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劳资分配作为宏观层次的分配，主要考察国民收入在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从古典经济学以来，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斯密关于国民财富问题的研究。20世纪30－40年代，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提出，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自此，在数学模型框架下，探寻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热点，并由此产生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劳资分配曾一度是经济研究的中心议题，但长期以来，与经济增长一直处在并行发展的过程中。直到上个世纪中页，新剑桥学派(Neo－Cambridge School)的经济学家将劳资分配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分配与增长的宏观分析框架，开启了两者之间关系研究的大门。
有关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早期文献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后文献相对较少，但自本世纪初以来，两者的内在关系重新成为国外学术界，尤其是欧洲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涌现大量文献，新卡莱斯基(Neo－Kaleckian)学派的研究范式渐成气候。反观国内，尽管面临着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突显的收入分配问题，但对国外经济学界这一非主流的研究领域关注还不够，对中国转型期的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仍相对比较缺乏。尽管已有国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过很好的文献回顾，但依然有继续深入改进的空间。本文的特点在于:一是选择新卡莱斯基学派作为综述的视角。二是概要性的地评述了代表性文献，并追踪了一些最新文献，尤其是实证研究方面。三是在对重要文献做更加详细述评的同时，补充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文献。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研究的文献评述，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的文献评述，第四部分是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评述，最后一部分是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二、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众所周知，在标准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均衡增长条件很难同时满足，存在所谓的“刃锋上的均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济学家基本遵循两条思路深化研究:一是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基于生产函数，从生产要素投入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即供给驱动型经济增长;二是将储蓄率内生化，把经济增长与劳资分配相联系，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研究经济增长，即需求驱动型增长理论。本文所指的新卡莱斯基学派分配与增长模型联系了分配与生产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从增长理论数学模型角度，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改进，其所依循的正是后一条研究思路。
虽然在新卡莱斯基增长理论内部，存在有不同的理论模型，但不同的模型形式存在着共同的理论逻辑起点。这一逻辑起点源自卡莱斯基的基本思想。作为最早试图采用经济部门增加值来建立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统一理论分析框架的作者，卡莱斯基使用了三个基本思想:异质性储蓄率、独立投资函数和成本加成理论。后来的研究者在分配与增长理论中继承并坚持了该思想，在其基本框架基础上构建新的理论，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理论模型。本文依据模型中是否含有技术进步这一变量，将其分为外生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和内生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这两大类型。
(一)外生技术进步的分配与增长模型
传统的卡莱斯基分析框架中，是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故而早期新卡莱斯基学派在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一般不专门探究技术进步，直接将技术进步设定为外生的，更多地突出工资与总需求的直接关系。在分析工资的作用时，与主流经济学模型只强调成本效应不同，新卡莱斯基学派认为工资具有二重性。工资不仅可以当做生产供给的成本，还可以是消费需求的来源。作为一种成本，工资份额上升，将降低企业盈利能力，减少国际竞争力，从而工资份额与投资和出口负相关;而作为消费的来源，由于工资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利润的边际消费倾向，工资份额提升意味着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将增加，从而工资份额与消费正相关。因此，研究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须基于三大需求(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角度，考察工资份额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正是沿着上述思路，新卡莱斯基学派以总需求作为分析基点，建立起研究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型。
概括地看，外生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又可以分成单一影响模型和综合影响模型。早期的新卡莱斯基分配与增长理论中，假定投资函数存在强加速效应。真实工资的变化对长期增长均衡有单一的影响，工资份额的上升会导致生产利用率提高，使得资本积累增加和利润率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加速。Rowthorn首先建立了具有卡莱斯基理论特征的数学模型，研究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认为经济增长是内生决定的，工资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这些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不同的观点，即真实工资(或工资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与上述观点不同，Bhaduri和Marglin在其开创性的文章中，基于马克思的劳资分配理论和卡莱斯基的有效需求理论，虽然同样从总需求角度出发，但在投资函数设定时，用利润份额代替利润率，发现利润份额的上升也可能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由此，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可能来自工资，也可能来自利润，从而事实上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单一影响理论发展为综合影响理论。
