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浙沪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
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 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提高而不断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首先从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转向第二产业占优势比重,再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的发展过程。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 工业结构依次向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演进。在工业化初期, 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在工业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 这时工业资源结构中的劳动力居于突出的地位。随着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化发展, 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的地位将不断上升, 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并向高加工变化时, 技术知识将逐渐取代资金的地位, 并在工业资源结构中处于优先地位。
苏浙沪产业结构的趋同实质上是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2002 年, 上海市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七位, 人均GDP 超过5000 美元, 居全国第一位;浙江省GDP 与人均GDP 均居全国第四位;江苏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二位, 人均GDP 居第六位。长江三角洲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目前浙江与江苏均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处于经济增长第四阶段末期。而上海在90 年代初期即已进入发达经济阶段, 目前则处于经济发展的第六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 三地的产业结构逐— 141 —步走向高级化, 趋同性越来越明显。
(一)大三次产业结构正由“二三一”转向“三二一”
改革开放以来, 苏浙沪三次产业结构转变明显。三地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迅速下降, 第三产业稳步上升。1979 年浙江的三次产业结构为42 .9 :40 .6 :16 .5 , 到2001 年已降为8 .8 :51 .2 :40 .0 , 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 中的比重下降了34 .1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值分别增加了10 .6 个百分点和23 .5 个百分点。1998 年以后, 浙江的第二产业比值开始下降, 第三产业稳步上升。2001 年浙江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超过第二产业, 在GDP 中的比值上升至38 .4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来看, 80 年代初浙江的三次产业结构为“二一三” 型, 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为典型的工农业大省。由于上海为都市型经济, 50 年代的产业结构即为“二三一”型, 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80 年代后期, 浙江第二产业产值超过第一产业, 产业结构由“二一三”型转向“二三一”型。苏浙要落后上海30 年以上。但上海直到改革开放前第三产业比值偏低而工业比值畸高。1979 年上海第二产业比值高达近80 %。90 年代初浦东开放后, 上海的第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 1999 年第三产业比值超过第二产业。预计浙江在2010 年前, 第三产业比值可超过第二产业。而江苏预计在2015 年左右实现三产结构由“二三一”型向“三二一”型转变。浙江的三次产业结构转换要慢于上海12 年左右, 但与上海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
由于上海的都市型经济, 浙江与江苏的三次产业结构与上海有着较大的不可比性。考虑到省域与都市区域经济的差异, 浙江与上海的产业结构差距并不大。到本世纪10 年代, 浙江与上海以及江苏都将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
(二)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动趋同
2000 年, 在26 个制造业行业中, 浙江、上海与江苏在全国工业产值中有着较高比重的15 个工业部门中, 有着较大的重合。三地重合的行业有8 个:服装、文体用品、金属制品、普通机械、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化纤、塑料。浙江与江苏重叠的有11 个, 除上述8 个外, 为纺织、造纸及其制品与专用设备制造业。浙江与上海相同的行业有9 个, 除上述8 个外另为橡胶制造业。江苏与上海重叠的也有9 个, 除上述8 个, 另一个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而这些重合的部门均是三地制造业的主体。
