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快速增长往往会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拉大，中国也不例外。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多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近十倍；与此同时，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人均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居民收入差距表现为城乡之间、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之间以及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差距，且围绕这三个“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数据显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区域与区域之间要比区域内部的差距更为突出。快速城市化使大量失地农民远远没有市民化，这些人群散落在城中村，带来了新的城市贫困。在中国的诸多大城市地区，人们可以看到繁华的都市与贫困的乡村并存。
即便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状况较好的中国长三角地区，也依然存在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鲜明对比，譬如，宁波市与其郊县镇海农村，南京市与其郊县六合农村，扬州市与其郊县邗江农村，等等。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大城市及其周边区域都存在这样的城乡落差和区域不均衡。同处长三角的萧山—杭州地区在缩小区域差距和保持收入均衡方面做得就比较成功。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以杭州—萧山两个城市之间的一体化融合，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和消除。在消除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福利改善和经济发展两种替代途径，而最好的办法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福利改善的相互平衡，使两者在加快区域发展和消除收入差距中发挥其各自的有效作用。福利改善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经济发展可以不断改善社会福利，而社会福利的改善也将进一步支持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显然是处于更重要的地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必须迎头跟上，这是防止贫富差距恶化并保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
本文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分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总结民营经济发展对减少或消除中国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市场化与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力量，两者都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是密切相关的，城市化加速了经济增长并使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城市化和生产集聚，加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转移，是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关键措施。生产要素的集中会促成新的信息和知识的创造，产生规模经济并带来技术和管理的创新。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有三种形式: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这三种形式的演进是经济发展模式空间创新的结果。城市化经济反映了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成效，地方化经济反映了产业内更加专业化的分工带来更多的创新。集聚的力量是由外部经济性和外部非经济性之间的均衡决定的。如果集聚的外部经济性不大于外部非经济性，集聚就会增强，城市和区域(或称地方化经济)的生产力将会增加，否则就会减少。这些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有很强的解释力。
在新中国成立初的三十年中，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人为地使用户籍制度切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这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有着很强的抑制效应。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的增长动力机制、城市空间扩展以及中外城市化的比较研究等方面；侧重点是塑造经济增长极，而不是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对苏南和温州地区进行调查后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对中国当时依靠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小城镇建设走经济发展与农村富裕之路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肯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步进入了一个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城市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的力量，大城市进一步规模化发展，中等城市继续扩张，集中城市化显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开始逐步关注协调区域发展问题的态势。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要求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大都市、城市群和城市以推进城市化进程，这是中国集中城市化的积极态势。随着城市发展与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城市和区域经济的交易效率不断改进，这对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是有利的。集中城市化会有更大的人口集聚和规模经济，直接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和社会就业的增加。集中城市化能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缩小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而江小涓、李辉和倪鹏飞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服务业发展效率的提高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显著改进的，因此，他们认为建设和发展大城市对于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陈钊和陆铭采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从经济的集聚和均衡增长角度研究城乡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往往是以农村的衰落和区域间差距的扩大为代价的。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差距的不断拉大。但是，在以发达省份江苏和浙江为代表的中国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的迅速成长带来城乡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城乡就业的同步扩大，因而总体上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得到了较好控制[18]。
