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框架、关键问题与理论创新

作者:来源:发布时间:2018-10-30 浏览量:18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总纲领,就是要从速度经济追求阶段转向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1]这是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攻关期这一关口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深入探讨如何做这篇大文章,无论是对于科学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内涵和重点,寻求扎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和行动,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行可能的理论创新,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一、发展中大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意义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总报告基于“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的理念,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创新性地提出来的一个具有高度建设性的重要经济范畴。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基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缓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无论如何强调它的作用和地位都不为过。

进入新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除了对物质的需求,还有对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需要;二是解决落后生产力问题变成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供给的总量问题转化为结构问题。但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也有不变的两个方面的特性。第一个不变的特性,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战略方针。第二个不变的特性,与社会主要矛盾的经济属性有关。过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克服短缺经济,如今,生产力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发展的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体现在供给端就是结构的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需求端就是需求结构的升级。可见,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本质上仍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矛盾。现在我们继续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为了解决有无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好坏的问题,解决结构的不均衡问题,解决质量的高低问题。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速度经济体系就要转化为质量经济体系,两者之间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历史条件和背景不同。在追求高速度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的是生活水平处于贫困或温饱的问题,短缺经济是其基本特征,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也要求我们实施部门和地区非均衡的赶超战略。在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处于全面小康以及加速进入基本现代化阶段,经济总体上出现了过剩状态,非均衡的赶超战略要逐步为均衡发展战略所取代。

二是发展评价的维度不同。高速度发展阶段适合于单维的评价,数量有无、多少是政策追求的主线。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多维的评价,不限于数量,质量好坏才是最根本的要求。如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收入、教育、工作、社保、医卫服务、居住条件、环境,等等。因此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三是实现的手段和工具不同。在高速度发展阶段,需要所构成的标的均质单一,数量小范围窄,信息清晰,这时政府替代民众选择、集中资源实现非均衡发展、运用计划手段是效率较高的管理方式。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的标的构成要素复杂,规模庞大、差异性极大,信息获取成本过高。这时让市场去内生调节,是最优的调节方式。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应着的市场和非市场的范围和规模都在扩大。迅速增长的非市场调节领域所出现的市场失败,要求政府改变作用领域和管理职能。

如果说,小国经济可以通过嵌入全球经济实现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从而建立起依赖外部关系的开放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固然也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之一,但是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主要依据于不断增长的、规模巨大的内需优势,去建设独立自主的、开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战略目标的最重要选择。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小国经济因国内需求规模的限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建设很多门类齐全的具有规模经济特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必须放弃许多产业领域,同时也需要较大规模地利用外部市场,与全球经济尤其是大国强国之间建立起依赖型关系,否则就很难生存。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人口规模大,出于成本节约、经济安全等要求,虽然也需要通过开放来获取和利用全球的资源、技术和知识,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竞争的排他性,我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关键技术和知识,是市场换不来的,也是金钱买不到的,必须独立自主研发,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基础厚实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军事工业。国家的长治久安要求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中国人的手中,中国重要的、关键的产业技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也就是说,它是由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上下左中右、价财金物流等各个方面,以及由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投资等再生产各环节衔接起来的有机的经济系统。对这个体系不能孤立、片面地理解而必须紧密结合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进行系统化分析。

过去40年中,我们在转轨经济的总趋势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这一改革和建设任务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现在看来,中国要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跻身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序列,体制机制的改革虽然是基本的保障,但是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创新引领,加速发展生产力。这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宏伟设想和纲领来统领。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一些有益的做法,根据中国国情,这个更大的宏伟设想和纲领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思想,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子体系和建设内容。

一是产业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看,就是要建立以实体经济发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为投入要素的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要求这四个要素之间相互协同,而不是孤军奋战,总的目标是实体经济不断壮大,要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

二是市场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配置资源的决定性机制。只有建立和完善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的市场体系,才能够给企业提供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优良环境,才能给消费者创造自由选择、自主消费的空间,才能实现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才能为高质量经济发展奠定微观基础。

三是分配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激励机制。在追求效率的基础上,用分配和再分配工具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合理收入分配,逐步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既是经济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根本性标志。

四是区域发展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结构。总的要求是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国土资源利用效率较高、要素密集程度较大、生态容量适度、城市群落连绵、区域发展差距较小的生产力布局目标。

