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2015年11月正式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通过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等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共十九大提出，主要矛盾转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与此相应，十九大报告还明确要求实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升级版。
一、供给侧深化结构性改革需要转向培育新动能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供给侧动力可以归结为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物质资源和劳动力供给的强劲推动力。表现为：第一，农业大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了低成本的工业化；第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所产生的人口红利支持了高储蓄高投资；第三，土地和环境资源的宽松和低价供给也造成了增长的低成本。改革开放充分动员了这些动力。相应的投资拉动也就是以投资动员这些供给要素，支持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
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物质要素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明显减弱。中国的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正在失去。发展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在低收入阶段单纯追求GDP高速增长和增加产能，顾不上结构优化和优胜劣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被快速增长期掩盖的过剩产能、污染产能和落后产能显现出来了。尤其是被这些产能占用的大量资源阻碍了有效产能的扩大。由此产生有效产能严重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严重过剩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一方面可以归结为结构性短缺，或者说有效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是严重过剩的无效产能占用了大量有限的资源。
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克服。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有明确要求，即加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6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这些目标概括起来就是增强供给的有效性。既涉及供给效率，又涉及满足市场需求。
从2015年底发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针对无效产能去产能、去库存；针对有效供给不足补短板；针对企业负担，去杠杆、降成本。两年多来取得的成效非常明显。尤其是在钢材煤炭等领域的去产能去库存。在此背景下，十九大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要求：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着力振兴实体经济。
根据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现阶段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只是针对已有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去产能、去库存，更为重要的是为实现新时代的发展任务提出培育新动能的要求。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升级版。
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是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即高效率的投入和高效益的产出。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在供给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第二，体现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要求的发展。第三，反映资源有效配置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是有效配置资源、高质量的投入产出比的发展。第四，反映宏观稳定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处于宏观合理区间的发展。
根据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在去产能、去库存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只是停留在去产能、去库存。“去”了需要“立”。这就是培育新动能，使该“去”的无效产能被新动能替代，从而使经济发展由新动能推动，并把被过剩、无效产能占用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新动能中，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这是影响我国长远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高质量发展要求转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不可能再只是指望物质资源供给推动。经济增长模型中，供给的要素，除了物质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外，还有技术、结构、效率等方面的要素。现阶段消退的供给侧的推动力只是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而在供给侧还有其他动力可以开发，如：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都是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的动能。相比需求的拉动力，供给侧的推动力更为长期和强劲。
新动能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新的动力、新的能量。新动能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是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促进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动力。每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有新动能，经济就是在新旧动能的转换中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第一个阶段发展乡镇经济，农村工业化是新动能。第二个阶段发展外向型经济，对外开放是新动能。现在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寻找和培育新动能。新动能是什么？就是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研究这些形成新动能的经济形态不仅有理论价值，更有现实指导价值。
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中高端消费，人力资本服务
十九大报告明确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满足新时代需求的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其评价标准是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二是提高供给要素的质量，其评价标准是全要素生产率。从这两个方面建设供给体系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方面。
