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GVC)①分工是中国全面、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实现发展与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过去我国嵌入的是西方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GVC，在“被俘获”的低端环节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加工和装配活动。这一以“打工仔”为特征的产品内分工的格局，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收益和经济发展红利，但是也付出了包括资源环境过度消耗、产能严重过剩等在内的重大代价。
众所周知，过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消费国和高技术工业国，在其主导的GVC分工结构中，获得了大量的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其生产的技术和设备等则获得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的巨大支持，因而取得了具体的、巨大的实际利益。但是，这一分工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存在着巨大的不稳定性。一是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价值链的高端，获取巨大的附加值，而发展中国家依靠低端要素被长期俘获在GVC的低端环节，严重影响产业升级。二是这一分工秩序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以中国的情况来说，这种经济全球化模式在刺激中国大量生产的同时，也变相鼓励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过度消费，因而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作为体量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体，如果长期面向西方国家出口导向，不主要面向不断成长中的巨大的国内需求，必然会使全球经济结构发生失衡。三是中国廉价的产品大量输入发达国家，会使这些国家的中低端产业逐步失去竞争优势，被迫向国外转移，造成其产业出现所谓的“空心化”趋势;也会使以传统农业和一般制造业为代表的“旧经济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出现利润下滑、失业率增加和社会不稳定。
从根本上说，中国在GVC中长期处于“被俘获”和“打工仔”的地位，不符合全球经济结构再平衡的基本要求和方向。加快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可持续发展和进行产业升级，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再塑造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为我国未来参与GVC分工指出了新方向，其中的几个关键点:一是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二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三是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四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中国参与GVC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一个重要的方向是要争当GVC上具有治理能力的“新链主”。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就是一个基本的路径和机制。当然，这还涉及对一系列体制机制、发展战略、开放策略、政策取向的调整和改革。本文将对这些重要问题做一些经济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方式的特点以及效应
中国作为参与GVC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相比，虽然两国融入GVC的深度很接近，但嵌入GVC的位置和参与国际分工的角色却有着天壤之别。这是我们基于KWW模型，对两国总出口价值模块结构的差异做出分析后得出的基本判断。②
KWW模型将一国总出口分解为四部分:(1)被国外吸收的增加值出口(VAX);(2)回流国内的增加值出口(RDV);(3)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出口(FVA);(4)不属于任何国家GDP的增加值出口(PDC)。其中，VAX和RDV属于我国GDP统计范畴;FVA是其他国家创造的GDP，属于他国的出口收入;PDC是不属于任何国家GDP的“增加值剩余”。因此，只有VAX才是带来我国出口收入的出口净值。
通过分解中美两国出口数据可以发现，2011年中国VAX比重为75%，美国VAX比重为79%，说明两国融入GVC深度很接近，但美国总出口中FVA比重为11.38%、RDV比重为5.36%，而中国总出口中FVA比重高达17．05%、RDV比重仅1．95%。这一结构性差异，其实反映的是中美两国嵌入GVC的不同位置，以及两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方面的不同角色。这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对于美国而言，美国跨国公司根据国内消费者偏好、政府质量规制等标准，在母国完成“微笑曲线”两端的产品设计、工艺要求、质量标准和品牌运营等环节后，将生产、加工、装配等低附加值制造环节，通过GVC机制外包给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其最终产品被加工、制造、装配或者组装后，又被美国进口到国内用于消费。因此，美国的FVA比重低，同时RDV比重高。这反映了美国跨国公司是国际生产分工规则的制定者，美国国内市场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能够虹吸全球资源，从而使得美国成为GVC中的“链主”“老板”或“大买家”，拥有市场垄断的能力，具有强话语权，获取高附加值，成为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大赢家。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在GVC分工中，中国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订单、生产工艺技术和质量标准，不得不从发达国家进口机器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完成贴牌生产后，再返销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因此，中国的FVA比重高，而RDV比重低。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代工企业在GVC中的“被俘获”和“打工仔”的地位，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锁定在价值链底部，从事微利的装配制造活动。同时，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国市场的依赖以及内需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扩张缓慢的状态。
