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给和需求及其关系的理论假设
近期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研讨中，人们自然想起西方的供给经济学。其实，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渊源应该追溯到马克思的理论，并以此作为理论指导。
供给侧改革针对的是供给问题，但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运行中的供给和需求相互依存，相互依赖。马克思认为，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供求一致的现象，在科学上等于零。但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①这种抽象分析方法，是要寻求供求一致时的内在的必然性。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么？马克思的界定是：“某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既不高，也不低。”②这就是说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趋于一致。供求平衡是价值规律调节供求关系的结果。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可以还原为社会劳动量。一方面，某种商品的供给总量，即在一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该生产部门制造一定量的物品所需要的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另一方面，社会对该种商品的需求总量，即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用它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商品按市场价值出售，就要求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同要满足的社会需求的规模相适应。而在现实中这两个方面，即耗费在一种社会物品上的社会劳动总量和社会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求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而只有偶然联系，于是就出现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的社会需求，这种状况就是现在所讲的要“去”的过剩产能和库存。它表明，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路径或者是降价出售，或者是浪费掉多余的商品。
马克思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个含义来说明供求平衡条件下的价值实现：“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价值规律本身进一步展开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只有如许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由于使用价值才产生的。社会在既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如许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③。
含义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比较和竞争中形成的。起作用的是各个部门提供的使用价值是否符合社会需求，不仅包括使用价值的品种和质量，还包括使用价值的总量。意义是各个生产者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包括质和量）。现在讨论的供给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供给品的使用价值是否符合社会需求的问题。
供求不平衡或者表现为供给出不清，或者表现为需求出不清。供求平衡就是市场出清。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市场出清靠的是市场竞争机制。概括起来，在市场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竞争：卖者之间，买者之间，买卖双方。在需求超过供给的场合，主要是需求方之间的竞争：“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另一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来出售。”④在供给超过需求的场合，主要是供给方之间的竞争。卖者之间互相施加足够大的压力（竞争），“以便把社会需求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是社会能够按市场价值支付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场上来。”⑤而且供给方之间的竞争会产生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功能：“只要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⑥。
中国已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实际上就是根据马克思的上述理论，建立价值规律的调节机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就意味着推进需求侧的改革。其内容包括：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突出市场需求导向，取消指令性计划等，并且在供给总量进入买方市场背景下宏观经济转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驾马车拉动增长，宏观调控也转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调控。应该说，已有的需求侧突出市场机制和宏观需求管理的改革，在适应市场需求、提高供给能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只是靠需求侧的市场导向和需求拉动并不能完全解决供给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对出清市场的调节是事后的调节，市场调节下的供求平衡，“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⑦市场上出现总量供大于求时，常常要通过经济危机方式来强制地实现平衡，这种市场平衡的方式显然是破坏生产力的方式。这意味着为防止供给侧的市场出不清，还是需要供给侧自身的理性调节。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在供给侧无论是增加供给能力还是调整供给结构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路径。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力要素就是现在讲的供给侧要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⑧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劳动者素质、科技、社会分工、规模经济、自然条件⑨。基于此，增强供给能力，也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来源，生产力发展“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⑩。
以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对当前研究供给侧问题有重要指导意义：①解决供给侧的问题不能脱离需求侧；②市场机制是供给和需求平衡的重要调节机制；③只是靠需求侧的市场调节，只是靠需求管理不能完全解决供给侧的问题；④供给侧的要素就是生产力的要素。
当然，马克思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现实地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供给侧问题的路径。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并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产生的经济增长问题表明，只是在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就如近期为了推动实体经济止跌回升，国家通过降息和降准等途径扩大货币投放来刺激需求，但效果并不明显。这意味着，稳定经济增长，还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的作用，而且供给侧的问题根子在体制。对此问题的理论说明，同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课题。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习近平总书记从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提出供给侧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二、供给侧改革要求解决结构性问题
