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问题是不可或缺的。过去我们谈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都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尽管也谈到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因此，一般认为发展的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这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误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是由别的经济学来指导。其必要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发展有其特殊的国情，如人口众多、城乡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对此，任何外国的发展理论都难以正确指导和说明；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问题不只是生产力问题，还涉及生产关系的调整，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因此，指导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既需要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优势推动经济发展，又要根据生产力发展规律来推动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推动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贡献，从大的方面可以概括为：一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以及相关的全面小康社会理论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四化同步”理论；二是关于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三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四是科学发展观以及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理论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实践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理论又有一系列的重大创新，其中包括：一是经济新常态理论；二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理论；三是五大新发展理念；四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以及生态文明理论；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现在，随着中国告别低收入发展阶段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转向新常态，根据新发展理念，发展理论出现一系列的创新。创新就是创造性毁灭。同样，新阶段创新的发展理论，或者是否定流行的发展经济学原理，或者是否定过去在低收入阶段曾经有效指导发展的理论，甚至也要摒弃一部分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推行的在当时行之有效的发展政策。其根本性原因是发展阶段改变后有新的发展任务、新的阶段性特征、新的发展规律。
一、任务由指导经济起飞转向指导现代化
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基本上是摆脱贫困的经济学，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起飞的经济学。由指导经济起飞的理论推出的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GDP增长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支持高速增长的高积累高投资率；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实施出口导向的外向战略；等等。指导经济起飞的理论可以说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可以肯定，这些以摆脱贫困为任务的发展理论对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起到过积极的指导作用。
现在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世界第二制造业大国。人均GDP在2011年就达5414美元，2016年达到88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其阶段性特征有两个表现：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农业比重降到10.1%，工业比重达46.8%，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城市化率超过50%，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启了向高收入迈进的新阶段。另一方面，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中等收入陷阱”。其主要表现是：难以摆脱以往低收入阶段时的发展模式，在工资方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无法与富裕国家竞争。尤其是在低收入阶段，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而实施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积累的矛盾在这个阶段集中爆发，由此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严重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
实际上，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可以说是实现了经济起飞，相应地，经济发展理论就要由指导经济起飞转向指导现代化。其任务是揭示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并且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理论指导。按此要求构建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调整发展目标，不仅经济发展目标要更为全面，社会发展目标也要成为发展目标；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把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时所采取的那种发展方式延续到中等收入国家阶段，新的发展方式不仅要求有能力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还要求在节能减排等方面实现绿色发展；三是富裕人民，经济发展理论需要由摆脱贫困的发展经济学转向富裕人民的经济学。中等收入阶段富裕人民就不仅指提高人民收入，还涉及以下方面：一是居民家庭财产明显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随之增加；二是居民享有更多的公共财富，特别是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缩小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发展目标理论不仅反映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的特征，更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要求。
二、发展的引擎由外需转为内需
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发展开放型经济，出口导向和大力度引进外资曾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明显的引擎作用。现在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外需的引擎作用明显减弱。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存在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直接打击的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直到现在世界经济仍然低迷，这对主要以欧美日为市场的开放型经济无疑是极大的打击。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地位提升。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中国正在由外围变为中心。中国的市场总体规模进入世界市场的前列，表现在富裕起来的接近14亿人口的市场需求，GDP的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在世界一定范围内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居世界首位。中国市场的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意味着中国市场已经和正在成为重要的世界市场，进入中国市场也就是进入世界市场。
