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充分发挥了自身禀赋优势与低成本生产优势，积极切入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和组装环节中，成功地融入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但是，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企业用工成本和国内资源成本持续上升，我国制造业企业融入外资主导全球价值链的优势逐步被抵消。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弊端更是暴露无疑。从现象上看，众多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连原先的微利状态都难以保持，纷纷倒闭；从深层次分析，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导致我国企业处于悲惨增长（卓越，张珉，2008），东西部地区差异增大（刘志彪，张少军，2008），国家竞争优势难以升级（张杰，冯彩，2008）。这就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我国如何才能从外资主导全球价值链中突破出来，掌握价值链的主导权？构建国家价值链来取代全球价值链，并以此推动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发展，这是解决该问题的根本途径（Schmitz，2004；刘志彪，张杰，2007；张杰，刘志彪，2009）。
我国企业构建国家价值链的两种可行途径分别是双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专业化市场）与单边市场平台载体模式（张杰，刘志彪，2009）。改革开放后虽然市场竞争的内生选择与淘汰机制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但以领导型企业存在为前提的单边市场平台载体模式在我国成功的案例不多，制造业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领导型企业尚不多见。与此同时，各类专业化市场在我国普遍存在，它们天然符合我国本土消费者需求特征；同时，由于政府功能模块能方便嵌入该模式，地方政府在发展专业化市场上能发挥所长，积极性更高。所以，相比较之下，双边交易平台模式是构建国家价值链更为可行的一条路径。
山寨手机产生于我国本土经济发展与改革转型的现实过程，同时又与我国成功切入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背景紧密相关，也是在全球产业经济发展中不多见的独特现象。本质上，山寨手机价值链是以深圳华强北市场这一专业化市场为纽带发展而成，山寨手机行业已经孕育出国家价值链雏形，成为研究国家价值链产生、演变与发展机理的生动案例。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从山寨手机行业这一特定视角来研究国家价值链的构建机理；通过山寨手机与传统手机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比较分析凸显山寨手机行业的本质特征，以此来分析以双边交易平台模式为途径促进国家价值链构建的必备条件，同时指出该途径下国家价值链构建的发展瓶颈以及突破对策。
二、山寨手机产业链：基于传统手机产业链的比较
山寨手机的出现乃至流行是一个新兴的经济现象。自2008年以来，山寨手机受到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山寨”概念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甚至成为一种全新的草根文化符号与时尚娱乐象征，对社会文化生态产生了极大影响。山寨手机已经对以诺基亚、摩托罗拉为代表的传统手机造成了强大冲击，甚至俨然成为后者不得不重视乃至学习的对象。虽然山寨手机与传统手机都属于移动通讯终端这一宽泛的产品门类，但从我国通信行业管理政策、产品特征、品牌培育与市场定位等各方面分析，这两类手机差异很大；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产业链组织方式上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所以，本文认为山寨手机行业独立于传统手机行业。山寨手机与传统手机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生产竞争性产品厂商之间的竞争，而且是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竞争，是两条差异产业链之间的竞争。
