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晋川：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摘要：以内需不足和过度投资为主要特征的投资消费结构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中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微观层面的要素价格扭曲通过价格机制影响了投资和消费，是引致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深层次原因。本文以修正的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为基础，从要素价格扭曲的视角，对转轨时期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且高投资、低消费并存的经济事实给予了一个解释框架，并通过数据计量来证实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结论认为：资本和劳动价格的负向扭曲均会刺激投资、减少消费，但是劳动价格扭曲的作用力更大；若劳动比资本的价格扭曲更为严重，将更加不利于投资消费结构的改善。

        关键词：要素价格扭曲，投资，消费，结构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策研究”(11AZD038)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供宝贵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持续超常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投资需求的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里高于消费需求的增长率，最终消费率在1981年达到最高点67.1%之后，呈总体下降的趋势，至2010年达到48.2%的最低点；反之，资本形成率却从1982年的最低点31.9%上升到2011年的最高点48.3%。以内需不足和过度投资为主要特征的投资消费结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和政府的普遍关注，成为宏观经济中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要改善中国投资消费结构，最根本的是要找出结构变化的原因。梁东黎(2008)指出投资和消费是相互影响的，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消费被动地由投资决定，必然会出现“投资独立于消费而增长”的现象。邹卫星、房林(2008)从高积累的形成机制、循环积累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三个视角出发，较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形成机制。郭克莎(2009)认为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和消费结构不合理、受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影响，住宅投资和出口生产投资扩大，以及一些统计偏差。以上研究侧重从理论角度分析中国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但经济现实更需要客观数据的实证检验。因此，蔡跃洲、王玉霞(2010)利用跨国面板分析、中国协整分析，佐证国际比较相关判断，认为经济发展阶段及城市化水平、经济体制、经济外向型程度、地域文化等都对投资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方红生(2011)归纳整理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投资价格、发展战略、城市化、经济开放、民营化、文化7个因素均是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原因，同时指出还没有发现比较严谨的足以识别各自因素相对重要性的经验文献。他从产业角度对中国投资率的波动和变化进行了度量和分解，表明1993 — 2008年产业内效应解释了中国投资率波动的84.7%，其中第二产业投资率的变动是根本原因。张黎娜、夏海勇(2012)认为中国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和需求结构变动的重要变量，影响机理相对复杂，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均会造成消费投资比下降，等等。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框架综合分析了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然而，理论层面的分析描述性研究较多，一些宏观、中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存在严格计量的难度；另外，计量分析的结果缺乏严格的理论前提，得出的结论难以让人完全信服。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不相契合的研究现状说明：对于中国投资消费结构问题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经济现象表面，而应深入转轨时期的经济运行实质，寻找影响结构变动的真正主要原因，并进行系统性和规范性的研究。

        投资消费结构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结构变化的原因必然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但造成的主要原因必有其内在的微观基础，这就是背后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对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很多学者归结于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茅于轼，2007；林毅夫，2012)。现有研究解释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很多均是引发转轨时期要素市场扭曲的原因，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通过扭曲要素价格来实现市场指挥棒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要素市场扭曲是造成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主要和深层次原因，扭曲的要素价格通过价格机制影响了投资和消费，从而引致投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这种观点。

        二、要素价格扭曲的测度

        (一)测度方法与数据

        要素价格扭曲是指要素价格结构不能准确反映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可以分为价格绝对扭曲和价格相对扭曲。当单个生产要素的真实价格与其边际生产力或机会成本之间相偏离时，称为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若要素真实价格大于其边际生产力或机会成本所决定的均衡价格时为正向扭曲，反之则是负向扭曲。在同一个生产部门，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要素绝对扭曲程度的相对比较，其数值可以衡量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效率。

        生产函数法是要素价格扭曲测度的基本方法，Rader(1976)较早地运用这种方法估计了印度、美国农业部门中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主要步骤是：先估计投入要素组合的生产函数，计算出各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再与各要素的真实价格相比较，可得出各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和要素之间的相对扭曲程度。中国现有的要素价格扭曲测度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虽然资本和劳动价格的绝对扭曲值的大部分测度结果为负向扭曲，但这些值相差数倍甚至几十倍；资本—劳动的相对扭曲值是大于还是小于1存在争议，具体的数值也相差甚大(盛仕斌、徐海，1999；史晋川、赵自芳，2007；施炳展、冼国明，2012；夏晓华、李进一，2012；王希，2012)。经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生产函数的形式选择，现有研究主要采用C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两种形式，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参数多，容易带来自由度不足、多重线性问题，针对整体经济的计量甚至出现了边际生产力为负的结论，与经济现实不相符合；其二，测度的数据来源、计量口径的不同，例如资本价格是使用资金的市场交易成本，不应低于国家金融机构法定贷款利率，但大多数研究使用的资本价格均低于此标准。

