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成功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很值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地理论概括。回顾40 年，改革开放每一次的重大进展都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开道和推进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突破。由此推动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创新和突破，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40 年经济改革的逻辑首先是明确所处发展阶段，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进入新时代理论。在其理论突破基础上改革有四个维度：一是资源配置方式改革，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推动的。这一理论突破还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二是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公有制经济的改革，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突破推动的。三是基本分配制度改革，这是由要素报酬理论突破推动的。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由经济运行理论的突破推动的。这四个维度的改革都是政治经济学领域重大的理论突破。其中的每一个重大突破都伴有相关理论的突破，是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改革进程中，虽然每一次标志性理论突破都是以党的最高领导的讲话或者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为标志的，但必须明确其中包含政治经济学界为此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突破都包含着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
一、所处发展阶段的明确：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突破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应地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改革理论和发展理念。我国40 年改革中发展阶段理论突破实际上有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初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突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理论突破。这两个阶段的理论突破都是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论突破相关的。
改革启动初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同时明确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且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紧接着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还没有完成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生产的现代化和市场化的任务，也就是需要利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完成现代化、市场化的任务。其理论依据就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新规定。长期以来，社会主要矛盾被规定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明确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可以说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一次转化。按此规定，落后的社会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如邓小平说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于是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
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特征则表现在生产关系上。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结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不能一统天下，不但不能消灭私有制和非按劳分配，还必须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处于初级阶段。其表现是，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形式，按劳分配也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很显然，正因为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的改革才能突破超越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教条，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基石。
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理论突破。2017 年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的同时，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即由中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这可以说是发展阶段理论的新突破。这个理论突破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新突破。
进入新时代后，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发生第二次转化。一方面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不只是数量上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在质量上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经过接近40 年的改革，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过去表述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能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能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由过去的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因此，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个转化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没有改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说明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后发展的主要任务，也就是明确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是经济进入强起来时代的特征。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所谓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由此出发需要转变发展理念、发展方式，需要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总的来说，40 年来关于发展阶段的理论突破归结为发展是硬道理。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需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每个阶段的经济改革内容就由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发展任务决定。
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
我国长期实行的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方式是被确认有计划商品经济打开缺口的。上世纪80 年代初的几次全国性的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确认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价值规律作用机制、市场机制放了出来，并据此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当时以扩大市场调节为方向的改革，推动市场逐步放开，价格逐步放开，企业手脚逐步放开，效果非常明显：经济因市场而搞活，效率因市场而提高，改变了原有的僵化体制。为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基础。
资源配置方式理论的根本性突破是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不能同市场经济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突破就是明确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传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某些方面确实不能同市场经济结合，但可以在改革中实现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改革，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就是1992 年十四大明确的：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由此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不是直接由政府安排，而是由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的对象由企业转向市场。经济由此提高了效率、增强了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不仅推动了资源配置方式转向市场经济，而且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经过十五大、十六大、***直到2012 年的十八大，这个界定一直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就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块理论基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按此界定，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就围绕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框架推进。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判断作了充分肯定，明确指出：这是“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1]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新的定义，这就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的：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也可以说是资源配置理论的新突破。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不再是在国家的调控下，而是自主地起决定性作用，回归到了市场经济的本义，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定义包含的另一个内容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它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个整体。就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内。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两个明确规定：一是明确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二是“更好”的要求，即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在这里，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范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各自充分作用。
