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为什么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是由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功能决定的。首先，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是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其次，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为对象，以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为己任，是当前推动经济改革的理论武器。再次，政治经济学着力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是实现经济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所谓学好，指的是认知，也就是对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认知；所谓用好，指的是实践，按经济规律办事。两者合起来就是依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行合一。按此要求，首先是学什么?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学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二是学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次是用什么?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理论指导经济改革；二是运用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发展。
一、学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有鲜明的阶级性、明确的世界观、社会指向和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旧社会是批判的武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它的使命就转向建设新社会。我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发展规律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后，需要继续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续起指导作用，其基本功能是建设和发展新社会的指南。
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需要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以《资本论》为代表。习近平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和研究中心时指出，《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当前，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教材学好政治经济学，重点是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习《资本论》严密的理论逻辑和科学的经济思维，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现实经济过程经济现象并剖析其本质。二是在我国当前的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学习系统的市场经济理论。《资本论》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但就其阐述的经济理论来说，可以说是系统的市场经济论，尤其是其中关于价值规律作用的分析，可以说是最为全面准确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三是《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分析包括: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资本积累理论所揭示的剥夺者最终被剥夺的历史趋势，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矛盾，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揭示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周期性危机，剩余价值分割理论揭示的不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总过程理论描述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等等。按照这个思路学习政治经济学，可以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和固有矛盾，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新矛盾，坚定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四是《资本论》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既包括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分析，也包括了生产力本身发展规律的分析，其中包括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要素和路径，社会分工，生产与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关系，资本积累的途径，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管理的二重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建设新社会的指南。最后，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所提供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是当今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和方法论基础。
在100多年前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客观必然性时，合乎逻辑地预测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应该说其对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设想或基本规定性，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起了方向性指导作用。但是，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时并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因此他在当时预见的或设想的社会主义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存在很大的差别。
第一，从时空观分析，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资本主义，当时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他所预见的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时间上继起的两个社会。而现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空间中并存。这种空间并存不仅在国际，也存在于国内。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面对的课题是:一方面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有共同的经济活动背景，许多经济组织、方式、规则和秩序都有趋同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性质的经济彼此间存在着矛盾和竞争。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任务不仅需要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更要寻求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及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途径。
第二，从物质基础分析，马克思当时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这与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相关。而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发展社会主义需要经过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完成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这个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与此相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消灭私有制，恰恰要利用私有制发展生产力。
第三，从经济运行和发展层面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发展生产力靠的是调整和改变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可以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所面对的经济问题，不仅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层面，还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不完全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前者最为重要的是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安排；后者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和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领域方面需要拓展。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新中国建立65年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65年。新中国成立初期，试图实践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设想的计划经济模式没有取得成功；改革开放以后，基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成功。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伟大的实践推动了理论创新，尤其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破了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则是解了这些题。可以说迄今为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进行理论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已经基本建立，并将随着实践的发展继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不仅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明确了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而且明确了处于这个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规定性，为改革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保持了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并且保持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我们今天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更为重要的是学好用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二、学好生产关系完善和发展的理论，明确经济改革方向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生产关系，揭示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分析的任务固然有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规定性的分析，但不仅限于此。面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应该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目标。这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都讲全了。解放生产力就是要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因此，当前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为我国正在推进的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指导，从理论上理解并且认同正在实施的改革措施。
马克思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① 按此思路，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需要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分析实践中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各个方面的经济关系的重大变革，从而提供经济改革理论。
首先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所有制结构是生产的基本问题，构成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私有制，而消灭私有制需要生产力基础。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多样性决定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而这个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不能只是实行公有制，需要寻求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动力和新的要素，使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于是就有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并且明确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无论是对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革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处于同等地位。为了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基本经济制度要为其创造同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打破国有制经济的垄断和壁垒。在负面清单基础上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非公有制经济不仅进入竞争性领域无障碍，还允许进入过去认为必须由国有制经济垄断的特许经营领域。二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但主体的含义需要改变，不再是指公有企业为主体，而是指公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而控制也不是不允许非公有资本的进入，而是指公有资本的控制力、支配力。三是包括股份制在内的混合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资本相互持股，从而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同一个企业内部共同发展。