        有鉴于此，本文重新测度了中国整体经济中要素价格的扭曲值。采用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法作为计算要素边际生产力的生产函数形式，假设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Yt=AtKtα(t)Ltβ(t)    (1)

        CD生产函数形式简单、直接，且经过反复理论验证，经济含义明确，作为生产函数选择的可靠性强。时变弹性生产函数中α与β值不再是固定常数，而是时间t的变量，其逐期变化的特性便于更精确地估计出每期的要素边际生产力。增加设定条件α(t)+β(t)=1，(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线性化，构造并估计出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为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方程如下：

        Log likelihood：90.450    Akaike info criterion：-5.026

        Schwarz criterion：-4.802    Hannan-Quinn criter：-4.950

        其中，数据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78 — 2011年，变量选择为：Yt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基年为1952年；Kt为资本存量，取单豪杰(2008)的估计量，基年为1952年；Lt为劳动力投入量，取年初(上年年底)和年底就业人员数的平均值；技术水平At选择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占总劳动力投入的比例。

        根据估计出的生产函数，可获得要素的边际生产力MPK与MPL，假设资本和劳动的实际报酬分别为r和ω，就可以计算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与相对扭曲程度，如下式：

        (二)测度结果

        资本价格r选择每年度6个月到1年期企业贷款基准利率的平均值作为衡量标准；劳动要素价格ω为全国工资总额除以当年劳动力数量，并用历年CPI指数平减至195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12》、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测度出的中国整体经济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值如图1所示：资本和劳动的绝对扭曲均呈现负向扭曲，DisK在改革初期的扭曲程度较高，至2000年左右，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开始递减，DisK呈下降趋势，均值为4.31；相反，DisL的值却在初期较低，之后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近年来略有所下降，均值为2.50；除1995年、1996年和2011年以外，资本均比劳动更为扭曲，即DisKL的值大多大于1，均值为1.98，后期由于DisK值的减小，DisKL的值也有逐渐递减的趋势，2011年的值仅为0.97。

        图1  中国要素价格扭曲情况

        注：本图数据来源于对中国整体经济要素价格扭曲的测算，由于篇幅所限，只表现相关数据，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索取。

        三、机理分析

        (一)基本模型和假设

        投资和消费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工作，特别是在Solow(1956)那里，是借助一个没有跨期最优行为的模型来进行的。后来，Ramsey(1928)、Cass(1965)、Koopmans(1965)采用动态模型研究储蓄率内生化问题，发展出第一个考虑微观基础的最优化经济增长模型。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以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为基础，分析消费者和厂商追求其最优化过程的中宏观经济路径的动态均衡模式，即投资、资本积累、储蓄、消费的宏观经济的时间路径是如何受到微观经济影响的。因此，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常常被国内外学者用于分析最优投资和消费问题，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内容。

        Ramsey-Cass-Koopmans模型有着严格的假设前提：社会中有大量相同的厂商和相同的家庭，厂商和家庭是互为拥有的关系，由于市场完全竞争，厂商的购买资本和劳动的价格与家庭的投资收益和工资是相等的。如不考虑现实中的折旧问题，则有：

        厂商：Y(t)=F[K(t)，L(t)]    (7)

        家庭：K(t)=rK(t)+wL(t)-C(t)    (8)

        其中，rK(t)为资本收入，wL(t)为劳动收入，C(t)为社会总消费。对厂商而言，假设生产函数F[K(t)，L(t)]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劳动与资本按其边际产品支付，则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之比等于两种要素的价格之比，实现生产者成本最小化。同时考虑政府因素：假定每单位时间内，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政府购买为G(t)，且政府购买被用于公共消费而非公共投资，所以不影响厂商未来的产量，也不影响从私人消费中得到的效用。社会所有的产出除消费外，均被储蓄起来，储蓄在长期内用于投资。则可以得到资本的密集形式的动态方程：

k(t)=f(k(t))-c(t)-G(t)-(n+g)k(t)=sf(k(t))-(n+g)k(t)    (9)