1、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的有效供给
过去我们讲生产跟不上需求的增长，主要指的是数量上的。现在有效供给不足的症结在于供给跟不上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主要指的是质量上的。针对无效产能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已有的供给侧改革大力度调整存量结构，通过去库存和去产能，腾出被无效和过剩产能占用的资源。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供给侧进一步的改革需要补的市场供给“短板”，指的是增加有效供给，要求供给体系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并且赢得消费者。
根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所要完善的供给体系，已经不只是提高数量上的供给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质量上跟得上消费需求的升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共十九大报告将中高端消费作为需要培育的新增长点和新动能，这也是有效供给的着力点。
何为中高端消费？涉及两个层次：一是相比解决温饱问题的低端消费，中高端层次消费主要是满足发展和享受层次的消费。二是中高端人群的消费，更为关注供给品的品牌、质量、档次、环保、安全、品位等。这反映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者消费需求转型升级。我国现阶段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中等收入者，人数达到3亿。即使是低收入群体消费也在升级，尤其是攀比文化的影响，也会产生中高端消费的需求。很显然，中高端消费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市场的主旋律。
中高端消费属于需求侧，何以成为供给侧新的增长点和新动能呢？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决定生产。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为生产提供动力和目的。马克思说：“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①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消费对供给的促进和拉动作用更为明显。中高端消费与其说是消费的增长点，不如说是供给的新动能。对生产和服务的供给者来说，不能停留在满足低端消费追求数量型供给，而是要从中高端消费中发现新市场，尤其是发现技术创新的方向，发现市场和管理创新的方向。这就是供给侧新动能所在。
2、人力资本服务和供给要素的质量
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归结为各个要素的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又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指的是各种要素**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其中的差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又称广义技术进步。涉及投入要素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技术进步，规模效益等。
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有的供给侧结构性重在“降成本”，主要是降低过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是没有真正转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所造成的过高的资源配置成本。例如减少或取消行政审批，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减税和削减行政收费等。应该说，提高效率和降成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降成本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是明显的。在此基础上供给侧深化改革需要进一步培育的新动能就是提高要素投入的质量。
经济增长有多种要素，在现代增长中哪种要素可以作为新动能来培育？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回答：“现代的经济增长大多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兴起。”②历史经验表明“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③我国的实践也证明，将人力资本作为发展的新动能决不为过。
十九大报告把人力资本服务作为新的增长点和新动能，实际上明确地指出了从人力资本服务入手提高要素质量的要求。就劳动要素来说，劳动不是均质的。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要素有更高的质量。目前要素供给的结构性问题是，投资偏重物质资本，忽视人力资本，造成创新能力不足。这种要素配置结构就是资源错配的结构，无疑是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的重要原因。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克服这种资源错配问题。
人力资本即经过教育和培训形成的人的知识和技能的存量，相当于马克思理论中复杂劳动概念。马克思当时就认为复杂劳动创造多倍于简单劳动的价值，可见人力资本的动能作用。人力资本服务成为新动能反映现代经济增长的趋势。就如新增长理论所指出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永久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会产生提高全社会生产率的收益递增的外部正效应。各国的生产率差别可以用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差别来说明。我国正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人力资本是创新的第一要素。可见人力资本服务的新动能作用。在供给侧把人力资本服务作为新动能来培育有多方面内容：
首先，指在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服务的领域产生的新动能。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如金融、咨询、设计、软件等。这些领域无疑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服务。这些领域可以说是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新增长点。
其次，其他各个领域实际上都需要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方面培育新动能。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环节也有复杂劳动密集型和简单劳动密集型之分。我国产业的分工环节处于中低端，原因就在人力资本缺乏。因此培育新动能需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我国人口众多，有人力资源优势，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使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在人才政策上，不能只是瞄准高精尖科技人才，需要重视高级技工和应用性人才的培养和供给，培育更多的工匠和工匠精神。
尤为重视企业家人力资本。就如十九大报告所要求的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在现代企业中，资本、劳动、技术、土地等要素都是由企业家组合的。熊彼特定义的创新是要素的“新组合”，企业家就是实现要素“新组合”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很显然，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从而对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推动经营者成为企业家，提高企业家人力资本积累，激发企业家精神，形成发展的新动能。