经济调节，无论是市场调节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都是协调供求平衡。由供给和需求相互关系可知，经济发展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经济体制变化和宏观经济发展形势作出选择。
为什么现在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提需求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进行了多年的需求侧改革后提出来的。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调节偏向供给侧，主要手段是下达指令性计划，为生产而生产，结果是供不应求，产生短缺经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一定程度上说是需求侧改革。在多年的需求侧改革并取得明显成效基础上，需求侧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新体制下改进和完善需求侧管理问题，包括完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机制，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的机制等。
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相关。虽然经济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一是当前经济下行问题不完全属于周期性问题，而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如果是周期性问题，可以等待经济复苏，但现在的问题是存在数量不小的过剩和无效产能，形不成有效供给，会拖累经济复苏。而且，高杠杆和高成本，不仅使众多企业成为僵尸，没有活力，还使许多地方政府存在过重的地方债务。在这种状况下，何来推动复苏的动力。因此，供给侧问题不解决，经济难以止跌回升。二是中国试图通过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但仅仅依靠需求侧三驾马车拉不动经济增长。表现在：一方面，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像预期的那么高。被激发出来的消费需求没有形成对本国产品的现实需求，而是转向国外，没有起到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典型的案例是，一边是消费者热衷于购买外国奶粉，另一边是国产牛奶因过剩倒入河中。另一方面，过剩、落后和污染等低端无效产能不去除，拉动起来的投资需求还可能进一步加大这类低端和无效产能。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在不景气的国际市场上扩大出口需求也非常困难，面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和工业4.0，中国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竞争力明显下降。基于这种判断，虽然实体经济回升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但更要靠供给侧发力。尤其是要通过改革来充分释放供给侧的动力和活力。
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等供给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供给侧问题既有发展方式方面的原因，又有供给侧的体制问题。因此解决供给侧的问题，既要转变发展方式，又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这里要指出的是，有人把制度列为供给侧要素，是不准确的。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有制度问题。
供给侧的改革之所以称为结构性改革，原因是供给侧问题突出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并存⑪。无效产能包括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污染产能。这种结构性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属于长期问题。这种结构性矛盾可以归结为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供给不能适应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消费需求的新变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转型，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而生产和服务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势必产生现在的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并存所导致的库存和过剩问题。由此就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的任务：针对无效产能要去产能、去库存；针对有效供给不足要补短板、降成本。这些都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容，更需要体制、机制上的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要明确区分涉及长期发展的改革目标和当前所要推进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任务。这些任务要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而不能只是把这些任务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如果把这五个方面看做是长期任务，就是要在体制上不再持续产生所要“去”的产能、库存和杠杆，持续地补齐短板和降成本。
如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单纯静态观点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会产生巨大的成本，而且难以有效实现目标。可行并且有效的路径是用发展的办法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原因是过剩的产能和库存并不都是无用的，其中相当多的过剩产能、高库存和高杠杆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不发展带来的。发展就可能消化和吸收过剩的产能和库存，并且去掉部分因速度持续下行所产生的杠杆（金融债务）。而且“补短板”更多的是补有效供给不足的短板，也就是补发展的短板。从改革的角度分析，无效产能、库存、杠杆和成本的产生，都同供给侧存在的制度问题相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建立起有效防止和克服继续产生无效和低端产能、缺乏市场需求的库存、高杠杆带来的高债务以及成本持续走高的制度结构。
概括起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有三个：一是解决有效供给，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释放企业活力。这意味着供给侧改革还是要推动发展。
三、在改革中寻求供给侧的经济发展动力———兼谈“降成本”
对中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解释是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供给推动力消退，因此需求的拉动力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力得到了高度重视，但不能就此以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只是在需求侧，从而轻视供给侧的动力。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不仅有需求要素，也有供给要素。在需求侧没有充分的力量阻止经济下行时，不能忽视在供给侧寻求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影响实际增长率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供给要素，除了物质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外，还有技术、结构、效率等方面的要素。现阶段消退的供给侧的推动力只是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而在供给侧还有其他动力可以开发，如：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都是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相比需求的拉动力，供给侧的推动力更为长期。