在外需引擎作用减弱的同时，国内发展的引擎作用明显增强。一方面，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拉不动国内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是，中国的许多出口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土地和劳动成本的增加，不仅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对制造业外资进入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另一方面，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会形成巨大的内需。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实际上只是在沿海地区推进的，外需导向的经济只是拉动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处于外向型经济的边缘，不仅得不到外需的拉动，而且由于东部沿海地区面向海外，中西部地区经济得不到东部地区的带动，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现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不仅已融入全球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有了强劲的发展能力，中西部地区强烈的发展需求以及针对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所进行的协调都会提供巨大的内需和发展机会。相比外需型经济，由于市场距离和信息获取等原因，内需型经济的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更低。
在外向型经济难以继续成为中国现阶段发展引擎时，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正在成为新的引擎。这就是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末所指出的：“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挑战。”应对这个挑战的对策，就是“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斯蒂格利茨，2000）。
基于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内需型经济替代外需型经济成为增长的发动机。作为引擎的内需型经济核心在内需的扩大，即发展所拉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就目前来说，致力于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由实现小康到富裕人民存在较大的增加人民收入的空间，由此可以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二是虽然城市化率已经过半，但中国的城市化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仅会拉动投资需求还会拉动消费需求，产生较大规模内需；三是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空间更大，特别是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的新兴产业，不仅能增强供给能力，本身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四是解决国内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会形成多种层次的内需。所有这些扩大的内需所产生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对发展的引擎动力决不会比外需型经济小。当然，增长的引擎由外转向内，决不意味着回到封闭经济，不排除继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而是要转向更高层次更高效益的开放型经济。如果说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是以出口即国际市场为导向来安排国内的产业发展，那么所要转向的内需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则是以扩大国内需求及其结构为导向安排开放战略。
三、内需的主拉动力由投资转向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不是平均出力，在不同发展阶段主拉动力也不同。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低收入阶段，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就是建立在高投资基础上。其理论依据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托达罗和史密斯，2014），该模型以GDP的增长为目标，以高积累低消费为手段，为生产而生产。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支持高投资的高储蓄不可持续。而且，不顾消费的投资拉动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益，宏观经济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就与此相关。显然，投资拉动型经济在中国已走到尽头。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变在低收入阶段实行的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所谓协调拉动，是要求三驾马车各尽其能。其中，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拉动潜力最大，2016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6%。实践证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越高。
突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质上是以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为导向，体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调整，即由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转向追求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政治经济学理论所一直强调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正是在这种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中得以实现的。
相比投资需求，中国现阶段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更大。就中国的消费需求规模来说，正在富裕起来的13亿多的人口无疑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在消费需求结构方面潜力更大。人口年龄结构方面，老龄化社会减少储蓄但可能增加消费，儿童比重增大也减少储蓄但可能增加消费；人口收入结构方面，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部分人口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对产业升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更为旺盛；相比发达国家市场，新兴市场的消费需求更为强烈，例如，家庭轿车的需求、住房的需求、信息服务的需求，在中国是从无到有的需求，其消费需求具有爆发性特点。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是拉动消费，首要的是培育消费力。影响消费力的因素涉及收入、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根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力的基本途径：一是增加居民收入；二是稳定高就业率；三是社会保障全覆盖；四是在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中提高消费的比例，改变高积累低消费状况；五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使中等收入者达到大多数。
现阶段消费业态的创新对消费的拉动效果非常显著。例如，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文化体育消费、养老健康家政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迅速增长。尤其是借助“互联网+平台”，网络消费和共享经济正在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消费领域。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不仅体现消费模式的优化，还会带动生产模式的优化。服务业的发展对消费需求增长具有带动作用，服务和消费不可分，扩大服务消费可以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服务业领域的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不仅可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还能提升消费水平。
当然，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决不是以消费拉动代替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是一个目标，但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投资拉动型经济还有惯性。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处于下行时，经济要能够止跌回升，短期内投资拉动力不能削弱。
