋势， 寻求经济增长新的驱动机制，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除了投入要素外，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而长期的影响。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关系， 作为源头性的分配方式，包含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它们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而且两者相对数量的变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也是沟通供给侧和需求面的重要桥梁，其相互关系与国民收入密切相关，在经济思想史和新近的研究进展中可以找到相应的理论依据。然而，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对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不同见解。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二者无必然关联；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新剑桥学派认为，劳资分配变动对国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相对收入份额密切相关。
本文拟从劳资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出发，基于总需求结构视角， 阐释过去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和“新常态”下增长放缓的历史原因和未来动力，并对学术界的相关争议给出实证解答。对于劳资分配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学术界存有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提高劳动份额可能会影响到资本积累和产品出口， 不利于经济增长；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提高劳动份额会刺激消费需求，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 前者可归入“利润挤压论”（Profit SqueezeTheory）， 后者则属于“消费不足论”（Under ConsumptionTheory）。本文在梳理文献基础上，将不同学派观点纳入到统一的综合分析框架， 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 将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作为经济增长的潜在驱动因素进行考察， 并对劳资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与效应进行系统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关于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思想来源历史悠久， 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利润与投资、工资与消费的论述。例如斯密观察到劳动收入（工资）与资本收入（利润）的相对变化具有一定规律性;李嘉图（1817）认为国民收入在土地、资本和劳动三者之间的分配具有一定法则， 其会随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而有规律地变化。上个世纪中叶，新剑桥学派（Neo－Cambridge School）将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增长分析的中心要素， 最先提出关于分配与增长的数理模型， 并一度兴起学术研究热潮。在这些模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卡尔多的分配与增长模型（Kaldor，1957）、帕西内蒂的分配与增长模型（Pasinetti，1962）和古德温的经济周期模型（Goodwin，1967）。前两者属于新剑桥学派，后者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些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阶级划分传统，在国民收入增长框架下，将劳资分配与总需求相联系，进而探讨其与经济增长或经济周期的关系。虽然自上个世纪70 年代开始，随着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该领域的文献有所减少，但基于总需求角度考察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未曾间断， 主要以后凯恩斯主义学派（Post-KeynesSchool）为代表，新近的理论发展又被称为新卡莱斯基（Neo－Kaleckian）分配与增长理论，相关综述参见史晋川和刘青（2017）。
在理论研究方面， 分配与增长的总需求模型可分为两大分支。一是单一影响模型，二是综合影响模型。前者认为劳动份额或资本份额变动对经济增长仅有单一方向的影响作用， 二者变动与经济增长存在确定的线性关系（Rowthorn，1981；Dutt，1984；Taylor，1985）。后者认为劳动份额或资本份额对总需求各个部分的影响存在差异， 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多地取决于储蓄和投资函数的参数值（Blecker，1989；Bhaduri and Marglin，1990；Lavoie，1992）。
在实证研究方面，对于一国或经济体的增长驱动机制类型的研究主要有两类研究方法。一类是单一方程研究法(Single-equation Approach)，主要采用回归分析，分别估计劳资分配和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关系式，计算出劳动份额或资本份额对三大需求的个别影响，得出综合效应，以此确定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的类型， 主要代表文献有Bowles andBoyer（1995）、Naastepad（2006）和Hein and Tarassow（2010）。一类是系统方程研究法（System EquationsApproach），主要采用时间序列VAR 方法，不事先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 通过动态方法研究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主要文献包括Stockhammerand Onaran （2004）、Barbosa -Filho andTaylor（2006）以及Carvalho and Rezai(2016)。
