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扩展到生产力，其任务是建立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方面。这方面的系统性经济学说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经济运行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演进，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展。对供求关系转向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体制及相应的改革分析，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空间。
关键词：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建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在构建中。根据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就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是互动的。这就需要把成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成果系统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炼和概括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定位。
学科定位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现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所谓理论范式，涉及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基本功能、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当今世界的经济学范式大体上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概括地说，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第一，基本立场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第二，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第三，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第四，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五，话语体系以《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原因是其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贯穿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简单地复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是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创新，在继承其范式的基础上发展：第一，就基本立场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其阶级利益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服从于人民的福祉和共同富裕。第二，就研究对象来说，仍然是研究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但注重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第三，就基本任务来说，仍然是阐述经济规律，但更多地是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第四，就方法论基础来说，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突出两点论和重点论。但不排除对当代新方法的应用（如数学和模型分析方法）。第五，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仍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为基础，但是开放的：一是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开放。以新的话语概括新实践。二是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积极的理论成果开放，包括对西方经济学有用成分的吸收，特别是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先行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所概括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批判地吸收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使其更具有科学的先进性。
学科定位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破了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解这个题。面对所要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根据时代赋予的使命研究新问题，发现新规律，概括新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时空观分析，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资本主义，当时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他所预见的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时间上继起的两个社会。而现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空间中并存。在国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并存，在国内是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面对的课题是：一方面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有共同的经济活动背景，许多经济组织、方式、规则和秩序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共存的不同性质的经济彼此间存在着矛盾和竞争。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仅需要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更要寻求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途径，其中不乏相互学习之处。
第二，从物质基础分析，马克思当时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这与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相关。而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虽然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但生产力水平还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发展社会主义需要经过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完成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这个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与此相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完全消灭私有制，恰恰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利用多种私有制经济发展生产力。
第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分析，新中国建国65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是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伟大的实践推动了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进行的理论概括，是用中国理论讲中国故事。
学科定位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的历史时期创新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实践会推动从经济学理论上提炼和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现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市化率进入了城市化中期阶段。在这个历史起点上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就不是在低收入阶段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发展要求，而是要追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其任务包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支撑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新时期的新任务不能犯颠覆性错误，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问题为导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不断形成并认同新的理论成果。
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就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正因为如此，它保持了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并且保持了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
上述学科定位决定了研究层面。通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层面限于经济关系本质层面，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理论依据是，发展生产力靠的是调整和改变生产关系。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所面对的发展生产力问题，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层面，还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同生产关系相关，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领域的拓展。
二、构建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
同其他学科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特定的对象和任务，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联系，又有新的拓展。主要表现是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还研究生产力。