从浙江、江苏与上海三地的产业结构看, 2001 年26 个制造业行业中, 浙江产值最大的12 个行业是:纺织、机械设备、电气机械、服装、化学原料及制品、交通运输设备、电子及通信设备、金属制品、皮革、塑料、食品与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江苏是纺织、机械设备、化学原料及制品、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黑色金属冶炼、食品、服装、金属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与皮革等制造业。上海市制造业中产值比重最大的12 个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黑金冶炼、机械设备、电气机械、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石油加工、金属制品、服装、纺织、食品与塑料行业。
最大的12 个制造业部门中, 苏浙沪有8 个相同。浙江有11 个与江苏重叠, 有10 个行业与上海相同。上海各有10 个与浙江、江苏相同。浙江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纺织、机器设备、电气机械、服装与化学原料行业, 上海为电子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黑色冶金、机械设备与电气机械制造业, 江苏为纺织、机械设备、化学原料、电子及通信设备与电气机械工业。可见上海制造业结构的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化领先于江苏, 江苏又领先于浙江。
从发展趋势看, 三地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更为明显。1997 年, 浙江与上海的12 个最大的制造业行业中, 苏浙沪三地仅有5 个相同, 上海和江苏、浙江各有6 个相同, 而浙苏有7 个相同。从未来趋势看, 浙江近几年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产值增长速度均在工业产值增幅的2 倍以上, 居各主要— 142 —浙江学刊 2003 年第4 期行业前两位, 在工业中的产值比重已从的1995 年的3 .4 %升至2002 年的4 .17 %。而三地的纺织、皮革、食品加工、木材加工、造纸等传统制造业, 随着经济发展, 在工业中的比值趋于下降。从1985年到1995 年, 浙江的纺织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4 .2 %降至15 .8 %, 2002 年已降至13 .6 %。上海纺织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下降的时间更早, 2002 年上海的纺织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已降至3 .51 %。
这种同构现象与三地以及全国市场对这些行业或产品的普遍性需求有关。随着三地经济水平的提高与国民收入增长, 三地的需求将向电子、化纤、塑料、医药、化工、交通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产品集中。从主导产业定位看, 浙江将未来一个时期内的主导产业定位为:电子、机械、化工与医药产业。而上海今后一个时期的主导产业则定位为:电子信息、化学医药、交通运输设备(汽车)、机械与钢铁产业。江苏的主导产业定位也基本相同。
可见苏浙沪三地工制造业结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并具有更大的趋同性。
(三)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分析
苏浙两地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第二产业的扩张仍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但产业结构的演进将主要在一、二产业间进行转变为主要在二、三产业间进行。
从上海市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经济的发展, 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零售、交通运输等传统行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教育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与社会服务业等服务部门的比重不断上升。这种演变趋势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在工业化初中期, 需要有商品流通体系作支撑, 交通运输、商业零售等流通行业的发展要快于其它服务业, 这些产业构成了第三产业的主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后, 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 流通行业的发展渐趋饱和, 而居民对服务的需求取代企业成为第三产业的主体并日趋多样化,金融保险、文化信息、社会服务等行业在快速增长需求的刺激下, 得到较快的发展。
