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产业的开发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传统金融手段难以提供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而作为美国金融创新的杰作的风险投资业[1]正好解决了这一难题，成了发展科技产业的有效制度。风险投资不仅是美国科技产业发展的“火车头”，也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我国科技产业落后、产品科技含量低是我国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原因，这是一个共识。如何利用风险投资业来促进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将是一个战略性问题。
一、中国科技产业发展透视
1.中国科技产业仍处于幼稚阶段
至今，国内外对于科技产业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地讲，科技产业就是以最新的科学成就为基础形成的新兴产业。科技产业又分为知识密集(智能)型和技术密集型。从各国对高技术产业范围的划分来看，高技术产业一般属制造业的范围。科技产业不仅包括制造业，而且应该包括服务业。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源于1986年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和1988年的火炬计划。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科技产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高新技术开发区已成为科技产业发展的基地。自1988年来，先后成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100多个省市级高新区或科技园区。1997年53个国家级高新区实现销售收入3300亿元，出口创汇55亿美元[3]。二是民营企业成了我国科技产业的主力军。据调查，1997年底全国有民营科技企业6.5万家，技工贸收入5500亿元，利税700亿元，创汇60亿美元[4]。53个国家级高新区中民营企业占全部科技企业的70%以上。虽然以电子产业为代表的我国科技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科技产业仍处于幼稚阶段，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经济增长仍是以资金和劳动力拉动为主。世界经济正在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其显著特征就是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科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据测算，技术进步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20世纪初为20%，50年代—60年代为40%—50%，70年代—80年代为60%—70%，建立信息公路以后将达90%[5]。美国在过去的50年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50%，而我国平均只有13.4%，尤其是作为科技最密集的第三产业(信息技术等科技产业包含在第三产业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15.92%[6]。自90年代以来，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已承担了实际经济增长的25%以上的份额，1995年达到惊人的41%的程度[7]。而我国科技产业最发达的深圳特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只有28.47%，只相当于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单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出口商品中高技术产品所占比重低，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居高不下。虽然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7年的2.3%上升到了1996年的5.1%[9]，10年间虽然翻了一番多，但还是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一直在20%以上)。而高技术产品贸易一直呈逆差，每年逆差额高达110亿美元左右，约占出口贸易额的7%。
2.投入不足是制约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第一因素
从要素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它具有两大特色:一方面是劳动过剩经济;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不足经济。资本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长期性问题[10]。在资金匮乏的大环境下，科技投入不足的程度远远超过一般行业。
第一，科技投入水平低且呈下降趋势。衡量一国科技投入强度有两个指标，一是R&D/GDP之比;二是科技投入占GDP之比。我国R&D与GDP之比只有0.5%，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6至1/4，而且呈下降趋势，1992年为0.7%，1993年为0.62%，而最近几年一直徘徊在0.5%。科技投入总经费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90年为2.18%，以后逐年下降，1996年至1998年一直在最低点，仅为1.48%。科技投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率。如“八五”期间，我国GDP平均年增长率为11.6%，财政收入年增长率为16.7%，而科技活动经费筹集平均年增长率只有6.9%[11]。中国科技投入强度不仅远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第二，科技经费投向以R&D为主，产业化缺乏资金支持。技术成果转化分为实验室(RD)、产品化和产业化三个阶段，各个阶段对资金的需求不同。据国外的经验，三阶段的资金投入比例为1∶10∶100[12]。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投入主要集中在第一、二阶段。国家预算经费中前两个阶段的投入比例大致为1∶1(如果1998年全国科技经费总投入为1177亿元，R&D投入为526亿元，占总投入的45%)，如果考虑到其它渠道的投入则一、二阶段的投资比大致为1∶2[13]。然而作为科技成果产业化中最重要的也是资金需求量多的第三阶段没有固定的投资渠道。