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区域差距和城市化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料和信息。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国内既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对区域差距和城市化进程的描述性分析，而对于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进程并造成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探索不够。本文将不停留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状况的实证检验，不止步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一般性原因总结；而是进一步结合江浙一带民营经济发达、城市化进程较快和区域发展相对均衡的事实，分析民营经济推动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动力，剖析民营经济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相对均衡发展的内在机制，为中国其他地区实现区域经济相对均衡发展提供实践经验和方法论支持。
三、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状况的实证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更突出地表现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的差距，而各自区域内的差距则相对缓和。其中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生产要素向东部流动；二是中央政府一直积极鼓励和支持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改革试验。市场经济的改革推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使财权向中央集中，事权相对向地方下降，进而使地方政府从发展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角度出发，展开了政府间的经济发展竞争。市场经济中，政府主导的发展经济竞争导致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扩大，发展快的地区其经济增长更加强劲，发展慢的地区其经济增长更为缓慢。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种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拉大问题，是与中国的财政政策和中央政府过去主导的区域发展政策分不开的。政府主导的区域发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中国的中、西部内陆地区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基地。正因如此，内陆地区在过去的三十余年发展过程中，就逐渐沦为一个低附加值的落后生产地区。进而中、西部的人才、技术等要素进一步向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转移。
中国的区域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从2006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中部地区的2倍，是西部地区的2倍以上。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农村居民的2.56倍，1982年时下降到1.82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得益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改革。然而，自1999年以来，中国的城乡差距又迅速回升，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3.33倍(如果包括非收入因素，将是4—5倍)①。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是有区别的:西部地区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贡献最大，达到58.3%；东部地区是最小的，为37%。这意味着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发展中地区(中西部地区内部)是远远高于发达地区的。
泰尔指数是用来衡量区域经济不均衡的一个统计指数。我们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区域差异的泰尔指数Theil_w②，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区域差距的泰尔指数Theil_inter，以及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区域差异的泰尔指数Theil_intra，采用的公式及分解如下:
区域间差距的泰尔指数，应该分别是东、中、西部三个地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加权平均:
这里的GDPi和Ni分别是i 地区的GDP和人口，而GDP和N 则分别是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
东、中、西部三大地带总的区域内差异，则是分别由东、中、西部各自区域内差异的加权平均得来。
这里的Tpi是i区域内的省际差异，是i区域内各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i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加权平均，Tpi计算公式如下:
这里的GDPij和Nij分别是i区域内j 省的GDP和人口。图1是由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1978-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而得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泰尔指数。
图1反映了中国人均GDP变化的泰尔指数及其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分解指数。由图1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现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呈现上升态势，但在1996年至2004年之间呈现上升和下降交替的波动；自2004年开始，中国国内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又始呈现下降趋势。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间差距和全国的区域差距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自2008年以来又呈持续上升态势。当然，从图1我们也看到，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内部的区域差异从总体上呈现出稳步下降的态势，因此，可以断定，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差距的不断扩大造成的。这与前面我们讨论的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发展中地区(中西部地区内部)是远远高于发达地区的并不矛盾。这意味着除城乡差距以外，中国的区域差距更多地表现为区域间的差距，而相对来说，区域内的差距似乎并不突出。
方程(2)是用洛伦茨相容方程计算的测量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GiniP)，它考虑每个区域或省份的人口规模，检验中国区域或省份之间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区域间人均收入的差距)。
这里的yi是i省份或地区的指标值，f(yi)是i省份或地区人口占整个区域总人口的比例，yj是j 省份或地区的指标值，f(yj)是j省份或地区人口占整个区域总人口的比例，μ 是所考虑区域的指标平均值。