较之传统手机产业链，山寨手机产业链结构存在根本差异。山寨手机产业链不仅在环节上更为简单，更重要的是它区别于传统手机产业链标准的链式结构，代之以“中心—外围”结构。虽然两类手机的生产工艺流程并没有根本性差异，但是，山寨手机所采用芯片的技术集成度大大高于传统手机。山寨手机全部使用联发科提供的MTK手机基带芯片，该芯片在集成性能上的技术突破导致山寨手机的研发过程几乎被省略，技术门槛大幅降低，产业链环节被缩短。更明显的是，终端手机制造商在传统手机产业链中只具有相对重要地位，但在山寨手机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手机模具制造商、工业设计与手机设计企业、相关软硬件配套生产厂商都是围绕其从事运营。联发科虽然居于上游，但基于其在世界手机芯片市场中的相对弱势地位，联发科并不试图对山寨手机终端制造商的核心地位施加明显的影响。所以，山寨手机产业链属于“单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而传统手机产业链是由芯片制造商与终端手机制造商所主导的“双核型”的链式结构。
两条产业链内部运作机制存在差异，市场治理而不是关系型契约成为山寨手机产业的主导治理模式。传统手机产业链内部围绕“双核”组成封闭式的企业网络，在这类企业网络中，关系型契约是主导治理模式。传统手机产业链从芯片研发与制造环节开始，到各种应用程序开发阶段为止，所有环节必须环环嵌套，必须在芯片制造商与终端手机制造商的共同指挥下实现精密对接；这两者之间的协调更为重要，由于芯片组功能复杂，差异化明显，所以，芯片制造商所生产的特定款型芯片组只为相应终端手机制造商的特定型号手机所量身打造。例如，高通的MSM6550芯片组仅为三星Glyde、黑莓8130等机型所采用。此外，由于代工生产的制造外包现象在终端手机组装制造环节普遍存在，所以，传统手机产业链在代工制造环节治理中采用超市场契约（刘东，徐忠爱，2004），发包方直接对代工厂的经营管理决策施加影响，这种涉及经营管理决策的交易在纯粹自由市场交易中难以实现，只有通过关系型契约才能实现。
虽然同样存在产业内不同环节之间的上下游关系，但是，山寨手机产业链的整合与运作都基于深圳华强北市场这一双边交易平台，它是将山寨手机制造商与其上游环节粘合起来的核心平台。华强北市场集聚大量山寨手机的上游环节厂商，是山寨手机制造商采购各类投入品的来源市场。作为终端环节，山寨手机制造商不用离开华强北市场就能方便地从芯片制造、模具制造等上游环节采购各类零配件，从手机设计公司与工业设计公司获得必需的设计方案。华强北市场集聚大量山寨手机的终端制造商，是上游环节厂商销售各自产品的目标市场。山寨手机制造商虽然平均规模较小但数量众多，整体对于各类零配件的需求巨大。华强北市场是山寨手机制造商的批发与零售成品的主要市场，吸引着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区的手机采购商。上游厂商、下游厂商与批发商甚至终端消费者汇集到华强北市场内频繁交易，构成高度集聚态势，迅速提升交易效率，累积形成强大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辐射示范效应。没有华强北市场的存在，整条山寨手机产业链必然崩溃，所以，双边交易平台对山寨手机产业链的重要性已经超出其他环节。
市场治理之所以能够成为山寨手机产业链的主导治理机制，其原因还在于采用高集成度的MTK芯片后，手机生产已转变为标准程度较高的组装生产模式。一方面，手机功能已经在MTK芯片中事先被设定，导致山寨手机在功能层面上高度同质且标准化。山寨手机制造商只需要完成零配件的组装工作，所以，其本质上是组装厂，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造商。另一方面，各类零配件也是高度标准化的产品，山寨手机的每个零配件都可以由大量成熟企业提供。当技术门槛接近于零时，在华强北市场这一外部竞争性市场上，任何达到最低资本要求的厂商都能稳定持续获得各类标准化零配件并组装生产，不需要建立上下游关系型契约。
山寨手机产业链的特殊性还在于其大部分环节中厂商数量多，横向竞争性极强，同时还伴随着纵向的高度分工。传统手机产业链的各环节中都存在少数领导厂商，所以，传统手机产业链的各环节都由少数寡头所控制，上下游寡头间存在密切协作。但山寨手机产业链则相反，绝大多数环节的厂商都为数众多，彼此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在华强北市场中，为山寨手机提供手机设计服务和软硬件配套的企业各有3000多家，整机装配企业也有数千家。高集成度的MTK手机芯片导致进入山寨手机行业的技术壁垒接近于零，而山寨手机生产流程只需要简单组装即可完成，所以，其行业进入的资本壁垒也不高，这些都为大量社会资本涌入山寨手机终端制造环节清除了障碍。此外，终端制造环节大量厂商的进入势必在上游环节形成厂商进入的巨大吸引力。由于MTK芯片锁定了山寨手机的基本功能，数量众多的山寨手机制造商只能在提供外延功能和外观设计创新中寻找竞争优势，这导致上游手机设计公司、手机模具制造企业的大量涌现成为必然。在横向竞争白热化的同时，山寨手机产业链还存在高度的垂直专业化细分。手机组装所需的每一个细微零部件都有专业厂商在生产，如液晶屏、耳机甚至防尘网等都有众多专业厂商负责生产。激烈的横向竞争与高度的垂直化专业分工相结合，极大地提升了山寨手机产业链的反应速度与弹性。山寨手机制造商只需要45天就可以完成从设计研发到交货的全过程，这就保证其始终能在第一时间去满足市场需求的最新变动，成为其与传统手机产业链竞争中的核心优势。
