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过去的30多年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不是经济强国。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使中国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地发展，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虽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但是一些重要的动力因素的作用正在衰减，面临着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国内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和新挑战，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持续快速增长，未来我们的发展理论需要创新，需要重新考量发展方向的定位。《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一文对我国未来经济如何保持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做出了作者本人的独到见解和系统的全新阐释，得出了一些有意义和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中国2010年GDP为40.1万亿人民币(5.8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7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破日本42年世界第二的历史。中国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有其他重要指标的世界排名支撑的：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制造业大国(其中许多制造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需要客观分析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的发展能力。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GDP(29992元)还处于世界100位之后，GDP计算还有汇率变化的因素。这意味着对中国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不能太在意，更不能盲目乐观。
尽管如此，应该看到，进入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发展能力显著大于人均GDP排名处于前列的小经济体的发展能力。我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所要推动的发展理论创新，目的是对经济发展方向重新定位，实现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一、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1979年至2010年GDP增长率平均9.9％。这31年长时期的持续快速增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其中经济增长率：大于10％有17年，7％－9％有12年，小于5％只有3年。从我国GDP世界排名的变化看，2005年世界第四，2008年世界第三，2010年世界第二。这意味着我国主要是在近五年迈出大步的，其间发生了世界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长时期持续快速增长，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世界各国都在探讨经济增长之谜，也就是探讨中国长期增长的动力。
首先是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因素，这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因素涉及所谓的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和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发展生产力得到了新的动力和新的要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了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得到了充分地利用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提高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在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基础上保持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有效地加强并改善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城镇化道路。特别还要注意到，中国的举国体制放大大国经济作用。实践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同样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其次是中国长期的高储蓄支持了高投资。中国经济属于投资推动型经济。这是由高储蓄支持的。根据2009年的数据，当年消费率为48.0％，低于发达国家的70％水平。投资率47.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种高储蓄的形成，一是国家安排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形成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偏向积累，二是居民的消费倾向偏高，消费文化是将今天的钱积蓄下来用于明天的消费。相应地，人均消费水平2009年中国1360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5093美元的13，仅为美国的4.0％。
第三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低成本。中国原来是农业大国，80％的人口在农村。1979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所增加的农业剩余，不仅包括剩余农产品，更是包括剩余劳动力。紧接着启动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造成了对非农产业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也从中获得了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以及由此牵动的剩余劳动力流动持续了整整30年还没有完全停止，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强大动力。
在说明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供给时不能不关注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居高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中国一直到上世纪末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此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劳动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所占比重显著偏高(0－14岁人口)，1982年33.6％，2000年22.9％；65岁以上人口，1982年4.9％，2000年7.0％。这种人口红利不仅表现在劳动力充分的廉价供给，还表现在由于劳动者需要抚养(老人和儿童)率低而产生高储蓄。
第四是廉价的土地和环境资源。在农业国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和吸引外资，在初期阶段往往是土地资源较为丰富，尤其是为争取和争夺投资项目往往是廉价供给土地资源。再加上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对工业项目的环境约束很弱，因此形成廉价的环境资源供给。这可以说是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迅猛的主要因素。