五是绿色发展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态环境基础,也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要求是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六是开放体系。这是国家经济系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机制。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是深度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与世界经济之间有着良性循环关系的经济,不仅可以输出商品和要素,而且也可以吸收商品和要素;不仅可以引进来,而且可以走出去;不仅可以对东开放,而且可以沿“一带一路”向西向南开放。

七是经济体制。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并不是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市场机制有效率、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尺度。

中国目前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转型发展中的大国。一是我们仍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过程中,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经济体制,尤其是市场体系并不完善和健全;[2]二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仅生产力不够发达,而且内部结构也存在着高度不均衡的问题,从较为原始状态的农业和手工业,到世界领先的航天航空产业技术,我国的产业技术体系呈典型的梯度分布。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面对基本的国情,转变许多过去行之有效但现在已不适应国情的基础战略。

第一个基础战略转变,是要把非均衡战略转向均衡战略。要从片面追求经济速度,更多地转向保护生态环境、攻克关键技术、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发展要素市场等。第二个基础战略转变,是要从提升储蓄规模、加大资本形成率转向建设创新引领、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第三个基础战略转变,是要在商品市场化配置基础上,重点强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或加速结构转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条件。而推动结构高速转换,最主要取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作用。第四个基础战略转变,过去长期实施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要转向在效率基础上的共享性分配。这既是为了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也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发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五个基础战略转变,空间上产业政策优先还是地区政策优先,需要找到平衡点。这方面主要任务是:主要以发展城市群落的政策振兴乡村;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均衡区域关系;加速中国主要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一体化。第六个基础战略转变,过去绿色化是成本、是贫困,现在要把其内化为收益、福利和财富。要加强绿色GDP的核算,从国民生产总值转向国民生态产值。建设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第七个基础战略转变,出口导向的全球化要转向基于内需的全球化。这是创新驱动经济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建设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第八个基础战略转变,要建设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机制。主要的内容有:硬化所有权的约束,即预算约束硬化;建设为高质量而竞争的地方政府机制;产业政策要逐步让位于竞争政策;建设法治化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

三、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总框架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框架的顶层设计。按照十九大报告的精神,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总体框架,就是要坚持一个方针,坚持一条主线,建设创新引领、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和“三有”的经济体制。[3]

坚持一个方针,就是质量第一、效率优先,这反映了十九大以来我党对过去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我国赶超战略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但由于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倾斜作用,也留下了一些困扰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必须首先在战略上进行纠偏,从追求高增长速度转为追求建设高质量经济体系,实现发展速度与民生福利的双重追赶。这一战略转变趋势叠加上我国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发展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以要素价格不断上扬。原因很简单,速度有所降低了,但是人民福利要求提高了,环保要求高了,劳动者负担系数提高了,总之,发展的社会成本提高了。如果这种成本上升的趋势不能为技术创新、科技进步和生产率上升等高质量发展力量所消化,不能从过去的低成本优势转向高附加价值的竞争优势,我国未来的发展的内在动力将有所衰减,增长速度的降低加上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将有可能使我国的经济运行出现滞胀格局,并陷入中等收入的发展陷阱。因此,推动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成为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这个方针的必然选择。

坚持一条主线,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其政策着力点在现阶段存在“重大结构性失衡”的前提下,是要努力地向结构调整要速度、向结构变化要质量、向结构变化要效益,这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不二法门。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供给的结构、质量体系与不断升级的社会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这种“重大的结构失衡”,从而导致产能过剩、资源配置扭曲、效率低下和运转不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重点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型产业、高技术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4]工作抓手一是要给实体经济企业减税减费,降低负担;二是要放松对实体经济企业的行政管制和微观控制,放开捆绑的手脚,让其轻松上阵参与全球新一轮竞争,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的功能。总之,需要各级政府努力推动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制度创新向实体经济对接,经济政策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倾斜,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

建设创新引领、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就是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实体经济发展是纲和目标,任何脱离发展实体经济轨道,使虚拟经济自我服务、自我循环、自我强化的不良倾向,都会动摇国民经济的基础,都需要大力纠偏;科技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现代金融则是保持其健康运行的血液系统;人力资源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一生产力。如何建设这一现代产业体系的问题,本文将在第四部分阐述。