其次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价值的概念来说明资源配置:一是以等价交换来解决交换问题；二是以价值规律的作用来来解决生产问题，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价值的这两大功能就是市场功能。我国在1992年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明显的效应是增强了经济活力，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并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与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不同，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不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起作用，而是自主地起决定性作用。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指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共同调节资源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这一重大进展，必然推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三方面改革:一是进一步放权。凡是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二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关键是解决好等价交换。因此需要完善市场秩序和规范，建设有效市场。三是改革政府治理经济的机制。政府配置公共资源要遵循公平原则，但政府作用不但不能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相冲突，还要相配合。即使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也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再次是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效率不仅源于资源配置，还源于收入分配的激励。我国改革初期打破收入分配大锅饭的主要措施是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从而激励了劳动效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确认后，所要建立的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要刺激劳动效率，还要刺激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种要素创造财富的投入和活力。相应的分配体制是，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非劳动要素按贡献取得报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报酬由要素市场决定。这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不仅要依据各种要素在创造财富中的贡献，还要反映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并对要素的供求起到调节作用。进一步体现市场对各种要素的配置，一方面在宏观上是要使相对稀缺的要素得到最节约的使用并能增加供给，相对充裕的要素得到最充分的使用；另一方面在微观上要对投入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价值做出市场评价，并成为企业中确定要素报酬的依据。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不只是要激励效率，还要求克服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过去30多年的改革，提供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分配机制，由此产生的发展效应是明显的；其负面效应是贫富差距扩大，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开始阻碍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这表明我国到了需要通过先富帮后富、让大多数人富起来的阶段。在坚持市场决定作用的基础上促进公平正义，关键是在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条件下提高劳动者收入。为此，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不能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而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尤其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结构中的比重，使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增长。国民收入再分配更要讲公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针对财产占有的不公平，需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并获得财产性收入。
三、学好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实现科学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认识和掌握所研究的社会的经济规律。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经济运动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③
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客观的必然联系即经济规律。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是简单描述经济现象，更要透过经济现象揭示其经济本质和内在的必然性。同其他自然规律一样，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有的直接表述为规律，如价值规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可持续发展规律，有的没有使用规律的名称，但是由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反映经济过程客观必然性的原理也是规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界定、科学发展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等等。经济规律为人们提供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依据和方法。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前提是认识客观的经济规律。人们能够认识经济规律，但不能按主观意志任意地改变规律。
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什么时候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就发展；什么时候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脱离实际的长官意志、主观意志起作用，经济不但不能发展，反而会遭受严重的损失，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大炼钢铁，刮共产风，吃大锅饭，结果是受到紧接着的60年代的三年经济困难的惩罚；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导致了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近几年来所出现的盲目追求GDP增长，为生产而生产，导致了增长的不可持续。这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做出的各种经济决策必须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顺应经济规律发展的方向。
一般说来，经济规律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基础上产生和发生作用的。这里讲的经济条件包括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市场供求条件，等等。当某种经济条件改变时，与之相关的经济规律也就随之会消失或产生。当前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在经济形态上必然会产生一系列与以往阶段不同的特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是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经济状态成为常态一定是合乎规律的状态。只有带有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征的内在必然性的状态才能称为新常态。
新阶段在宏观经济上表现出来的新常态突出表现在告别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平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进入7%~8%的中高速增长。面对这种新常态，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仅要从经济规律上说明这种状态成为常态的客观性，还要根据新阶段的经济规律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的战略和路径。
对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解释:首先是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常态。我国人均GDP水平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不只是GDP基数达到这么大规模后不可能长久保持原来水平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由数量转向质量，发展的目标更为广泛，不只是单一的经济增长目标。其次是增长动力常态改变。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是供给推动:资源供给较为宽松，劳动力供给也充分，可以投资来拉动要素供给。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人口红利正在消退，资源环境供给日益趋紧。经济的高速增长遇到了自然界限。而在此时，新的发展的动力尚未充分作用，速度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学中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指的是一国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即达到潜在增长率的速度。新常态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求长期的持续增长，而且这种增长还必须是可持续的。根据潜在增长率的要素，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常态涉及几个重要的支撑要素，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战略常态、宏观调控常态和发展动力常态。这三个方面形成常态就可以支撑中高速增长的常态。
首先是发展战略常态。实现中高速增长主要涉及经济结构、技术基础和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因此发展战略的常态就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现有的经济结构还是低收入发展阶段的结构，其表现是高产值、低附加值和高消耗、高污染。现在，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由经济总量转向经济结构，由中等收入阶段转向高收入阶段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动，最为突出的是淘汰过剩产能、污染产能、落后产能，同时腾笼换鸟，使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要有更快的增长。二是转向创新驱动。低收入阶段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物质资源投入和模仿创新。现在物质资源供给不可持续问题凸显，跟在发达国家后面模仿创新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转向创新驱动突出自主创新，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在科技和产业上占领世界制高点。依靠创新采用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实现长期的中高速增长的根本保证。发展战略调整可能带来阵痛，但是凤凰涅槃可以带来腾笼换鸟的效果，支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新常态。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很大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宏观调控政策推动，宏观调控手段实际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在实际上取决于货币投放和财政政策，企业投资行为跟着货币政策走，经济发展的快与慢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倾向。扩张性宏观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产生大量过剩的产能和资产泡沫；紧缩性政策促进经济迅速萎缩，必然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这种状态也就是“政策经济”的常态。现在确认了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不再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起基础性作用，而是自主地起作用。其直接要求是明确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也就是在通货膨胀的下限或失业率的上限之间的合理区间内，国家不再随意随时出手宏观调控。超出宏观经济合理区间，国家才会实施紧缩或刺激的宏观调控政策。这种宏观调控成为新常态，意味着告别长期实施的相机抉择和随时出手调控市场的宏观调控常态，使市场在更多空间内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增长由政府推动向市场推动的转变，也就真正实现了我国由“政策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的行为唯一地接受市场调节，就可以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再次是发展动力新常态。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经济发展靠供给推动。当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发展的动力必然要转换。一是是由供给推动转向需求拉动；二是拉动增长的需求由注重外需转向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扩大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两者要协调拉动经济发展。针对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受到限制、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太低的状况，需要突出消费拉动。注重民生改善是拉动消费需求的着力点。人民群众在民生改善中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会支持改革，支持发展，积极参与改革和发展。随着消费需求尤其是私人消费得到培育，消费力得到提升，这种新常态会逐步凸显。突出消费拉动并不排斥投资拉动。在过去的常态中，投资拉动是拉动供给要素，属于供给推动增长。在现在的常态中，改善民生仍然需要投资拉动，其中包括:以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和岗位，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来增加居民收入，以投资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和区域均等化，以投资来改善生态环境。显然，由着力于民生改善的投资拉动是最有效的。
政治经济学对新常态的研究不应该只是对这种新常态进行描述和解释，更不是粉饰新的经济状态；而更应该是厘清新常态下合乎规律的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发展的新突破。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还会产生许多新的现象，有的也会成为新常态。政治经济学需要不断地在经济规律性上对不断出现的新常态做出说明，从而不断地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客观的理论依据。
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学科，同时又具有应用性特点。政治经济学以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可以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理论贡献。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