四、改革的着力点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通过改革在供给侧和需求侧激发发展的动力，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创造。这两侧发力的程度与体制相关，改革是充分发力的推动力。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供给侧管理。从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需求侧的改革，包括取消指令性计划，转向市场导向。由此激发的需求侧动力包括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微观的动力主要是指市场需求、市场选择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宏观动力是指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转向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也是需求侧调控，紧缩性的、扩张性的或中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会影响总需求。在需求侧改革进行了30多年后，需求侧改革尽管还要继续深化，但主要是完善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现阶段的供给侧问题，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等供给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中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具有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一方面，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居民的消费需求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水平，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消费档次；另一方面，生产和服务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水平，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由此产生的结构性问题不只是结构调整问题，更是需要改革的体制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涉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改革的目标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需要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正向目标是培育发展的新动能，替代所要“去”的产能、库存和杠杆。从这一意义上说，供给侧改革是要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具体说有以下三方面改革目标：
（1）寻求供给侧的经济发展动力。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供给要素中，现阶段供给推动力消退只是指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供给能力的消退。而在供给侧还有其他动力可开发，尤其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很大的空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创新驱动和提高效率，都需要解决好相应的激励体制问题。
（2）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有效供给不足实际上是结构性短缺，现行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不仅涉及供给的产品结构，还涉及供给品的质量。与此同时，低端和无效产能占用资源，造成库存和积压。这些问题的存在归根到底还是供给侧的体制问题。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一是建立企业家成长机制，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推动产业、产品优化升级；二是建立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培育工匠精神，加强质量管理和重塑精细文化；三是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乱市”用重典，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打造诚信品牌。
（3）增强企业活力。企业是微观基础，对企业活力来说，来自需求侧的动力一般是市场选择的压力，来自供给侧的动力则是激励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也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现在供给侧影响实体经济企业活力的主要是高税费、高利息和高负担“三座大山”。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针对所谓的“僵尸企业”，着力点不是把它搞死，而是要激活，促使它们“浴火重生”。从增强企业活力角度推进改革，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尤其要突出企业利益。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政府也要给企业让利。要想取之，必先予之。企业负担减轻了，经济细胞活了，国家收入才能增加。
五、增长原则由效率型增长转向包容型增长
在发展理论中，增长原则涉及对公平和效率的追求，体现在增长成果的分配上。原因是在一定时期两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这就有谁为先的问题。中国在低收入国家水平阶段突出经济增长以效率为先，明确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强调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取得报酬。这种效率型增长原则与当时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一致的，产生了明显的提高效率和充分调动发展要素的正面效应，但其另一面的效应也在逐步显现：以效率为原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配的不平等。
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这种效率型增长及相应的大政策就不能延续了。30多年的效率型增长所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程度已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顶点；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12—2016年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虽然呈总体下降趋势，但仍居高位。一般说来收入有差距能促进效率提高，但收入差距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也可能影响效率。经济增长会受到过大的低收入群体的**，尤其是如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很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效率型增长已到尽头，转向包容型增长则可能兼顾效率提高。
何谓包容型增长？包容型增长的内涵非常广泛，包括可持续发展、共同参与的发展。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包容型增长又有社会主义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在过去30多年中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过大的收入差距。现在则需要通过先富帮后富，让大多数人富起来，从而使人民公平合理地共享增长的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包容型增长需要突出解决低收入者问题。目前低收入者的数量还不少，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上升为中等收入者，产生的消费需求进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是巨大的。应从以下两个途径改革和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革以来，先富起来的群体基本上是依靠资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面对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之间差距明显扩大的现状，初次分配领域不能只是讲效率，也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初次分配领域提高劳动报酬的依据就是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二是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再分配领域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作用一方面是通过减税降费，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克服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巨大差距，使落后地区、农村居民都享受到与发达地区和城市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此外，是以财政为主导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需要指出，包容型增长不只是分配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包容型增长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公平型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公平正义的制度。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是要拉平收入，而是要在收入分配过程中体现公平权利，即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尤其是克服权利不公平造成的分配不公问题。现在扩大的收入差距主要不在劳动报酬的差距，而在参与收入分配后的各种生产要素（非劳动生产要素）占有的差距。由此产生的两极分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需要防止的。从表面上看，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由要素参与分配导致，但深层次分析，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产生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不同个人所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别。因此，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在于缩小不同个人所拥有的参与分配的要素差别。实现既能做大蛋糕，又能推进结果的平等。