总体看来，山寨手机体现的产业形态是以专业化市场即双边交易平台载体为纽带，产业链上下游大量中小企业之间紧密合作共生，共享产业资源，合作大于竞争，能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专业化市场在这种产业形态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使得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动极为敏感，市场反馈速度迅速。
三、价值链重构：山寨手机产业链演变的必然结果
理论分析表明，产业链的变化主要体现为行业生产环境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由此迫使微观厂商必须调整其获取价值的战略途径，从而行业价值链必然随之产生适应性调整。山寨手机在产业链结构上与传统手机产业链的根本性差异显然会引发价值链重构，改变不同价值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同时山寨手机终端厂商会重新寻求在价值链中的战略定位。基于我国华南地区完备的电子产品零配件配套体系，山寨手机行业依托华强北市场构建出国家价值链雏形，以区别于传统手机行业中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自产生伊始，山寨手机价值链的主导权便始终为本土山寨手机制造商牢牢掌控，它是典型的国家价值链；这一国家价值链扎根于深圳华强北市场，与诺基亚等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既有平行，又有交叉甚至冲突。山寨手机与传统手机相比，两者价值链的最直观差异在于前者价值链不完整，缺乏售后服务这一价值环节。这是山寨手机价值链被称为国家价值链雏形的主要原因，该特征与山寨手机的市场定位相一致。山寨手机价值链放弃售后服务环节的目的在于节约成本，极大化满足低端手机市场上消费者对于低廉价格的高度偏好。面对手机高昂的维修费用，低端手机市场消费者宁可将其淘汰更新，愿意接受缺少售后配套服务这一安排。
山寨手机价值链的特殊性还在于，制造和营销环节是价值链中创造价值的主导环节。虽然MTK芯片为山寨手机价值链提供必备技术条件，但是，山寨手机价值链运行中制造和营销环节创造价值比重更高，利润核心环节显著右偏，这区别于传统手机价值链“两端高、中间低”的利润分布格局。制造环节中山寨手机制造商虽然平均规模并不大，多为中小企业，但是其优势在于自身强大的终端集成能力，这保证其成为山寨手机价值链的真正掌控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这些厂商将制造效率与灵活性发挥到极致；虽然单个厂商产量并不太多，但是低成本优势明显，其产量都保证其能盈利。它们通过华强北市场连接各类上游企业，一方面是利用上游企业之间激烈的供给竞争获取定价话语权以压缩成本，另一方面是实现完全的柔性生产体系，极大化降低存货成本。所以山寨手机制造商能在制造环节中获取丰厚利润，尤其在山寨手机发展前期利润率极高。
在营销渠道选择上，考虑到现有零售分销体系对制造商的纵向压榨，山寨手机制造商放弃传统连锁卖场，而建立了以代理为主的销售渠道，采用电视购物、网络销售平台和批发等形式。起初其目标市场主要分布在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市场，与其产品定位保持一致。由于山寨手机发展初期处于国家政策的灰色地带，山寨手机制造商在选择销售代理时，大多基于信任度较高的同乡或同行关系，从而形成封闭式销售体系，以民间的非正式信用来替代缺失的正式信用。一旦建立起稳定可信的代理关系后，山寨手机制造商会给予渠道商大量让利，充分调动后者积极性，目的在于加速产品流动，加快出货速度。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大大缩短产品生命周期，依靠快速的产品周转与更新来满足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动；另一方面，流通速度加快仍能保证山寨手机制造商利润总额上升。山寨手机制造商与渠道商以速度优先、紧密互利的合作模式是山寨手机能在在我国中低端手机市场获取市场优势，确立本土山寨手机制造商对该价值链主导权的又一保证。
在Gereffi（1999）的基础上，张辉（2006）将价值链分为三类：购买者驱动、生产者驱动和混合型价值链。传统手机产业价值链属于典型的混合型价值链。品牌整机厂商在销售端具有强大的品牌优势，以诺基亚为代表的巨头在全球具有完善的销售网络；在研发设计端，芯片设计制造厂商，以高通等美国厂商为代表掌握众多专利技术，是行业标准的真正制定者，形成高进入壁垒。山寨手机价值链更接近于购买者驱动价值链。虽然其价值链终端不存在势力强大的大买家，但是，山寨手机制造商对市场需求变动始终保持敏锐触觉，对于市场流行趋势、用户功能需求高度重视，这使得市场需求对厂商研发设计生产等决策产生重要决定作用，令山寨手机价值链成为事实上的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表1详细总结了两类手机价值链的具体特征。
四、我国构建国家价值链的条件分析：山寨手机行业的经验