总体来看，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上述传统的GVC分工模式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中美两国都面临中国参与GVC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
对于美国而言，虽然GVC中的“链主”地位，使美国跨国公司攫取了大部分贸易剩余，但是也应看到，大量的制造业跨国外包活动导致美国制造业基础地位逐步削弱，相关产业的工作岗位丢失，中下层利益受损。这种“产业空心化”表现为美国服务业高度发达，同时制造业全面萎缩，实体经济循环体系出现运转失调和不畅。这也是当前美国推出制造业回归复兴、“制造业出口倍增计划”等“再工业化”目标的基本背景。
对于中国而言，“被俘获”在GVC底部的全球分工与发展模式，也是难以为继的。2010年以来，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环境约束收紧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很多代工企业一方面面临着外包订单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面对着成本、价格的双重挤压。在中短期，中国企业无法通过提价或提高生产率的方式，来消化这些压力，由此导致很多企业经营惨淡甚至大面积破产倒闭。从地区发展差异看，融入“被俘获”的GVC，弱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国内产业关联体系出现了断裂和循环不畅，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带发展差距日益扩大。
当前的国际经济迫切需要结构再平衡。结构再平衡的基本方向是中国要加快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进行产业升级。这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再塑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可以从改变我国参与GVC的分工方式开始，为此，需要抓紧制定对外发展新战略、新举措、新路径。当务之急是要在扩大内需背景下，加快建立国内地区间多层次的产业体系，通过构建国家价值链，部分地替代GVC的循环体系。这是我国应对国际分工新形势的内在要求。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只有根植于内需市场，我国企业才能赢得培育品牌的空间、激发按需研发的创新活力、获得市场反馈的补偿机制，才能在供应链、价值链中获得主动权和话语权，才有可能培育出走向世界的巨型跨国公司。
2.建立良性互动的多层次的国内产业分工体系，是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攀升价值链的关键突破口。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只有加快发展研发、金融和营销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让它们跟上并超前于我国制造业升级的步伐，才能让制造业“插上起飞的翅膀”“安上智慧的脑袋”，才能从“汗水经济”升级为“智慧经济”。
3.构建区域间产业协作的国家价值链，是我国产业空间配置升级的重要方向。以“长江经济带”为纽带的东中西部国家价值链体系，将使得东中西地区产业配置各司其职、各有所长。东部地区是从外向型经济战略中先富起来的地区，有条件优先发展以研发、设计、金融、物流、营销、品牌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聚集跨国公司的“总部经济”，中西部地区则可以成为承接制造业转移的国际制造中心，实现我国国家价值链在空间结构上的合理配置。
内需在构建国内价值链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必须在不断扩张的内需中诞生和成长。一个大国经济的内生需求足以培养出立足于本国的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我们不可能把本国产业升级和发展创新型经济的目标，都寄希望于外需和出口导向战略的持续。这是不现实的，也不合乎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崛起的逻辑。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与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中国参与GVC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问题，就是要努力促进国内若干重要产业逐步迈向GVC中高端，具体可通过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多种办法来逐步实现。
从国内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来看，促进若干重要产业迈向GVC中高端，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根本要求。因为，当今和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是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如果经济系统中不能内生地消化掉这些不断递增的成本，不能生产出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服务，或不能从事附加值更高的财富创造活动，产业在面对新进入市场的低成本的竞争者时，就会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因此，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和各类创新不断提升产业的生产率，才能克服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才能降低产业产出的单位成本，才能使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奠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完成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促进产业迈向GVC中高端的任务任重道远。