基于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从两个方面全面深化。一方面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围绕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和市场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机制。另一方面完善政府作用，在更大范围取消和减少行政审批的同时，进行放管服的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所有制理论的突破
所有制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以来所有制理论的突破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经济的内涵两个方面推进的。
所有制理论的第一大突破是所有制结构理论。改革以来，所有制结构理论突破有个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演化，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过去属于“制度外”的私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内”部分，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就突破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限制。这个理论突破的改革意义就在于，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在进入新时代后，对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的领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只要是不影响国家安全的，不违反国家法律的领域都将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所有制结构的这一调整增强了整个经济的活力。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 年11 月民营经济座谈会上的讲话，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了80%，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所有制结构理论的另一大突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的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中外合资企业、各种所有制相互合资合营等等都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按此理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共同发展不只是企业的外部关系，在同一个企业内部也可以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改革意义在于，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可以相互入股和控股。非公有企业可以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甚至控股；国有企业也可以入股非公有企业。在实践中，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国有企业入股进入，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民营企业入股进入，同舟共济。在这里既不存在国退民进，也不存在国进民退。
所有制理论的第二大突破是公有制理论的突破。
首先是公有制为主体含义的突破。改革进程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问题。过去的理论特别强调企业所有制性质的纯粹性。因此公有制为主体就被定义为公有企业在数量上为主体。改革的实践打破了这种教条。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公有制为主体明确为：国家和集体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十五大进一步规定，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一规定对经济改革有重大的指导价值。首先，虽然公有企业比重下降，但只要保持公有资产占优势，仍然是公有制为主体。其次，国有经济将主要集中在国民经济命脉领域，而在其他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并没有占支配地位的要求。于是就有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
其次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的突破。过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只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党的十五大明确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并且明确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样，公有资产不一定都在完全的公有企业中经营，也可以在包含非公有资产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经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体现在公有资产在企业中的控制力。于是就有公有制企业通过股份制改制、公司上市等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混合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实现形式后，公有资产在其中就有所有、所在和控制的不同要求。在竞争性领域公有资产进入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而在国民经济命脉领域，不求全资所有，只求控制力。
第三是现代产权制度理论的突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明确要求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理论的突破拓宽了所有制理论研究的空间。产权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推动了改革的深入。混合所有制中的多元股权，产权的流转、转让和交易，股份制中出资者产权和法人产权的分离等都是产权制度理论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在进入新时代后，产权理论研究又有新进展，突出表现是：在坚持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明确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两个不可侵犯；通过产权流转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重点之一是完善产权制度，改革目标是实现产权有效激励。
第四是国企改革理论的突破。过去的政治经济学中国有资产不被认为是资本，改革的进程打破了这一教条，明确国有资产也是资本，这本身就是重大的突破。国有资产既然是资本就有增殖和增值的要求。进入新时代后，在已有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多种实现形式改革的基础上，国企改革理论及其实践的新进展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国有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类，一类是公益类。商业类企业身处竞争性领域，同其他所有制性质的资本一样，追求价值增殖。哪里能增殖，国有资本就流向那里。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有资本并不追求在所在企业中控股，但要追求所在企业的增殖能力。公益类企业要保证公共利益，一般都是公有制企业经营。但公有资本也不可能独霸天下。公益类国有企业也可建立混合所有制，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入股，吸引非公有资本参与。公有制在这里的主体地位就表现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控制力，其控制力和支配力不只在其控股地位，更重要的是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共享利益的吸引力。二是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最初的改革是国家由管企业经营转向管资产。进入新时代后则由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相应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由此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扩展到政资分开的改革。
四、基本分配制度改革：要素报酬理论的突破
粉碎“四人帮”后，四次关于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是当时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 年12 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的成果，对按劳分配理论进行了正本清源。邓小平在会上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按劳分配的正本清源，虽然只是在当时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框架内的突破。但它直面体制上的低效率问题，承认物质利益和物质鼓励，反对平均主义，承认收入差别。这就为进一步推进分配体制改革打开了缺口。
首先是先富后富理论的突破。改革初期根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邓小平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并且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3]142与此相应，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大政策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承认先富和后富的差别，允许并鼓励勤劳致富、投资致富、创新致富，充分动员了各种创造财富的要素，充分释放了各个方面发展经济的潜力。这个理论突破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是目的，而是共同富裕的路径。实际上，我们党在实施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就关注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要求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针对分配不公问题严重影响效率进一步提高的状况，2007 年10 月召开的中共***明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且要求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这意味着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需要转向让大多数人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需要转向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