        其中，k(t)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量，f'(k(t))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产出，c(t)为人均消费，n为人口增长率，g为技术进步率，s为储蓄率。对家庭来说，在生产能力相对稳定不变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实现在各个时期的消费总效用最大化呢？家庭在预算约束条件下选择c(t)的路径以最大化消费总效用，则可得到最优消费的欧拉方程为：

        其中，ρ为时间偏好率或主观贴现率，θ为相对风险回避系数，f′(k(t))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根据=0和=0，可以做出投资和消费的动态相位图(见图2)，并求出经济增长的均衡解。

        完全竞争是Ramsey-Cass-Koopmans模型的基本假定前提，然而在现实中，完美市场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尤其是在处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扭曲是种常态。那么，在扭曲的状态下，投资和消费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动呢？

        市场经济包括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两大市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产品市场已经基本放开，但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仍保持着对许多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正是由于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不一致，造成了两大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和进出壁垒：资本和劳动要素价格长期呈负向扭曲，厂商在要素市场上低价购买了生产要素，实际上降低了其生产成本，形成超额利润；家庭从要素市场得到来自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但不完全享有从厂商那里可能得到的超额利润用于在产品市场购买产品，以满足消费。也就是说，厂商由于要素价格负向扭曲而获得的超额利润不能自由地流动，而对其进行了划分：一部分以股东权益的形式的确流入了家庭；一部分利润则由厂商自己留存，而企业的消费也是有限的，大部分留存的利润被储蓄起来；还有一部分政府以税收的形式征收，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征收的税收并未以社会福利的形式返还给家庭或用于政府消费支出，而是将大部分增加了的储蓄用于投资。中国经济中政府的控制力很强，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一定会提高，而消费必然会相应地降低。

        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1992—2012年，中国国民储蓄率约从35%上升到了50%以上，但其中居民储蓄率没有变化，20年期间占GDP的比例基本上保持在20%左右，而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率各自均翻了一番，企业储蓄主要是国企储蓄；1978—2011年，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均值为14.2%，最大值16.1%，最小值12.8%，波动范围较小。这些显示中国转型时期典型经济特征的数据，可以验证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二)动态影响机理

        正是因为转轨时期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价格扭曲虽呈同方向负向扭曲，但对于投资和消费的作用力却是不一样的。在投资为主导方向的生产领域，压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实质上是以超额利润的形式对投资进行了补贴；而对于大部分一般劳动者而言，他们从要素市场得到的劳动报酬也是低于劳动边际生产力的，且也只分到了一部分的超额利润，降低了劳动收入，从而抑制了消费。因此，要素价格扭曲政策的作用在于：对投资进行了补贴，但降低了劳动者收入(林毅夫，2014；黄益平，2014)。假设投资的补贴率为τ，则r(t)=f′(k(t))式不成立，资本获得的报酬变化为：

        r(t)=(1+τ)f′(k(t))    (11)

        由于补贴带来的资本报酬的改变，整个社会将改变每单位有效劳动的消费增长率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即：

        在均衡增长路径上，=0要求(1+τ)f′(k(t))=ρ+θg，即补贴后报酬率为ρ+θg。因此，补贴后的资本报酬高于补贴前的资本报酬，为保持=0，f′(k)必须下降，又因为f''(k)＜0，所以资本存量必须上升。因此，=0这条曲线将会右移。=0要求f(k(t))-c(t)+G(t)=(n+g)k(t)，即sf(k(t))=(n+g)k(t)，由于要素的价格扭曲导致了储蓄率s的提高，对于劳动收入的**使得消费c(t)下降，在保持政府消费G(t)、产量f(k(t))以及持平投资(n+g)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存量k(t)必须增加，因此，=0曲线将会向下和向右移动。