凭借其在生产制造环节强大的终端整合能力和在手机低端市场上的显著市场势力，本土中小手机厂商牢牢掌控山寨手机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控制其主导权。近年来山寨手机在国内甚至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持续快速扩大，说明山寨手机已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它代表我国构建国家价值链的一种有益尝试，其经验对于构建国家价值链具有重要理论参照意义。总结山寨手机行业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前提条件，能为鉴别其他具备构建国家价值链潜在可能的产业提供标准，能为我国推动国家价值链构建以替代外资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指明方向。
发展中国家虽然凭借其在低端要素的比较优势迅速顺利切入到跨国公司主导价值链的制造组装环节，实现快速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也存在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困境，这是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俘获型关系的本质（刘志彪，张杰，2007）。我国华南地区电子工业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以开放实现高速发展，但也面对可能被锁定在低端的尴尬境地。山寨手机行业能从传统手机行业中突破这种俘获型关系网络，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衍生出扎根于本土市场，并向国际市场延伸的国家价值链，必然有其支撑条件。我们认为，多层次的本土市场需求条件、成熟的产业背景与适应性创新行为是保证其产生并迅速发展的三大条件。
多层次的本土市场需求条件为山寨手机国家价值链保留必要的市场空间。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与行业差异的广泛存在导致对于手机的需求水平层次多样化，高、中、低端市场并存。虽然理论上这些不同层次市场彼此搭配存在过渡，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明显“断层”与“分离”现象；尤其是在规模庞大的低端市场上，受到自身收入的硬约束，消费者更关注低廉的价格与实用的性能，而不是品牌与时尚等因素，这与高端手机市场上消费者倾向截然不同。外资主导全球价值链在中国市场的重点定位始终在中高端市场，这也不可避免导致其忽视低端市场。但正如Prahalad（2004）所述，金字塔底同样存在财富；低端市场中虽然消费者收入有限，但是，我国低端市场范围广阔，随着传统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低收入消费者同样需要便利的信息交流工具。只要手机价格能足够低廉，我国低端手机市场就能爆发出旺盛的购买力，我国庞大的低收入群体数量保证这一市场巨大的潜力。
山寨手机制造商早期大多是从为外资主导全球价值链代工开始起步，深悉我国低端手机市场上存在巨大市场空白，纷纷以“山寨”形式转型为终端手机制造商。由于外资主导手机全球价值链对于低端市场的忽视，山寨手机制造商一方面并没有遭遇到在全球价值链下源自跨国公司的强大压制，另一方面在起步阶段由于潜在市场容量远大于厂商供应量，彼此间市场竞争不甚激烈，利润丰厚，从而在其发展的起步阶段顺利积累后续发展的最初资本。我国多层次的复杂市场需求条件导致外资手机厂商采取同步抢占或全面渗透各层次市场的战略成为不可能，为山寨手机在低端市场上的起步保留了必备的市场空间。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而内部发展差异与收入差异普遍存在的现实可能为国家价值链构建提供在特定细分市场上的需求基础，成为发展中国家构建国家价值链的起步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适度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导向显然是我国政府推进国家价值链构建的应有之义。
成熟的产业背景是山寨手机国家价值链的物质基础。产业发展具有生命周期，产业进入成熟期时，由于经历前期技术竞争与市场自发淘汰，行业主导技术已经确立，产品被标准化，所以，技术创新速度减缓，创新主要是“局部性”或“补丁式”的工艺创新；同时在经历前期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后，大部分潜在需求都得到满足，市场增长步伐放慢，销售规模基本保持稳定。总体看来，在成熟期中产业将从创新推动型转为投资推动型，决定厂商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是生产成本高低而不是技术先进与否。