第五是巨大的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大，不仅因为它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还有以下两个因素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市场容量。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支撑不同等级的市场，在中国高中端产品都有市场。二是中国的市场是新兴市场。说它新，不仅是说它是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市场，还是说它有新兴的市场需求。如私人汽车，在美国可能是更新需要，而在中国是从无到有的需要，而且一开始就要高档的。这种需求规模具有爆发性，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由于以上因素，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增长就不难解释了。到了今天以上动力是否都还在起作用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对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的观察，更为重要的是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推动发展理论创新，从而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需要肯定在今后对经济的长期发展继续起作用的增长动力。这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基本面。
首先还是制度因素。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只要政府还继续保留着调控市场的能力，中国的举国体制还会维持，虽然这有利有弊，但在一个阶段中弊大于利。这里尤其要关注地方政府推动发展的强力作用。现在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北京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总是以“诸侯经济”之名批评地方政府作用。从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整个经济才可能持续快速增长，即使是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时，地方政府的对策性“博弈”才使经济的“软着陆”成为可能。从这一意义上说，强政府和强市场的结合是可能的，比如苏南，这里的政府作用是强的，在这里聚集的进入世界500强的外商投资企业是最多的。
其次是求富、求现代化的强烈欲望和行动。研究中国经济必须关注中国人的求富欲望。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是老百姓求富欲望的集中反映。中国不是福利社会，老百姓的福利还是要靠发展，尤其是在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后。先是为达到小康社会而奋斗，在达到小康社会水平后又以基本现代化为目标。这种强烈的欲望转变为谋求现代化的行动，就会产生强大的发展动力。
二、以新的发展理念寻求新的增长动力
必须承认，中国在经过较长时间快速增长后，一些增长动力正在衰减。这些衰减的动力主要同投入要素相关。
首先是剩余劳动力供给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具体地说，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进行30年后，到今天虽然没有完成，但其速度明显减慢，直接的影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在沿海地区民工荒开始显现。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农民工的低工资难以持续。这不仅是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减少，还因为农民工进入第二代后，其生活水平要求也相应提高。表现为农民工工资水平提高，2009年平均1783元，是2011年的2倍。
其次是支持高投资的高储蓄难以为继。这与人口红利趋向减少密切相关。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65岁以上人口已从1982年4.9％上升到2010年8.87％，这个比例以后还会继续提高。二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所产生的14岁以下人口从1982年33.59％降低到2010年16.6％。虽然这个比例意味着劳动力抚养的儿童数量减少，同时其受教育的年龄进一步延长，这表明不远的若干年后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会明显减少。再一个问题是随着住房、汽车等高额消费品进入普通居民家庭，中国的高额消费阶段也正在带来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提高趋势。以城乡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平均增长速度为例，1979－2010年为25.5％，1991－2010年为20.6％，2001－2010年则进一步降到16.8％，当然其中有存款向股票市场搬家的因素。
第三是物质要素供给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正在制约经济增长。以能源为例，2009年中国GDP占世界8.6％，能源消费占世界的19.5％。这种以高能源消耗是无力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我国，节能减排的制度性约束日益刚性。为了保证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基本建设用地面积也成为刚性指标，可建设用地明显紧张，土地价格也在明显上升。所有这些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成为增长的自然界限。要想突破这些界限，只能是另辟蹊径，转变发展方式。
以上发展动力问题的分析表明，我们不能陶醉于GDP的世界第二，需要有清醒的头脑，要使我国未来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势头，显然不能维持原有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
转变发展理念的指导思想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说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转变发展理念关键是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个国家都在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都在寻求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也就是在转型中寻找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
研究全球经济格局，可以按照其经济结构分为三类国家：一类是消费和金融型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等，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一类是制造业和出口型国家，如我国等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有一类是资源型国家，这些国家富而不强。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谁都遇到问题，谁都在痛定思痛，都在经济结构上寻求新的发展动力。简单地说，消费和金融型国家趋向制造业和出口；制造业和出口型国家趋向消费和金融；资源型国家趋向发展资源加工制造业。那些消费和金融型国家明确提出发展制造业和扩大出口转型目标，基本上是出自扩大就业的需要。当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以后提出发展制造业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制造业，而是明确提出发展知识密集的和绿色的制造业。一些资源型国家不满足于出卖资源，开始强调发展制造业。而我国这样的制造业和出口型国家，则提出扩大消费并发展金融业的目标。这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相称的。这种转型可以明显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从世界各国来看，转型的方向都是产业结构多元化。这种结构可增强各自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各个领域都会遇到激烈的国际竞争。
就我国来说，在制造业和出口型国家的基础上发展消费和金融，突破口在发展服务业。目前我国的三次产业构成：2011年第一产业10.1％；第二产业46.8％；第三产业43.1％。问题就在于，服务业比重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0％水平，低于高收入国家70％水平。因此，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但是这种特征不是简单的存量特征，即以牺牲制造业为代价去发展制造业，而是做大服务业增量。这就是十二五规划所明确的三次产业协调带动经济增长。在这个基础上推动产业升级的目标就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其内涵是：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