根据已有文献， 本文综合了相关理论模型的观点， 将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为消费需求渠道、投资需求渠道和净出口需求渠道。在三种渠道共同作用下， 劳资分配变化可能对经济增长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 这取决于上述效应的相对力量。
假设劳资分配与总需求各组成部分的相关性存在差异，消费需求与劳动份额正相关，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与资本份额正相关。根据总需求结构与劳资分配的静态关系，提出假说1：当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占总需求比重较大时， 经济体表现为资本份额驱动型增长模式； 当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比重较大时， 经济体表现为劳动份额驱动型增长模式。此外，根据内外部经济环境，经济体的驱动机制会发生改变， 尤其会因为总需求结构本身变化而发生方向性转化， 由此进一步提出假说2：随着经济发展，资本份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会因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比例上升而逐渐减弱， 劳动份额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将会增强。
为了验证以上两个假说， 本文重点探讨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分渠道传导效应。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可能有如下创新：第一，将面板数据分析和多变量系统研究方法结合， 采用正交化后的脉冲响应函数， 将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与劳资分配变动分离开， 从而分别讨论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和间接传导机制。第二，考虑了三个渠道各自的作用机理，避免了VAR 系统混合分析中可能导致的效应不明晰， 能够得出更加符合真实情况的经验分析结论， 并且与单一方程方法所得结果具有可比性。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劳资分配变动如何通过总需求各组成部分动态地影响经济增长？ 采用递归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 可以有效研究这一问题。在已有研究中，Stockhammer and Oraran（2004） 较早使用带约束条件的VAR 模型研究劳动份额变动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传导效应。此后，一些学者去除结构约束，采用非限制的VAR 模型来研究劳动份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如Barbosa-Filho and Taylor（2006）与Basu et al.（2013）。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将时间序列扩展到面板数据， 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 模型作为基础实证框架， 就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渠道效应进行探讨，构造劳资分配、总需求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如下：
其中，yit是m×1 向量， 由所考察的内生变量组成，i 代表省份，t 代表年份，p 为滞后阶数。εit是独立同高斯分布“白噪声”扰动项，服从正态分布，有εit～（0，Ω）。
为了更准确地考察变量间的关系， 对该实证模型的构建做出两点约束：第一，假设劳资分配变动的冲击在前， 然后是总需求结构和经济增长变动的冲击， 因此三类内生变量的先后顺序为劳资分配→需求结构→经济增长。第二，与时间序列相同，在任一时期，每一环节经济增长变动是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前一期可利用信息的本环节经济增长变动的期望； 第二部分是劳资分配传导链的前一环节的冲击；第三部分是本环节的冲击。
本文的实证研究涉及三类变量：劳资分配、总需求结构和经济增长。劳资分配采用劳动份额（LS）和资本份额（PS）作为核心指标①。总需求结构采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作为替代性指标，分别将三类需求结构指标简化表示为CD、ID 和NXD②。经济增长率采用实际GDP 的对数差分值，从而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用GDP 表示。本文样本区间为1978 年—2012 年， 横截面个体为28 个省区，没有包含西藏自治区和海南，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计算。相关数据基于省际收入法计算，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更新情况获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为了保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去除价格因素，对各变量进行平减，换算成不变价格表示的数据集。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处理后的变量名称前加“L”，以示区分。
四、实证检验
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劳资分配直接作用于国民收入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量；一类是劳资分配沿着三类需求结构的纵向传递机制，构成经济增长的间接推动力量。本文采用面板VAR 模型分离两类效应，并对结果进行说明和阐释，处理软件为STATA13。
在估计模型之前， 回归模型中变量的滞后阶数的确定很重要。由于其不能事先确定，本文分别对数据做一至六阶滞后的面板VAR 模型估计，蒙特卡洛（Monte-Carlo）仿真1000 次，综合AIC、BIC和HQIC 等准则进行判断，依据取值最小判断。分别以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为指标， 进行模型滞后阶数选择，发现前者为4，后者为3（见表1）。由于两者均可作为劳资分配的代理指标， 滞后阶数较少的模型丢失的数据信息相对较少， 下文分析以资本份额为主。