山寨手机行业能成功构建国家价值链雏形的行业背景首先是20世纪末手机行业整体进入成熟期。其后出现的新概念与新应用并没有改变手机基本工作原理与基本功能，它们只是在移动通讯功能上的性能拓展与改进丰富。MTK芯片的出现大大促进手机行业步入成熟期，终端手机制造商无需再支付高昂的研发费用，终端集成能力代替研发能力成为其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市场竞争从技术层面竞争转向价格竞争与工艺创新，转向对市场需求的迅速反应与弹性生产体系下的成本节约。同时手机产品属性产生根本变化，在传统手机制造商的大力市场推广下，起初被视为“王谢堂前燕”的手机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从昂贵奢侈的高科技产品转变为平价普通的快速消费品。
我国华南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迅速发展以及上下游完善配套网络的形成是成熟产业背景的又一体现，这也是山寨手机能围绕华强北市场构建国家价值链无可替代的产业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资电子企业的大量涌入带动珠三角地区形成以大量电子加工配套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90年代后，大量生产消费电子类终端产品的企业纷纷出现，他们利用当地强大的配套能力，先后开发出游戏机、学习机、VCD等产品。华南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同时一直也在把改进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作为升级手段（蓝庆新，2005）。虽然华南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产生于外资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但也正是在其中孕育出在国家价值链雏形，由此不能否认外资主导全球价值链在我国构建国家价值链中的积极意义。虽然外资主导全球价值链限制代工厂商在功能或链条的高端升级行为，但是出于竞争的需要，它不限制，甚至是协助后者在价值链中的工艺升级乃至产品升级。对代工厂商的培训显著提升后者在生产制造与终端集成环节中的标准化能力，该能力可以方便地被转移到山寨手机的生产中去。以专业化市场为链接，大量代工厂商与当地上下游配套企业构成完整的产业集群。华南地区电子信息行业的完善配套优势在外部规模经济作用下借助华强北市场被充分发挥，众多上下游配套商与山寨手机终端制造商一起形成规模庞大的集群网络。网络型山寨手机集群虽然看上去关系杂乱，存在交错式多向市场交易，但关键是集聚大量中小企业。它们在华强北市场平台上，一方面完成零配件采购，另一方面也与全球买家直接交易，获得充分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将华强北作为其推广销售产品的一级市场①。
事实上，在我国高端生产要素供给尚不充分，各行业科技研发力量偏弱的前提下，要寻找具备构建国家价值链潜力的产业，必须要以现有成熟行业为主要对象。而山寨手机行业的经验恰恰表明产品功能是否基本定型、技术革新速度是否减缓、产品属性是否趋于快速消费品、当地产业集群与配套体系是否逐步完善等方面的信息都可被用于测度该产业的背景是否足够成熟，以支撑相应行业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对于满足以上条件的产业，我国政府应该重点关注，着力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尤其要降低民营资本进入的门槛；维护专业化市场健康的竞争秩序，以市场的自由竞争来促进相关行业中本土厂商的发展。
适应性创新是山寨手机在价值链竞争中的重要优势来源。对山寨手机发展最集中的一个批评就是认为其抄袭严重，直接侵犯传统手机厂商知识产权，也表明其缺乏创新能力以保证持续发展。似乎结论就是，从长期看，山寨手机国家价值链在与传统手机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必然处于弱势，甚至会消亡。实质上山寨手机行业不缺乏创新，该行业本身就是技术创新的产物，没有手机芯片集成性能的创新，山寨手机行业就不可能产生。必须承认，由于高集成度的MTK芯片已经设定好山寨手机的主要功能，加之山寨手机制造商在芯片层面研发力量的缺失，颠覆性、全局性创新在山寨手机中不具备可能性。山寨手机行业的创新属于适应性创新。一是这种创新是与其研发能力相适应的创新行为。修补性、局部性的工艺创新或流程创新在山寨手机中不断涌现，例如，在手机外形、附属功能上的各种创新。在深圳华强北市场，各类手机设计公司与工业设计公司的大量存在为山寨手机制造商在工艺或流程层面的创新提供了足够的研发能力。二是这种创新是与潜在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创新行为。山寨手机制造商在工艺等方面的创新方向能始终以市场为导向，基于企业家对市场趋势的敏感直觉来预测潜在市场需求，并实施对应的创新行为来适应需求的变动，高度匹配创新方向与需求方向。三是这种创新是与我国消费者顾客价值相适应的创新行为。