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可以归结为各个要素的生产率。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后来索洛又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指的是各种要素**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其中的差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又称广义技术进步。涉及投入要素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技术进步、规模效益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制度创新，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提高效率和降成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节省要素投入，实际上就是“降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要降的成本不只是指生产过程中要降的成本，因为这方面的降成本在各类企业中都已经得到重视，而是特别要降低以下两种资源错配的成本。①低效的要素配置结构所产生的要素配置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原因。现阶段的要素配置主要是靠投资，投资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上的比例，就形成要素配置结构。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一是投资较多地投在地产上，而不是投在与新产业相关的物质资本和技术要素上，造成产业供给能力不足；二是投资偏重物质资本，忽视人力资本，造成创新能力不足。这种要素配置结构就是资源错配的结构，无疑是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的重要原因。由此也产生高的要素配置成本。②过高的制度成本。这是没有真正转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所造成的过高的资源配置成本。现阶段所要“去”的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污染产能，其形成原因除了发展方式问题外，就是体制上难以遏制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行政垄断，以及地方保护问题。因此，改革的方向，在供给侧就是通过严格的标准（包括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和质量标准）和有效的政府改革去消除低端和无效产能；在需求侧则是真正转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上，打破垄断和地方保护，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并且采用排污权交易之类的市场方式来控制污染产能。
供给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增强科技创新的驱动力。以科技来替代物质要素的投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为有效的途径，最明显的是依靠创新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国目前的生产环节大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也就是处于附加值低的资源消耗和劳动密集的低端环节，资源和劳动成本普遍提高，因此出现高产值低效益的状况。改变这种状况的路径就是，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转移出低端环节进入中高端环节，提高附加值，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②以人力资本积累替代物质资本积累。在要素和投资驱动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靠的是物质资本的引领和驱动。而在创新驱动阶段，不仅是物质资本积累能力受限，更为突出的是，物质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推动力正在消退。人力资本积累包括企业家的成长和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在这里表面上可能提高了人力成本，但其替代了成本更大的物质资本，并且引领要素配置和组织，可以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明显抵消人力成本的提高。
从体制上分析，转向创新驱动和人力资本替代，都需要改革推动。如果说创新是发展的新引擎，改革则是新引擎的点火器。供给侧改革发动起创新驱动的动力，就能激发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四、在改革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兼谈“补短板、去产能和去库存”
有效供给不足实际上是结构性短缺，一方面，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不仅涉及供给的产品结构，还涉及供给品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低端和无效产能占用资源，造成库存和积压。归根到底还是现行供给体系停留在低收入阶段，表现为：处于低收入阶段的供给品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档次低；低收入阶段形成的存量结构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低收入阶段的供给水平不能满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者对供给品的质量、安全和卫生的需求，不能提供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和服务。中国消费者蜂拥出国购买的马桶盖、电饭煲、感冒药等，在技术上并不多么高超，中国也能制造但消费者不买账就说明这点。
因此，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提升供给的能力，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并且赢得消费者。根据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要求，供给侧改革需要推动结构调整和优化。一方面加大力度调整存量结构，通过去库存和去产能，腾出被无效和过剩产能占用的资源；另一方面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从补市场供给“短板”考虑，特别要重视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体制上解决企业供给的市场导向问题，这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进一步完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具体涉及“补短板”和“去产能、去库存”两个方面的改革。
（1）补短板。“补短板”就是补市场供给的短板。相应的改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档次和质量。创新不仅要高端，更要实，实就实在产品创新。这不仅需要构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更要形成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有效衔接的机制。以此来补因技术水平原因造成的市场供给短板。对企业来说还要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其市场策略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消费者，更要理性地创造消费者，引导消费者。二是建立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和文化，相当部分国产品能生产但质量欠缺，根子在管理体系不精细和“马马虎虎”的企业文化。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加强质量管理和重塑精细文化，培育“工匠精神”。与此同时，在人才供给结构上，不能只是瞄准高精尖科技人才，要重视高级技工和应用性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供给。三是规范市场秩序。一方面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乱市”用重典，在制度上克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另一方面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打造诚信品牌。这些方面的体制形成了，就可以引导在价格竞争方式之外，更多地采取依托技术革新和产品质量的竞争方式，生产更新、更好的产品并提供更新、更好的服务。
（2）去产能和去库存。其路径选择也有效率要求，涉及以下认识问题。“去产能和去库存”也就是在供给侧的市场出清。但是，市场出清既涉及供给，也涉及需求，两者相互依存。这意味着不可能离开市场需求孤立地在供给侧出清市场。从长远来说，要通过改革以新的体制和发展方式保证不再产生新的无效产能和库存，关键还是要解决供给以市场为导向，不能进入“供给创造需求”的怪圈。而近期消化现有的无效产能和库存也是这样，最终还是要需求侧来消化，除非供给侧自己消灭自己。这就是说供给侧的市场出不清问题，既要供给侧本身的调整，也要需求侧扩大需求。
对“去产能”，不能只是理解为去过剩产能。现阶段的无效和低端产能还包括落后产能和污染产能。对这部分产能可以在供给侧依靠严格的技术、质量和环保标准下决心淘汰，而且更多地靠政府和法律的行为。这是在供给侧的出清。而对过剩产能就不能简单化处理。在需求侧，需要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由市场来淘汰过剩生产能力，从而形成相关企业去库存的外在压力。但市场淘汰的成本往往太大。在供给侧，可以采取化解的方式。寻求新的用处和去处去化解过剩产能，包括对过剩产能的再开发，以适应新的需求。路径包括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打开扩大国际贸易的新通道等。