例如，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其工业增加值率也只有22．3%，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一半;居民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仅为33.7%，低于美国、日本70%左右的水平。这反映了产业仍处于中低端这个不争的事实，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则是核心技术的缺失。因此，未来无论是发展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要以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加附加值、培育核心竞争力为重点，使若干有竞争力的产业向GVC的中高端攀升。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宏伟目标和设想，其中产业现代化是物质基础。产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若干产业中的我方企业能够进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核心环节，掌握相关的产业核心技术，能够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或更有效率地生产出来，或转向从事更具技能性的活动。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总的原则应突出产业特色，集聚高端要素，打造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特色产业集群。对于全球制造大国来说，就是要打造若干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在产业发展实践中，中国的企业往往既嵌入本地化的产业集群，同时又嵌入GVC。有时往往一个巨大的产业集群都整体上嵌入由不同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GVC。这种组织形式会对于分工、竞争和产业升级等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建设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优势所在。迈向GVC中高端与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在这种状态下就不是孤立的任务，而是天然地、有机地糅合在一起。
其一，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被嵌入GVC，其经济活动处于纵横交错的、多维的、开放的立体空间。企业所嵌入的本地产业集群，往往是产业内的同类企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或者是在技术经济上有上下游关系的产业链在特定地理位置上的集聚。而企业嵌入GVC，呈现的是跨越国家边界的产品的国际分工，是一种垂直一体化或垂直非一体化的产业链的国际分工。这种纵向的跨越国家边界的产品内分工，与国内特定地理空间的集聚性企业交叉在一起，形成多元力量推动的产业升级浪潮。
其二，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被嵌入GVC，其最初的动机虽然并不相同，但是最终可以利用不同的路径和机制进行产业升级。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的动机，是为了通过企业间的互动以及与那些致力于产业升级的本地机构(政府组织、生产性服务企业等)之间的互动，吸取各种有利于产业升级的外部经济性因素，如互补性溢出、竞争性溢出、信息交流平台溢出等。而企业嵌入GVC，获取的是GVC中发包方或者大买家通过价值链的治理溢出的关于技术、市场和管理的知识和技能。那些接受国际订单进行加工生产的企业，在与发包方的频繁密切的互动中，可以有效地实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
其三，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被嵌入GVC，竞争形态也由初期的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或作为发包方的总部企业与作为供应商的代工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变成为产业集群与非集群之间的竞争、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以及本国集群与国外集群之间的竞争，从而使竞争的空间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激烈，效率越来越高。中国商品之所以可以在全球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在全球形成“中国价格”，与这种产业集群的竞争形态和竞争方式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其四，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被嵌入GVC，会导致整个集群加入GVC的宏大态势，从而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一般来说，同一集群内不同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之间的治理方式差异，以及同一条价值链下，面对多地区产业集群(作为若干供应商)的治理，不同形式和性质的GVC下的治理(如公平市场交易型、网络型、被俘获型、纵向一体化型等)，对以攀升GVC中高端为目标的产业升级活动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同一集群内，可能就会有作为价值链的治理者(发包方)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它们的文化、习惯、交易方式和行为等差异，往往使价值链的治理方式存在重要而又细微的差异。
迈向GVC中高端与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必须研究这种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被嵌入GVC的客观条件，以及这种现实所提供的优越条件和制约因素。其中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长期在被俘获的GVC下从事国际代工的中国企业，如何突破来自GVC“链主”的阻碍，在来自产业集群的内在的升级力量的支持下，奋力攀升GVC中高端?