对手机行业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消费者顾客价值形成机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强调‘互赖自我’与‘社会取向’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性结果和产品的形象特征在中国消费者的感知顾客价值中占据主导性地位，他人评价以及社会规范才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和使用行为的关键因素”（张新安，2010）。中国消费者高度重视产品的形象属性，如外形、外包装设计及美观程度，这些是山寨手机制造商创新行为最集中的领域，机型更新快是山寨手机最大的竞争优势。
这种适应性创新还包括营销环节的制度创新。为避免支付高昂的渠道费用，保持其犀利的低价优势，山寨手机制造商采用电视直销等较为独特的渠道，同时采用半公开式的招商方式来构建封闭且信任度较高的代理销售网络。温州、潮汕人为主的山寨手机厂商能充分利用其各自区域商业集团中的封闭商业网络分别开拓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该网络中的声誉机制与惩罚机制能保证其内部成员之间具有非正式但充分的民间信任，交易费用低，回款速度快且有保障，从而最大程度上发挥该销售网络的效率。
结合对成熟产业背景的分析，我们认为产业发展到成熟阶段，颠覆性、全局性创新的难度加大，如果这类创新发生，那意味着整个行业都需要转型进入下一个生命周期。所以在步入成熟期的产业中寻求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可能性就应关注适应性创新的产生机理与条件，国家价值链构建对于创新行为的要求并不如想像中那样难以企及，适应性创新就足以支撑国家价值链的构建。适应性创新降低我国企业创新的难度，所以，虽然我国制造业现有研发创新能力较弱，但足以支持局部性、市场导向的适应性创新。
五、山寨手机模式下国家价值链的内生发展瓶颈与突破
山寨手机行业中成功构建国家价值链雏形的发展经验可以归纳为“山寨手机模式”，其本质是以双边交易平台为途径组合价值链环节，构建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家价值链。在山寨手机模式下，华强北市场植根于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融合产业上下游间的交易，超越制成品批发交易的简单功能定位，成为国家价值链借以依存发展的交易平台。观察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实，专业化市场在各地普遍存在，借助外部规模经济的累积效应，专业化市场已经成为连接我国庞大制造业体系与广泛市场需求的重要平台，甚至外资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也积极参加到专业化市场中进行采购。这一现实表明，以双边交易平台为途径来构建国家价值链具有良好基础，但是否这就意味着国家价值链可以轻易在拥有专业化市场的行业或产业集群中自发产生呢？
这一问题本质上是探究山寨手机模式是否可被复制到其他行业中去。这首先取决于其他制造业是否具备山寨手机行业成功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必备条件。目前，全球价值链对国内市场渗透控制加强，国内空白市场空间日益狭小；本土制造业厂商标准化生产能力虽有所提高，但往往缺乏制造最终产品的完整配套体系与能力，没有配套门类齐全的产业集群支撑。在该背景下，倡导本土制造业厂商的适应性创新行为成为奢谈。所以，即使有专业化市场的支撑，其他制造业要成功复制山寨模式颇具难度。抛开这三大条件不谈，山寨手机模式下国家价值链的发展还存在三大内生发展瓶颈，这将制约该模式下国家价值链资源整合与环节完善。
主导国家价值链的本土制造商虽然数量众多，但生产规模与技术水平极不平衡，导致行业整体产品质量形象不佳。面对潜在市场机遇，我国大量本土中小企业习惯于蜂拥扎堆进入，短期内集聚形成较大生产规模；但由于经营管理理念、能力与资金实力等方面差异较大，行业内厂商之间良莠不齐。山寨手机行业中有制造商推行现代化大规模生产，建设高标准厂房和无尘级车间，采用流水线生产，生产中设有多道质检工序；但也有大量制造商是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式生产，质量难以保证。厂商在规模和技术上的参差不齐导致市场上山寨手机的质量差异很大，这使得行业平均意义上的产品质量水平难以稳定；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消费者无法准确判断质量水平。如果“劣币驱逐良币”难以被遏制，最终该市场将被消费者整体抛弃，全行业厂商出现全面亏损，只能被动转型退出。这就是我国许多地区产业集群发展中屡见不鲜的“蝗虫过境”式的发展模式，集群发展只是一时红火，难以持续。
