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更多GVC上的“隐形冠军”，对于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制造业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中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制造2025》描绘了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方向、具体路径和政策取向。笔者从全球价值链（GVC）中产业链向上延伸的角度，对建设制造强国提出一些补充性的分析。
中国制造企业应不断向上延伸产业链
笔者提出，鼓励中国制造企业努力向上不断地延伸产业链，在生产者主导的价值链中，就是培育GVC上的“隐形冠军”，就是产业升级的具体行动，就是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做大，就是当前和未来产业政策应该鼓励和支持的方向。
从全球经济的内在联系来看，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美方欲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痛下狠手，其实想打乱的是中国参与GVC的分工循环体系，并试图抑制《中国制造2025》规划实施的进程。事实说明，建设制造强国必须高度警惕那些拥有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在关键时刻对中国产业安全发出威胁。而具有这类性质和能力的供应商，一般被称为“隐形冠军”，指在某个细分市场绝对领先世界但却鲜为人知的企业。这些“隐形冠军”不直接与终端消费者发生联系，但却因掌握行业的关键知识和技能，享有其他企业无法替代的优势地位，因而往往是具体产业命运的真正控制者。
“隐形冠军”的特征
GVC上的“隐形冠军”，一般具有以下显著特性。
1.中间投入性。在投入产出的产业链上，这些企业的产出是GVC下游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中间投入，它们的销售收入就是下游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投入成本，即作为原材料、零部件等计入下游最终产品企业的会计成本。
2.知识技术密集性。在产业活动的内容上，由于这些企业的生产活动需要消耗或投入巨大的人类脑力劳动，因此，其产出中含有丰富、密集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该部门是把知识、技术、技能和人力资本带入最终商品部门生产的“飞轮”。
3.报酬递增性。从成本收益来看，这些企业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投入性质，因此，属于报酬递增的产业部门。最典型的是，芯片的生产活动。第一张芯片的生产成本几乎全部是前期投入的固定成本，但是后续批量化生产的芯片的边际成本几乎趋向于零。由此，其生产随着规模的增大而出现报酬递增的现象。
4.产品高度差异性。在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同类厂商中，其品质因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的差异，相互间都会表现出巨大差异，这是这些中间投入品生产企业的重要特性之一。产出之间的差异，不是最终消费者可以用心理感知的，也不是可以主观准确评价的，而是需要由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等按技术标准和等级等参数进行测试。
5.较高的进入障碍。对知识技术的投入差异，构成“隐形冠军”类的中间投入产业最大的进入壁垒和障碍。中国企业如果没有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和工匠型的、历史性的耐心，如果没有长期在GVC上进行国际代工的经验和对其深刻了解与理解，要在这类GVC上“走上去、走进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软肋和痛点
中国企业过去处在GVC上的加工装配等生产的最终环节，往往是属于高技术产业的低端环节。目前处于这个价值链上游的“隐形冠军”在全世界有3000多家，其中德国数量最多，拥有1300多家。中国虽然是世界制造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产业规模也列世界前茅，但是这些产业往往大而不强，极度缺乏像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那样的行业“隐形冠军”，其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大都垄断在国外“隐形冠军”企业手中。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发动机和汽车发动机，小到圆珠笔笔头的球珠、高铁列车上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高档芯片、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等，都是中国在产业链上的软肋和痛点。与此具有技术经济关联的下游的中国产业，都有可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发生时的牺牲品。
中国主导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能都通过依赖投资或收购兼并下游的加工厂和零售店来达到，而是需要培育更多的“隐形冠军”，才能突破发展瓶颈，迈向GVC的中高端。“隐形冠军”决定着中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点。因此，未来应根据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性和紧迫性，某些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逐步向上延伸产业链，专注于产业链上的技术知识密集环节。
总之，要争取把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应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更多GVC上的“隐形冠军”，说明我们过去认可的某些经济理论已经过时，尤其是不能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去继续实施所谓的扬长避短策略，放弃对GVC上游的某些高知识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而是应该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实施扬长补短策略，全力拓宽瓶颈部门。
