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最要紧的是对今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走势作出准确的预测，以便作出科学的决策。综合各方面的预测和我的分析，1999年的经济发展仍然是艰难的一年，但由于2000年世界经济将出现好的转机，1999年可以说是经济复苏的前夜。因此，1999年的扩大内需应该是积极的，不是简单的应对可能的衰退，而是要迎接可能出现转机的2000年开始的新的发展。其基本要求是将扩大内需与经济调整结合，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
经济走势:1999年经济增长继续走低，2000年经济增长出现转机
由1997年7月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进人1998年后迅速蔓延，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不仅被卷入，并且演变为经济衰退，造成全球性经济增长率下降。据世贸组织去年12月3日公布的数字，1998年全球贸易量的增幅仅在4—5%之间，比1997年10%的增幅减少一半以上。1998年与1997年相比，全球经济增长率由3.2%降到1.8%，其中发达国家由2.8%降到1.7%，发展中国家由4.8%降到2%，美国由4%降到3.5%。而在产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日本负增长2.5%，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重灾国将出现8%的负增长。世界银行的《1998/1999全球经济展望和发展中国家》认为:由于日本经济衰退加深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冲击，占世界总需求25%左右的国家(东亚、日本、俄罗斯和中东等)1998年的内需都在收缩，占世界产量70%的国家(以美国和欧洲为主)的内需也在降温。
1998年，面对日益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各个国家联手行动对付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各个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强化对国际资本市场金融监管的措施，美国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从去年9月份起先后采取降低利率、扩大内需等刺激经济的手段。由于这些措施的逐步到位，到1998年底，可以明确地说，这场危机已经达到谷底，经济增长率猛烈下降的势头得到了控制。这意味着进入1999年以后，虽然前一年危机的影响还会存在，但是只要不出现特殊的事件，世界经济不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增长率已经止跌，金融危机已经缓解，投资者的恐慌心理有所缓和。这些都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预兆。正因为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指出:可以说，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已经减弱，避免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增加了。
当然，危机到达谷底不意味着经济的好转。危机所产生的影响还起作用。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复苏还有待时日。因此1999年世界总体经济增长基本上属于低速增长类型。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说，1998和1999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将是艰难的两年，但1999年与1998年的境况不同。1999年是经济复苏的前夜。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1999年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美国经济进入第8个持续增长的年头，欧洲经济发展稳定，欧元的启动可望给欧洲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基于这些分析，国际权威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预测:1999年增长率可能略高于1998年。2000年世界经济将复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出现转机。当然，目前的世界经济险象丛生，变幻莫测。如果出现新的风波，复苏的时间可能推迟。
中国从1993年开始进行了接近4年的以紧缩需求为内容的宏观调控。在1997年实现软着落后，本来应该启动新的增长周期，不巧的是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是亚洲金融危机和紧接着的部分国家的经济衰退。受此影响，近几年来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强劲的推动作用的出口和引进外资的增长迅速衰减。二是国内市场骤然转变为买方市场，国内市场需求迅速下降。因此，新的增长周期没有能够启动。这种状况延续到1998年，便是形成通货紧缩。面对这种经济衰退的压力，中央政府确定了确保全年增长8%的目标，并出台了强有力的一系列确保8%速度的对策:扩大内需，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共同努力，1998年基本上达到预定的增长率目标(7.8%)。这个速度相比其他国家明显是高的，但相比过去年份明显是低的。
统计指标显示，1998年具有明显的通货紧缩特征(通货膨胀率为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明显低于往年)，同时外贸出口增速明显下降(1998年与上年持平)。这样，1999年所面对的形势是:通货紧缩会延续到1999年;1998年洪水灾害的损失需要在1999年消化;国际经济环境尚未根本好转，世界经济在1999年仍然低速增长。这些都将影响1999年的增长速度。但是，政府在1998年采取的超历史的力度的扩张内需的政策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明显提高，不仅拉动了1998年的需求，所形成的项目有相当一部分会在1999年见效。这是1999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因此，199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会保持增长的势头，但速度可能略低于1998年(估计为7%左右)。考虑到增长速度的就业弹性，速度下调将会加重就业压力。
宏观调控的总体思路:扩大内需与调整经济结合
1999年所面对的经济形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衰退的压力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已看到经济出现转机的希望。这种形势决定了1999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不能仅仅限于扩大内需，还应该强化调整经济的任务，其目的是为下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创造条件。