因此，我国科技产业在受到投入水平低且投入结构比例失调的双层制约下的结果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比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科技产业发展缓慢。
3.发展科技产业是振兴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
发展科技产业对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一，科技产业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近年最值得注意的经济发展之一，就是信息产业在各国GDP中的急速增长。1982年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为2370亿美元，1985年为4000亿美元，1995年为6400亿美元，到1998年已达到了1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达5000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在我国，信息产业占GDP的比例虽然较低(电子产业1998年占GDP的比重仅为5%)，但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水平，1997年增长速度达31.5%，许多省市电子工业产值增长达50%以上[14]。计算机产业自90年代初以来平均每年以50%的速度增长，其销售额从1993年的284亿元增长到1998年的1480亿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科技产业来顺应世界经济潮流，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占住有利位置，维持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科技产业是振兴传统产业的最佳工具。科技产业本身的发展速度虽然迅速，但与传统产业的绝对量相比(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中的95%属于传统产业[15])，毕竟还是很小的。因而，科技产业的巨大作用和前景更重要地体现在它们向传统产业的扩散与渗透，与之结合，从而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上。
中国传统产业与国际水平相比相当落后，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劳动生产率低下。中国传统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仅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1/10左右。(2)产业的物耗能耗高，效率低。中国工业界的能源利用率只有日美等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3)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的结果表明，我国重点行业如机械、电子、冶金、建材、化学、石化等的关键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平均只有5%左右[16]。另据日本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测算表明，中国主要产业目前的技术水平至少落后日本10年[17]。号称高技术的VCD、DVD和电脑业，硬件中的关键基本依赖进口。从上述可以看出，用科技产业来改造传统产业任重道远，这也正是中国发展科技产业的紧迫性。
科技产业向传统产业的迅速扩散，大大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制造业复兴的经验也许对我们有较大的借鉴作用。美国制造业在70—80年代遭遇了以成本领先的日本制造业的强大压力，渐次衰落，许多美国传统的领先产业如汽车制造业、电子产业(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复印机和数控机床等让位于日本厂商[18]。然而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大力引进以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SIMS)为主的信息电子技术，到90年代初就使美国制造业的工业成本降低到了世界最低水平，它比向来以精细生产方式获取成本领先的日本的制造业的成本还低40%[19]。加之，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企业普遍采用网络技术、电子商务、数字化传送来降低采购成本(降幅为20%—30%)、减少库存、缩短产品周期、降低营销成本、使顾客更满意等使工业成本平均下降了20%—40%，效率提高了40%以上[20]。因而美国制造业通过80年代换上的“电子心脏”和90年代装上的“网络神经”使其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独占鳌头。可见，传统产业的振兴必须立足于发达的科技产业。否则，将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相当多了。改革开放以来，对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大家都认识到了，因为急于求成，一般是采用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方式追赶较先进的技术。我国基本上每年要进口100多亿美元的设备，占整个技术进口的85%以上，由设备进口产生的贸易逆差每年近100亿美元，占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的90%以上。实践证明，靠进口先进设备是无助于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的，更不可能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
二、风险投资业在中国科技产业发展中的功能界定
对科技产业发展来说，风险投资主要有以下功能:
1.是发展科技产业的有效融资手段。这是任何投资手段都具备的最原始的功能。但是，风险投资与一般投资相比，在资金供给上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一般投资要求有固定回报并要求融资方以固定资产抵押或担保，风险投资则不然。因为科技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企业很少有固定资产，正如《****》作家弗莱德·穆迪所说:“微软唯一的生产资本是人的想象力”[21]。而人的想象力在传统投资家(银行家)眼中可能一钱不值，以致于像我国民族软件业的一面旗帜———金山公司在1996年资金匮缺时求银行贷款无门，创业者不得不靠拍卖自己的别墅来筹资了。金山公司新产品WPS虽能与微软的office在技术方面抗衡，但由于前者缺乏新产品产业化的资金支持，在市场上难与后者抗衡。如果当时中国有了真正的风险投资业，金山公司也不会因资金逼入如此困境。