三、创新引领：新经济业态、共享经济、绿色低碳
十九大确定的现代化蓝图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要素和投资驱动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靠的是物质资本的引领和驱动。而在创新驱动阶段，物质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推动力正在消退，知识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力将大为增强。毫无疑问，供给侧深化改革不仅需要培育创新的新动能作用，还要充分释放其引领其他动能的发挥的作用。
创新发展的核心是科技创新。我国的科技创新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科技创新的引领新动能作用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新动能最为突出、效果最为明显的是最新科技转化为新产业新技术。十九大要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由此产生的各种新经济业态必然会形成发展的新动能。被世界公认的中国新四大发明有3个（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购）就属于新经济业态。其新动能作用就最为明显，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互联网+的产业升级效应。经济发展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移动互联网的产业发展功能是颠覆性的。第一，移动终端：消费者利用移动终端，即时购买、消费、第三方支付。第二，开放式平台：为用户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充分的选择机会、个性化的定制的服务，从而为用户创造更大价值。第三，移动互联网通过微信群提供开放、无限空间、相互信任的社交网络。基于这些功能，移动互联网进入哪个产业领域，哪个产业领域就能得到根本改造并进入现代产业体系。互联网+零售产生网购；互联网+金融产生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媒体产生新媒体；互联网+教育产生“慕课”（MOOC）；互联网+出租车产生网约车；互联网+物流产生快递……与此同时，各类产业都要+互联网，如零售实体店遇到网购产业的冲击“+互联网”；金融业面对互联网金融业的冲击也“+互联网”。服务业几乎都通过加上互联网找到发展的新动能。制造业也在出现这种趋势，就如三一重工的董事长在今年两会上讲的：核心业务全部在网上，管理流程全部靠软件，产品必须高度智能化。
二是大数据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一般的经济资源指的是资本、劳动、技术、管理和自然资源。现在大数据也成为新的经济资源。大数据具有4V特点：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大数据的发展就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工业化时期数据量大约每十年翻一番，现在数据量每两年就翻一番；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着巨大生产力和商机，谁掌握了大数据技术，谁就掌握了发展的资源和主动权。企业通过互联网获得的大数据将成为发展的重要资源，与资本、技术同样重要。谁通过互联网掌握大数据，谁就能垄断市场。
基于上述最新科技产生的新动能，涌现被称为“新经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科技创新的成果，代表产业发展的方向。其源头是科技创新。这是决定长期发展的新动能。国家竞争力很大程度上表现在科技和产业占领世界的制高点。处于制高点地位的产业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方面。一是反映新工业革命标志的高端产业。如智能制造、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环保产业、生物技术等；二是体现于传统产业和服务业的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前者涉及制造业领域创新的产业，后者涉及服务业领域创新的新业态。就如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范围新兴产业具体概括的：一是对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将带动众多产业变革和创新，二是围绕新能源、气候变化、空间、海洋开发的技术创新更加密集，三是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四是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带动形成庞大的健康、现代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环保等产业。培育这些新兴产业并使之成为主导产业，不仅是产业中高端的目标，更是现阶段发展的新动能。
在现代，产业创新依靠科技创新引领。科技创新的动能作用也需要培育，突出在两个方面：首先，依托基础研究创新原创性、颠覆性产业技术。其途径包括：以原创性新产业新技术为导向，支持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国际前沿性基础研究，研发既有产业化价值又达到国际前沿的新产业技术。其次，有效衔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鼓励大学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如习近平所要求的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转化，建立有利于出创新成果、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机制。其中包括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依托各类大学科技园建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高新技术研究院吸纳新技术并使之产业化、鼓励科技人员（包括海外科技人才）进行科技创业等。
2、发展绿色低碳经济。
习近平同志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后，与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绿色低碳经济成为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新动能，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同样需要科技创新引领。
人们往往基于传统的发展方式将绿色低碳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实际上，绿色低碳经济成为发展的新动能与生态财富观相适应。过去的财富观主要指的是物质财富。现在进入新时代，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后，更为关注健康和环保。生态财富同物质财富一样重要，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老百姓能够切身感受到的现代化水平。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就成为新的增长点和新动能。
