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创立时就被赋予了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新时代，同样赋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时代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传统教科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翻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它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学理化，本文从基本立场和时代特征出发，在经济发展､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予以阐述｡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时代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1]这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前者涉及基本立场，后者涉及时代特征｡
基本立场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因涉及经济利益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说，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2]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其阶级性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批判，公开主张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5]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6]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近一个世纪中砥砺前行的艰难历史，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7]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条件大变动等执政环境复杂性的长期考验，“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8]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一生命线，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
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社会主义本质贯穿新时代特征｡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指出，共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经过40年的实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主义中国富起来了｡但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等人民很不满意的大问题｡针对这些新矛盾新挑战，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注的，不是一部分人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要求全党“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10]坚决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尤其是扶贫攻坚战和环境污染攻坚战，让人民群众在民生改善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使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加快落实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基本方略，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1]正确识别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直接制约着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期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主要基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告别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面对这种新变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适时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涉及物质生活，还涉及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等方面｡突出表现是人民消费水平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后，进入中高端消费阶段，消费需求包括生活质量､安全､卫生､健康等层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更关注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着力点，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不充分发展最为突出的是由创新能力不足产生的核心技术供给不充分，由供给体系质量不高产生的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解决不平衡发展主要是补短板，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短板､生态环境污染的短板｡协调发展就是要补齐短板｡反映新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分析作为出发点和主线｡
新时代发展目标的特征｡党的十九大绘制了新时代发展总任务的蓝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奋斗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奋斗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个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是要使人民生活更为宽裕；第二个15年全面现代化的实现，将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这是以人民生活水准为标准的发展进程｡共同富裕也是分两步走｡前者要求，“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后者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12]现代化问题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发展的研究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的过程｡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中国进入强起来时代的重要标志｡
二､新时代经济发展层面的重大理论创新
新时代的经济发展成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任务:“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3]研究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进入新时代，面临着一系列与低收入阶段不同的新的重大发展问题｡一是传统发展动力衰减､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极限，长期保持的经济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二是世界上一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没有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环境生态破坏等严重问题，发展陷入停滞｡我国面临着避免重蹈他人覆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三是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需要由数量转向质量，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解决这些经济新常态下的重大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4]为把握经济新常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将其明确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1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对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研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习近平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仅是对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引，而且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系列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驱动力也不同｡在低收入条件下，最初阶段为要素驱动，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第二阶段为投资驱动，靠持续的高投资(以低消费为条件)推动经济增长和起飞｡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支持物质资源高投入的要素供给已至或接近极限，居民也不愿以低收入和低消费水平为代价支持高投资｡向高收入阶段过渡，创新须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核心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着力点是国际前沿核心技术｡针对“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这一现状，[16]习近平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17]这既需要基础研究以研发核心高新技术为导向，也需要推动占领产业制高点的产业创新｡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建立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机制和通道｡为此“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18]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加强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
协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如我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19]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可以归结为协调发展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协调成为发展目标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再是经济增长在数量上的累积，而是追求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个方面的平衡发展｡协调成为发展手段意味着，注重发展的平衡性､系统性与可持续性，协调能够促进国家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发展的整体水平｡协调成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意味着，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标准，涉及产业､城乡､区域等在结构上的平衡发展｡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习近平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财富观，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不能为谋求物质财富而牺牲生态财富｡习近平指出，“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0]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利用工业化的文明成果，对大自然的索取和掠夺，已造成自然界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新时代，也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时代｡绿色发展的理念包含财富观的创新｡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是宝贵的生态财富｡经济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对政治经济学来说，涉及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指导开放的经济理论，突出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即使在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开放仍然获得了全球化的红利｡现在的开放型经济也进入了新时代｡与超级大国推行反全球化的政策相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扛起了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遵循习近平关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新时代中国要建立以下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体系｡(1)与过去重在引进不同，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利用自由贸易区等开放载体，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服从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进国外要素的着力点将转向创新要素，实行开放式创新｡(3)与过去以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被嵌入全球化不同，参与全球化分工将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4)与过去以禀赋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不同，重视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争取在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争取依托核心技术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5)从过去偏重制造业对外开放，转向涵盖各个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全方位开放，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的推进，亚投行等金融机构作用的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就有了金融支撑｡(6)与过去基于沿海地区，面向海洋､面向发达国家不同，现在需要在提升向东开放的同时，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加快向西开放步伐，推动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与此同时，习近平警示，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的“重大调整”，“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21]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涉及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在马克思预见的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22]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开创了经由先富后富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继承邓小平的遗愿，习近平进而提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这方面问题解决好了，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国家发展也才能具有最深厚的伟力｡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23]全民共享是目标，全面共享是内容，共建共享是基础，渐进共享是途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体系｡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新发展理念不仅是指引中国走向富强的行动纲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理论之魂｡