为了研究经济系统对劳资分配变动做出反应的动态过程， 本文采用脉冲响应来考察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脉冲响应强度的变化可以体现经济系统对于劳资分配变动冲击的传导效应的变化。下面分别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渠道效应来考察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本文采用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Orthogonalized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将劳资分配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从经济系统中分离出来。经过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可以识别当需求结构影响为0 时， 经济增长对劳资分配变动的动态反应。具体而言，通过给予劳资分配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Shock），采用Monte-Carlo 随机模拟绘出脉冲响应函数。本文基于资本份额指标绘制脉冲响应图形， 并将经济增长对其反向冲击也列示出来，相应结果如图1 所示。
图1（左）为经济增长对资本份额的脉冲响应，从中可以观察到， 当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产生1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Positive Innovation）后，从第1 期开始，经济增长会受到较明显的正向影响，在初期就达到峰值，响应值接近0.1 个单位，之后响应程度大幅下降， 到第4 期时穿过零值线直至趋于0。此处脉冲响应函数尾部对0 的趋紧程度并不十分明显， 这是结构性指标在系统分析中表现出来的特征之一，注意与总量指标相区别。在整个预测期，在正负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内，经济增长对资本份额的冲击反应在前两期内显著。图1（右） 显示出经济增长对资本份额的反向冲击效应， 当期经济增长的变动并不能直接带来资本份额的提高，其影响为0，但紧接着则迅速攀升，第2期达到最大值，随后快速回落，最终在第4 期转正为负，并收敛于0。同时，必须注意的是，除了第1期两侧阈值在横轴重合外， 其余各期都分别位于零值线两侧， 因此经济增长对资本份额的反向冲击效应在数值上虽异于0，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以上脉冲响应的结果表明， 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快速而直接， 资本份额正向冲击会导致经济增长在当期和未来一期内发生正向变化，且变化幅度较大，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存在直接的资本份额驱动机制， 提高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同时， 经济增长本身变动可能并不构成资本份额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是否具有反馈效应的累积循环过程，仍需进一步的实证考察。
（二）劳资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渠道效应
下面基于连锁脉冲响应的结果， 进一步探讨劳资分配如何通过影响总需求的三个层面， 对经济增长进行间接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三个冲击效应是基于不同需求结构指标， 并分别估计面板VAR 模型绘出的，虽然各图形中脉冲响应数值大小可能对模型解释有帮助，但出于严谨考虑，本文不做直接的比较分析， 而是将关注焦点放在变量之间的作用方向及显著性程度上面。
下面分别就消费需求渠道、投资需求渠道和净出口需求渠道下各内生变量面临系统内其他变量冲击时的脉冲响应效果以图形方式列示并分析。
图2（左）和图2（中）呈现的是资本份额通过影响消费需求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LPS→LCD→LGDP）。图2（左）表现的是传导机制的前半段（LPS→LCD），即资本份额的消费需求效应。总体而言， 资本份额的单位冲击会带来消费需求的负向变动，且冲击轨迹比较平滑，幅度较大，保持在-0.2 左右，在前4 期内在统计上显著。图2（中）表现的是传导机制的后半段（LCD→LGDP），即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效应， 初期一个单位的消费需求冲击，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且影响作用较大，达到0.2 个单位，至第2 期转负为正，此后一直在零值线以上，到第10 期左右衰减至0，同样，脉冲响应的显著性也在前两期表现明显。从两图的关系来看， 二者在波动幅度和显著性上具有同步性， 资本份额的消费需求效应和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效应影响大小的绝对值基本相同， 且都在前两期内显著。为了将资本份额本身的惯性考虑进传导机制内，图2（右）给出了资本份额对自身冲击的反应， 可以看出， 一个单位的资本份额冲击， 会造成自身比较持久的反应， 一直持续到第10 期左右才衰减为0， 且作用期内在统计上均显著。因此，在消费需求渠道中，资本份额存在着较强的自我强化机制。
由图2 反映的整体脉冲状况来看， 资本份额确实存在着对消费需求的负向效应， 且影响比较持久。然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一开始呈现出负向效应。一般而言，国民收入“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都应该存在正向效应， 本文将资本份额纳入经济系统后， 发现单位消费率变动在初期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作用是负向的。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本文使用的指标为总消费率是比值形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需求结构，而非总需求。在理论上，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 但总消费率并非与经济增长有完全形式的正相关关系，当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比例较低时，消费率变动很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冲击。换句话说， 消费的增长效应可能需要跨过一定的需求结构门槛才能发挥正向促进效应。由于中国的消费需求持续偏低， 因此在初期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为负。同时，这种负向冲击很快发生方向性改变，从而证实上述推理的合理性。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资本份额、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纵向传递关系是存在的， 这种传递关系最终表现为： 初期的资本份额提高将显著导致经济增长上升，随着期数延长，资本份额提高反而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这种方向性改变的来源是传递阶段的后半部分，即消费需求的调整。因此可以推测，随着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占比的提高，资本份额通过消费需求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此外，如果将资本份额自身的变动考虑进去， 劳资分配的动态调整通过消费需求将产生一个比较稳定与持续的效应。