首先是起点公平。起点公平也就是增加劳动者的非劳动要素供给，从而使劳动者也能得到非劳动要素的收入。针对资本要素的差距，要求在体制上提供增加居民财产从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包括：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私人投资机会和渠道；鼓励私人创业；保护知识产权及其收入；完善企业股权结构，允许员工持股，鼓励企业家持股和科技入股。农民也可以通过宅基地和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获取土地收入。针对技术要素的差距，需要为居民提供平等的积累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机会。基本途径是推进教育公平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
其次是过程公平，核心是机会公平。一是发展机会的均等，如投资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均等；二是竞争机会的均等，如公平竞争的环境，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公平获取的市场资源和信息，各个生产者可以平等获取市场资源。这些改革到位就能提供公平的机会均等的市场环境。
显然，转向包容型增长，体现中国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也将使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水平上找到新的发展动力。人民群众在共享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支持发展，在公平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可以减少发展的社会摩擦，发展的效率也能得到实现。
六、增长路径由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函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一般都是依靠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驱动发展的要素主要不是缺乏的技术要素，而是相对充裕的土地等物质资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成本较低的剩余劳动力。投资驱动则是建立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础上。中国在低收入发展阶段基本上是采取这种依靠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投入驱动的发展方式。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上述发展方式就行不通了。一是从要素驱动来说，物质资源严重不足，环境要求更为严格，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明显减少；二是从投资驱动来说，建立在高积累低消费基础上的投资驱动难以为继，人民不可能继续长期忍受低消费。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新经济并产生相应的新增长理论，提出了依靠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推动增长的内生增长之说。现代经济增长已经离不开科技和产业创新。从20世纪末开始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特征是新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和进程明显加快，科学的新发现即知识创新直接推动技术进步，尤其是直接推动产业创新，如新材料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等都是建立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因此，科技创新不仅替代了正在枯竭的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还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可以说是转向创新驱动的实质。
创新驱动的核心是科技创新。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需要摒弃过去的跟随创新理论。跟随理论在几乎所有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中都会看到。其依据是，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技术进步上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并跑，只能是跟在其后，通过学习模仿和引进，在发达国家之后发展高科技和新产业。如加工代工型和技术模仿型。新技术、新产业基本上来自国外创新技术对中国的扩散，创新的源头在国外。采用的新技术，是国外已经成熟的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不在中国。总体说，模仿和引进创新至多只能缩短科技和产业的国际差距，不能改变后进地位。
过去由于发展水平等原因中国错过了几次产业革命的机会，而现在中国需要也有能力创新技术进步模式，与其他发达国家进入同一个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起跑线。一是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互动，网络化、信息化使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对各个国家都是均等的。特别是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过后迎来新的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这次的机会中国不能再错过，发达国家能够发展的新科技、开发的新产业，中国同样也可以发展和开发，机会均等。二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自身具备了与发达国家并跑甚至领跑的能力，尤其是在基础研究方面。三是大国经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中国还可以利用“举国”体制，有能力在某些领域进行集中投入实现重点突破。这样，中国的科技进步路径就有条件由过去的跟随发展转向引领发展，甚至在某些重点领域实现跨越，赶上甚至领先国际水平，占领世界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
在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是推动科学和技术创新互动结合。中国现阶段科学研究水平也就是基础研究水平的国际差距比产业水准的国际差距小。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科学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性比技术的流动性强，其流动遇到的障碍小。因此，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有效衔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不仅许多领域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可能得到当今世界最新科学技术的推动，而且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
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的路径，其意义不只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重要的是创新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重要的是依靠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扩散，是创造新的增长要素，而且会驱动一系列的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因此，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比集约型增长方式层次更高，最能反映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征。
七、发展战略由不平衡转向平衡