图2给出的是由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1978-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而得的人口加权的基尼系数，反映了区域人均收入差异的状况。该图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从人均收入的角度看，全国的收入差距显然是进一步拉大了。在改革开放初期，GiniP确是略有下降，但随后显著增加，这表明中国的人均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扩大。因此，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CPI上升的冲击，其中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该图表明，一旦我们把不同省份的人口规模考虑进去来研究不同省份或地区的收入差距，就可以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是明显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的。而以不同地区和省区间人口相对规模加权的人均收入来计算的GiniP，则又反映了总体上中国省区间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拉大。
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分析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中国的区域差距得到了很好的抑制；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下降；但后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不同地区的区域资源禀赋和基本经济条件的差异，区域发展开始分化。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推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转型，中央在经济上向地方放权和推行财政分权制改革，导致中国的区域、城市为发展经济和增加自身的财力展开了地方政府间经济竞争和市场争夺。地处东部沿海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城市，往往还同时享有中国改革开放先试先行的政策优惠，故而这些地区与城市迅速集聚起的经济要素形成了规模效益，与周边地区及城市拉开发展的差距，形成东部沿海内部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本是为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增强经济要素的流动性，促进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更合理流动，进而使一些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城市经济规模与经济水平上升，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随着增长极经济的扩展，其区域及城市空间资源会趋于紧张，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趋于上升，于是经济活动从增长极向周边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区域及城市扩散，带来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布局。然而，这种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发展趋势并不能顺利展开。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要素的流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行政区划形成的空间边界阻碍。中国多年来行政区划对经济边界的分割足以产生对经济空间布局的显著影响。即便是同一个省区内的邻近县域与县域之间或县域与市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机遇及成效都可能是天壤之别。经济发达的江苏内部存在苏南、苏北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经济发达的浙江内部存在浙西南的区域经济发展谷地等状况就不足为奇了。更不用说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因地域差异和行政管辖范围的不同，而形成区域与区域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经济不正当竞争，且互相设置商品及要素流动的行政与市场壁垒，阻碍产业做大规模和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状况以及城市政府之间过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直接导致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在各地扭曲的土地、资源价格情形下，经济资源的地域配置、产业结构及产业的空间布局更趋不均衡，中国内陆和沿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更趋明显，区域发展差距越来越大。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走上发展正轨，中国的区域经济不均衡状况在加大。中国的经济发展整体上依然处于库兹涅茨倒U形模式的前半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依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大。
通过对中国沿海三大都市带地区的考察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现在的状况与全国的情况有些相反，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差距总体上是逐渐缩小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倒U 形发展模式的后半阶段。这表明在目前中国沿海的上海、广州及其他沿海城市所处的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已经开始影响和辐射到周边地区。诸如上海周边的苏州、无锡、嘉兴、湖州等地区，以及广州周边的东莞、中山、顺德等地区发展都很快，与中心大城市上海、广州之间的区域差距趋于减小，区域发展趋同效应增强。然而，那些远离沿海的偏远地区受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影响和辐射就非常有限了，加上地域间文化和经济差异较大，最终导致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的巨大发展差距。
在倒U 形经济发展模式的早期阶段，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在空间上是很难实现的，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经济空间的极化效应，产生经济增长极并带来区域经济不均衡和区域经济的空间依赖(见图3)。在倒U形模式发展的后期阶段，随着区域经济增长极规模效应的逐步下降，加上增长极区域内土地和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上升，兼以增长极开始出现明显的效益外溢，中心区域与外围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开始逐步减小③。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会开始下降，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均衡开始向空间均衡的态势转变。
当然，我们知道，造成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原因很多，包括政府的财政政策、区域产业政策、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和城市化。在这些原因中，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是最为广泛和直接的。正是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快速发展，加上大量流入的国外直接投资，导致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差距拉大，以及东部和中西部省际之间收入差距变大。而生产要素从内陆大量流向沿海地区，则进一步加剧了人才和技术创新向东部沿海工业化地区转移，使内陆地区的发展条件更加不利。事实上，中国内陆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更大，其原因是相似的。