由于199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受国内通货紧缩和国际经济低速增长的影响，因此1999年经济衰退的压力仍然存在。没有强有力的措施难以保证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要取得略低于上年的速度仍然需要采取足够有力的扩大内需的措施，其重点还是反通货紧缩。1998年扩大内需的主体基本上是政府，投资需求的增长基本上是政府推动的。实施的结果，政府采取的扩大内需政策没有得到企业和居民的普遍响应，没有足够地拉动起企业和私人投资的增长，居民的消费需求也没有得到充分拉动。进入1999年后，政府在扩大内需方面仍然需要有所作为。但是，在企业和居民没有成为扩大内需的主体的条件下，政府进一步采取扩张性政策的空间明显缩小。政府为扩大内需而增加财政支出和扩大货币投放，如果没有得到企业和居民扩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消化，可能会留下祸患。这就要求扩大内需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和居民。就是说，扩大内需将主要依靠企业扩大投资需求，消费者扩大消费需求。
扩大内需的主体转向企业和居民，关键是解决信心问题。斯蒂格里茨特别指出了市场信心对危机和增长的促进作用。如果说1998年企业和居民没有成为扩大内需的主体是因为对这场危机不见底而信心不足的话，那么，如果了解到世界经济从2000年将出现转机这种走势，企业投资的信心便会增强，消费者也会主动扩大消费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说，1998年由政府发动的扩大内需目标是反衰退的话，1999年由企业和居民发动的扩大内需的目标则是迎接2000年以后的经济的好转。
实际上，在经济周期中，经济出现衰退本身就是对经济进行强制的自我调整的生理机制。原因是一个国家在经过一定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后，需要有一个调整期。其必要性在于:第一，在每一轮的经济增长中，推动经济增长的潜能不是永远释放不完的。到一定阶段原有的潜能充分释放后，就需要有新的潜能推动新一轮增长。这时就需要一个调整期来培育下一轮增长的新的潜能。第二，每一轮高速增长不可避免出现的结构性矛盾，例如高速增长期产生的泡沫经济问题、某些长线产业部门的过快增长问题、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问题、市场的供过于求问题等等。这就需要有一个调整期来解决结构性矛盾，以免积累下来的矛盾以危机的形式总爆发。
经济调整有主动调整和被动调整。经济衰退和危机属于被动调整，我们看到发生危机的国家所出现的股市和楼市价格的下跌，一些负债累累的企业破产和被兼并，都可以看作是被动调整。我国经济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但必须看到过去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所潜伏下的矛盾已经越来越严重。1998年推动经济增长的难度也表明，原有的推动增长的潜能明显衰减。这就提出了在增长率下降的阶段主动进行经济调整的必要性。
针对业已存在的严重的结构性矛盾，1999年扩大内需和拉动增长应该是结构性的。就是说，不是所有部门都应扩大投资需求，也不是拉动所有部门的增长。我们不能为了单纯追求速度而牺牲调整结构的机会。对一些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严重的部门，对一些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的部门，对一些在技术上应该淘汰的部门，不是拉动它们增长，而是要借助经济不景气的机会利用市场的力量把它们淘汰或者降低它们的需求。
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结合
我国目前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在总量上相对于市场需求能力来说基本上进入供过于求的状态。特别是在某些重复建设严重的行业、买方市场的强度已经很高。如果单纯追求速度，会使市场供过于求的问题更加严重。结构性矛盾如果不主动去调整，经济增长的生理机制就会通过危机强制地调整。这是我们不愿见到的。实际上我国1998年出现的市场疲软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能产生这种强制性调整的预兆。
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有两方面问题:一是克服结构性瓶颈;二是产业升级。
目前的结构性瓶颈主要是农业。其特征主要是农业收入过低，由此形成的过低的农村市场容量造成了制造业产品的过剩。就是说，目前制造业产品过剩实际是相对的。许多工业品相对于现有的农民收入来说有剩余。农民收入提高，会扩大工业品的市场容量。因此结构调整与扩大内需结合的重要方面是增加农民收入并扩大农村需求。其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其作用，一可以增加农产品附加价值，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二可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二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其内容是，与非农产业发展相适应，在农村加快城市化设施的建设。这是当前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这个方向扩大内需，便能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
解决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的根本途径是推动产业升级，其内容有两个方面:
一是适应我国正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特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特别是在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正在转向后工业社会。其明显特征是:居民生活基本上达到小康水平，再加上福利制度的改革，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出现转型:居民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增长趋于基本稳定(近年来消费品零售额指数明显下降)。居民增加的消费需求将逐步转向住房消费、教育和发展方面的消费、与提高生活质量相关的服务消费。这意味着，如果像一些人设想的消费品生产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必然会出现消费品的市场过剩;如果将启动居民消费需求的重点放在启动消费品需求上，必然是事与愿违。因此，产业结构应该适应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特点进行升级，其目标应该是使住宅业、教育产业、交通通讯业和包括旅游、服务在内的第三产业有较大的发展。