其次是收入分配结构理论的突破。1987 年中共十三大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此相适应，首次确认多种分配方式，当时提出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中共十四大在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明确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7 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并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中共***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且明确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3 年11 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进一步指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总结已有的表述，完整的要素报酬机制就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要素的投入；二是要素的贡献；三是要素的供求。现实的收入分配是这三个要素的综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11 月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时明确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称为“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十九大报告又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完善按要素分配，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公平、更有序。
第三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多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所产生的收入差距日积月累到进入新时代时达到顶峰（2011 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77）。实践证明，收入拉开差距可以促进效率，但差距过大甚至出现贫富差距，低收入群体不能分享到增长的成果，也会阻碍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4]按此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定义，在坚持改革开放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提高效率的分配制度的同时，需要通过共享发展，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这就是他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层面的事：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5]43。按此理念，新时代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就进一步明晰：一是打好脱贫攻坚战，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因此，共享发展的理念是对共同富裕理论的升华。可见，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到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再到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共享发展理念，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体系。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运行理论的突破
我国从1978 年起持续接近40 年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需求侧的调节。其效果非常明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求结构的质量和平衡问题。因此，2015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由此推动了新阶段经济运行理论的一系列创新。
首先是供求关系理论的创新。在已有的需求侧改革基础上提出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要在供求两侧寻求发展的动力。将供求关系分析上升到宏观经济管理可以说是一大创新。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5]99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长期发展。很显然这些规定与西方的供给学派理论有根本的区别。
其次是供给侧运行目标理论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被明确为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5]98具体地说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二是优化供给结构；三是培育发展新产业和新业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讲话中多次使用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实际上明确了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标准。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
第三是供给侧调节方式理论的创新。现实中存在的供求结构性矛盾集中在供给侧。产品的质量、技术档次、卫生、安全等不适合需求反映了有效供给的短缺。与此同时又存在无效和低端的产能过剩。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5]113面对这种不均衡的供给结构，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停留在增量扩能，必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于是产生去产能、去库存等方面的存量结构调整，为有效供给腾出空间和资源。
第四是供给侧动力理论创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企业的运行不仅要需求侧的动力，也要供给侧的动力。需求侧的动力来自于市场选择的压力，供给侧的动力则突出经济激励。供给侧的激励注重对实体经济的激励，突出的是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一是降成本，为企业降低税、费、利息和社会负担，使企业轻装上阵；二是保护和激励企业家精神，主要保护企业家财产，激励企业家精神，最终目的是释放企业活力；三是降杠杆，针对企业因杠杆率太高所产生的高利息负担，需要改革投融资体制，企业投融资结构更多地由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方式，从而在投融资体制结构上建立企业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机制。相应地发展多层次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为企业参与资本市场运行提供更多工具。
第五是新动能理论创新。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对供给侧的要求，在发展动能上不可能再只是指望物质资源供给推动。新阶段消退的供给侧的推动力是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而在供给侧还有其他动力可以开发，如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等都是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的动能。相比需求的拉动力，供给侧的推动力更为长期和强劲。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这是影响我国长远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与已有的“三去一降一补”相比，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升级版。
上述经济运行理论的重大创新提出了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其中包括：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促进供给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和地方保护，降**度性交易成本；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强微观主体的内生动力；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增强创新驱动的动力；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机制，培育工匠精神；等等。
总的来说，40 年推动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体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逻辑。其中的重点论可以以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或推进改革来确定。这里从改革角度提出重点论。就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来说，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两点，克服这一矛盾的着力点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说，涉及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两点，着力点是市场化改革。就所有制来说，涉及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两点，改革的着力点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就基本分配制度来说，涉及的是按劳分配为主和按要素分配两点，改革的着力点是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机制。就经济运行理论来说，涉及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点，改革的着力点是供给侧。
以上只是从40 年经济改革的逻辑梳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对中国经济改革作出的重大贡献。40 年的开放和发展也得益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这个内容将另文阐述。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学突破性理论系统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
[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28.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习近平在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讲话[N].人民日报,2015-06-20(01).
[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