但是，我们不应该盲目过高估计风险投资业的融资功能。下面对我国居民收入资本化作一简单分析:设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Yt，收入增长率为a，收入资本化率为ci，城镇人口数为N，则资本化资产C=Yt(1+a)ciN。如1998年，Yt=5425(元)，ci=5%(90年代平均值[22])，N=37942(万人)。假设199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仍与1998年相同即为5.8%，则1999年最保守的资本化资产总额C≈1000亿元。如果作最乐观的估计，设a=10%，ci=10%(1980—1997年的最高值为8%[23])，则1999年最乐观的资本化资产总额C≈2200亿元。可见，我国城镇居民每年新增加的资本化资产在1000亿元—2200亿元。这部分资本需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1998年三者的规模为5000多亿元)、风险资本市场之间分配。假设有10%的资金从事风险投资，则每年新增加的风险资本为100—220亿元，相当于国家每年用于研究与开发活动的资金投入。因此，仅靠个人资本投入，风险投资业融资功能相当有限，而必须开辟其它融资渠道(如机构投资者)才能提供发展科技产业所需的大量资金。
2.是科研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的“孵化器”。一般来讲，科研成果转化分为实验室、产品化和产业化三个阶段。实验室阶段是整个转化过程的基础，它为下一步提供可供转化的备选对象。这一阶段一般是由政府或企业提供R&D费用维持。产品化阶段是实验室阶段和商品化阶段的中介。风险投资一般从这一时期开始切入，提供小规模的资金，称为种子资金。这一时期的风险很高，但它又是科研成果转化的关键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商品化或产业化阶段，是运用新产品或新技术获得商业利益。这一阶段的初始期是风险投资介入的重点，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来促进新产品或新技术向产业化转化。据国外的经验表明，三阶段的资金比大致为1:10:100。而目前我国科技投入的第一、二阶段的比例大致为1:2，而三阶段缺乏资金供给渠道。风险投资业正好可以填补第二、三阶段投入上的不足，从而成为科技产业发展的“孵化器”。
3.是培养企业家的有效机制。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24]。但企业家也不是生来就成为企业家的。美国企业家成长的普遍模式是:一批批的技术专家或经营管理人员从大学、研究所或大公司跳槽出来，借助风险投资，创立自己的公司，将新思想或新技术转化成新产品，创业家成长为企业家。这是美国国家创新体制的三大特征之一[25]。由创业家转化为企业家是质的飞跃，往往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或挫折，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被淘汰。人们普遍把硅谷的成功归因于其充分发达的风险投资，是风险投资造就了无数个比尔·盖茨式的传奇人物。但硅谷的失败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正如硅谷评论家迈克·马龙写道:“外界的人以为硅谷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实际上硅谷简直是墓地。失败……是硅谷最伟大的力量。风险投资家实际上喜欢看到企业家的简历里有一点点失败”[26]。正是因为风险投资机制分担了创业家失败的风险，从而为具有创业精神的人们提供了尝试的机遇。而且，风险投资家还会在管理等方面给予创业者以扶持。因此，风险投资是培养企业家的有效机制。在我国，企业家的价值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缺乏企业家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27]。我国科技产业的一批龙头企业如联想集团、北大方正、东大阿派、清华同方等的领舵者无不是从科研院所或大学下海创业而成长起来的。今年全国电子企业百强之冠的联想集团也是于10年前借助中科院提供的20万元开办费(即风险投资中称的种子基金)而起家的。青年作家陈惠湘指出:“没有柳传志就没有联想集团。……但不能反推成:有柳传志就有联想集团”[28]。柳传志的辉煌成功与他创业时中科院提供的种子资金和技术支持是分不开的。因为，不管是再美好的计划、设想或技术，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将永远只能存在于创业者的头脑中，不可能转化成商品，尤其对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来说资金为王，唯此为大。
可以说，为科技产业筹措资金只是风险投资业的最原始的浅层次功能，而促进科技产业化和培养企业家才是风险投资业的真正魅力所在。目前，我国工业总体上已处于重工业阶段中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向以加工组装及高技术产业为中心过渡的时期[29]。在这一转型时期为科技产业的跳跃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国在许多科技产业领域如信息产业、电动汽车、新能源技术、轨道交通等已具备超越发达国家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经济基础[30]。因此，利用风险投资业为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资金支持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有效手段。
三、发展中国科技风险投资业需迫切解决的几个问题
风险投资在我国还是一门崭新的投资艺术，利用它来发展科技产业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为了使捉摸不定、充满风险的科技风险投资业尽可能健康、平稳地发展，目前需迫切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风险投资的资金供给问题
风险投资的资金供给即投资主体是发展风险投资业的最基本问题，惟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方可能维持风险投资业的运行。美国是风险投资业的发源地，具备发展风险投资业的良好的环境条件(如资本市场充分发达、国民富庶并富有冒险精神、具有成熟的科技股票交易市场以及政府的大力扶持等)，但美国的风险资本市场规模相当狭小:每年新发起的风险资本80年代平均每年约30亿美元，1996年以后每年约60亿美元，1997年的风险资本投资额约100亿美元[31]。风险资本市场规模与整个资本市场(仅共同基金一项就达数万亿美元)相比，数量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个人资金占全部风险资本的比重相当低(1995年只有8%[32])。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风险投资主体毋容置疑地是个人投资者。我们认为这种以个人资金作为风险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的观点是不具可行性的。