二是制造业的技术升级。目前许多制造业市场进入买方市场跟现有的产业等级相关，买方市场的强度同产业的等级成正比。对目前制造业产品的买方市场作结构分析，便可发现:越是技术含量低的行业，重复建设最为严重，买方市场的强度越强。在现有产业等级上加快经济增长无异于是进一步强化买方市场强度增加产品的积压。对市场的分析还发现，现有的买方市场也是结构性的，实际上存在许多卖方市场。这些卖方市场存在于进入买方市场的产业中，其基本原因是进入买方市场的产业的技术等级太低。例如纺织业是买方市场，但许多服装面料还依赖进口;冶金业是买方市场，但许多特种钢材还依赖进口。这表明，技术结构的调整在结构调整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制造业普遍进入买方市场条件下进行技术结构调整有两个方面目标:一是通过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来增强竞争力;二是通过技术升级来带动产业升级。
最近有一种提法，认为扩大内需就投资来说指的是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不包括制造业的投资。这不准确。启动企业的投资需求无疑包括制造业部门的投资需求。结构调整不是一般地反对对制造业部门的投资，而是要调整制造业投资的结构:由简单的扩大规模和新上重复建设项目转向技术改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改造投资所形成的需求对制造业部门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显然，扩大内需，对制造业而言就是启动和扩大技术改造投资。
现在企业技术改造投资不足，主要是技术改造动力不足。这与长期以来企业热衷于上规模和上重复建设项目相关。现在企业投资需求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种传统的投资需求项目受到了抑制，不仅受买方市场的抑制，也受由于银行对这些项目的恐贷而形成的金融抑制。显然，如果将企业投资需求的重点转向技术改造，扩大内需的空间就很大。银行对技术改造投资提供金融支持的信心也可增强。
技术改造有个技术选择问题。过去对技术选择首先考虑就业，更多的采用中间技术或适用技术，许多先进技术因其节省劳动而被排斥采用。在目前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市场占有份额下降甚至被赶出市场的企业，主要由这种处于低水准的技术来说明。一些首先采用国际最新技术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竞争力，能够在买方市场中创造本企业产品的卖方市场。显然，对相当部分处于买方市场的企业来说、只有依靠采用国际最新技术进行技术改造的路径，才能走出买方市场的困境。
开放型经济战略调整: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结合
同1998年一样，1999年的出口增长率不可能像前几年那么强劲，因此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降低。但出口增长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从1998年的情况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没有原来预想的那么严重。产生危机的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超过40%，而其出口竞争力并没有相应的提高。其原因就如刘遵义所分析的:在这些国家出口的轻工业品的成本结构大约是:当地费用占20%，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占60%，财务费用占20%。这些国家货币贬值后获得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进口投入和财务费用的上升抵销了。而在我国价格的持续下降，降低了出口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因人民币坚挺而加大的费用。
如果考虑到1999年进行经济调整以增强发展后劲的要求，需要对现行的开放型经济战略进行调整。中国自推进外向型经济以来，实际上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我国近1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用出口增长的强劲推动来说明。但是必须指出，迄今为止我国出口产品中占相对大比重的是资源密集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与此相应的是外国技术密集型进口品蜂涌进入我国市场。这种进出口结构大致反映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这种比较利益结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定时期是适合的，在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只可能依靠卖资源、买劳动力(通过其载体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换取外汇。但长期实行这种战略会冻结产业的水准、降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的两个传播体，一是股市，二是初级产品。就初级产品来说，由于全球性经济增长普遍放慢，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明显趋减相应的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下滑，据戈德曼—萨克斯商品价格指数的追踪，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已降到20多年来的最低点。其结果是一些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迅速陷入困境，加快了经济衰退。我国目前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性已经降低，因此受其影响没有这些国家严重。但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产品的技术含量越低，受国际波动的影响越大。面对这种国际经济背景，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开放型经济战略。单纯的出口导向至多只能增加外汇，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及时地转向进口替代。其必要性在于，目前国内制造业市场过早进入买方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大举进入我国市场的技术含量较高的进口品面前，我国许多产品竞争力不足，其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小。简单地追求出口导向，实际上是丢掉本国市场去抢占国外低技术含量市场。由出口导向转向进口替代，目标是在采用国际最新技术基础上提高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替代进口，从而在国内市场上争得更大的份额。其结果可以明显减轻对我国企业的买方市场约束。特别是在目前的国际市场需求不足的条件下，与其为出口支付过大的成本，还不如转向进口替代。根据国际经济学的观点，由替代进口所节约一个外汇实际上等于出口所换取的一个外汇，成本可能更低。
