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新视角
根据十九大报告所阐述的新时代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研究全球价值链要有新视角：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产业达到现代化水准的重要目标。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两步走方案就有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创新型国家建设规划中都有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目标。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时，要求若干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基本实现现代化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时，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再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培育新产能。这个新产能的重要方面就是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产业。
全球价值链是创新的对外投资方式，借助全球价值链可以实现十九大报告要求：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也就是习近平在厦门金砖国家会议上就合力打造新的全球价值链时指出的：发挥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互补优势，培育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大市场，形成联动发展格局。显然，全球价值链是我国在一带一路上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如何与相关国家互利共赢，如何提升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重要突破口是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寻求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合作。
十九大报告要求“一带一路”建设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这个要求可以通过一带一路上全球价值链的重建来体现。目前，一带一路上的沿线国家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配置和重组有不同的需求和承接能力。全球价值链在一带一路国家布局，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可以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与中国企业互利共赢。
全球价值链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载体。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在国家层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其路径和平台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投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二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企业层面，就是参与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我国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也就居于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企业层面的经济治理为国家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经济基础。
二、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基于全球价值链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需要进一步明确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提升的重要性。当代国际竞争突出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竞争。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之间的竞争，竞争内容是争夺资源和市场。有多少条我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可以反映我国获取国际资源和市场的能力。二是全球价值链内部的竞争，表现为争夺其中的主导地位和高附加值环节的竞争。我国相当数量的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处于被主导和低附加值地位。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明确了现代化的目标，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改变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从属地位，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价值链指的是在附加值坐标上，各个环节的附加值呈现U 形状。处于U 形曲线下端的加工装配环节附加值最低，处于U 形曲线两端的研发设计环节和营销服务环节附加值最高。加工装配环节前端的精密加工环节以及加工装配后端的物流环节的附加价值都明显高于加工装配环节。
我国过去基本上是基于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包括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以代工贴牌等方式进入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这么多年来也确实获得了全球价值链的红利。通过全球价值链进入，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与我国劳动力、土地、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同时也引进了一批先进产业。但其缺陷也逐步显示出来：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环节不在我国的居多，中国创造部分少，品牌也是用外国的多。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现阶段后出现了新问题：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不再具有竞争优势。模仿和引进不能与发达国家缩短距离，也就无力实现现代化；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劳动投入，附加值低，高产值、低附加值导致勤劳不富裕。尤其是这么多年来劳动成本、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一部分主要使用资源和劳动力的外资撤出珠三角、长三角就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
不仅是上述问题，新时代现代化任务的提出本身就要求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新时代现代化要求产业现代化，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源。作为动力源的产业就是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的产业。中国达到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中国企业不能固守过去那样以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格局，而是要谋求一些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以及更高附加价值和竞争优势。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后，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条件已经具备。在传统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失去的同时，新的超越资源禀赋的竞争优势正在显示出来：（1）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具有的巨大的市场需求规模，以及仍然处于世界前列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任何一个全球价值链都要追求的；（2）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产业服务和配套环境明显改善，这是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必要条件；（3）改革开放所形成开放型制度和政策优势，促使全球价值链中外资的中高端环节进入替代撤出的低端环节；（4）在劳动成本上升同时人力资本增加，这是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主观条件，进入全球价值链中可能需要更高人力资本的环节。基于新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同欧美经济长期低迷形成明显的对照，有条件改变全球价值链及其分工的现状。
三、新时代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路径
首先是低端环节依靠创新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加工组装之类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环节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要进行创新。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附加值曲线底部的加工组装环节向两端延伸。左边向研发和设计环节延伸，包括科技含量更高的零部件、元器件的加工制造，如汽车、飞机的发动机，半导体的芯片，手机的智能系统等；右边向销售环节延伸，包括物流、服务等环节。
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创新驱动，可以是处于低端环节的企业通过学习进行再创新进入中高端环节。但不排斥并不处于价值链中的研发机构瞄准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进行科技攻关，例如攻关汽车发动机、智能系统，掌握中高端环节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实现对原有中高端环节的替代。替代全球价值链现有中高端环节的必要条件是：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技术上符合该价值链标准，甚至比它更高，成本更低。
其次是建立以我国拥有的高端技术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是能够在世界范围布局并主导多条全球价值链。高端技术有较高的潜在价值，但高端技术只有在全球价值链中才能获得实在的高附加值。
我国已经拥有了一批在世界上处于前沿的高科技及其产品，如高铁、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等，也包括服装等传统产业，甚至也有一批独角兽企业。中国新时代的现代化就包含推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建立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竞争。依托高端技术建立的全球价值链走出去能够获取更大的全球化利益：避开相关国家的保护主义，并且开发全球生产要素和市场的潜在价值，极大地释放全球生产力。
依托高端技术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布局，需要的是与高端技术水准相匹配的零部件配套。导向是竞争优势而不能是比较成本，更为关注供应环节的科技水平，否则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没有国际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也能转向中高端。在加工组装这类低端环节上，从总体上需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但不可能将现有的低端环节一扫而光。可以在继续保留的低端环节上寻求转型升级之路。机器换人，依靠智能技术，降低劳动成本，增加附加值，这样，加工组装环节不再低端。
从拉长价值链视角，加工组装企业可以利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掌握的技术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价值链，从而成为新的价值链的“链主”。其路径：一是在全球价值链上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自己的品牌，在国内外寻求零部件配套，进行系统集成，建立自己的营销和物流中心，由此进入新的价值链的中高端。就像长春一汽在奥迪车的组装环节上创红旗品牌，并建立起价值链。二是，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自身成为总部和物流、营销中心，从而成为延长的价值链中的中高端，成为价值链的“链主”。就像阳光服装将服装加工环节转移到埃塞俄比亚，并在当地买了土地种棉花。
加工制造环节向劳动和资源环境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作用是二重的。一方面在土地等资源供给达到极限的条件下，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起到腾笼换鸟的作用，为产业转型升级腾出空间。企业可以腾出精力致力于核心竞争优势环节的经营和新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带动全球价值链进入一带一路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明显的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现在步入增长阶段，融入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具有强烈的承接我国生产能力转移的需求生产能力。例如无锡在柬埔寨建工业园效果非常明显。
这样，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就有两条，一条是以高端技术为主导的，一条是转移加工组装环节的价值链。前者布局以科技优势为导向，后者布局以禀赋比较优势为导向，两者将体现我国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总而言之，中国的产业依靠创新驱动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到新时代的需要。产业水准达到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水平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更多的是价值链走出去。这是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这个发展机会不只是给中国的产业，也是给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和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