当前在实践中，本土低附加值的贴牌生产的企业(OEM)在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中，得到了来自GVC中链主的指导、帮助和鼓励，产业升级迅速，但是当它们试图进行功能升级，即向GVC的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营销等两端进行攀升时，受到了来自这些大买家的奋力**，往往被阻击在GVC的代工环节。因此，这些企业是痛苦转型发展自有品牌，还是安于现状继续做世界著名品牌光环下的幕后英雄，成为规模取胜的“隐形冠军”，往往成为两难选择。
发展自主品牌特别是国际著名品牌是每个OEM企业的梦。问题是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撇开世界著名品牌的市场空间过于拥挤、创品牌的成本过高的现实不说，其实，从OEM转型为品牌企业，其发展道路是非常艰难的。
首先，处于发包方的品牌厂商，就是横在OEM企业面前的难以跨越的坎。OEM企业的转型，必然会与之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OEM企业的战略转型会使原先的合作者变成现实竞争者。发包商认为，我指导你代工，可你学会了技术就会做自有品牌来和我竞争，而且你的产品没有品牌的前期投入，价格一定比我更有竞争优势。你如果转型做品牌，不就抢我的市场吗?发包商会对你施加各种压力，会威胁你说，如果你不退回去，这个订单我就交给别人去做。在品牌厂商的这种可置信的威胁下，很少有中国的OEM企业能够跨越这一步。
其次，OEM企业要从原来的生产制造企业，顺利完成品牌的转型，技术开发、品牌建设、渠道建立与售后服务等，都会成为其难以跨越的几道坎。原先的生产制造的一种本领，要转变为研发和品牌运作等几种本领，并且彻底地玩转它们，对于相对后进的OEM企业来说，不仅经验缺乏，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储备人才，因此是十分困难的。
第三，OEM企业能不能撇开眼前利益、避开短期盈利和市场压力，抛开原先的品牌商去独立地运作，往往也是有疑问的。比如做OEM时，企业可能有10亿元订单，而其在发展自有品牌的初始阶段，它可能只有1000万元订单。如此巨大的利益差距，中国的OEM企业往往很难拒绝做OEM订单。
第四，很多OEM企业认为，每个企业有它自己的核心资源和发展基础，OEM企业的未来，也不一定非要朝一个方向发展。有时，就做一个代工厂商，也是很好的竞争分工。如著名的台积电，从成立之初，就定义为专业的芯片代工厂。代工厂因为不去运营自有品牌，仅在生产制造环节投入资金，因此与品牌商相比其回报率并不低，甚至比某些企业品牌投入的回报率还要高。
因此，OEM企业是否一定要发展自有品牌这个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如果竞争的市场空间和容量依然存在，而且如果某一特定企业具备发展自有品牌的各种资源和条件，那它就应该大胆地进行创新。这个时候，来自于产业集群中的致力于产业升级努力的本地机构(政府组织、生产性服务企业)，就可以为它们创造一些品牌成长的条件，发挥它们在推动或促进产业升级上的巨大作用，如举办品牌展销会、建设服务网络、培训企业人才、提供相关企业咨询和法律服务等。具体来说可能有三条路径:第一是帮助OEM企业直接进入市场，独立地发展自有品牌。如果该OEM企业制造的产品所占据的份额足够大，它的制造能力在产品领域中有足够的话语权，那么它的制造能力和资金积累能力，就能够支持它直接进入品牌经营领域。第二是OEM企业抓住市场变化中的新空间，避开原品牌商的竞争锋芒，发展新的适合自身的新品牌。第三条可能的路径是通过改变技术，在既有的市场中挖掘新市场。OEM企业走这条道路的关键在于进行技术创新，实行差异化竞争。在既有市场中寻找到一个新的市场，关键是要贴近消费者和市场进行技术创新。
不过，现实中擅长生产制造的中国OEM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距离往往太过遥远，它们对市场的感知能力并不敏感，要达到上述悟性，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毕竟许多企业只会OEM，一旦它选择了转型自有品牌的战略，也绝对不是多了一个品牌的问题，而是多了一个复杂的经营管理体系。中国OEM企业真正缺乏的是如何将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并且关联起来的能力。现在它们要做的最基本一点，就是应该把企业实力做大，把技术水准做上来，把工人素质做上来，把产品质量做上来，把国际口碑做上来，把企业的知名度做上来，企业品牌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③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制造业通过创建原创性成果和品牌来实现整体的产业升级，这个阶段还没有全面到来。但这并不排斥某些产业领域中的先进企业在做OEM订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OEM向自主品牌企业的转化。实现这种转化，不仅需要企业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累积组织能力，而且需要社会和政府为某些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创造品牌经营的市场基础和需求条件，培植品牌企业所需要的文化自信心和制度条件等。
建设包容性GVC:构建全球经济增长新机制
中国参与GVC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的问题，就是要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契机，基于内需主动构建以我为主的GVC，重塑全球经济增长新机制。
如果说过去基于出口导向嵌入GVC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话，那么重构基于内需的GVC，就是中国参与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应有之义。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和基点，构建以我为主的包容性GVC的治理体系，以此促进全球经济的结构均衡，促进我国经济内生化发展，加快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我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新的动态竞争优势。④
中国要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形成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新体系和新格局。这一目标如何加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为此，我们可以用GVC的思维，来全面审视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战略的实施。
过去40年，我国主要是通过加入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GVC来实现向西开放。而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运用GVC思维方式构建我国全方位开放新体系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提升开放质量、增强发展的内外联动性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一种全新的空间开放观，是开放视野、角度和区域的新跃迁、大转变。
我们应该客观地、清晰地看到，向西南开放与向东开放虽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它们之间存在着十分显著和极其重要的差别，但是，两者共同构成了我国未来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的内在联动关系和基本格局，将为未来我国迈向GVC中高端提供强大的战略支撑。