我们现在所推行的进口替代，不是恢复贸易保护，而是鼓励企业依靠竞争力替代进口品。这并不排斥实施开放型经济。一方面，进口替代不排斥我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只有在与外国产品竞争中，才可能提高制造业的总体水平。这意味着我国在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时不会采取过去的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另一方面，进口替代所要强调的是充分利用国外最新最高技术。因此，利用外资和国外技术是我国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所必不可少的。按此要求，我们的企业进入海外不是一般的“招商引资”，而要突出“招商引技”。这同前述技术结构调整的要求是一致的。再一方面，进口替代不排斥扩大出口。它所强调的是在技术上具有替代进口能力的产品出口也可能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由此推动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
企业结构调整:提高优势企业的市场集中度和提高小企业的组织程度结合
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危机和衰退时期是企业结构调整的最好时机。1999年世界范围内企业并购高潮迭起，并购数额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并购事件屡见不鲜。全球企业并购总额突破上年1.2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可以预见到1999年仍然是企业重组年。这正足在世界范围内应对衰退的有力措施。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更大规模的企业对衰退和危机有更大的抵御能力;另一方面是在这一时期更为激烈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提供了更多的企业重组的机会。
目前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不高。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效益下降的问题。面对这种状况，许多人从企业的内部制度上找原因，试图从企业内部制度的改革(改制)来解决企业效益问题。我不否认企业内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但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导致企业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间的过度竞争及由此产生的过高的竞争费用。不克服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企业的内部制度改得再好，企业的经济效益还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我国目前企业结构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企业规模小而散，这同多年的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相关。过多的企业拥挤在同一个市场上过度竞争，形成了过高的竞争费用。二是由于优不胜劣不汰的体制，优势企业严重缺乏资源，劣势企业无效或低效占用资源，致使资源配置的效率过低。这种低效率的企业结构将严重削弱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能力。
1999年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就为我们提供了调整企业结构的机会。就是说，在经济处于低潮时，市场机制对低效益企业有一种强大的客观的淘汰压力。如果单纯追求高速度，可能会缓解这种压力，也就可能失去调整和优化企业结构的机会。现在抓住机遇进行企业结构调整可以借助市场的客观力量来进行。其效果更为明显。考虑到调整的低成本，调整不是简单地把劣质企业赶出市场，而是进行企业重组，企业重组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企业的出售和并购，推动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市场向优势企业集中。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实行大公司战略。
现在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中有许多中小企业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合并为大企业或进入企业集团的。我国目前企业小而散的结构的弊病，主要不在于小企业多，而在于“散”。众多的中小企业间只有竞争没有合作，相互之间过度竞争，产生了过高的竞争费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是团队精神。为了提高小企业的竞争力，需要提高小企业的组织程度，这应该成为当前企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大家常说“小的是最美好的”，实践证明，这句话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小企业处于企业团队中时，才可能是最美好的。因此企业重组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企业变大的问题，而是要克服散，解决中小企业之间，中小企业和大企业间的合作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重组的重要方面是组织企业团队。
组织企业团队首要的是强化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在这方面小企业有特别的优势。目前小企业在这方面的优势主要是规模小、易于组织和管理。现在需要进一步创造新的优势，这就是创造产权组织的优势。目前的小企业大致有国有小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等类型。从产权组织方面组织企业团队的主要途径是吸收本企业职工入股。国有小企业、乡镇企业通过吸收职工入股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私人企业也可以吸收本企业职工的股份。这样企业职工在企业中不仅仅是劳动者，同时也是企业的股东，由此便形成大家都拥有企业产权的利益共同体，从而组成建立在产权基础上的企业团队。
对面广量大的小企业，根据组织企业的思路进行结构调整的途径主要有:第一，根据产品的差别性进行市场定位;第二，组织主角与配角的合作;第三，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市场分工;第四，培植统领团队的旗舰企业。只要形成企业团队，中小企业居多的企业结构同样可能产生较强的竞争力。与并购方式的企业重组相比，这种类型的重组成本可能会更低。
总之，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结合，不仅可有效地克服通货紧缩，还能增强长期增长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