成也“低端”，败也“低端”。山寨手机能在全球价值链的封堵下成功突围，顺利构建国家价值链的重要前提是发现并把握住被后者所忽视的低端手机市场。低端消费者与高端消费者相比，其对产品的挑剔程度不如后者，对产品差异化、品牌等方面的关注较弱，但对价格高度敏感。长期面对低端消费者，山寨手机制造商之间竞争的同质化倾向严重。一方面山寨手机之间在手机功能上不存在任何实质性差异，另一方面虽然外观设计是山寨手机的优势，但外观设计最易被仿制。当市场竞争简化为价格战后，所有厂商唯一的选择就是采取一切手段降低成本，而不会树立品牌细分市场，最终必然是行业整体丧失盈利能力。低端市场空间的存在为我国构建国家价值链初期所必需，但在国家价值链雏形初现后，必须要避免只专注于低端市场所带来的弊端，国家价值链必然要向中高端市场升级。
山寨手机模式下国家价值链尚不完整，缺失售后服务环节，它只是国家价值链的雏形。虽然低端市场上可接受售后服务缺失，但它在中高端消费市场上不可或缺。山寨手机价值链试图向中高端市场升级时必须完善这一环节，但是，一旦包括售后服务，山寨手机的低价优势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所以，售后服务的完善与否对于山寨手机价值链的发展是两难选择。另外，售后服务缺失导致当外资主导的传统手机价值链向低端市场渗透时，山寨手机厂商竞争优势被削弱。在长期视角下，环节完备是国家价值链能抗衡全球价值链，在价值链竞争中维持竞争格局均势，甚至获取竞争优势的必须前提。
由于我国已经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专业化市场在各地区普遍存在，所以，要搜寻出符合国家价值链构建前提条件的行业仍具可能性。但复制山寨手机模式更关键之处在于寻找合适对策，突破山寨手机模式下国家价值链构建的内生瓶颈。本文认为，这三大内生瓶颈的突破取决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基于双边交易平台与单边市场平台自发对接机制下行业领先厂商的策略行为选择。专业化市场中虽然以中小厂商居多，但仍然会有少数具备先发优势、某类稀缺资源或核心竞争力的厂商在横向竞争中脱颖而出，形成规模优势，进而成长为掌握品牌、终端销售渠道与核心研发能力的领导型厂商。例如，山寨手机行业就产生“天语”、“金立”等本土品牌手机制造商。这表明双边交易平台与单边市场平台这两类载体模式并不完全对立，从前者中可能孕育出后者，两种模式间存在自发的对接端口。为了从专业化市场下残酷的价格竞争中成功突围，这些少数先发厂商有强烈意愿来整合价值链上下游环节，建立其主导的具有生产弹性与协作效率的企业间生产分工合作网络，获得行业领先地位。在从双边交易平台向单边市场平台对接的过程中，厂商的策略性行为始终贯穿其中。在横向竞争激烈的双边交易平台上，异质性厂商能否选择并实施充分发挥自身潜在优势的战略对于其抢先获得规模优势极为重要。当少数大规模厂商出现后，它们之间以及与小规模厂商之间的竞争行为决策更需要策略性思维，这直接决定其能否转型为领导型厂商。厂商的策略性行为还体现在当领导型厂商在单边市场平台模式下完善国家价值链时，由于需要从低端市场向中高端市场升级，领导型厂商无法避免遭遇外资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封堵，如何突破后者的封堵同样需要领导型厂商的合理策略行为。二是通过充分发挥政府在专业化市场中嵌入功能模块的作用来解决这三大瓶颈。双边交易平台与单边市场平台相比的一大优势就是政府能在专业化市场中嵌入功能模块，这些功能模块的意义在于能够创造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外在环境的改变和规制措施的设定来引导厂商的策略性行为，从而规范厂商的竞争行为，促进专业化市场的健康发展与产业集群的升级转型，最终构建能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甚至超越的国家价值链。具体而言，政府可以制定并强制执行专业化市场的进入标准，分阶段逐步提高产品质量、性能、劳动保护等方面的刚性要求，一方面是淘汰无法达标的低效率企业，另一方面是引导迫使企业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提高行业整体产品质量。政府还可以在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配之以投资建立侧重于通用性创新的公共创新平台，鼓励并协助厂商投资创新与品牌建设。这不仅减少厂商私人投资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同时也降低厂商创新难度，满足其在通用范围内的创新需要。政府在专业化市场中的功能模块被充分发挥后，专业化市场上低价竞争能被有效限制，厂商间竞争重心能从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高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将被竞争性寡头主导的市场结构所代替。而市场竞争方式与市场结构的转变最终将体现为领先厂商利润的提高，从而为其完善价值链的售后服务环节提供条件，有助于其向中高端市场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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