在新的发展阶段转变发展理念需要明确发展的引擎将由外转内，扩大内需将成为发展的主引擎。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其内容一是出口导向，二是引进和利用外资。从2008年以来，先是爆发世界金融危机，近来又出现欧债和美债危机，其经济复苏明显乏力。欧美国家经济衰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这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出了问题，由此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衰减。不仅如此，我国沿海地区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时所出口的相当部分产品由于技术含量不高普遍遇到国际产能过剩问题。加入WTO并没有完全克服主要进口国的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国际“官司”不断。因此，不能指望今后一个时期内出口需求有较大增长。即便从出口的贸易利益分析，可以用列宁的一句名言来形容：一条牛身上扒下两层皮。第一层皮是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比国内便宜，第二层皮是赚取的美元因人民币升值而贬值。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前几年就告诫中国：国内经济应该成为增长的发动机。具体地说，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挑战。应对这个挑战的对策，就是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
扩大内需成为中国今后长期增长的主引擎。这同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相关。历史的教训是：经济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甚至还可能挨打。1820年中国的GDP世界第一，占世界32.9％，是英国的7倍，却在鸦片战争被英国打败了；1913年中国的GDP世界第二，被八国联军打败；1936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9～2.8倍，被日本侵占。因此，扩大内需要放在建设经济强国中考虑，这就是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扩大内需的潜力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消费需求成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二是城市化的深化会创造新的需求；三是对巨大的区域进行协调会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四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本身又会创造新的需求。很显然，扩大内需不只是解决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问题，本身又是新时期的重大发展问题。
三、以新的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健康增长
基于上述新阶段发展理念的分析，为了支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快速增长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首先是经济增长由突出投资推动转向突出消费拉动。我国过去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消费两驾马车拉动，尤其是近年来，投资贡献率最大。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是转向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要突出消费拉动。
2010年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消费36.8％，投资54％，出口9.2％。这说明我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偏低。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支持投资推动型经济的高储蓄不可持续，扩大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而在现实中投资拉动型经济短期内不会改变，消费拉动需要培育。这里的关键是真正解决我国由生产大国同时成为消费大国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从居民的储蓄和消费倾向分析，美国人是消费趋向高，将明天的钱用于今天的消费。而我国居民是储蓄趋向高，存今天的钱用于明天的消费。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是，美国人开始转向鼓励储蓄，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要求就是转向鼓励消费。对中国居民来说，促进消费固然有调整消费观念的要求，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收入分配制度调整等方面实现这种转变。现在看来最为紧迫的是培育消费力。
所谓消费力，即居民的消费能力。从宏观经济学的宏观均衡式分析，等号左边作为供给方的消费必须看做是消费力，等号右边的是消费需求。这就是说，扩大消费需求的前提是提高消费力，而且要解决消费的供给能够足够地转化为消费需求。
按此要求，针对我国现阶段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培育消费力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解决有钱可花问题。其次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解决有钱敢花问题。第三是增加财政的公共性民生支出。其中包括：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使农村居民在吸收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中提高消费力。将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公共交通等准公共产品因得到财政支持而使中低收入者有能力享受此类公共服务，从而提高消费力。这就提出某些地区在过度市场化改革中出售公立学校、医院、公共交通等给私人从而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公共交通成为私人产品回归为准公共产品的问题。
生产大国要成为消费大国，从而扩大内需，不只是解决消费力问题，还需要解决对国产产品的消费需求问题，否则提高的消费力更多的是形成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在开放型经济中，扩大对国产品的消费需求不能靠政府保护，只能靠自身对消费需求的吸引力。在现阶段突出需要解决三大问题：首先是以产品的质量和品牌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其次是以消费方式的多样化、消费业态的扩展、消费模式的调整，发展消费经济。第三是发展服务经济，许多产品消费需要以服务消费为媒介。服务经济与消费经济互动发展。新型消费业态的拓展也是由服务业引导的。哪里的消费需求旺，服务点及网络就到那里去。哪里的服务业发达，哪里的消费需求就旺盛。
其次是由效率性增长转向公平性增长。在我国总量GDP达到世界第二的同时，人均GDP也将达到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差距指数达到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顶点；二是腐败指数达到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顶点。由此产生的突出的社会矛盾，导致经济在一段时间中处于停滞状态。现在这种矛盾在我国也开始显现，突出表现是，区域、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2010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两者的差距是3.2∶1；行业间的工资差距，最高的金融行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业16717元，差距为4.2∶1。显然，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为了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致力于扭转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改革30年来我国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与此相应的增长属于效率性增长。在这种政策取得明显效果的同时，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在我国GDP进入世界第二以后，有必要调整这种收入分配政策，转向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这就是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此相应的增长则属于公平性增长，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就能支持增长。