三､新时代经济制度层面的重大理论创新
社会经济制度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就是从市场化改革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创新也是由市场化改革推动的｡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基本分配制度的形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涵的新界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引领了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创新｡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界定为，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界定有两个突破性进展｡第一，回归到市场经济的本义，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由“基础性”改为“决定性”｡习近平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24]市场的自主性表现为市场调节信号(市场价格自主地在市场上形成)，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因此在实践中大力度推进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改革｡第二，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一个整体，“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25]党的十九大就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的部署，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重点｡一是完善产权制度，二是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目标是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环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必然牵动经济体制其他方面的深化改革｡在习近平相关表述中，只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用“基本”两字｡这两个基本制度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度领域的核心内容｡
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永恒的主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其发展的新时代，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概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理论创新境界上有三个方面的政策｡一是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二是明确多种所有制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既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又鼓励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三是在国有企业总体已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其路径包括:国有企业按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进行分类改革；国资管理转向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产品分配和消费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基本分配制度｡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都提出，确立和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坚持和完善基本分配制度的基本思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既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又要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1)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这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份额，不只取决于各自的投入，还要取决于各自的“贡献”和供求状况｡这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现实体现｡在各种非劳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背景下，不同人群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别，不可避免会产生收入差距，而生产一线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收入比重会下降｡(2)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因而明确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科学认识按劳分配为主体分配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公有制企业中要坚持按劳分配，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报酬也应体现按劳分配的要求｡而且对属于总体劳动中的技术和管理劳动实行按劳分配，作为复杂劳动，这部分劳动者的收入也较高｡这些复杂劳动群体与生产一线直接劳动者的收入合起来，体现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同时，对直接劳动者提供教育培训，增加其技术等要素的供给，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公平正义要求出发，提高生产一线直接劳动者的收入，主要路径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还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体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以上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引领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理论政策创新境界，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四､新时代经济运行层面的重大理论创新
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研究，聚焦资源配置方式和供求关系的分析，关注的是经济运行效率和供求平衡，涉及经济运行的主体､环境及调节｡习近平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事关长期发展的“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2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经济运行层面的理论政策创新，包括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既涉及运行问题，又涉及发展问题，下面只论述其推动的经济运行理论和政策的创新｡
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始于需求侧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市场调节及其带动的供求机制的分析，成为经济运行分析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需求侧经济运行理论和政策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创新境界｡其一，在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取决于市场环境，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以及法治化营商环境｡其二，明确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需求管理，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突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地位，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对消费需求的研究；宏观调控也集中在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内需的总量需求调控｡
然而面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日益增大的压力，只是在需求侧进行改革，只是完善需求管理，不能有效解决经济运行的效率和供给质量，不能以可持续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7]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为经济运行分析开拓了新境界｡
一是供给侧运行的目标｡全要素生产率最早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提出的，系指各种要素**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习近平在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讲话中，多次使用这个概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8]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供给侧运行的目标，实际上明确了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标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供给侧的要素投入，而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为关注技术､结构､效率､制度等方面的投入｡他要求“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29]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
二是供给侧的调节方式｡供求实现动态平衡的关键，在于供给侧体系的建设｡现有供求关系的结构性矛盾集中在供给侧｡产品的质量､技术档次､卫生安全等性能，不适合市场需求，形成有效供给的短缺，又与无效和低端的产能过剩并存｡如习近平所说，“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30]面对这种因供给结构造成的供求不均衡，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经济结构调整须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进行去产能､去库存等方面的存量结构调整，为有效供给腾出空间｡这种调节方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经济新常态｡
三是金融创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去杠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经济运行理论政策创新，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体现｡一是针对“脱实向虚”，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二是针对企业的“高杠杆”和由此产生的高利息负担，改革投融资体制，使企业投融资结构更多地由银行的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如股权融资，从而在投融资体制结构上建立企业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机制｡发展多层次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为企业参与资本市场运行提供更多工具｡
四是供给侧的激励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需求侧改革突出市场选择；而供给侧改革突出的则是经济激励，增强发展动力｡尤其注重对实体经济的激励，突出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为企业降低税､费､利息和社会负担，使企业轻装上阵｡保护和激励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财产，目的是释放企业活力｡
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分别研究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运行，反映中国探索经济运行理论政策的不断深入，将其成果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也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重要任务｡
以上整体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想，包括基本理论和重要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使命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魂，在实践深化和理论总结的不断进步中，构建学理化的经济学术体系，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注释: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2]《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21页｡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12页｡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1页｡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61､67页｡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83页｡
[10]《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精神》，《人民日报》2018年7月7日，第1版｡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11页｡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28､2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3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0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203页｡
[17]《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人民日报》2018年7月14日，第1版｡
[18]《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人民日报》2018年7月14日，第1版｡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5—36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2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25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52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53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9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87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8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08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