在事关发展中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上，城市化水平与这些问题是息息相关的。2009年中国东部地区显性城市化率为39.96%，中部地区为30.65%，西部地区为23.47%；而同期隐性城市化率则分别为21.67%、14.53%和12.12%。如此之高的隐性城市化率的存在，说明大量流动到城市的人口并未取得城市居民权益，这是城乡差距和城市贫困加剧的原因。二元结构理论指出，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城乡差距缩小的至关重要因素。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具有很强的集聚功能，能够把生产要素、人才、信息和知识等吸纳到城市区域，从而带来新的思想并促成技术创新，加快经济发展并缩小城乡差距。而在人口流动到城市却不能转化为市民的情况下，城市的集聚功能和知识、技术的创造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有鉴于此，在二元结构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市场的力量推动城市化，那么，政府就必须对城市化加以规范，完善进入城市的新居民的各项生活、教育、就业权益及福利改进。如果允许市场的力量在城市化进程中单独发挥作用，则往往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
北欧国家因为有慷慨的福利体系，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介于0.2—0.3之间，显示出相对高的收入平等和区域均衡发展。表1反映了挪威逐年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比之前文图2中反映的中国各地人口加权的已经超过0.5的GiniP，确是小得多，北欧国家的收入公平由此可见一斑。美国存在明显的收入不平等，但我们发现美国的地区差距并不突出，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国内区域间的一体化整合发展。当然，收入再分配、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都是中国缩小收入差距的必要举措，但城市化的系统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显然是当今发展中的中国缩小区域及城乡差距进而消除收入差距的最有力举措。
公民与社会对财富的追求，以及公民追求收入和福利的平等权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事实上，社会公众既重视经济发展，也重视福利改善。中国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富裕和强大的中国，地方政府致力于地方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这些施政目标都是支持的，这是中国依靠发展以消除贫困的现实优势。然而，我们的发展成效有时与发展的愿望、目标之间出现短时期或非短时期的背离或矛盾，这就是政府努力发展经济但往往加剧了区域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个中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两个极端:一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并干预市场经济竞争，导致市场不正当竞争和非公平竞争，由此带来要素和资源的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不合理，从而加重了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二是政府没有承担起在市场经济中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的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职责，导致中国社会不同人群的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权益不平等，加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事实上，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继续一味追求发展效率，不下决心改善民众福利，其结果会适得其反。中国人均GDP目前已经超过5 000美元，并已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改变原来以非均衡发展求得经济增长的战略，转而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以均衡发展来求得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增长。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的福利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是典型的成功例证，就是在美国这样更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公民福利改善的。
加快社会福利保障建设，当然是中国当前缩小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但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通过努力发展经济来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缩小甚或消除区域差距，更是长期的任务。事实上，江苏、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城市化和推进城乡区域一体化，其省内县域与县域之间、县域与市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比较和谐，差距相对较小。江浙模式民营经济发展在缩小与消除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上的经验值得研究，也值得为中国其他区域所借鉴。
五、民营经济与浙江的区域均衡发展:杭州、萧山的经验
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富民效应，这是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民营经济发达省份老百姓普遍比较富裕、城乡差距不突出的原因。浙江省内区域一体化的成功发展对中国其他省份的区域一体化具有示范效应，且浙江区域内的一体化经验可以推广到中国的省区间一体化发展。这里以县级城市萧山民营经济发展及其融入杭州的一体化为例，阐述民营经济发展推动城乡、区域相对均衡发展的机制和动力。
(一)早期乡镇工业集聚与农村城市化:缩小城乡差距的自发实践
与全国一样，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这种过程以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以乡镇工业的发展作为主体和动力，以农村人口非农转化与空间集聚为特征，以农村小城镇发展壮大为内容。这是一种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的过程，可以明显地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改革带来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使农村涌现出一批具较强实力的经济集聚中心———城镇，而不是既有的县城或中心城市对周边及外围农村的经济渗透和扩展。在改革开放之初，萧山农村经济发展走的就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农村城市化道路。
从市场化改革的制度供给层面看，1979年冬天萧山县委召开了“促富大会”，对发展农业提出了“一个主体(农业)两个翅膀(社队企业与多种经营)”的方针，把发展社队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建设繁荣富庶的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这使萧山乡镇企业自此开始了大发展，1980年的乡镇企业产值即比上年增长了62.3%④。随后，1983年中共中央发布有关农业发展的一号文件，乡镇企业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亦全面开始推行各种经济承包责任制，这些举措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萧山农村由于农业的积累和社队企业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已起步，乡镇企业经过几年的艰难经营和探索，既积累了一些经验、资金及商品市场的渠道，也培养锻炼了一批经营管理能人，这为萧山在当时乡镇企业内部和外部双重优越的环境形势下实现乡镇企业迅猛崛起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和前提。这种来自农村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制度创新的动力，配合来自城市的技术扩散的支持，促使萧山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直接带来萧山的农村工业集聚和农村城市化，并使这一时期萧山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