        图2  资本和消费动态变化相位图

        通过相位图(见图2)来分析上述变化所决定的资本与消费的动态均衡。基于中国经济增长始于消费与资本积累均较低的经济事实，所以初始状态只能处于=0曲线的左方和=0曲线的下方。假设初始的状态为A点，且处在原来的均衡发展鞍点路径A→D上。在0时刻，资本价格和劳动价格产生了扭曲，由于资本存量是既定的，不会发生改变，因此消费会在短期内下降。消费下降的幅度不同，c(0)可能会达到B点或C点，根据Romer(2000)的处理方式，可能会产生两条不同的新的均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资本价格和劳动价格产生的扭曲，导致=0曲线向右移动，=0曲线向下和向右移动，两条移动曲线的交点决定了新的鞍点路径，B点正处于这条路径的起点，因此，经济延着B→E运动，可以发现，尽管家庭承担了效用损失，但投资和消费同时增长的时间延长了，而且与原增长路径相比，投资增长的更多，消费增长的较少。第二条路径是：如果c(0)时刻下降的幅度超越B点而达到C点，则初始消费极低。与c成比例变化，如果c小，则也小。因此，c一直低，从而导致经济最终穿过c=0曲线的交点处F点，变为负，而k仍为正，因此经济向右下方的G点移动。由于=0曲线的右移，经济穿过=0曲线的时间也延长了，这对经济是有好处的，但C→F→G路径极大地伤害了家庭效用，减少了社会福利。

        无论是哪条路径，资本和劳动的价格负扭曲均增加了投资，减少了消费，并且流线向右上方的移动将持续更长的时间，这就为中国的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与高投资、低消费并存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但是，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价格扭曲作用力的大小、持续时间、影响路径以及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扭曲对于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却难以判断。

        本文动态影响机理的作用前提在于：要素价格扭曲产生的超额利润大部分被储蓄起来，并全部转化为投资。不过，这种转化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存在作用机制的时滞性。而且，要素价格扭曲对于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是一种相对量的影响，并不代表投资和消费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就是说长期内，由于资本和劳动的价格扭曲均刺激了投资，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多，消费水平在长期内还存在正向效应的可能。此外，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间还存在生产替代性，投资和消费也存在此消彼长的现象：若资本价格扭曲，社会倾向于增加投资，消费可能会减少；若劳动价格扭曲，生产者倾向于减少投资而投入更多的劳动，社会投资可能还会减少。出于类似的理由，陈梦根(2014)认为，如果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相对越高，即资本—劳动相对扭曲值越高，则整个经济会越倾向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导致宏观经济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进而恶化投资消费结构。但从本文的机理推导来说，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对于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在长期内是同方向的，如果劳动价格扭曲的作用力增大，则资本—劳动相对扭曲值和投资消费结构将呈反方向变化，以上这个判断就过于片面。同时，鉴于资本、劳动、消费、投资之间错综复杂的作用关系，劳动价格扭曲和资本价格扭曲对于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程度和途径等方面是存在差异的，特别是在短期内，这种差异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在机理推导之后，需要通过实际的计量分析予以验证各项要素价格扭曲影响投资消费结构的作用方向、程度高低、持续时间以及影响途径。

        四、计量模型和稳定性检验

        (一)模型选择和数据说明

        由于要素价格扭曲对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本文选用VAR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克服传统计量方法在预测相关联的经济时间序列系统方面存在的不足，分析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影响，寻求要素价格扭曲对投资消费结构动态冲击的传导效应。

        除各项要素价格扭曲值外，VAR模型中还包括以下投资消费结构变量：Rinv表示投资率，用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Rcon表示居民消费率，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来度量；①Stru表示投资消费结构变量，用投资率除以居民消费率的比值来度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

        (二)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用ADF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设为固定的1阶，t检验选择1%的临界值。从检验结果看(见表1)，各变量均存在单位根，但他们的1阶差分变量都是平稳过程，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用于下面的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性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及方差分解分析。

        表1  相关变量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C，T，K)代表所设定的检验方程式中分别含有截距、时间趋势及滞后阶数，N表示不含C或T；“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

        (三)协整检验

        对变量进行系统的Johansen协整检验，假定数据中存在线性趋势。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资本扭曲、劳动扭曲、资本—劳动的相对扭曲、投资率、居民消费率、投资消费结构这6个变量之间，存在3个协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2  变量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每个向量的平稳性检验和系统的协整检验通过之后，建立滞后阶数为1阶的向量自回归VAR(1)模型。为了验证VAR(1)模型的稳定性，需要计算其特征方程的AR特征根。经验证所有AR特征根均小于1，值都位于单位圆曲线之内，说明模型是一个平稳系统，平稳系统就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析。