发展经济学中有平衡战略和不平衡战略之分。不平衡发展战略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动经济增长时面对结构性制约，不具备推动全面增长的要素和条件，因而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投资只能有选择地重点投向若干部门和若干地区，其他部门和地区只能通过利用这些部门和地区增长所带来的外部经济和联系效应而逐步得到发展。现实中这就表现为投资的产业倾斜和地区倾斜。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充分调动优势地区和产业的发展潜力，与市场化相配合，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实施了不平衡发展战略。一是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工业优先于农村和农业发展；二是实施的各种区域发展战略，如沿海区域战略等；三是对某些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所有这些战略和政策的实施都是成功的，充分发挥了各个方面发展的潜力，在较短时间内突破发展瓶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严重问题，短板也显露出来，包括：在产业结构上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在工农业关系上农业现代化滞后；在城乡关系上农村发展落后；在地区结构上中西部地区贫困问题突出；在增长和生态关系上生态破坏严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上社会发展滞后。
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严重的国民经济不平衡问题阻碍经济发展，需要适时转向协调发展。这意味着不但不能再延续在低收入阶段实施的不平衡战略，还要通过实施平衡战略来补齐这些短板。否则很难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难说基本实现现代化了。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可以归结为协调发展理论。两大部类平衡理论就是要求部门之间在全面协调的基础上实现按比例发展。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就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就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平衡发展的道路。
根据协调发展理念实施平衡战略，要求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趋向均衡。当然，平衡发展不完全是抑长补短，除了去过剩产能和去库存外，总体上要求处于短板的部分加快增长。例如，四化同步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短板，平衡战略要求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使其跟上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步伐；三次产业的协调，是要求三次产业的发展中服务业发展更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求补齐贫困地区短板，同时也要厚植发达地区的发展优势；补齐生态文明的短板是要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八、由非农带动“三农”转向直面“三农”发展
传统的克服二元结构的路径就是刘易斯模型所指出的：农业中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现代工业部门扩大资本积累，直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即进入转折点，需要工业部门反过来支持农业部门技术改造。按此模型，农业的现代化是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吸收以后，工业部门支持农业技术改造的条件下实现的。也就是说，农业是被工业化带进现代化的。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落后的农业和农村，以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标志，创造了在“三农”之外带动“三农”发展的道路：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市民化解决农民问题。其效果非常明显，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水平比过去大大提高。但是，“三农”只是靠非农发展来带动，总是赶不上“非农”的发展，农业现代化仍然是现代化的短板。
以工业化来领头的现代化，不可避免会出现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的状况，就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为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补上农业现代化为代表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这块短板。其路径就要由非农带动“三农”转向直面“三农”发展，“三农”直接成为现代化的对象和重点。
直面“三农”就是直接推动“三农”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即发展现代农业，从根本上改变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不只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提高包括资本和土地的生产率，并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满足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长的对农产品的量和质的需要。农民现代化的目标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解决谁来种田问题。发展现代农业不能只是靠现有的留在农村的以老人和妇女为主体的农民，而要靠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培养的新型职业农民。农村现代化的重点是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有能力吸引新型职业农民进入农村。
直面“三农”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中引入现代要素，一是科技要素，二是人力资本要素，其基础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不是消灭农村，更不是消灭农业；不是降低城市的地位去屈就乡村，而是提高乡村的地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在体制和发展水平上实现一体化。其内容包括：克服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在城乡之间按照产业本身的自然特性形成产业分工与产业布局。城乡在同等地位上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实现城乡规划、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五个一体化”。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路径是城镇化中国过去在实践中创造的城镇化道路指的农业劳动力进入城镇。现在讲的新型城镇化则是倒过来，推动城市发展的势头和要素通过“化”城镇而化到农村，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是城市要素的城镇化。过去的城市化是农民进城，现在的城镇化则要求城市发展要素出城，城市要素、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展。在已有多年发展小城镇的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实质上是推进城镇城市化，也就是使其具有城市功能。其内涵是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
直面“三农”必须关注农民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市民化，农民享受城市文明。现在提出的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指的是进城的农民市民化。这当然必要，但根本的还是要使留在农村的农民不进城就能成为市民。这就要求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将提供给市民的机会和设施安排到农村城镇去，扩大城镇就业的机会，把高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办到农村城镇，增加农村特别是城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的供给。由此实现农民不进入城市就能享受到各种市民的权利。
九、由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转向以竞争优势主导全球化
中国前30年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的，其效果是明显的。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是高科技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上外商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与中国劳动力、土地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结合，使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面向全球的低成本加工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虽然中国企业进入的环节基本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高产值、低收益，但也确实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最大红利是借助全球价值链承接了先进制造业的转移。中国的企业通过边干边学、模仿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科技和工业化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提高。