Bhaduri－Marglin模型(以下简称B－M模型)第一次将“消费不足论”(Under Consumption)和“利润挤压论”(Profit Squeeze)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具有一般化性质的分配与增长分析框架。在B－M模型中，同时考虑了工资份额对总需求的正负两种效应，工资份额变动对总量经济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对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和对投资需求以及净出口需求的抑制作用之和。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工资份额上升，总需求扩张，该经济体是“工资驱动型”(Wage－led)经济增长，反之，则为“利润驱动型”(Profit－led)经济增长。
一个经济体的具体增长驱动模式，依赖于理论参数的设定，同时还必须基于特定时期的经验研究。虽然该模型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方向性结论，但其所揭示的劳资分配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成为新卡莱斯基分配与增长理论的最重要的基础模型之一。在此之后，学术界按照这一思路，进一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类型进行细分。
(二)内生技术进步的分配与增长模型
由于技术进步被假定为外生的，上述理论模型是完全的需求驱动型模型，忽视了供给面的因素，曾一度被经济学家批评为是一个短期或中期模型，而非长期经济增长的模型。批评者认为，长期中真实的产能利用率和名义的产能利用率的差别会消失，所有变量都是完全可调整的。因此，经济增长模型将回归到新古典经济学，这被称为“斯拉法批评”。于是，经济学家通过引入技术进步，试图将经济增长模型长期化，以回应相关批评和质疑。
近年来，新卡莱斯基学派陆续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但是，与主流经济学考察全要素生产率(TFP)不同，新卡莱斯基学派重点考察单一生产率，确切地说，是劳动生产率(labour productivity)。随后建立的众多模型以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的核心变量，并认为劳动生产率是内生决定的，取决于总需求和真实工资的增长。事实上，劳动生产率随总需求或产出增长而增长的现象很早就被证实，在文献中被称为卡尔多－凡登定律(Kaldor Verdoorn Law)。新卡莱斯基学派分配与增长模型，正是依赖这一定律，建立总需求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式，从而构建出内生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
Cassetti最先将卡尔多－凡登定率关于技术进步的思想引入新卡莱斯基分配与增长理论之中。Stockhammer和Onaran在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中加入了就业和劳资分配决定方程，提出失业率由外生的劳动供给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率的差距决定，劳资分配取决于失业率，同时考察了失业率的非加速膨胀率问题。Naastepad则建立了一个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需求增长模型，在不同需求体制(demandregime)基础上，增加了不同的生产率体制(product ivityregime)，考察了工资增长、产出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交互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概括地说，将技术进步考虑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的途径有四类:第一，直接将技术进步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第二，通过卡尔多－凡登定律，将技术进步与产出相联系，通过国民收入增长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第三，将技术进步与劳资分配相联系，通过工资份额变动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第四，将技术进步与就业相联系，通过失业率变动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在最近的研究中，沿着内生技术进步这一方向，学者们还对新卡莱斯基分配与增长模型的具体形式进行细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配类型细化。规模劳资分配是劳资分配的重要环节，在一般的新卡莱斯基模型中，不能分析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一些学者在基础的新卡莱斯基框架下，加入了非生产性管理阶层，考察管理者和工人的工资差异效应。同时，将工资不平等引入储蓄率函数，认为工资不平等会带来储蓄的上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二是阶级划分细化。一些学者突破了两阶段划分的框架，将资本家划分了中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考察劳动者和两个群体的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博弈，从而对增长和分配的宏观经济表现具有影响。
(三)简要评述
综上所述，新卡莱斯基学派分配与增长理论，是对劳资分配理论的扩展，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新的研究分支，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将分配与增长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也必须看到，在新卡莱斯基学派分配与增长理论中，虽然考虑了技术进步，但技术变量的影响不是全局性的，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没有真正的内生化，总需求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作用机制没有很好的刻画。同时，对一些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处理方法是假定其为外生的，尤其是没有将劳资分配的影响因素包含进模型之中，很少考虑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对利润份额的反馈作用。同时，这些模型基本上没有将时间维度和空间差异考虑进来，对长期和短期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对地区异质性问题关注不够。
在对技术进步内生化过程的研究，现有的模型大都使用的是真实工资增长，而非工资份额，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能完全说明劳资分配与生产率之间存在必然关系。此外，在考察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还有两个问题没能有效解决:一是两者的因果关系的方向性，到底劳资分配的变动在先，还是经济增长的变动在先，两者的互动关系尚不明晰;二是长期和短期效应的区分，分配与增长的互动关系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长期问题，如何分离出短期效应还需进一步研究。
现代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系统内的诸多变量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财政和货币金融的影响，上述文献很少将财政因素和货币金融发展纳入理论模型，没有更进一步研究这些因素对整体模型的影响，因此实际上不能全面揭示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经验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发达国家工资份额大幅下降，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却无明显提高，而遵从主流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解释这种现象，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也无法提出有效的政策，工资份额变动趋势未能出现显著逆转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关于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及其宏观经济效的经验研究显得非常必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实证文章，研究劳资分配的变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些文献拟解决的问题是:基于新卡莱斯基增长理论的模型，从实证的角度考察目标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机制及其不同的类型。下面，我们将按照实证研究方法、样本数据和主要结论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一)实证研究方法