接下来考察资本份额通过投资需求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LPS→LID→LGDP）。与分析消费需求渠道类似，图3（左）表示当资本份额发生外生冲击时，投资需求的反应轨迹。由该图可知，在整个预测期，脉冲响应值均在0 值附近，且不显著， 因此可以判断资本份额对投资需求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图3（中）给出了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冲击的反应情况， 初期标准差资本份额的变动在第2 期引起投资需求的最大响应， 约0.1个单位，此后响应值略有下降，第20 期依然未完全收敛于0，且前10 期内在统计上均显著。此外，由图3（右）可知，资本份额也存在较强的惯性，自身的冲击效应在第1 期即达到最大值0.1，随后逐渐衰减并趋于0，且前4 期内在统计上均显著。
从图3 的趋势描述来看，在投资需求渠道中，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非完全畅通，主要是由于传导机制的前半段（LPS→LID）效应不明显， 即资本份额对投资需求并没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反地，在传导机制的后半段（LID→LGDP），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作用强度。从链条机理的整体性来看， 即使投资需求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强， 也不能构成整个机制成立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投资需求作为沟通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中间渠道并不稳固。
事实上， 资本份额的冲击无法正向影响投资需求的实证结果从表面上不合理， 然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其蕴含着深层次的原因和机制。一般认为，投资来源于利润，资本份额上升必然会对投资需求有一个向上提升的力量。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与统计资料有关。本文的投资需求指标采用投资形成率来表示， 以总投资为基础的投资形成率实际包含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两部分，其中私人投资与资本份额密切相关，而政府投资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收入， 其来源除了企业营业收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劳动收入（如个人所得税）， 因此这种混合估计可能会模糊两者效应的差异。随着统计资料的完善，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对投资类型进行细分， 或许所得结论更具说服力。二是与储蓄来源有关，即使在统计上可以将政府投资剥离， 但私人投资的直接来源并非全部源自可分配利润，也可能来自银行贷款，在中国的储蓄结构中， 居民储蓄占相当比例且多来源于劳动收入，从这个角度来看，劳动份额的上升反倒可能对投资具有正向影响。
最后， 分析资本份额通过净出口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LPS→LNXD→LGDP）。与分析上述两个渠道类似，此处不再赘述，结论表明，无论是在传导机制的前半段还是后边段， 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在此省略脉冲响应图形。因此可知，净出口作为沟通资本份额与经济增长的中间渠道，在基于中国省际宏观数据的实证中并不明显，后续研究对其进一步考察可以采用企业微观数据。虽然本文考察的是净出口作为中间渠道时的作用。事实上，净出口作为独立因素对国民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 新近研究发现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非线性， 其作用存在一个闭区间和临界转变点（谷克鉴、陈福中，2016），以此推断可能因非线性因素导致了完整考察期内正负效应的抵消。
综上所述，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资本份额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间接机制， 主要是基于消费需求渠道。由于存在消费需求在特定时间段内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因此资本份额对消费需求的冲击效应，最终对经济增长是正向传导效应，表现为资本份额提高通过消费需求提升经济增长率。
五、进一步讨论：趋势预测
为了更精确地考察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机制， 探究二者在不同时期呈现的经济意义上的显著因果关系， 本文从动态角度进行预测方差分解。相对上文的脉冲响应分析, 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考虑了变量间关系在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 能够为研究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并且可以对各种传导渠道的有效性进行比较。下面对以劳资分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的子方程进行预测方差分解， 得到VAR 方程中冲击变量对系统内变量波动的贡献程度。表2 概括给出第1 到第20 个预测期的代表性期数的方差分解结果。
在对劳资分配的预测方差分解中， 劳资分配的变动主要受自身变动的影响， 尤其是在消费需求渠道中， 劳资分配的变动很少受其他因素的干扰。然而，在投资需求渠道中，除了自身惯性因素外，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均有一定解释力，然而，投资需求的解释力并不稳定， 在第5 期为3.8%，第10 期上升至48%，第20 期后下降为22.8%，表现出大起大落的特征。
在对需求结构渠道的预测方差分解中， 劳资分配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解释力随着时间推移都是稳步上升的，在第10 期以后甚至超过了自身惯性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的消费和投资均与劳资分配密切相关， 劳动和资本相对份额的变动是影响总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在同一时期，劳资分配对消费需求的解释力度大约平均比对投资需求的解释力度高15%左右， 由此推断相对于投资而言，消费需求更容易受劳资分配的影响。