建设“三有”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机制要有效率、微观主体要有活力、宏观调控要有度。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来自于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的大胆改革和创新。中国经济奇迹是市场取向改革的重大胜利。未来不断地调整和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路径。基本原则是:一是要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要通过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等管理,适当减少干预;“更好”的标准是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二是要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政府对权力清单外的事务要多做“减法”。三是要“放手”不是“甩手”,要为市场活动制定规范,进行监督和仲裁,纠正市场失败,在非盈利性领域发挥主体作用,为市场发展提供充足的外部条件。

四、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以下简称“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我们党创造性地从要素投入角度明确的产业体系建设新目标,是扎根我国发展实践、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重大理论创新。它强调增长要更多发挥高级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更多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强调国民经济中投入的生产要素最终必须要落实在实体经济上,鼓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而且要用现代金融机制支撑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

实践中,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重点需要关注三对关系。[5]

其一,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总的原则要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目前我国科技研究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要小于我们的实体产业水平与世界的差距。产生这个矛盾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们的科研指向与实体经济脱节,也可能是我们鼓励科学家把科研成果转化的制度还不够完善,如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对科学家从事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缺少支持等。科技成果进不到实体经济是一个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让科研活动产业化,按照市场的规律来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科研活动不是所有的环节都能产业化的,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钱变成知识,这是科学家的事情;第二个阶段是把知识变成钱,这是企业家的事情。这两者不能混淆。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科研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但在第二个阶段,如果科研活动不能围绕产业化进行,那么经济的自我循环过程就阻塞了,就会出现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之间的严重的不均衡。

其二,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关系,总的原则是要使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当前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造业“空洞化”,即金融发展过度而影响制造业健康发展。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运转,进不到实体经济,同时实体经济本身产能过剩、杠杆率太高、生产率低,不能创造出投资者满意的回报率,因而吸收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2017年中央坚决地去产能,去杠杆,使很多企业甩掉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经济逐渐恢复生机和活力。“脱实向虚”的现象,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产荒”问题有直接的联系。“资产荒”表现为居民巨大的理财需求对应着有限的资产供应,由此不断地拉高资产价格,使发展环境不利于实体经济。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既包括物质文化的方面,也包括理财需求,追求财富的增值是生活水平提高后的基本需求。不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理财需求,是我国房地产领域货币流入过多、泡沫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均衡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关系,一个重要的选择是要积极发展现代金融,使其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可供理财的优质资产。

其三,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关系,总的原则是要使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现在我们要振兴壮大实体经济,但优秀人才又不愿意去实体经济领域就业。人才愿意去哪些部门就业,虽然完全是个人选择,但是如果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看,一个年轻人不爱去就业的行业,是不会有光明的前途的。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错配,是我国振兴壮大实体经济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为吸引年轻人就业创造好的物质条件。技术工人是中国制造业的顶梁柱,是中国制造的未来,必须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实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他们持有企业的股份,跟企业共命运、同成长。要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让工匠过上有社会尊严的、体面的生活,年轻人就会自然爱当工匠,国家实体经济就一定会振兴。

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有扎实管用的措施

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的顶层设计和基本方略,需要与基层创新联动起来,需要我们的具体行动,需要有扎实管用的政策举措,为此要突出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以科研产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塑造更多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从后发优势转向先发优势,要求我们掌握更多新技术源头,必须经历时间更长、花费更多、风险更大、更艰苦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过程。我们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第二,以城市群落为核心拉动三农现代化的振兴乡村经济政策。乡村振兴不是回归传统三农格局,而是三农现代化,即农民减少、农民变富;农业比较收益率上升,达到社会平均水平及以上;农村在工业化主导下开始享受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城市化生活方式,不是指把农村变成城市,而是生活方式跟城里人一样,如发达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交、文化,等等。振兴乡村当然要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入手,但是依托发展连绵的城市群落来振兴乡村,是中国未来三农发展的最重要的思路。如果说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是中国乡村振兴最成功的经验和典型的话,那么它们也是未来中国三农发展可以选择的发展模式。离开城市化,离开了城市群的发展,孤零零地去振兴乡村,根本行不通走不远。其中,放开对农民的各种不合理限制,鼓励人口自由流动,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第三,以时空压缩、增加密度和减少分割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分门别类制定差别化经济政策,如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重塑激励机制和发展动力,使其焕发青春活力;对东部发达地区,则应要求其率先实现地区优化发展,率先启动进入基本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未来应根据“时空压缩、增加密度、减少分割”的经济地理重组原则,鼓励以城市群落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格局,加快市民化进程。