“去库存”，更多需要需求侧的作为。一方面是在发展中创造需求，如城市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环境治理工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允许农民进城买房等。另一方面，靠需求侧的需求去消化库存，要么是降价，要么是扩大需求。这就提出能否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去库存的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可以说是一面镜子，去房地产库存的加杠杆不能加到产生次贷危机。但也不能绝对否认有限度的信贷杠杆对去库存的作用。从发展的角度为扩大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而加一部分杠杆可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关键是精准并且有限度。供给侧则要根据需求对库存进行调整，使之适销对路。
五、在改革中释放企业活力———兼谈“去杠杆和降成本”
尽管中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不是源于美国里根时代的供给经济学，但既然是谈供给侧就有供给侧经济学的特定理论问题。一般说来，需求侧经济学关注的是选择问题：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市场选择资源流向，进入哪个地区、哪个行业、哪个企业，由充分竞争的市场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对企业产生外部压力。供给侧的经济学则关注激励企业问题，其中包括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从而激发企业活力。在信息经济学中也要求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建立激励性体制，克服影响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道德风险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从机制上克服劣币驱逐良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也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
处置“僵尸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话题，但不能简单地把关停“僵尸企业”作为改革目标。僵尸企业是个模糊概念，与其说关停“僵尸企业”不如说关停污染企业。根据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目标都是激发企业活力，实质是给实体经济企业减负，以调动其增加有效供给的积极性。现在实体经济企业背负着“三座大山”：高税、高息和高负担。再加上连续47个月工业品价格指数（PPI）的负增长，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同时还有许多企业因为担保而产生金融杠杆，被投入“僵尸企业”行列。因此，从发展的角度“去杠杆”和“降成本”，着力点是要使企业这个经济细胞活起来。
“去杠杆”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而提出的。企业过高的金融债务不仅造成过高的利息负担，还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有些地方企业之间的贷款联保还拖累了一批本身并无严重问题的企业。就是说，现在许多地方的企业已经形成了债务链条，应该更多地通过发展帮助企业“去杠杆”。为了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去金融债务的杠杆要精准，寻求在债务链条中的突破口。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的重要区别是，后者基本上是“大水漫灌”，前者则是“精准滴灌”。政府和银行要从中寻求为负债企业解套的有效方式，通过有限度的精准加必要的杠杆来去企业杠杆，不失为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可以相信，实体经济止跌回升，许多企业会自然而然地去掉杠杆。
从改革的角度“去杠杆”，指的是改革投融资体制，使企业融资结构更多地由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方式，相应的重点是发展多层次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从而在投融资体制结构上建立企业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机制。从当前的“去杠杆”任务来说，也可以尝试对某些有发展空间的高负债企业采取“债转股”的方式。
从改革的角度“降成本”，目标是为企业减负，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并且激活“僵尸企业”。路径是为实体经济企业大力度减税、降息、减费（如“五险一金”问题），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在为企业降成本方面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尤其要突出企业利益。一方面，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企业让利，前一时期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是取消下放审批，现在则要取消和减少各种收费。
供给侧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业”和“保职工”之争。以上意义的“去杠杆”和“降成本”必然会使僵尸企业范围缩小。“僵尸企业”不是指所有困难企业，而只是指采取各种激励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业。处置“僵尸企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需求侧的市场淘汰，但是考虑到社会成本，不能简单采取破产倒闭的办法，着力点还是救活“僵尸企业”。“保企业”还是“保职工”之争实际上是伪命题，“保职工”固然比“保企业”成本小，但国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保这些失业的职工呢？没有企业何来就业？因此，处置“僵尸企业”应该在供给侧更多采取办法。如并购重组，依靠优势企业带动这些企业走出困境；再如引导企业转产，浴火重生；再如对僵尸的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制，这些都能降低处置“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要强调几个观点：①拉动增长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但不能忽视需求侧的作用。②改革是要解决长期问题，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等作为改革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就是要在体制、机制上防止和克服产生新的无效低端产能和库存，建立增加有效供给的体制机制；通过去杠杆、降成本等途径激发企业活力。③供给侧和需求侧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解决供给侧问题离不开需求侧，适当采取扩大需求、加有限有效杠杆的方式，四两拨千斤，才能够有效解决供给侧的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问题。
注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21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210页。
③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717 页。
④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215-216 页。
⑤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201 页。
⑥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216 页。
⑦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412 页。
⑧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53 页。
⑨ 顺便指出：有的学者为了同需求侧三大需求相对应提出供给侧的三要素（技术、结构和制度），是不完整的。
⑩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96 页。
⑪ 卫兴华. 澄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个认识误区[N]. 人民日报， 2016-04-20.
作者简介:洪银兴（1950—），男，江苏常州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电子邮箱：yinxing@n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