对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驱动机制的检验，主要使用两类研究方法:一是单一方程研究法(single－equation approach)，二是系统方程研究法(system equations approach)。前者是采用单独的方程作为实证模型进行检验，后者是基于多个方程联合构成的实证模型进行检验。
单一方程研究法，又称“结构型”检验，是分别估计劳资分配和总需求各组成部分的关系式，计算出工资份额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类需求的个别影响，最后加总汇聚成一个统一的效应。Bowles和Boyer首先基于新卡莱斯基学派分配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运用包含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函数的单一方程，假定劳资分配变化为外生，并考虑了单位根和协整等相关计量问题，估计了英、美、法、德、日等国劳资分配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封闭经济环境下，五国均为工资驱动型，而考虑了国际贸易后，法、德和日变为利润驱动型经济。同时，Gordon采用1955—1988年的季度数据，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测算了工资份额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发现无论是在封闭经济中还是开放经济中，这两个变量均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美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模式为利润驱动型，这一结论与Bowles和Boyer的研究结果相反。自此之后，学者们采用类似的研究思路，积累了大量文献，这些实证文献的理论模型绝大多数基于上述的外生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
随着新卡莱斯基学派分配与增长理论模型的发展，内生技术进步也被纳入到经验研究的范畴。学者们除了讨论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机制外，还对劳资分配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Naastepad和Storm采用上述两篇文章同样的研究方法，首次将技术进步纳入分配与增长模型之中，推导出法国、德国和荷兰的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模式是工资驱动型，英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模式是利润驱动型，真实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正相关。同样地，Storm和Naastepad也有类似发现。Hein和Tarassow采用6个OECD国家的1960－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劳资分配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发现更快的真实工资增长，会导致更高的生产率增长。此外，在考虑技术进步的实证中，强调制度分析也是一个特色，发现相对较强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会导致更高的长期经济增长。
与单一方程研究法不同，有部分学者运用系统方程方法研究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该类方法研究的对象是分配变量与增长变量总体数量关系，不区分消费和投资的单独效应。目前，研究者较多使用的系统研究方法是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 regression，VAR)，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结构型VAR模型，另一种是无约束的VAR模型。Stockhammer和Oraran采用前一种研究方法，运用1960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二季度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数据，基于新卡莱斯基宏观经济模型，考察了有效需求、劳资分配和失业的关系，结论表明资本积累对产能利用率有很强的正向影响，两者共同作于失业率，并与之显著正相关，而实际工资增长和利润份额上升与失业率的下降则并不相关。Barbosa－Filhoand Taylor运用季度数据，采用后一种研究方法，使用一个两阶滞后的离散型差分方程，实证检验了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结论表明美国的经济驱动机制是利润驱动型的，并且存在“利润挤压”效应，工资份额受到产能利用率的正向影响。
(二)研究样本数据
新卡莱斯基学派分配与增长模型的经验研究中，在样本国家的选择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OECD国家。除了对单一国家的国别研究外，大部分实证研究都采取了跨国研究的方法，模型中包含了多个国家。相对于大量关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的实证研究，目前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还很少，但近年来数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在数据运用方面，时间序列(主要是年度和季度)是最常使用的，面板数据到最近才开始采用。Hartwig第一次使用面板数据验证B－M模型，采用1970—2011年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单一方程估计法，考察了劳资分配、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工资驱动的，生产率增长模式也是工资驱动的。这一结论与上述Hein和Tarassow基于1980—2007年的时间序列得出的结论一致。Kiefer和Rada基于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运用13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短期和周期性关系，估计了产能利用率和工资份额在长期均衡中的变动趋势，结论表明这些国家整体上为利润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型，并存在“利润挤压”效应，Carvalho和Rezai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论。此外，实证研究中对相关数据的处理，不同文献常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不同数据处理方法可能导致实证结果出现巨大差异。
(三)实证研究结论
综观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绝大多数被考察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国内经济驱动模式是工资驱动型的，即偏向利润的再分配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是负向的，相对于投资而言，消费对利润份额的变化更加敏感。