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了30多年，今天谈中国的开放战略，既要肯定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成果，又要防止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低端锁定的风险。依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以利用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资源的环节吸引和利用外资，虽然能够获取一定的贸易和投资的利益，但不能改变自身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市场的依附地位，也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
基于比较优势的附加值分析，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的附加值偏低。尽管中国制造业产品总量已居世界首位，但相当部分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高科技产品的中国制造部分处于价值链低端，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环节不在中国的居多，中国创造部分少，品牌也是用外国的多。低端制造（加工组装）和中高端制造环节的附加值差别很大，这种依靠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与中国经济已经达到的整体地位已不相称。
基于比较优势的资源禀赋分析，已有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已不具有优势。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是劳动力和土地供给已明显趋紧，成本大幅度上升，环境标准约束也日益严格。这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不再具有比较优势。随着劳动和土地价格的上涨，附加值进一步降低。而且，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上的规模优势也不具有价值链优势，也就是说，在低端环节上投入的劳动再多，也不可能达到规模经济，这就是勤劳不富裕，高产值低收益。
基于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分析，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中国创造部分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是建立在低价格的基础上，随着这些要素的充裕度降低，相对劳动力价格，劳动生产率不具有优势；相对土地价格，土地生产力不具有优势。中国要由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经济强国转变，就不能仅仅依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谋求贸易利益，而是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发挥资本和技术的作用，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基于全球化的态势分析，过去的全球化是由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其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利益更大。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接着爆发的欧美**债务危机以来，欧美国家经济处于长期的衰退和低迷状态，由此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整体放缓。与其经济衰退相伴，美国推行再工业化和保护主义，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实施了“美国优先”的投资和贸易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实际上是反全球化的。与此相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扛起了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过去中国是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被嵌入全球化的，现在中国将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式推动全球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意味着参与并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由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改变所决定，开放战略需要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何为竞争优势？它与比较优势区别是什么？已有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上是针对企业的分工和贸易战略，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竞争优势理论提升到“国家”竞争优势的层面，以国家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单元，更多的指向国家层面的开放战略，但不排斥企业继续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理论突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理论则是“把技术进步和创新列为思考的重点”，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尤其是突出“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量的竞争优势”（波特，2002）。
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关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当前的国际竞争集中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的竞争，现在中国资源禀赋的劳动和资源的比较优势已不具有优势，同经济发展转向创新驱动相适应，中国企业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也应相应提升，争取在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向研发、设计等产业链上游部分进行拓展；另一方面向物流、品牌、销售渠道等下游部分延伸；再一方面是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递次攀升进入技术和质量要求更高、附加值更高的元器件制造环节。
这样，谋求竞争优势的基本途径是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新兴产业，形成能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量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这体现增长的内生性和创新驱动性。表面上看是由外向拉动转向内生发展，实际上是以科技和产业创新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内生的创新引导开放。
谋求竞争优势的开放型经济，需要利用开放来支撑创新。当今的国际经济是要素流动为主导的经济，服从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进国外要素的着力点将转向创新要素。过去发展的重点在增长，增长基本上是资本推动的，技术和管理等发展要素跟着资本走，相应地，开放型经济基本上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现在发展的重点转向创新，各种创新要素是跟着人才走的，相应地，开放型经济需要通过引进高端创新人才来利用其他国际创新要素。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对的重大的发展问题是创新发展理论的起点和动力源。回应这些重大发展问题的理念，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适应由中等收入阶段转向中高等收入阶段的重大转变，需要用新发展理念来推动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2][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美]斯蒂格利茨.中国第三代改革的构想[A].胡鞍钢.中国走向[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4][美]迈克尔·托达罗，斯蒂芬·史密斯.发展经济学[M].余向华，陈雪娟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5]洪银兴.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批准号17JFZX019）。
作者简介:洪银兴（1950—），男，江苏常州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电子邮箱：yinxing@n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