但是，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在较长时间都难以突破集体所有制的模糊产权局限，因而，乡镇企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明显不足，相应其经济的集聚功能和集聚程度就相对有限。进入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在整个东部沿海进入停滞和衰退时期，农村小城镇发展的城市化由于分散而导致规模不经济，城镇的经济集聚功能逐步弱化。这时，为了打破这样的发展僵局，中央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为萧山适时对乡镇企业进行彻底的民营化改制，进而利用开放战略推进萧山工业化和城市化，再一次提供了大的制度基础设施供给。
(二)市场化改革目标与开放战略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初步展开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容量越大，其要素的市场流动性就越强。相应地，其工业集聚和服务业的发展就会越快，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自然也就会越高。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发展是从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起步的，但基层的制度创造还是需要政府在大的制度环境和导向上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安排。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城市化需要政府对区域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加以规范引导，特别是对市场的合理规制。这既需要政府放松对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控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宽松的准入环境；又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保证民营经济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萧山与杭州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施政的，即大力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提高经济的规模集聚效应，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1.规范市场建设和管理，提供公共产品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借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东风，萧山对乡镇企业进行了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学习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结合的经验，萧山政府在原来乡镇工业形成的产业基础上引导发展块状特色经济；政府主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萧山接轨周边大市场的交通条件，充分利用周边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萧山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加快了萧山本地的市场建设，对已经开设的萧山汽配市场、明华轻纺市场，在规模上进一步扩建，在功能上进一步完善，使其能够对区块特色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和拉动作用⑤。再就是萧山积极进行块状特色经济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使萧山特色区域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2.主导开发区建设，引领区域开放
1988年3月，萧山被国务院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地区；1993年，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标志着萧山对外开放全面展开。1994年和1995年，经省政府批准，萧山设立了浙江南阳经济开发区和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而后萧山现代农业开发区也于1995年经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设立。至此，萧山形成了以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龙头，其他三个开发区联动发展的整体对外开放态势。这类开发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让一批在田间地头成长壮大的民营经济乡镇企业能够集聚过来，拓展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视野，有力地推动了萧山的城市化进程。开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各开发区的建设基本都是按城市建设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基本实现了“六通一平”，有的甚至是“九通一平”，这些开发区或工业园区都很快成功地转变为城市化区域，极大地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开发区的发展也带动了资本、技术等其他经济要素的集聚，推动了餐饮、交通及其他服务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大批转移，有力地增加了群众工资性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都市化战略的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
随着萧山民营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萧山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入21世纪，开放经济的发展对萧山的城市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激发萧山走出县域农村经济的局限。200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萧山撤市建区融入杭州，实施都市化战略。自此，萧山与杭州进入了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萧山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提升，受益于区域中心城市———省会杭州发达的经济和较大的城市人口规模对其发展的技术、人才、信息和市场等诸多方面的辐射带动。萧山利用毗邻杭州的优势地理区位，更好地利用杭州中心城市的规模优势来提高自己对资源和要素的集聚效应；杭州也借助萧山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来提高杭州的城市最佳集聚规模。
当然，在萧山与杭州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其区域整合并非一帆风顺的。事实上，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萧山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萧山的县域经济实力日渐强大；而与此相反的是，其时的杭州在旅游城市定位下却因城市空间的局限抑制了城市规模和工业经济的集聚，杭州中心城市功能似有弱化趋势。这使杭州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集聚效应和扩散功能难以得到施展，影响了杭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参与长三角的区域竞争。杭州需要对城市的发展空间进行拓展，以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规模经济效应。