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完全是效率的差距，相当部分是由权利的不公平造成的。现在人们对效率的原因产生的差距容忍度已经大大提高，而对由于权利的不公平所产生的收入差距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重点在于克服不公平权利所产生的收入差距问题，例如以权谋私问题，垄断收入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是公平正义的体现。以公平促进增长是和谐的较少摩擦的增长。
第三，由主要依靠物质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成为硬约束。例如，就排放来说，国家明确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面对土地、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需要改变依靠物质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其基本路径是发展创新型经济，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
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还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必然选择。过去每一场新科技革命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能实施跟随策略，跟在发达国家之后，通过学习和引进，发展高科技和新产业。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开始了由世界经济大国转向世界经济强国新征程，有必要也有可能依靠科技进步与其他发达国家进入同一起跑线，抢占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我国过去错过了新产业革命的机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对各个国家机会均等，我们不能错过。
当今的创新模式已经由技术创新转变为科技创新。这意味着创新驱动的实质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它需要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科学发现成果为前提，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特别是现阶段的竞争力以产业为度量单位，因此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以创新产业为标志，既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又以创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
就创新主体来说，虽然企业还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在科技创新模式中，企业必须与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大学和企业共同成为创新主体。由此提出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协同创新问题。进一步说，科技成果的转化是有风险的，这就提出风险投资的进入问题。这意味着创新驱动需要科学家、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协同创新。
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牵涉到调节机制的调整。物质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源配置问题，追求的是效率。而创新驱动是依靠科技创造新的要素，是依靠组织和集成实现要素的新组合。这时的调节机制就不能只是靠市场和竞争。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垄断，政府的引导、组织和集成作用就特别重要。所有这些表明，转向创新驱动包含着体制和机制的转变。
第四，开放战略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过去我们的开放突出自身的比较优势，即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自然资源(土地和环境)，以此来换取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和技术。这种依据比较优势的开放战略虽然能够得到开放效益，但不能改变自身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市场的依附地位，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就不能满足于比较优势，而需要以自身的竞争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实际上，我国已有的比较优势的“优势”地位已经不突出。“加薪潮”和更有保障的劳工权益，“血汗工资制度”难以为继。农民工逐步换代，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不再是“无限供给”，可供土地减少，环境要求严格，相比其他也不具优势。再加上发达国家面对自身的就业压力也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所有这些这种状况也倒逼我国不能维持现有的比较优势去利用国际资源和参与国际竞争。
在对外开放中谋求竞争优势就是把科技进步和创新列为重点，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尤其是突出产业竞争优势，就如波特所说的：“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
谋求竞争优势意味着对外开放不只是利用国际市场，更要利用国际资源。尤其是谋求竞争优势的创新型经济需要利用开放来支撑。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是以要素流动为主导的经济。尤其是创新要素，不可能都从国内取得，需要通过对外开放从国外获得。由于历史和发展水平的原因，先进的创新资源主要还集聚在发达国家。过去的发展重点在增长，基本上是资本推动的，其他如技术和管理等发展要素基本上是跟着资本走的。相应的开放型经济基本上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利用其他国际资源(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现在发展的重点转向创新，各种创新要素是跟着人才走的。相应地，发展创新型经济需要通过引进高端创新人才来利用其他国际创新要素。
结论
我国已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基本上突出自身的落后性，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发展路径。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发展理论需要创新，重新考虑发展方向的定位。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第一，原来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有的还会起作用(如多种所有制经济)，有的在衰减(如人口红利等)，现在需要寻求新的动力；第二，原先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负面效应显现，现在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基本路径是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第三，原有的发展政策集中在摆脱贫困和建设小康社会，现在需要在新的起点上研究现代化以及建设世界经济强国的路径。
注释：
①本文系作者2011年12月6日在美国布朗大学主办的“中国年”活动的主题演讲的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报告题目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发展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蔡昉．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J].青海社会科学，2011, (1).
[2]马建堂．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N].人民日报，2011－3－17.
作者简介：洪银兴，男，江苏常州人，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