归纳起来，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模式的外生因素有两类:一是经济体的规模大小。小国更容易表现出利润趋动特征。Onaran和Galanis发现只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利润驱动型，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都相对较小。同样地，Hein和Vogel发现欧洲地区的另外两个小国———荷兰和澳大利亚，也是利润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二是是否考虑国际贸易。在开放经济模型中，当劳资分配对净出口的效应足以弥补对国内需求的效应时，经济的驱动机制为利润驱动型，根据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这种情形一般发生于小的开放经济体。大多数大国，如美国、日本、欧洲国家的净出口只是总需求的一个很小部分，因此劳资分配对净出口的效应的作用大小不能改变经济增长驱动力的类型。综合而言，大量研究发现，在封闭情况下，绝大多数样本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工资主导型的。当包括净出口时，开放国家变为利润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其他国家仍然为工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此外，在实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方面，学者们对同一个国家需求模式的判断存在分歧，尤其是对美国的经济增长驱动类型的判断差异较大。导致不同实证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除了上述两类外生因素的影响外，运用不同的计量工具，使用有差异的样本时期，以及选取不同的衡量指标也是可能的重要原因。
(四)简要评述
综上所述，新卡莱斯基学派分配与增长模型的实证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研究方法逐渐规范化和标准化，尤其是建立了研究特定经济体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的统一范式，并在发达国家的检验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同时，相关研究也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问题。从研究方法来看，同单一方程估计相比，“结构型”方法虽然能够确定劳资分配对需求函数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并能区分的国内需求效应和总体需求效应。但是，“结构型”方法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实证结论对模型每一个方程的函数形式、数据处理方法、滞后阶数和控制变量很敏感;第二，实证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方程的右边变量很有可能具有内生性并与误差项相关;第三，一些方程可能面临共同的影响因素，从而使得不同方程之间的误差项之间具有相关性;第四，实证模型也可能存在错误变量和遗漏变量问题，由于模型涉及变量较多，对一些宏观变量的衡量指标有多种，遗漏相关重要变量容易导致有偏估计。最后，滞后期的变量之间存在动态相关，而在单一方程估计方法中，这一特性也被忽略了，尤其在跨国研究中表现更加明显。结构型模型方法的局限性，导致了学者们在对相同国家的研究得出了差异明显的结论。
系统方程研究方法的长处是可以较好地捕捉了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一方程组之间变量分离的缺点。工资份额的上涨可能拉动消费需求上升，并通过加速效应反过来刺激投资需求，这两种效应可以在系统方程方法中得到反映。可是，虽然系统方程方法能够检验劳资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双向效应，但由于不能包括相关控制变量，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问题，并且对滞后阶数很敏感，存在自相关问题。此外，系统方程研究目前仍还处于初始阶段，研究方法略显简单，现有文献中的模型均只是包括两个变量的VAＲ模型。同时，系统方程研究也不能区分工资份额对总需求各组成部分的具体影响，所得结果与单一方程得到的结果很难进行比较。
现有实证研究中，绝大多数模型使用的数据仍为宏观时间序列，相对而言，面板数据可能更具优势。基于面板数据来研究一国经济的方法，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很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绝对数额和相对比例在不同省份中相差很大，全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不能反映地区差异性，因此采用面板数据更加符合研究的实际需要。除了使用省际面板数据之外，行业面板数据的使用对考察行业之间差距也显得很必要。此外，微观数据的使用可能更加有利于对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微观作用机制的考察。
四、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中国研究
国内经济学界对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是由学者们分别探讨劳资分配问题和需求驱动经济增长这两个问题起步的，而后逐渐开始重视劳资分配和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研究，并开始关注新卡莱斯基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并借鉴相关的研究方法，回答我国当前所遇到的现实问题。
在卡莱斯基分析框架下，总需求在宏观经济增长中十分重要。国内早期文献中，史晋川以卡莱斯基经济增长模型为参照系，构建了包含10个变量和参数的宏观经济总量模型，基于物质平衡体系(MPS)，选择可计算的数值作为代理变量，分析了国民收入增长的决定机制，为国民经济增长的计划和预测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分析工具。这是国内最早运用卡莱斯基的经济增长理论构建适合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问题的理论文献。
在劳资分配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收入分配制度随之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劳资分配问题逐渐突显，研究时机逐渐成熟。上世纪80－90年代，由国有企业的奖励制度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工资与利润冲突引发了“工资侵蚀利润”这一命题，经济学家一度就其合理性展开争论，探讨改革初期劳资分配格局变化的原因及后果。
在经济增长方面，林毅夫、李永军基于需求角度，构建了一个包含国民收入恒等式、消费、投资和进口函数的宏观经济模型，提出了一套完整地衡量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不仅反映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还包含了出口通过影响消费和投资间接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采用1979—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2SLS方法，估计了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结论表明，出口增长10%，将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1%，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论断。除了从需求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外，研究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也为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打下基础。李扬、殷剑峰采用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数据，从国民劳资分配结构和部门储蓄倾向两个方面，探讨了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研究发现初次分配不合理是导致我国储蓄率居高和国内消费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国内经济学界对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研究日益重视，面对工资份额在国民收入中逐年下降的趋势，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所占比例成为国内经济学界和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涌现出一大批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文献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劳动所得份额的测度、演变的规律以及各种影响因素展开，经济增长被作为影响劳动份额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龚刚、杨光构建了一个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动态模型，通过对四个关键行为方程参数的估计，经过数理分析，考察了投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占GDP比重的关系。