1．向东开放的基础，依靠的是我国低廉的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维持我国实现了外资外贸外经的高速成长。向西南开放，我国依靠的是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开放中积累起来的、具有重要竞争优势的丰富产能，将巨大的资本输出能力、业已形成的生产优势运用在这一条新的GVC的构建上。
2．向东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在发展阶段处于人均收入低、陷入投资积累陷阱时突破发展瓶颈，需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和行动措施，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技能。在向西南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向世界输出我们的资本和产能;另一方面，需要利用自身庞大的内需优势平台，面向世界各国虹吸我们急需的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迈向产业中高端。
3．向东开放的产业，是做GVC的中低端，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装配生产环节，形成“世界工厂”或“世界车间”，而价值链高端是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它们控制着价值链中市场和技术两头的主要资源。在向西南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要通过加大技术研发和对市场营销网络的投入，做GVC的“链主”，实现产业升级。
4．向东开放的文化，应该主要是西风渐进，强势的欧美文化在国际经贸过程中，对我进行各种直接的、隐形的灌输和侵入。在向西南开放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并不需要侵蚀别国的文化，但是却必须首先要学习、认识和接受别人的文化，寻求文化的广泛包容和协调的基础。应该看到，向西南的“一带一路”开放，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于经济金融，而可能是国家间在地缘政治和内在的文化协调等方面的冲突。为了降低开放中的风险，经济战略需要同时启动文化先行、文化搭台和经贸唱戏的行动战略。⑤
综上所述，与向东开放加入美欧日为主导的GVC根本不同的是，向西南方向开放的“一带一路”战略，建立的是以我为主的GVC。在这条GVC上，中国将处于龙头、高端、“链主”或发包者的地位，它背靠的是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丰富的产能以及巨额的资本形成能力，从事的主要是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网络品牌、物流金融等非实体性高端服务业活动。
以推进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点，构建以我为主的GVC体系。这是我国应对国际分工新形势的对外战略。与这种开放观有机配合的，是要有意识地去构建牢固的GVC连接，使不同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相应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是全面呼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微观经济基础。这条崭新的GVC是中国高水平全方位开放的新空间、新纽带和新载体，是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中高速、产业发展迈上中高端的基础。
与过去全球化中向东开放的空间指向特征不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以我为主的GVC，在发展上具有下列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要鼓励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到相关条件成熟的国家举办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园区，中国企业自身要努力从事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网络品牌、物流金融等非实体性的高端服务业活动，把一般加工制造放在投资的东道国。
二是要通过对GVC中的高端环节的掌控以及微观治理机制，向世界输出中国丰富的、具有竞争力的资本和产能。同时也要通过GVC，大力引进世界的能源及资源。
三是我们可以背靠巨大的内需市场，利用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张的优势，形成制度化的“虹吸”全球高级、先进生产要素的平台，为产业迈向中高端服务。即一方面可以走出去收购和兼并优质资源和技术为国内市场竞争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设世界级城市形成要素的虹吸功能，从世界各国引进我们急需的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
四是我们可以用“逆向发包”原理和机制，在相关业务发包中，使一些先进国家的知识、技术和人才有目的地为我所用，让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跨越地理障碍，优先进入中国经济的运行轨道，并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
结语
最后，作为本文的结束部分，我们来回忆一下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夏季在金砖厦门峰会上的主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提到了构建、培育、重塑GVC的问题。在这个并不长的讲话中，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么一个经济学范畴?其实，这可能与金砖厦门峰会的使命任务有关，也与GVC这一概念契合金砖国家发展、合作、共赢的主旨有直接的关系，更与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有关。
习近平同志讲话的主基调，是强调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过去那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发展的基本逻辑，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各国人民真正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和要求，在当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浪潮的态势下，金砖国家就要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新构建，重塑全球分工体系，依靠和利用GVC这一工具和途径，实现全球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世界经济的调整和发展会有曲折性，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目前至少已经出现了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1)出口商品为主可能变为输出资本带动商品就地销售;(2)吸收外资可能变为主要吸收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3)利用别人的市场扩张经济可能变为利用自己的市场扩张经济;(4)以科技园区优惠政策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变为向技术人员提供先进的制度平台和硬件载体。因此，可以预言，崛起的中国将会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GVC，用自己对全球化的理解，形成自己独到的全球化战略体系，包括一套完整的战略理念、模式、体制和举措等。