在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差分解中， 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在消费需求渠道和投资需求渠道中表现出明显差异。在消费需求渠道中，对经济增长最强的解释因素来自自身， 而在投资需求渠道中，对经济增长最强的解释因素是劳资分配，尤其在第3 期之后表现更明显。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随时间变化呈现相反的变动趋势：消费需求的解释力稳中有升，而投资需求的解释力则持续下降。
预测方差分解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脉冲响应的结论，并提供了新的趋势信息。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作用，在投资渠道中表现最强。同时，消费需求渠道是沟通劳资分配最稳固持久的中间机制，其作用处于稳步提高之中。为了验证以上预测方差分解的稳健性， 同时考察劳资分配与总需求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与时间变化轨迹， 进一步进行递归方差分解。以1978—2001 年为基期，基于面板VAR 模型，在该样本期进行第一次方差分解，然后以1978—2002 年为样本期进行第二次方差分解， 依此类推， 直至对本文的整个样本期（1978—2012 年）进行方差分解(限于篇幅，具体的递归方差分解结果在此不作呈现)。结果显示，在不同的样本期内本文的分析结果是可靠且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正确识别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 有效判断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关系， 理清两者之间在各个时期的相互关系及其转换路径，可以为相关部门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参考。本文基于分配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采用面板VAR 模型，研究了劳资分配、总需求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渠道传递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劳资分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并非与经济增长无关，这有别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剑桥学派的观点。同时，总需求结构的变化， 尤其是消费需求会受劳资分配格局显著影响， 形成了劳资分配→总需求结构→经济增长的关系链， 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分配的比例变化，通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动态调整，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
第二，资本份额下降带来的冲击，并非一定会影响到投资需求， 因此不构成经济增长下降的前提，“利润挤压论”在中国还需要更多的经验证据。同时，实证研究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消费不足论”观点，资本份额上升，劳动份额下降，造成消费需求变化，同时也应该看到，现阶段由于消费需求占比过低，暂时出现相反的状况，可以预期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机制将会发挥正常效应。
综合来看， 本文认为中国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可能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 二是资本份额通过消费需求渠道正向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两个机制相互叠加， 加之资本份额和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自我强化效应， 共同导致中国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高速经济增长本身蕴含着放缓的必然，这同样可能来源于上述两个机制。一方面， 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的影响时间短， 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有限； 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份额、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在中国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存在反向扭曲， 这种扭曲状态不可能长期存在，且具有内在不稳定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总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 消费需求作为沟通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桥梁作用会加强并且呈现出正常状态， 此时资本份额的继续上升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而劳动份额的提高则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效力。
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和预测结果， 可以认识到，在宏观经济调控时，不仅需要在短期内调整总需求规模， 长期内还必须将优化总需求结构作为目标。在资本积累不足的历史阶段，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低成本吸引外资策略等偏向资本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体是适宜的。然而，在“新常态”下， 随着资本份额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向劳动份额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因势利导进行系列调整， 调整的重点是搭建起总需求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的联动机制， 通过提高劳动在分配中的地位，改善总需求结构的失衡状态，实现纵深化需求管理， 将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支撑， 以期让中国经济增长走上分配公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注释：