结论表明，二元经济下劳动市场的无限供给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反应，劳动生产率和物价对工资的影响不够敏感，从而使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非工资，从而解释了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事实，数值模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以上学者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经济运行中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前期参考文献。
近年来，一些国内外学者开始直接借鉴新卡莱斯基的经济增长理论，开展对中国的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Wang第一次将B－M模型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的驱动机制，选取全国省份样本和沿海省份样本，结论发现，中国为利润驱动型增长模式，劳资分配变动对投资的效应强于对消费的效应，然而，沿海省份呈现出工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黄乾、魏下海借鉴新卡莱斯基总需求模型，将工资份额引入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函数中，采用1994—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工资份额与国内需求和总产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国内需求模式为工资领导型。刘盾等也得出类似结论。Jetin等运用修正的1980—2012年的数据，发现劳动报酬的变化对消费的作用有限，利润份额对投资的影响很大，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是利润驱动型。因此，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类型仍存在许多争议。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和社会各界对劳资分配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再分配环节中的个人分配领域，对初次分配环节中的劳资分配讨论相对较少。相对与劳动份额的度量、劳动份额变动的原因和规律的研究，劳资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同时，从需求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现有文献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经济的诱发依存结构，而非从最终需求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实际上，国民收入恒等式只是增长结果的静态表达，不能反映增长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恒等式一个暗含的假设是总需求各部分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影响，这与实际不符。分析需求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不能满足于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构成形式，必须跳出需求结构本身，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分析需求结构变动的原因。因此，必须摆脱国民收入核算形式的束缚，从经济增长模型角度，构建一个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基于新卡莱斯基的经济增长理论，劳资分配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视角。
五、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外经济学界无论是理论模型还是经验研究，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没有完全确定，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仍然需要更多探讨。学者们关于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产品市场，很少涉及劳动力市场，所涉及的变量有限，不能很好反映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及其与自身之间复杂的关系，极少涉及到经济的供给层面，对技术进步内生的程度还不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分配驱动机制是何种类型仍然需要更多新的证据。
同时，在新卡莱斯基模型中，分配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也许并非单一形式，可能存在结构变化。现有文献大都只能判断一个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的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然而，对其在考察区间内是否存在增长驱动机制的转换问题则不能给予准确回答。一些学者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驱动机制存在一个普遍的转换过程:由工资驱动型增长向利润驱动型增长过渡，再反转为工资驱动型。对于此类可能存在的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的转化问题，需要在理论建模时给予更多考虑，并在实证中引入分析。
有关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的转换问题，对中国的研究尤其必要，中国处在迅速的转型过程中，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和技术水平处于不断的变换之中。我们不仅仅需要知道中国总体的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的类型，更需要探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的趋势如何。因此，将劳资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和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因素结合起来，借鉴国际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新卡莱斯基增长理论的理论模型，分析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可能是中国学者能够做出独立贡献之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认识到，新卡莱斯基学派分配与增长理论，在数学建模和实证方法上确实有独特的创新之处，但在思想上似乎并没有超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分配与社会化大生产关系的观点，一些结论反而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趋势的预见。探索新卡莱斯基学派分配与增长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将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
作者简介:史晋川，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刘青，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