浙江与江苏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演变基本上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社会服务业、文化教育广播电视等信息服务业发展、金融保险发展迅速, 在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但商品流通服务业的比值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这与浙江发达的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密切相关。从发展趋势看,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与城市化发展, 近年来浙江的运输、商业发展速度已明显放慢, 自90 年代中期以来, 商业与运输行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值已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而房地产业比值在1978 年至1997 年间下降, 但其后发展速度已明显加快, 在第三产业中的比值有了较大回升。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趋于下降, 但随着近年来社会对科技的重视与投入增加, 这一行业也得到了相对较快的发展, 在第三产业中的比值也逐步回升。
可以看出, 浙江、江苏与上海的第三产业内部行业同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但上海的科研与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将保持领先地位。
二、产业结构趋同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趋同一直是经济学界与政府部门关切的问题。主流观点认为不同的地区应该根据本地的特点, 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各地区要尽量避免结构的相同。笔者认为, 从产业发展规律看, 国民收入的增长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相同的规律性。而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趋同并非坏事, 它能给不同地区间的产业与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 促进产业内部的分工协作。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趋同, 可导致产品的异质化, 收入的增长又导致居民消费需求的嗜好差异, 从而能促进产业内部贸易, 加速区间的经济一体化。
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与产业内部贸易理论, 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 经济收入水平达到较高水平。这时, 两个均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的国家或地区, 其经济贸易联系将更加紧密。而这主要是基于高加工度产品与新兴服务业的差异性加强以及需求的不同偏好性加强。具体而言, 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产品与服务供给的异质性
差异性产品或异质性产品是指“同一产业”或同一类产品中, 因为功能、型号、规格、外观、品牌等的差异而形成的非一致产品。在同一类商品中, 有着较多的产品种类, 虽然满足消费者的同类需求, 但产品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产品差异考虑的是消费者的心理, 即产品差异的主观特性, 而不是客观特性。即使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在实物形式上相同, 但只要信贷条件、销售服务、净化的及时性和可靠性对消费者是重要的, 这些差异也可使具有相同实物形态的产品成为异质性产品。同一产品的纵向比较可以因产品规格面形成异质性产品, 产品规格差异同样可以在不同消费层次和消费区域以及不同消费者中形成一种垄断地位。同样, 服务业也是如此, 小市场、大超市等购物环境的不同就会产生同一行业服务的差异;旅游业因旅游产品不同甚至气候不同、导游不同都会产生服务产品的差异性;餐饮、饭店、健身等服务业与银行、保险业与律师、会计、审计、评估等中介服务业, 都会因服务主体名称、服务内容及构成、经办人员、业主地理位置、办公环境等差异都会产生不同的需求。可以说, 产业结构越高度化, 产品与服务的差异性也就越明显。
(二)规模经济
规模效益是以技术条件既定为前提的, 它不包含技术水平变动而引致的收益变动。规模收益递增的一个原因是不可分性, 一般而言, 不可分性意味着设备只是在最低限度的可分性范围内才是合用的。当厂商的经营规模扩展时, 可以使设备在最低限度的可分性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规模— 144 —浙江学刊 2003 年第4 期收益递增的另一个原因是比较高度的专业化, 高度的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以较低成本取得比较优势。在产业内存在大量异质性的产品系列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情形下, 规模经济收益递增会导致同一类产品与服务产生不同的价格。在化工、电子、机械等高加工度领域, 规模效益越明显, 同类的异质性产品与服务的成本差异也就越大。而差异性成本是导致不同需求与贸易的重要因素。
(三)技术差距
不同产品的种类创新同时在两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个产业中出现, 以及两个国家对这些产品具有需求时, 就会形成两种不同替代的生产和产业内贸易。不同厂商的生产技术不同, 短期内产品的规格难以改变, 因为产品规格和专门的技术知识有关, 当各地的不同厂商在产品系列的生产方面存在着技术差距时, 便会形成大量的异质性产品, 从而形成产业内贸易。产品的异质性主要导源于质量竞争。产品变异则是利用现有的技术对产品加工修饰的结果, 它以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不变为前提。
(四)需求偏好
