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趋于下降，而净出口的拉动又受制于国外市场需求难有大的提升，扩大内需对经济稳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但如果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老思维，通过货币与财政宽松政策来刺激消费，虽有一时之效，却会埋下经济滞胀的隐患。相反，利用供给创新，引导与激励消费，却能收到长远之效。
（一）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英国、美国、日本等，通过经济政策来调节供给，有的调整较为成功，而有的则留下深刻教训，这些均可以给我们以借鉴与启示。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改革。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为英国首相，她坚决反对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国家”，力推经济变革以治疗二战后长达30多年的“英国病”。其政治经济主张也被称为“撒切尔主义”，其核心在于“私有化与自由化”。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改革在于推进经济民营化与自由化，包括私有化、去监管化、减税、取消汇率管制、打击工会垄断力量，以及激励财富创造、而非财富再分配。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改革使英国在70年代中期逐步摆脱了经济低增长、高通胀的现象，经济重现生机，尤其是英国的国际金融迅速崛起，伦敦重夺全球最大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美国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调整。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国经济处于持续的低增长、高通胀与高失业率的时代，被称为“经济滞胀”期。为了使经济走出经济滞胀，1980 年上台的里根政策摒弃了“凯恩斯主义”，而改采供应学派与货币学派相结合，推行“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的“三高政策”。其核心是通过降低税收以刺激生产、增加供给；同时，通过高汇率增加从国外进口、增加供给、降低进口商品价格，以抑制通胀；以高利率抽紧国内银根，控制国内通货膨胀，同时又借助高利率吸引境外资金流入，缓和国内货币短缺。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使美元汇率高企，外贸逆差持续增加，但却通过增加从中国等亚洲国家产品的大量进口，抑制了国内通胀；减税的结果虽然使国内财政赤字屡破纪录，却刺激了美国人民创业创新，美国的制造业与IT产业出现了稳步增长态势；而高利率下的国内资金紧张却因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套利流入，避免了资金短缺。美国经济自上世纪80 年代后期也逐步摆脱了长期的“滞胀”病痛，90年代初，美国IT 产业全面兴起，美国经济开始进入了10余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代。
日本70 年代的经济政策调整。1970 年，日本经济进入工业化发达期，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而受当时中东石油危机以及美国、欧洲经济进入“经济滞胀”的影响，日本要素与资源环境急剧变化，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当时日本政府开始对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其核心是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日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一是通过为“70 年代产业结构构想”，设立三项目标：改变生产第一、速度第一观念，转为重视社会和谐、环境保护、教育与研发，最大限度发挥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产业结构重点从资金密集型转向技术知识集约型产业。通过收入弹性基准、生产率上升基准、过密环境标准、劳动内容基准来确定产业结构调整原则，并通过产业结构政策、资源能源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布局政策、对外开放政策等推进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70 年代，尽管日本经济发展因美欧经济滞胀、中东石油危机等外部环境极为恶劣，但仍保持了年均4%以上的增长率，物价基本保持稳定，产业结构有了较大升级。到80 年代中期，日本成功迈入“发达经济”行列。
韩国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政策变革。1997 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此后冲击韩国。韩国成为危机重灾区，经济出现负增长。韩国政府借机对经济进行了大调整，核心就是“自由化”。其重点是金融改革，通过金融机制的民营化与对外开放，引进境外金融资本，重组韩国金融机制，大幅提高了韩国金融的运转效率与抗风险能力；其次是加快产业组织调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割断政府与大财团的联系，让财务恶化的企业与财团破产或重组，加大小股东对大股东的监督；推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引导大企业注重技术研发与品牌营销，而将一般加工制造领域外包给其他中小企业；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大幅取消外来直接投资的限制，鼓励外资进入。1999年后，韩国经济逐步稳定，经济竞争力上升，2005年后，韩国人均GDP超过台湾。韩国工业在创新的引领下，更出现了全面超越日本的态势。
可以说，以上几个国家以供给为主导的经济政策调整，是较为成功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因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其政策适用性也不同。此外，经济政策的效用也受到时间与环境的限制。撒切尔主义虽然将英国经济拉出二战以后持续低迷不前的“英国病”，恢复了活力，但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又暴露出英国经济的新问题：金融监管的过于宽松导致金融泡沫与风险，社会阶层分配差距拉大。英国经济大政策正面临着新的调整压力；美国里根的经济政策使美国经济走出了长期的“滞胀”，但“三高政策”或许只有美国才敢推行：其带来的严重财政赤字、外贸逆差问题，只有作为“国际主要货币”的美国才能将其转嫁给国际市场，其他国家经济根本没有办法承受巨额财政赤字、外贸逆差的结果；日本70年代政策的调整成功，当时日元“低汇率”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使日本产品保持了较强的出口竞争力；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成功调整，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需求与日本企业竞争力的下降，为其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二）
2008年以来，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先后进入了工业化发达阶段。2013年，中国经济也大致进入这一阶段，大致相当于日本1970 年、韩国1990 年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将明显下滑、第三产业规模超过第二产业，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一阶段如何通过供给创新来激发消费需求，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前，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经验，抓住工业革命新机遇，在以下五个方面推进供给机制创新：
一是通过政策创新与机制创新。主要是简政放权、消除垄断、降低税负与要素成本，激励创业，从而增加生产，促进竞争，降低成本，消化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同时又能提高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
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尤其是开发新产品、发展新产业，升级产品功能，激活生产与居民新消费需求，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
三是通过生产方式与业态创新。如生产物联化智能化、工业机器人、3D 印制、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链互联网等，提高生产--流通--消费的效率，降低成本、更贴近消费者，促进差异化竞争，激活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四是产业组织创新。在新经济常态下，要重视专业化分工协作，可以借鉴吸收德国、韩国的产业组织模式，大企业重点致力于研发与新产品开发、品牌营销，生产加工主要由中小企业完成，形成协作密切的中心－卫星体系。同时，大企业之间通过各种战略联盟，加强合作。
五是制度创新。目前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造成市场分割，而30－70年的土地使用权制度也形成了各种房地产市场区隔，给房地产业的长远发展形成障碍，亟需在农村土地制度与商品住宅用地年限等方面有所创新突破，从而为商品住宅与其他房地产的消费需求提供稳定的土地制度保障。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浙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