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创造了闻名于世的苏南模式。但苏南模式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创新中不断演进。
科学发展提升苏南经济
科学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个要求在苏南模式的发展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苏州人抓住了发展的3次机遇，依靠科学发展迅速提升了苏南经济。
第一次发展机遇是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州人率先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同时就地转移非农劳动力，创造了城市化的城镇化模式。这种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不仅符合二元结构为特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路线，而且具有中国特色。这在当时就是科学发展。
第二次发展机遇是发展开放型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苏州经过了从外向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再到国际化经济的演进。依靠开放型经济，苏州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的统筹：一方面出口需求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力；另一方面外资的大举进入，不仅使这一区域能利用国外储蓄，保持强劲的投资需求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引进的一批进入世界500强的国际制造业企业，带动了先进制造业的集聚，推动了苏州地区支柱产业的脱胎换骨，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群。
第三次发展机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机遇。进入21世纪后苏州抓住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机遇，启动了增长方式的转型，由原来的突出“快”的发展转向又好又快的发展。
和谐发展增强苏南竞争力
首先是先富与后富的和谐。苏南模式的起始阶段特征就是存在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的作用就是兼顾到集体富裕。因此苏南模式一开始就是和谐发展的模式。建立在这种和谐发展基础上的居民收入结构就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征：苏南最富的人群没有其他地区多，低收入人群没有其他地方多，人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是全国最低的。
其次是政府和市场的和谐。在苏南，不仅有政府的强力作用，也有市场的充分作用。两者协同的关键是，地方政府作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都能在作用层次和着力点上保证市场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着力点在提供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公共环境，为各类企业发展提供公共平台。强政府和强市场协同作用的直接效应是，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优势，又能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方面的优越性。
第三是内资和外资的协调。以苏州为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的迅猛增加可以说是苏南模式演进的重要标志，苏州走了一条内外资互动发展的道路。外资和民资的和谐发展，使民资得到迅速发展。2007年，苏州成为全国第四个个私经济注册资本突破2000亿元、第五个私营企业突破10万家的城市，全市50%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民营企业，30%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由民营企业实现，30%以上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个私经济完成，30%以上的税收由民营企业创造。
第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苏州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的地区。在苏南地区，不仅地方财政能力较强，而且企业有较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积累的能力。在达到这个水平后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没有继续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重点投向社会发展。转向市场经济后，政府的基本职能转向社会发展。市政建设水平、就业水平、物价水平、收入水平、医疗水平、交通通讯状况、社会治安水平和文教水平等，成为新体制下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