未来随着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重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将会建立。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各成员国所倡导的建设包容的GVC，就是为了构建这种新型的GVC治理体系。对于有担当、负责任的中国来说，包容的GVC就是要主动构建全球经济增长结构均衡的新机制，就是要构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在金砖厦门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在以下三种具体的意义上，使用GVC这一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很完美地诠释了未来金砖国家甚至全球的经济增长新机制:
1．作为共同探索经济创新增长之道、实现联动发展的工具和途径。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应该共同探索经济创新增长之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发挥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互补优势，培育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大市场，形成联动发展格局。”这至少说明，未来金砖国家的发展格局，一是可以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和发展战略的对接，如《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强调的那样，要通过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来释放金砖国家经济潜力;二是可以以各自的比较优势切入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发挥各自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的互补性，扩展贸易投资合作机制和范围，加强金砖国家经济互补性和多样性;三是可以共同探索经济创新增长之道，逐步提升各国在GVC中的地位。
2．作为进一步开放发展、实现全球再平衡的工具和途径。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应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合力打造新的GVC，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使之惠及各国人民。”如上文所说，过去的GVC是发展中国家生产、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这会导致是全球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失衡。未来新的GVC的构建，要有利于这一扭曲结构的纠偏。一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中国主导的GVC，输出我国丰富的资本和产能;二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利用自己庞大内需建立内需主导的GVC，吸收全球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人才和技术，为我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三是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治理，重点是通过进一步的国内开放和相互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成本。
3．作为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工具和途径。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要合力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提供更多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促进国际分工体系和GVC优化重塑。”GVC的培育和重构，表面上看起来是产业活动环节在全球的重新配置，其实是新的全球化理念、战略的实施，是全球跨国企业的重新布局。为了顺利地实现这一进程，需要我们为新的全球化提供更多的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建立更能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版图、更加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以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注释：
①GVC是指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或用户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要求，通过全球性企业的网络组织，把分散于全球各个价值环节的活动进行有效的链接和整合，即用某种治理机制对位于各个国家的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进行机制化连接，并把所实现的价值对其中的所有参与者按一定原则进行分配。如iPhone手机的GVC，研发设计的龙头是苹果公司，零部件中基带芯片处理器、RF收发器、基带芯片电源IC由美国高通公司提供，WIFI套片、GPS、触控芯片则由美国博通公司提供，影像传感芯片CCD则由日本SONY提供，显示面板由日本夏普公司提供，韩国三星则为苹果提供了内存DRAM，而我国的富士康为苹果设备提供了组装代工业务，台积电则为苹果提供了晶圆制造、封测服务。显然，GVC可以用来描述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分工、经济合作、企业联系、关系治理和价值分配等一系列现象和行为。
②刘志彪、董也琳:《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变革:以中美经济为例》，《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第9期。
③刘志彪:《中国制造何时不再贴牌生产?》，《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1月3日。
④刘志彪:《“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制造业振兴》，《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
⑤刘志彪:《“一带一路”是全新开放观》，《人民日报》2016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