①目前国内大多文献主要采用劳动份额（LaborShare），可能是受前几年研究热点的影响。事实上，资本份额在经典理论模型中使用更普遍。同时，按照一般的变量简写规则，资本份额（Capital Share）应该简写为CS，由于在国际文献中通常采用利润份额（Profit Share） 代表资本份额，为了便于与同类实证研究对比，本文采用PS 简写形式。
②关于需求结构，尚无统一标准的衡量指标，国内外诸多学者大多基于这些指标水平值的相对高低，与“钱纳里标准模式”对比，以此判断需求结构的偏向程度。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1 期。
2.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
3. 谷克鉴、 陈福中:《净出口的非线性增长贡献———基于1995—2011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经济研究》2016 年第11 期。
4.刘瑞翔、安同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转换展望———基于最终需求角度的分析》,《经济研究》2011 年第7 期。
5. 沈利生:《“三驾马车” 的拉动作用评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 年第4 期。
6. 史晋川、 刘青:《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新卡莱斯基学派视角的文献述评》，《东南学术》2017 年第1 期。
7.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经济研究》2014 年第12 期。
8. Barbosa -Filho, N. H. and Taylor, L., “Distributive and Demand Cycles in the US Economy—a Structuralist Goodwin Model”, Metroeconomica, 2006, 57(3):389～411.
9. Basu, D., Chen Y. and Oh , “Class Struggle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s: Var Analysis of the Post-War US Econom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13, 27(5): 575～596.
10. Bhaduri, A. and Marglin, S.,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14(4):375～393.
11. Blecker, R. A.,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 13:395～412.
12. Bowles, S. and Boyer, R., “Wages, Aggregate Demand, and Employment in an Open Econom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Epstein, G. and Gintis, H. (eds.). Macroeconomic Policy after the Conservative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3～171.
13. Carvalho, L. and Rezai, A., “Person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Aggregate Demand”,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6, 40(2):491～505.
14. Goodwin, R., “A Growth Cycle”, In Feinstein, C.(ed.),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Grow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54～58.
15. Hein, E. and Tarassow, A., “Distribution, Aggregate Demand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ults for Six OECD Countries Based on a Post-Kaleckian Model”,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34(4):727～754.
16. Kaldor, 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1957, 67(268):591～624.
17. Lavoie, M., Foundations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 Analysis, Edward Elgar Pub, 1992.
18. Naastepad, C. W. M., “Technology, Demand and Distribution: A Cumulative Growth Model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Dutch Productivity Growth Slowdow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30(3):403～434.
19. Pasinetti, L. L., “Rate of Profi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elation to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4):267～279.
20. Rowthorn, B., “Demand, Real Wages and Economic Growth”, Thames Pap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1981，Autumn，1～39.
21. Stockhammer, E. and Onaran, Ö., “Accum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Employment: A Structural VAR Approach to a Kaleckian Macro Model”,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4,15(4):42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