从新动能角度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主要涉及：第一，治理和修复生态环境是新动能。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⑤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全面修复，提高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就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发展绿色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绿色化转型是新动能。绿色产业以产业结构生态化为基础，以最小的生态环境代价和最少的资源环境消耗来获得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绿色产业不仅是指环保产业、污染治理产业，还包括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改造，发展绿色农业、绿色工业、绿色旅游业以及环保型生态产业。三是增强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是新动能。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生存环境的改善、良好的空气环境、干净的水资源有着日益迫切的需求。适应这些需求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舒适宜人的生态环境就成为新的增长点，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3、发展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是互联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后产生的新经济业态，在目前可以说是活跃的新动能。共享经济是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共享使用权的经济。在互联网+平台的背景下，传统的财富的独占和排他的权利，被全新的通过社交网络同他人分享经验的财产观所取代。互联网平台提供了谁都可以进入、平等共享的权利。共享经济的核心是：公众利用互联网平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使用者不试图占用这个资产，而要试图高频次、高效地去利用和使用这个资产。
目前的共享经济有多种类型。其中包括：（1）共享互联网+平台，如网购有淘宝网，点餐有“饿了么”，创业服务有“猪八戒网”，移动支付有“支付宝”等。这些互联网平台开放、透明，进入平台的资源是公共的，平台是共享的。（2）私人闲置资源借助互联网+共享，实现私人资源再利用，如网约车、私人住房等。（3）共享创新空间，如腾讯众创空间等。（4）以共享方式盈利的商业模式，如OFO和摩拜的共享单车，实际上是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分时租赁模式。
共享经济是供给侧的新动能，市场空间很大，发展非常迅速。据《2017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205亿元，非金融共享领域（包括生活服务、生产能力、交通出行、知识技能、房屋住宿等）市场交易额约为20941亿元，金融共享领域市场交易额约为28264亿元。从各领域增速看，2017年知识技能、生活服务、房屋住宿三个领域市场交易额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126.6%、82.7%和70.6%。从投融资市场情况看，交通出行、生活服务和知识技能领域共享经济的融资规模位居前三。2017年我国有超过7亿人参与共享经济活动，其中参与提供服务者约为7000万人，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716万人，约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354万）的9.7%，意味着城镇每100个新增就业人员中，就有约10人是平台企业新雇用员工。当然，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有规范和秩序问题。
四、现代供应链：攀升价值链中高端，企业重组
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各个企业都处于一定的供给体系中。供应链即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的链条。当今世界，企业间、产业间、国家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供应链的竞争。从培育新动能的视角研究现代供应链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二是在供应链上的企业重组。
1、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从进入供应链各个环节的附加值考察，供应链也就是价值链。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有不同的附加值。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是：国际分工演变为产品在不同国家的生产（价值链）环节的分工。国际竞争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的竞争。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各条价值链竞争内容是争夺资源和市场的竞争。二是全球价值链内部的竞争，表现为争夺其中的主导地位和高附加值环节的竞争。
中共十九大报告要求“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这就是现代供应链上的新动能。一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反映其产业的国际水准。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规划中都有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目标：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时，要求若干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基本实现现代化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时，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培育的新产能的重要方面，就是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产业。
目前我国产业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我国过去基本上是基于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包括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以代工贴牌等方式进入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这么多年来也确实获得了全球价值链的红利。全球价值链进入，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与我国劳动力、土地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同时也引进了一批先进产业。但其缺陷也逐步显示出来：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环节不在我国的居多，中国创造部分少，品牌也是用外国的多。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现阶段后出现了新问题：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不再具有竞争优势。模仿和引进不能与发达国家缩短距离，也就无力实现现代化；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劳动投入，附加值低，高产值、低附加值导致勤劳不富裕。尤其是这么多年来劳动成本、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不再具有比较优势。
新时代现代化任务的提出本身就要求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新时代现代化要求产业现代化，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源。作为动力源的产业就是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的产业。由中国达到的经济地位决定，中国企业不能固守过去那样以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格局，需要谋求在一些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附加价值和竞争优势。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从而在现代供应链上培育新动能主要有以下路径：