第四,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立体全方位开放政策。当前新一轮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中国要利用自己的内需优势,吸收全球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主要是:(1)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建立和完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2)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3)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第五,以减轻企业负担、放松经济管制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在保持宏观经济环境较为稳定的前提下,扭转中国经济运行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必须通过改革找到解决问题的源头、路径和动力。这个源头、路径和动力,就在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地推动政府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要更多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由此而进行的政府改革,将产生放松管制和减轻企业负担的双重效应。[6]这是由政府改革降低政府规模、减少不必要的职能和事务、减少政府支出的内容决定的,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两个关键问题。由此必然会刺激内需扩大,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与民众的消费能力。这对消化产能过剩、稳定投资预期、增加民众获得感、减少资本外流等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我国把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发展模式,进而推动我国进入自主创新的经济循环,产生巨大的发展新动能。

六、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蕴含的理论创新

十九大报告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不仅提出了诸多需要实践、实干的重大任务,而且在经济理论上蕴含着重大的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

如果说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属于认知范畴的重大判断和理论创新成果,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巨大贡献的话,那么试图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而提出的经济建设的总纲领,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属于行动范畴的重大决策和理论创新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用经济理论发展的巨大贡献。现代化经济体系范畴所蕴含的智慧光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用经济理论发展和进步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和创新。过去我国的发展理论主要针对的是在落后生产力和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研究如何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从而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则是在资本和商品“双过剩”的条件下,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研究如何建设高质量经济等问题。问题不再是短缺而是过剩,不再是数量而是质量,不再是有无而是好坏,重点要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失衡问题,如实体经济内部的失衡、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失衡、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的失衡问题等。过剩经济条件下矫正结构失衡所运用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也与短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完全不同:后者主要是运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等方法;而前者则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提升实体经济技术水平和生产率,以追求高质量为导向进行结构调整;二是要鼓励在虚拟经济领域进行金融创新,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理财需求提供更多的优质金融资产,以缓解“资产荒”,平抑资产泡沫,保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均衡关系。对发展政策来说,这些都是新问题;对发展理论来说,这些都需要进行新的总结和提炼。

二是对产业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和创新。过去我们在发展中大国经济的语境下,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定义为要全面地构建比较稳固的现代农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等级的装备制造业,以及门类齐全、迅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这种建设产业体系的目标,分割而不是融合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缺乏部门间的资源流动、等量资本获取等量收益的均衡协调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很容易在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再形成产业之间的新结构撕裂。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创造性地从要素投入角度而不是部门分割的角度,明确了未来产业体系建设的新目标,以及各要素之间协同发展的总要求,是扎根我国发展实践、尊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对现代产业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三是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和创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虽然一直强调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在增长中的决定作用,但是较少地研究如何更多地发挥高级生产要素(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的协同作用问题,更少强调国民经济中投入要素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这是西方国家实践中经常出现产业“空洞化”和泡沫经济的重要的原因。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必须高度重视西方国家发展的这一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建设措施时,就多次要求要把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他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这是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轨道中,防止出现“脱实向虚”等不良倾向重要的理论保障。

四是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的实践可能会对过去一些来源于西方经济实践的理论命题进行重新思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提出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的新问题、新经验、新规律和新结论。例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享型分配理论,是对资本主导的分配理论的重大创新;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是对神话市场作用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以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为特征和指向的生态经济理论,是对工业化、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以攀升全球价值链和构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来均衡区域关系的空间经济理论,以及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为内容的开放性经济发展理论,是对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等等。

注释:

[1]刘志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时代经济建设的总纲领》,《山东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宁吉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宏观经济管理》2017年第12期。

[3]杨伟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须过三道关口》,中国经济新闻网,http://www.cet.com.cn/ycpd/sdyd/1992237.shtml。

[4]刘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人民日报》2018年1月26日。

[5]刘志彪:《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基础》,《人民日报》2018年3月20日。

[6]刘志彪:《深化经济改革的一个逻辑框架:以政府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