收入水平所决定的购买力是影响一个地区消费结构与需求偏好的重要因素。在人均收入的较高层次上, 会使消费者需求更倾向于异质性产品。当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在较高层次上呈现均等化时, 地区间的需求结构趋近, 产业内贸易可能性就越大。较高收入水平与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相连。高度发达的经济具有先进和复杂的各种产业部门, 能提供大量的异质性产品。由于较高收入水平倾向于消费异质性产品, 这种对异质性产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吻合, 形成产业内贸易与投资。
从下表可以看出, 尽管浙江与上海在制造业行业结构上趋同, 但在产品类上仍存在很大的的差异。
苏浙沪三地的经济合作发展的现实也证实了产业结构趋同不仅未减少三地的合作, 反而能促进产业内部贸易与经济合作。
90 年代中期以前, 上海与苏浙两省的经济合作主要是纵向生产分工合作, 苏浙两省主要为上海大工业进行有关配套生产, 如绍兴与上海搞“凤凰”自行车的联营生产等。一些浙江、江苏企业也挂牌上海企业或产地进行生产经营。但由于受计划经济与块块的限制, 三地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并不多见。在第三产业, 主要是以浙江、江苏的小商人为主进入上海开店或为办小厂。同时, 也有一些上海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 既礼拜天工程师到邻近的苏浙民营企业指导生产。但直到90 年代中期, 苏浙沪的经济合作都还处于萌芽状态。90 年代后期, 随着三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趋同, 上海大都市建设步伐加快, 三地的要素开始跨地域重组, 产业内部贸易大大增加。最为明显的三地的服装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工业与电子工业, 企业跨区投资与产业内专业分工协作发展迅速, 浙江出现了经营者资源与大企业向上海转移的现象。
1999 年以来, 浙江对上海的直接投资每年超过100 亿元。根据上海市政府统计, 2002 年上半年, 外省市单位和自然人在沪投资的注册资本在100 万元以上的全资或控股企业中, 注册资本总额达177 .26 亿元人民币, 其中外省市出资157 .8 亿元。从企业户数看, 浙江省为623 户, 高居第一位, 江苏为377 户, 居第二位。浙江投资额为31 .02 亿元, 仅次于北京(36 .95 亿元)居第二位, 江苏省为23 .87 亿元, 居第三位。另外, 外省市参股的非控股企业(100 万元注册资本以上)注册资本总额达45 .19 亿元, 外省市出资11 .78 亿元, 其中以浙江、江苏等省市为主。如果加上原浙江在沪企业的再投资与非控股企业的浙资, 浙江在上海的直接投资超过了50 亿元。到2002 年上半年, 浙江在沪企业达5 万多家, 其中上规模企业3000 家左右, 浙江在沪的直接投资总额达600 多亿元, 在沪经商劳务人员达50 多万人, 对沪投资的项目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其他省区之首。浙江建筑企业在沪施工项目总量列全国各省市之首;商业流通企业数量最多, 经营产品达一万多种, 包括纺织、轻工产品, 医药、食品、饮料, 机电设备、建材等三大类据不完全统计, 2000 年浙江省通过这些窗口销售商品总额为180 亿元, 约占上海市场商品销售总额的10 %。
产业结构的趋同, 加快了区间的产业内部分工协作。大大促进了三地间的产业内部与公司内部贸易。浙江的大部分资金投向三地均较发达的产业。如浙江商人在上海开办了数十个专业市场, 在沪经商人员超过10 万。而上海则利用其发达的超市商业, 大规模进军浙江城市市场。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浙江不少知名企业在上海开设分公司, 主要从事对外贸易与技术开发, 并广泛开展与上海汽车工业的配套协作。上海汽车行业也正把汽车零配件采购向苏浙转移。浙江的服装纺织业更早进入上海, 加速了上海纺织、服装业的产品结构调整。
目前, 浙江与江苏的资源向上海集聚的极化现象正在增强, 而上海的扩散效应尚未充分显现。像上海对浙江的投资目前主要集中于超市行业。从发展趋势看, 上海大都市经济的扩散效应正在形成, 三地间苏浙合作以上海单向吸纳为主的特征将为双向互动、产业内水平分工合作的模式所取代, 苏浙沪经济一体化将进入高速发展期。
三、实施差异化战略, 推进苏浙沪经济一体化
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上海作为中国尤其是长江流域的对外窗口的作用与地位增强, 上海的国际大都会时代正在到来;上海原有的工业城市将加速向商业城市转型, 第三产业, 尤其是国际商务业将成上海经济调整的主方向, 上海将进入结构大转型时代;上海的信息、技术、区位、品牌等优势凸显, 对周边企业的吸引力增强, 上海将成为苏浙对内对外物流的中枢;苏浙的大企业、— 146 —浙江学刊 2003 年第4 期民间小资本、经营者、人才向上海集聚的速度将加快。上海正进入产业大集聚时代;上海人均GDP已超出5000 美元, 小汽车开始进入家庭。上海城市的扩展将进入郊区漫延, 郊区地租将呈跳跃性上扬。上海城市将进入游憩型汽车时代, 其产业将出现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趋势。
“上海新时代”的出现, 将有利于苏浙沪的经济一体化。三地的企业与政府要把握这一趋势, 实施差异化战略, 顺势推进三地的经济合作。
1 、实施产品差异化发展战略。上海与苏浙产业结构趋同, 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使三地产品的差异性大为增强。三省市要抓住这一机遇, 实施并推进产品差异化战略。引导企业加快产业向高加工度化调整, 促进业内产品生产与服务的差异化, 突出企业个性与形象, 通过技术创新、领先开发新产品、突出产品个性、树立产品品牌、细分市场、完善售后服务。从而进一步促进苏浙沪三地企业的分工细化与产业协作。
从市场发展趋势看, 交通设备制造业与电子工业因工序的多样性及生产技术的标准化与易扩散性, 分工协作的可能性越大。如上海的汽车工业与浙江的汽车配件工业, 上海的中高档汽车与浙江的中低档汽车工业;苏州的电脑硬件产业与杭州的软件业;上海的医药科研与医疗水平与浙江的生物药业等。在第三产业, 尤其是旅游业、中介服务业因区域特色导致产品的差异性越大, 合作的可能性也越大。例如杭州、绍兴的山水风光历史等旅游产品与上海的都市风光旅游资源就有很大的差异性与互补性。政府与行业协会可以重点在这些行业中引导企业的跨区合作。