根据马克思的界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它所研究的生产不是一般的生产，而是社会生产。既涉及生产关系，又涉及生产力，两者相互作用。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这说明了某种生产关系存在和改变对生产力的依赖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原因是，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生产技术及其生产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对于社会占主导的生产关系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也为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提供评价标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研究对象不同，任务也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在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客观规律。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任务就不同了，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③其依据是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是其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相对落后，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制约性是生产力落后，而不是生产关系的落后。基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明确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提了出来。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被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以增进国民财富作为目标和归宿。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基于这个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理论突破而逐步建立的。
对生产力，研究什么？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强调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产力，二是发展生产力，三是保护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第一个层次是解放生产力，所谓解放生产力，就是根据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特征，推进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在这里，解放生产力是动力，发展生产力是目的。解放生产力所涉及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改革和完善，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等。这些内容会在后面详细分析。
第二个层次是发展生产力，涉及的是经济发展。尽管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但它不能代替对发展生产力从而经济发展的研究。原因是发展生产力有自身的规律，也有自身的理论体系。根据马克思的概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④这几个方面正是研究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三个层次是保护生产力。这涉及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就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⑤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劳动生产率越高。这正是保护生产力产生的生产力效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环境和生态本身就是财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理念相一致。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资源环境和生态在得到有效保护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研究可以归结为经济发展理论研究。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理论，等等。
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其特征是：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摆脱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已不是摆脱贫困问题，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实现全面小康基础上向现代化迈进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表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总结的：一是速度变化：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二是结构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三是动力转换：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适应新常态就形成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对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理论成果。
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新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了以下两个新动力。
一是创新的驱动力。最早提出创新思想的是马克思。⑥最早直接提出创新概念的是熊彼特。但是即使在西方经济学中，如斯蒂格里茨所说，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忽视了创新的作用”。⑦中共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创新发展”的概念，并把它看做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的基点。其理论贡献在于，所谓转变发展方式，目标的发展方式是什么？不只是集约型，而是需要创新发展方式。内容包括：第一，创新发展是新的发展方式。其中科技创新起引领作用。第二，科技创新突出自主创新。科技创新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第三，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对接，推动产业转向中高端。第四，产学研协同研发和孵化新技术，需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显然，创新作为新的发展方式提出是中国发展理论的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
二是消费的拉动力。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研究生产，还要研究消费；不能只是研究生产力，还要研究消费力，没有消费力的提高就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消费力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并把消费放在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首位，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又明确提出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消费和消费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第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突出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其中排在第一位消费需求是可靠的可持续的动力。第二，宏观经济的均衡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衡关系。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需要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影响消费力的要素，收入和就业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反映分配关系和分配制度的性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发展方式的综合反映。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不能脱离对消费力的研究。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将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三个层次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只是谈姓社姓资的问题，仅仅是谈生产关系问题，还有丰富的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必然能够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这样，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发挥思想教育功能，还是国家和企业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
三、关于经济制度分析的创新理论
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方面。这方面理论创新的系统性经济学说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直被明确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需要从实际出发，寻求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动力和新的要素，使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了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在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和完善中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突出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长期处于“制度外”的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进入了“制度内”，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们同公有制经济不是谁战胜谁的关系，而是平等竞争的关系。二是，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突破。过去的理论强调公有资产只能在公有制企业中经营。现在明确公有制经济是资产和资本的概念，并且明确公有制经济不完全是指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而是指公有资产（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这意味着公有资产可以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经营，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包括股份制在内的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三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的突破。过去的理论把公有制为主体定义为公有企业在数量上为主体。现在公有制为主体也有了新的含义：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按此理论，国有经济进行了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保持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又坚持“两个不可侵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保证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主要在四个方面推进具有重大理论突破意义的改革：