首先是低端环节依靠创新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加工组装之类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要进行创新。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附加值曲线底部的加工组装环节向两端延伸。左边向研发和设计环节延伸，包括科技含量更高的零部件、元器件的加工制造，如汽车、飞机的发动机，半导体的芯片，手机的智能系统等；右边向销售环节延伸，其间包括物流、服务等环节：“互联网+”提供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其次是建立以我国拥有的高端技术为主的全球价值链。高端技术有较高的潜在价值，但高端技术只有在全球价值链中才能获得实在的高附加值。这就提出了依托所拥有的高端技术建立价值链的要求。我国已经拥有了一批在世界上处于前沿的高科技及其产品，如高铁、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等，也包括服装等传统产业，甚至也有一批独角兽企业。推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建立以我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竞争。依托高端技术建立的全球价值链走出去能够获取更大的全球化利益：避开相关国家的保护主义，并且开发全球生产要素和市场的潜在价值，极大地释放全球生产力。
第三，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也能转向中高端。在加工组装这类低端环节上，从总体上需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攀升，但不可能将现有的低端环节一扫而光。可以在继续保留的低端环节上寻求转型升级之路。机器换人，依靠智能技术，降低劳动成本，增加附加值，这样，加工组装环节不再低端。从拉长价值链视角，加工组装企业可以利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掌握的技术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价值链，从而成为新的价值链的“链主”。其路径：一是在全球价值链上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自己的品牌，在国内外寻求零部件配套，进行系统集成，建立自己的营销和物流中心，由此进入新的价值链的中高端。二是，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自身成为总部和物流、营销中心，从而成为延长的价值链中的中高端，成为价值链的“链主”。
这样，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就有两条，一条是以高端技术为主导的，一条是转移加工组装环节的价值链。前者布局以科技优势为导向，后者布局以禀赋比较优势为导向。两者体现我国全球价值链的攀升。中国的产业依靠创新驱动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到新时代的需要。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尤其是在一带一路上更多的是价值链走出去。这是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2、企业重组
现代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某个供应链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进入纵向一体化的供应链上的厂商的水准，各自获取资源的能力，尤其是供应链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协调性及相应的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应链上的纵向联系方式是企业之间的交易和契约。供应链上企业面对的制度性成本包括：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契约的不完全和违约成本，还有信息不完全所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提高供应链竞争力的途径就是科斯理论所指出的通过产权调整以企业代替市场，也就是在供应链上通过企业并购、联合的方式进行企业重组。这种在供应链上进行的企业重组也就成为发展的新动能。
十九大对企业重组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企业重组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资本集中。它以已经存在的并且执行职能的资本在分配上的变化为前提。资本集中是指把若干个已有的规模相对较小的资本合并重组为规模较大的资本。资本集中实际上是对分散的存量资产重组。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集中是做大做强做优资本的有效途径。资本集中采取原有资本之间的兼并和联合的途径：一是并购（包括兼并、收购），即在竞争中居优势地位的资本并购居劣势地位的资本，包括部分并购或整体并购；二是联合，即原有的分散的单个资本联合成新的更大的资本；三是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等方式，把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使之转化为资本。
资产重组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提升竞争力、扩大规模的基本形式。通过吸引增量资本、存量资本重组，促使优良资产向优势产业和产品集中，实现资产在大范围内重组，迅速壮大规模。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企业以资本为纽带，上下游一体化，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实现企业在短时间内做大做强。
企业资产重组的本质就是利用资产重组整合社会资源来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资产重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世界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的产生，每一次生产升级及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甚至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出现并购浪潮，并带动新一轮的企业资产重组，这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杠杆。资产重组不仅包括企业物质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包括企业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的重新配置；它不仅涉及生产资源本身的调整，还涉及生产资源构成要素的调整，是全方位、多元化的系统工程。资产重组决策对企业的资金规模和资本结构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无论采取哪种集中方式，其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由集中所导致的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这意味着资本集中的企业重组只是对生产过程进行科学处理的起点。这意味着以企业重组的路径在现代供应链上培育新动能，不只是企业重组就行了，还需要进一步对企业内的供应链进行科学的整合和处理，尤其是防止由过去的供应链中企业之间的摩擦变成企业内的内耗，真正成为新的增长点和新动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习近平：《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D]，2012年9月28日。
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D]，2013年5月。
5.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
③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
④参见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⑤参见2012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