2 、加强对基础材料产业投资的协调。在资金密集型产业, 主要是化学原材料、钢铁等基础材料产业, 因其设备的特定性与产品的特定性, 产品的差异性很难显现。而这类产业规模效益强, 投资巨大, 需要政府作为投资主体。而政府投资行为往往带有非市场因素。在这类产业中, 往往会因为行政对市场的阻隔, 难以出现纵向分离, 造成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式的发展。因此, 在这些产业投资上要加强各地政府间的协商, 倡导“妥协”精神, 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 避免在同一个产品项目上出现重复投资, 避免产品的过度竞争, 争取形成“帕累托最优”格局。
3 、推进城市差异化发展。苏浙沪的城市发展要在功能、品牌、形象等方面突出个性差异。尤其是上海的城市定位要顺应时代要求。上海要把握正在带来的“上海新时代” , 树立起高速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在产业与城市规划建设方面, 上海要突出国际“航运、贸易、信息、金融与休闲(旅游购物)五大中心”的功能, 除保留工业设计与研发及部分重化工业外, 上海不宜成为“制造业中心”或“工业基地” 。随着上海都市集聚效应的进一步增大, 土地成本、通勤费用与拥挤成本上升等集聚非效应也会提高, 因此要加快传统制造业、具体化服务业、市中心人口的外迁。上海要加快“退二进三” , 市区要适时“退旧迎新” , 鼓励具体化服务业(主要为零售、批发商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旅游饭店业与教育等要求双方相互接近的服务业)随消费群体的外移与土地成本提高而向郊区转移。同时, 引导中介服务、国际贸易、网上贸易、银行、保险、投资等非具体化服务业向中央商务区或市中心集聚。
4 、加大开放, 促进市场融合。产业结构的趋同促进产业内部贸易, 但它必须建立在市场开放的前提下。如果没有自由、公平的贸易环境与便利的交通、通信、资金网络联系, 贸易创造就会减弱,而贸易转向会增强。三地间的区际贸易就会转向同其他地区的贸易。虽然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前提下, 三地的人为的市场分割已大为减弱, 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如有的地方通过歧视性收费限制外来汽车或其他产品的进入;有的地方不对外开放旅游资源与市场;有的地方从当地利益出发, 阻挠本地企业向上海转移等等。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 取消对外来产品与企业的歧视性政策与措施, 尽早给予三地企业、居民以“本地居民”或“外资企业”的待遇。同时要强化对经济政策的监督与协调, 尽可能减少三地政策差异。并尽速推进信息网络设施建设的规划、建设、营运与管理的一体化。
5 、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正如前述, 交通、通讯等网络对区间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有着很大的影响。近年来, 三地的经济合作加快就同三地间的交通通讯改善有着很大关系, 但在规划与服务上仍基本隔离。三地政府应在交通、通讯、信息网络的规划、建设、服务方面加强合作。三地在港口方面要寻求不同的市场定位发展, 走差异化发展之路, 加强港口与航运合作。确立大上海观念, 推进上海港、洋山港、北仑港、舟山深水良港及张家港、镇江港等港口的合作, 形成以上海为龙头的组合型港口群。
6 、尽早开放私家车限制, 鼓励个人购车与消费。游憩型汽车时代的到来不仅能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促进需求的差异化, 更能加快交通半径扩散, 加大都市经济的集聚与对外扩散。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人均GDP 均已超过3000 美元, 上海人均GDP 更是在全国率先突破5000 美元, 但上海的汽车拥有比率在全国大城市中仅居第8 位, 这已严重障碍了上海城市的扩展、产业的扩散与消费提高, 更造成上海商业营运成本持续上升。三地如果能尽早同步放宽对家用小汽车的限制, 降低或取消过路费等, 将可以大幅提高上海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 加快三地经济的融合。
参考文献:
①陈家勤主编《当代国际贸易新理论》,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②吕玉印:《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
③陆军:《城市外部空间运动与区域经济》,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年。
④丹尼斯·卡尔顿、杰佛里·佩罗夫:《现代产业组织》,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⑤陈建军、徐剑锋等:《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略》, 中华书局, 2002 年。
⑥孟庆民、杨开忠:《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空间经济集聚分析》,《人文地理》2002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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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万斌等主编《2002 年浙江发展报告经济卷》,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作者:徐剑锋, 男, 1965 年生,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杭州 31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