        (四)Granger因果性检验

        协整分析结果反映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还需要通过Granger因果性检验来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上述6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性检验，结果表明：(1)资本扭曲、劳动扭曲、资本—劳动的相对扭曲均是中国投资率的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p值分别为0.0004、0.0004和0.0000，因而引入这些序列的滞后值可以显著地提高投资率的解释程度。(2)要素价格扭曲不是引起消费率变化的原因。理论上，劳动要素价格扭曲会影响消费，负向扭曲严重，代表工资水平低，从而降低消费。然而，中国的消费水平起点很低，改革开放初期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也就是说自发消费占了消费的很大比例，这可能是劳动要素价格扭曲不能影响消费的主要原因。但是，从检验结果来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消费率却是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的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两者间还是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3)资本扭曲、劳动扭曲、资本—劳动的相对扭曲均影响中国投资消费结构的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p值分别为0.0007、0.0086和0.0002。这验证本文的观点基本正确：由于中国要素市场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要素价格扭曲，扭曲的要素价格不能真实反映要素相对稀缺程度，企业也不能够根据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产业和技术，消费者也不能在正常的收入水平下消费，由此就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从而促进了投资、抑制了消费，引致投资消费结构变化。②

        五、计量结果及解释

        (一)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本文建立的VAR(1)模型经检验是稳定的，采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对变量进行测算分析，可以进一步对模型进行经济解释。脉冲响应函数描述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可以用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冲击对于系统中各个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产生的影响轨迹。选取资本价格扭曲、劳动价格扭曲、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作为解释变量，投资率、消费率、投资消费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可以得到脉冲响应结果。

        图3表示要素价格扭曲对投资的影响。当期给予资本价格扭曲一个正向冲击，投资率会上升，在第3期达到最大，后逐渐减弱至第7期趋近于0，至11期则呈反向变化。这说明资本价格负向扭曲越严重，在短期内越能刺激投资，但长期内，作用就不明显了。由于资本和劳动在短期内的替代效应，劳动价格扭曲对于投资率的冲击，4期以内投资率的响应是为负的；但之后的正向响应明显，并在长期内持续存在，说明劳动价格扭曲在长期内增加了消费。对于来自资本—劳动相对价格扭曲的冲击，投资率呈负向的响应，在第3期达到最大，8期以后趋近平稳。这说明资本比劳动扭曲的程度越高，相对来说对增加投资的影响越小，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劳动扭曲负向程度对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

图3  要素价格扭曲冲击引起投资率变动的脉冲响应图

        虽然各要素价格扭曲变量对消费率的影响没有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但不代表否认两者存在理论上的因果关系，且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间还是可以作脉冲响应分析的，进而可以了解各种要素扭曲冲击对于消费率的作用方向是否符合理论预期。由图4可知，当期资本价格扭曲一个正向冲击，消费率会反方向微弱变化，在第6期以后呈现持续的同方向变化。这说明资本价格扭曲程度提高，在短期内会增加投资、挤出消费，但投资带来的产出和收入增加，在长期内还是会增加消费。消费率对劳动扭曲冲击的响应呈明显的反向作用关系，8期以后，作用力呈略为减弱的态势，这证实劳动价格扭曲压低了劳动者收入，大大减少了消费，即使在长期内，扭曲带来的生产增加也会导致消费的增长，负向效应仍不能转为正值。资本—劳动相对扭曲冲击引起消费率的同方向变动，说明当资本—劳动相对扭曲程度更高时，劳动扭曲的负向响应效果更小，从而导致消费率反而呈同比正向的响应。

图4  要素价格扭曲冲击引起消费率变动的脉冲响应图

        图5给出了要素价格扭曲冲击对于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资本价格扭曲的一个冲击，在10期以内会引发投资消费比的正向增加，但之后的影响逐渐减弱甚至为负。由于劳动价格扭曲在短期内均减少了投资、消费，对于投资的负向作用力还略大，导致劳动价格扭曲在3期以内给予投资消费结构很微弱的负向影响，但之后便有着长期明显的正向影响。投资消费结构对资本—劳动相对扭曲冲击呈长期负向的响应，这种负向响应在第3期达到最强，后逐渐减弱。因此，要素价格扭曲对于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是显著的，资本和劳动价格的绝对扭曲均是引发中国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的主要影响因素，证实了本文机理模型的正确性。