与此同时，萧山强大的县域经济似已走到了极限，因为工业化的阶段转变需要中心城市功能的支持，但县域经济的城市管辖权限无法提供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的服务。随着萧山融入杭州，萧山的城市化一下从原来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层面上升到了都市化的经济国际化层面，新型工业化需要的各项服务支持便可以逐一满足。萧山的公共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力的建设和加强，在金融、保险、进出口报关、进出口检验检疫、司法等服务范围和服务权限上开始享受杭州中心城市的水准。这使萧山得以提高产业集聚程度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就业规模，萧山与杭州之间的区域发展更趋协调；而且，萧山居民的福利保障权益逐步与杭州老城区居民看齐，迅速缩小了杭州与萧山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图4显示的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1999-2010年《杭州统计年鉴》和萧山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1999-2010年《萧山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而得的杭州—萧山区域收入相对平等状况。从图4我们很容易发现，杭州—萧山地区反映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指标在0.25—0.4之间，比图2中的中国各省人口加权的全国GiniP要小得多。特别是2001年以来，杭州—萧山区域GiniC持续下降，与图2中反映全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的GiniP形成鲜明反差。
就杭州而言，萧山并入杭州可以解决杭州经济发展的城市空间问题。正是在萧山并入杭州的大都市发展战略下，杭州开始大手笔地进行跨江发展、沿江开发、工业东进和旅游西进。在这样的都市化发展格局下，杭州与萧山之间的区域发展一体化有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萧山弥补了杭州工业不足的局限⑥；另一方面，杭州也提升了萧山的公共基础设施水平和经济服务功能，原来双方之间存在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外部性效应完全实现了内部化，城市公共产品得到更好的共享，城市的规模显著扩大，大都市对工业和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和经济增长作用也更加强劲，区域均衡发展更加健康。
六、结论与启示
毫无疑问，浙江等民营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区在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方面的实践，为中国其他省区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结合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方面，努力通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另一方面，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让大量农民工流动人口劳动力享有参与社会保障的权益，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当然，这两方面的努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工作职责的侧重是有所不同的，中央政府应该在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权益建设上承担更多的义务，地方政府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推进城市化上则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在这方面，浙江、江苏等省份有很好的经验。
中国国内，目前无论是商品市场、城乡劳动力市场、区域资本市场，还是土地、技术、专利市场和文化市场，都由于存在内部行政分割、地区封锁而存在不同的标准，从而阻碍了区域与城市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深入。无疑，商品市场、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区域资本市场的完善和规范统一，可以创造中国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平台，更是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不可或缺的市场整合力量。我们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破除行政壁垒、市场分割，合理安排城市间和区域间的公共产品供给，保证区域间及城市间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科学配置，实现科学发展；我们要扶持横向社会组织(商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发育成长，发挥这些社会组织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及功能，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法规，保证社会组织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工作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们还要有针对性地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构，设立区域协调发展基金，支持落后地区发展民营经济和保护民众的权益。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争取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相对均衡发展。
注释：
①《城乡生活消费水平差距再扩大农村落后10年》，2009年4月16日，
http://msn.ynet.com/china/view.jsp?oid=50401490&pageno=2，2010年3月27日。
②Theil指数是计算区域差异的指标，由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Henri Theil提出。
③ 倒U形模式就是库兹涅茨经济增长曲线，它解释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初期，区域差距或收入差距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拉大的，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既定的平均收入水准，区域差距及收入差距则又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
④ 中共萧山市委宣传部､萧山市统计局编《萧山50年巨变》，1999年5月。
⑤ 萧山市委政策研究室《关于加快我市块状特色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见《萧山市调研报告选编1997》，1998年。
⑥ 在并入萧山和余杭之前，杭州因为受西湖风景区保护的影响，工业的发展是受到很大局限的，几乎没有办法突破空间的制约来大规模发展工业。而作为工业发达的全国百强县———萧山，融入杭州即提升了杭州的工业比重，并且为杭州工业发展向钱塘江东部推进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
基金项目:浙江省首批重点创新团队———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创新团队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1.王志凯，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城市化研究；2.史晋川，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法与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