过去在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我们长期定位于GVC上的低成本环节，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当开放战略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初级要素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会使其产出增加并使其出口具有竞争力；同时会使缺少比较优势的资本品进口增加。这样，国际贸易的规模就成为内生变量。对本国比较优势偏离度越小，其产出就越有国际竞争力，出口就越多；同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品产业产出会减少，相应地对其进口会增加。但是由于有竞争力的出口会带来更多的收入，使得该国有条件实现这种进口。这一理论基本上反映了过去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贸易量迅速增长的历史轨迹。不过，该理论对未来中国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建设制造强国战略，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其中问题之一是：当我们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产品时，并不能排斥其他初级要素密集的经济体也作为竞争者参与竞争。当某些可能具有更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进入全球化市场，而地区的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产业升级因种种原因出现滞后时，再继续把竞争优势集聚于原来的初级要素，可能非但难以实现出口收入的持续增加，反而会陷入“贫困化增长”的不良格局。
问题之二是：案例研究证明，以不适当的方式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很容易在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中，被走“高端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先进企业俘获，很容易在市场势力非对称、非均衡的网络中，被长期锁定在GVC的低端，长期走“低端道路”，其产业升级的任何实质性努力，都会遭到高端企业的阻击，因而只能长期维持粗放型增长模式。
问题之三是：这种定位容易在不安全和不稳定的GVC中，成为被上游企业遏制的对象，从而影响国家产业安全。这个事实已经为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践所证明。
根据动态的竞争优势理论，对战略性瓶颈部门的拓宽，可以从幼稚产业开始。按照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可以对幼稚产业设置阶段性的成长保护期，以隔开外来竞争。在保护期内，政府要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鼓励企业提高竞争力。除了可以补贴消费者、使用者，以及鼓励国内消费者优先购买国货外，还可以通过鼓励产业内的优势企业进行资产兼并，迅速做大做强。需要强调的是，现在的产业政策采取鼓励生产者提高产量的办法是低效的，甚至容易导致相关政府部门“被俘获”，出现欺诈和腐败现象。应该按照发达国家补贴幼稚性新兴产业的通常做法，主要采取补贴消费者的办法。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让国内消费者或用户用货币投票机制选出最强的生产者，淘汰落后企业。同时可以减少欺诈和腐败现象。
如何培育中国的“隐形冠军”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更多GVC上的“隐形冠军”，对于中国打造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制造业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如果说小国经济可以通过嵌入全球经济实现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从而建立起依赖外部关系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来说，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依靠不断增长的、规模巨大的内需优势，去建设独立自主的、开放的工业经济体系，是中国最需要选择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的、关键的技术和知识，是市场换不来的，也是金钱买不到的，必须独立自主研发，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基础厚实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军事工业。不过，我们强调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必须独立自主研发，并不是主张闭关锁国、关门研发，而是要在GVC的开放链条上，大胆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要素，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
当然，考虑到国际分工，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诸如芯片、精密仪器、飞机发动机、传感器等所有领域和环节都取得绝对优势和控制地位。另外，中国目前欠缺的技术，也不可能都由国家出面来不惜代价地组织追赶。因此，一是在实施扬长补短策略的过程中，需要集中力量去补最短的“板”，由此边际收益会更高；二是更需要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民间、市场和中小企业在战略追赶中的主体作用。根据笔者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长期观察，未来中国企业攀升GVC，可以采取的针对性政策是：让大型国有企业搞连续性的累积性创新，而破坏式的颠覆式创新则放心地交给民营企业去做。前者需要长期的积累，有时必须忍受一定时期的甚至较大的亏损，比如大飞机项目、大型船舰、大型电机工程等；后者处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竞争的最高境界是颠覆产业和产品的界限和定义，民营企业当之无愧会成为主力军。三是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产业中，在开始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应对国内的民营企业开放。加大对内开放有利于民营企业把这些产业的竞争力迅速提高，以防止急促的对外开放使这些产业丧失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