        图5  要素价格扭曲冲击引起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脉冲响应图

        (二)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于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这种技术能够进一步评价随机新息冲击的相对重要性。从图6、7、8中可以看出，资本价格扭曲、劳动力价格扭曲以及资本—劳动相对扭曲在长期内对投资率、消费率以及投资消费结构均产生了影响。资本价格扭曲对三个变量冲击的贡献率最小，对于投资率的影响在3%以内，对于消费率的影响在7%以内，对于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在5%以内。劳动价格扭曲在短期内的贡献比重较小，但随着期限的延长，解释的贡献比重逐渐增长，均在最后一期达到最大值，对于投资率的影响最高达到28%左右，对于消费率的影响最高达到40%左右，对于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最高达到35%左右。资本—劳动相对扭曲对于消费率的影响较低，最大的第6期值在3%左右，短期内对于投资率和投资消费结构解释的贡献比重较大，在第4期分别达到最大值18%和10%，但在长期内有所减弱。

        图6  投资率的方差分解图

        图7  消费率的方差分解图

        图8  投资消费结构的方差分解图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以修正的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为基础，对转轨时期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且高投资、低消费并存的经济事实给予了一个解释框架，并通过数据计量来证实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变动造成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要素价格扭曲是引致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但不同要素的价格扭曲在不同时期内的作用方向、程度高低、持续时间以及影响途径是存在差异的。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和劳动要素价格均呈负向扭曲，且大多数时期内，资本的扭曲程度比劳动的扭曲程度高，这些均对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变动产生了影响。资本价格扭曲对于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路径为：资本价格扭曲→短期内增加投资、减少消费→长期内投资增加减弱、增加消费→较长时期内恶化投资消费结构。因此，资本价格负向扭曲会在较长时期内同方向提高投资率、反方向降低消费率，从而恶化投资消费结构。劳动价格扭曲对于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路径为：劳动价格扭曲→短期内减少投资、减少消费→长期内增加投资、持续减少消费→长期恶化投资消费结构，但存在作用机制的时滞性。因此，劳动价格负向扭曲虽在短期内会减少投资，但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刺激投资、减少消费，冲击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强度更大，时间更持久。资本—劳动价格的相对扭曲与投资消费比却呈负向影响关系，说明虽然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会引致投资消费结构变动，但相比较，现实中资本比劳动价格更扭曲的状况要好于劳动比资本价格更扭曲的状况，倘若是后一种状况在经济运行中出现，中国投资消费结构问题或许将会更加糟糕且更难以整治。

        其次，各类要素价格扭曲对于引致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贡献率是不一样的。总体上来看，作为引致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共同影响因素，资本价格扭曲的贡献率最小；劳动价格扭曲对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贡献率随着时间呈持续增强的趋势，直至达到最大；资本—劳动价格的相对扭曲的贡献率在前几期较大，后逐渐弱至平稳。应对劳动价格扭曲的作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这个特征予以充分关注。因为根据本文测算的资本要素扭曲结果，近些年来，中国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已呈下降趋势，而利率市场化推进力度也在持续加强，可预见资本价格扭曲程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呈自然下降趋势。然而，阻碍劳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因素更多，也更为复杂，改革的进程相对缓慢，劳动价格扭曲问题若得不到有效改善，将难以彻底解决中国投资消费结构问题。

        最后，要素价格扭曲影响投资消费结构，作用机制关键在于储蓄率的上升。经济学理论认为，储蓄在长时间内必然转化为投资，因而造成了投资的增加及对消费的抑制。因此，要优化中国的投资消费结构，就必须降低储蓄率，特别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力很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若政府能增加政府消费支出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就相当于政府把获得的一部分超额利润又转移支付给家庭，则可以降低要素价格的扭曲效应。

        综上所述，微观层面的要素价格扭曲通过价格机制，会引致宏观经济中投资消费结构变动，是引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深层次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已经迈入了深水区，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将是新一轮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中攻“坚”破“冰”的突破口，而这一时期政府职能的积极转变将会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注释：

        ①在支出法算出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消费总额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但是劳动价格扭曲计算中的劳动投入和工资只能对应居民消费，对政府消费没有直接影响，且中国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在考虑消费率时，本文仅选取居民消费率作为研究对象。

        ②受篇幅限制，此处没有列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全部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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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宁，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社科学部副教授；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来源： 《财贸经济》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