一是，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在负面清单基础上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这样非公有制在市场进入方面取得了与公有制经济的同等地位。
二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混合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由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企业外部发展到在同一个企业内部。
三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集体所有的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可以流转。农民由此获得土地财产权收入。这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理论的重大突破。
四是，在混合所有制中公有制为主体有了新的体现。国有企业区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商业类的公有制企业主要身处竞争性领域，更要关注公有资本运行效益。因此不追求在所在企业中控股，但要追求所在企业的增殖能力。这样，总体数量仍然较大的公有资本分布在增殖能力强的企业中，哪怕不控股，总体数量还是居主体地位。公益类的公有制企业不可能独霸天下，其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其企业允许非国有资本入股。公有制在这里的主体地位就表现在在混合所有制中的控股地位。公有资本实际上所支配的资本就不只是自己的资本，还能支配参股和入股的非国有资本。当然，其控制力和支配力不只在其控股地位，更重要的是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共享利益的吸引力。
总的来说，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解决了既能充分释放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又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的重大成果。
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面，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逐步形成，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收入分配制度也就相应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社会主义基本收入制度有两个规定：第一，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第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只有劳动力属于私人所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以下两方面客观条件进行了理论突破：
首先，承认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意味着劳动以外要素如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等要素的所有权（全部或部分）属于私人的现实得到了确认。与此相应，所要建立的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要刺激劳动效率，还要刺激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种要素的投入；不仅需要尊重劳动，还要尊重创造和创业，尊重知识和人才。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种要素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
其次，在物质财富相对缺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共同富裕被理解为平均主义，其结果是共同贫困。邓小平明确提出共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并且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共同富裕被理解为富裕程度有先有后，以及先富帮后富的过程。各种非劳动要素按市场原则参与收入分配，也就提供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机制。这种分配制度的形成充分体现了收入分配的效率原则。
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进展的。重大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多种生产要素按什么原则参与分配。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报告和十八大报告都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这样，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份额，不只是取决于各自的投入，更要取决于各自的“贡献”和供求状况，也就是以市场原则进行分配，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体现。要素按贡献和市场原则参与分配，可以充分激发各种要素的活力，从总体上说是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由于多种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而增加了社会财富，劳动者绝对收入也较前明显增加。这也是符合劳动者利益的。
二是，在各种非劳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背景下如何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不同的人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别不可避免会产生收入差距。储蓄能力强的、技术水平高的、经营能力强的，致富能力也强。但是正如生产资料所有权可能混合一样，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也可能混合。就是说，劳动投入不仅涉及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劳动，也包括不在生产现场但对生产起作用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劳动，也包括企业经营者从事的经营活动，这部分劳动根据马克思理论也是生产性劳动。即使是直接劳动者，也不完全只是简单的劳动力支出，也可能拥有技术要素，也就是相当于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的支出。显然，如果把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劳动报酬都计入劳动报酬，按劳分配为主体还是能够得到体现的。其前提是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复杂劳动得到更高的报酬，以体现技术和管理劳动的贡献。二是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三是不能忽视劳动的复杂程度不高的劳动者在企业效率提高中的贡献。如果这三个原则能够得到贯彻就可能在收入分配总量上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
三是，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下如何克服贫富差距。撇开技术、管理等因素，单纯提供劳动的劳动者的报酬占比确实存在下降的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体现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按此要求，需要完善基本收入制度，人民群众在民生改善中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得到看得见利益，有更多的“获得感”。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突出权利的公平。其中包括：从体制上堵塞以权谋私的漏洞；反垄断行为，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实现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要横向公平还要纵向公平，使低收入群体能平等地享用基本公共服务。其次，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改变长期认为的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的状况，明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第三，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因是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⑧作为谋生手段，劳动报酬的增长不只是限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还应该包含其谋生要求的内容。谋生的范围就是必要劳动的范围。必要劳动的范围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范围也扩大，相应的劳动报酬也有增长的趋势。第四，从社会主义的公平观考虑，劳动收入的差距主要由各自拥有的包括技术等方面的要素差异所致。因此通过教育公平等途径缩小各个分配主体所拥有的要素差距，从而使普通劳动者也能得到复杂劳动的收入，分配结果的差距也可能进一步缩小。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制度分析的任务，虽然也要分析和界定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但是着眼点不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斗争，而是服从于建设新社会的使命，寻求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合作发展的有效路径，寻求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的路径。目的是要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四、关于经济运行分析的创新理论
经济运行层面主要涉及资源配置方式和供求关系的分析。其目标：一是效率，二是协调发展。这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经济运行分析的话语权一直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经济运行领域。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就夺回了经济运行分析的话语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最初的理论进展是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指令性计划的取消，市场价格的放开，外资的进入，等等一系列改革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明显的效应是增强了经济活力，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进一步的理论进展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并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回归到了市场经济的本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突出的是市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表现为市场自主地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同时也表现为市场调节信号即市场价格自主地在市场上形成，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在实践中大力度推进了各级政府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改革。
新的资源配置格局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新课题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如何体现？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以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强大就不会有充分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有的，不是标签，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其标志就是政府积极发挥作用。强政府不一定是弱市场，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协同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特征。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和市场有明确的作用边界。对政府作用的领域，在不同的经济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规定。有的主张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克服贫富两极分化，克服环境污染之类的外部性。有的指出，政府（国家）作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基石，其基本功能是保护有利于效率提升的产权结构。有的强调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克服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之类的宏观失控。毫无疑问，政府的这些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需要。除此以外，根据中国国情，政府还需要发挥的如下作用：第一，主导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更为严重，难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市场配置资源是否有效，前提是市场机制是否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形成，不能一放了之，政府必须承担起建设和完善市场的职能。包括建设完善的市场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市场规则，同时还要承担好监管市场秩序的职能。第二，配置公共资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市场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配置是要满足公共需求，遵循公平原则，只能由政府决定。涉及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置，政府不只是进入，而且应该充分并且强有力地发挥作用。第三，推动发展。对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推动发展理应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例如，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经济结构调整，生态和环境建设，发展开放型经济，等等，都需要政府的规划和引导。
二是，政府作用机制同市场机制有效衔接。政府作用不但不能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相冲突，还要相配合。一方面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要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都要由政府部门生产和运作，有许多方面私人部门生产和营运更有效率，政府通过向私人部门购买服务的方式可能使公共服务更为有效更有质量，保护环境可利用排污收费和排污权交易之类的市场方式。再一方面政府配置公共资源主要是政策路径，其中包括利用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社会公平主义；通过产业政策和负面清单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政府调节宏观经济不是直接调节市场，而是对市场调节的宏观效应即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进行监控，在明确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范围内国家不要随意出手调控，给市场的自主作用留出更大的空间。
显然，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是作为有机整体运行。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成功创造，既解决了经济运行的活力和效率，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将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上升为系统性经济学说，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标志性重大成果。
供求关系分析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方面。已有的经济学对供求关系的分析，政治经济学关注价值规律作用机制分析，西方经济学关注供给、需求同价格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关系分析。我国近期更为重视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体制及相应的改革分析，也就为经济运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拓了新境界。
30多年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在需求侧进行改革。其内容包括：在微观体制上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突出市场需求导向，取消指令性计划等；在宏观体制上明确转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宏观调控也转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调控。在此基础上，需求侧的着力点是完善需求管理，尤其是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实践中暴露的新问题是，转向了市场经济，只是靠需求并不能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这表明经济增长还需要供给侧发力。原因是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
首先是推动有效供给。结构性供给短缺和过剩并存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产品的质量问题，技术档次问题，效率问题，服务问题，食品卫生问题，产品安全问题都反映结构性短缺。与此同时又存在无效和低端的产能过剩。这些供给侧的问题不能因为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需求也拉不动有效供给。因此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就是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去库存、去产能就是腾出被无效和低端供给占用的资源增加有效供给。
其次是供给侧提供增长的动力。人们往往以为转向市场经济相应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就由供给推动力转换为需求推动力。因而供给侧的动力作用被轻视。实际上增长的动力，不仅有需求拉动，也有供给推动。在需求侧缺乏充分的拉动力时，更要供给侧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供给要素中，除了物质要素投入外，还有技术、结构、效率、制度等要素。在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供给推动力消退时，不至于在供给侧就没有其他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要素投入的不足，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都可以成为新的供给推动力。实现路径就是结构性改革，主要涉及科技创新体制，精细化管理体制和激励性制度等。
第三是激励各个方面积极性，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的激励性体制机制。在一般情况下，需求侧突出的是市场选择，提供发展压力；而供给侧则突出经济激励，提供发展的动力。例如针对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需求侧靠的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供给侧则采取化解和优化重组的方式。再如对速度下行压力，需求侧采取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供给侧则是采取给实体经济企业减税减息减负，调动积极性的办法。目的是释放企业活力。
从体制及改革的角度分别研究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运行效率，反映中国关于经济运行理论研究的深入，将其成果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进展。
综上所述，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成功。其中包括了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领域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将这些成功实践和创新理论系统性化就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动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中，新的实践及创新的理论会不断丰富这个理论体系。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33页。
②《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52页。
③《经济学手稿（1857—1858）》，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卷（下）第222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页。
⑥弗里曼（C. Freeman）：“马克思（1848年）恐怕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把技术创新看作为经济发展与竞争的推动力。”《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册第925页。
⑦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卷第365页。
参考文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20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洪银兴主编，201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精读·当代价值》，高等教育出版社。
卫兴华，20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作者简介：洪银兴，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邮政编码：210093，电子信箱：yinxing@nju.edu.cn。
来源： 《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