首先，从风险投资的特征和运行机制来看，不适合一般个人投资者。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极不发达，市场分隔和信息不对称较严重，公众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上市股份公司中大股东以及经理人员侵害小股东权益的行为比比皆是)。加之，风险投资公司的运作期限一般为7—10年，运行期间公司业绩无客观测量标准，更容易发生经理人员侵害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因此，投资者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投资者岂敢轻易把自己资金交给一家毫无约束的风险投资企业呢?投资者又怎能确信风险投资家是在替个人投资者谋利益呢(据调查，43%的人发现上市的经理人员实为自己谋取私利，只有6%的个人股东认为公司管理层的行为对中小股东负责[33])?投资者又怎能肯定没有把自己的资金交给了一家类似琼民源、红光实业或大庆联谊之类弄虚作假的风险投资公司呢?由此可见，从风险投资本身的特征和运行机制来考察，它缺乏广大个人投资者普遍参与的基础。
其次，从我国股市发展的经验来看，个人投资者承担风险的能力是有限的，而风险投资的高风险性也不普遍适合个人投资者。我国股市自1991年开办以来，就一直是个人投资者的海洋。在1999年春季股市的一片下跌声中(深圳股市从1997年的6000多点跌至2000多点)，结束了中国股市中个人投资者可以承担无限风险和提供无限资金供给的神话:69%的调查者认为股市风险太大，不适合投资[34];74%的人对股市没有信心，35%的人打算削减投资，11%的准备全线撤出，只有9%的人愿意追加投资[35]。个人投资者对中国股市高风险性的回应无疑给风险投资业的决策者们一个警示:资本市场中风险与收益必须对称，投资者利益只有得到有效保护，资本市场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因为风险投资业与证券市场应有相似之处，尤其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上市募集型风险投资公司与上市公司极为相似，现时证券市场中的各种问题完全有可能甚至会更严重地在风险投资业中重演，为了避免证券市场的悲剧在风险投资业的重演，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风险投资发展方案是不可取的。
再次，从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经验来看，以机构投资者尤其是上市公司为主成立风险投资公司或基金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从微观来看，上市公司既具有持续的融资优势和制度优势，参与科技产业投资的风险较小，而且能为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提供了持续的增长点，从而使上市公司具有参与风险投资业的内在动力。从宏观来看，利用上市公司发展风险投资，可从整体上促使上市公司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和风险投资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功能，盘活上市公司的“壳资源”。而且，随着证券市场法规的不断完善和监管的加强，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也有利于降低风险投资业的监管成本，从客观上化解了风险投资业的高风险。此外，在对风险投资主体的制度在设置上可适当允许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各类基金以及国有大型企业按总资产的较低比例出资参与科技风险投资业。从而从制度上保障了风险投资业的资金供应，形成多元化的风险投资主体。
2.风险投资兑现机制问题
风险投资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行为。它的高风险表现在投资成功的几率较低。现实中美国风险投资的成功率只有10%—30%。美国风险投资的平均年回报率在25%—30%。而单项投资的预期年回报率则要求在60%以上。因为，投资失败的几率太高，只有单项投资的高回报才足以弥补其它未成功项目的亏损。由此可见，风险投资的高回报远非企业分红等正规的方式所能满足，而只有通过被投资企业的上市、出售和股份转让才能兑现。这也是风险投资区别于一般投资的显著特征之一。
风险投资家首要考虑的是投资者能否兑现。因而，便捷的投资兑现机制是风险投资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也是提高风险资本运作绩效的关键机制。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发展已有十几年历史了，由政府拨款创办的各类风险投资公司已达80多家。但没有一家具备真正的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缺乏风险投资的兑现机制。如此一来，这些风险资本要么就是投资沉淀，要么就是投资转向。
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迫切需要风险投资业的扶持，发展风险投资业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因此，建立风险投资业的兑现机制仍为当务之急。目前，呼声最高的是开辟专为科技企业上市的第二板块。这种设想中的第二板块交易市场与美国的那斯达克股票市场有相似之处。另外还可通过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刺激上市公司并购科技企业;通过优惠价格转让国家股或豁免债务等优惠措施，鼓励上市公司重组向科技产业倾斜等方式来建立风险投资兑现机制。
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风险投资介入科技领域的目的就是将知识推向市场，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这种转化能否成功，归根结底要受各种各样的市场条件的制约，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只有立足市场机制，才有可能理顺风险投资活动中的各种关系。从资金来源角度说，不可能也不应该由政府拿钱兴办风险投资公司或风险投资基金。如果继续走老路，继续繁衍一批国有独资公司或国企控股的风险投资公司，无论我们设计怎样周密的代理人方案，最终也解决不了资产所有者虚置及其派生的预算约束问题，其结果必然是随着大量的投资失败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促进科技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将微乎其微。因此，不管是从风险投资业生存的宏观环境还是从其运行的微观基础来看，市场机制始终是风险投资业的基石。
然而，在世界各国的风险投资实践中，无须政府扶持，仅靠微观经济主体的努力就能将风险投资(创业投资)体系建立完善发达且具有效率的尚无先例。即便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培育和发展风险投资体系的实践中，也大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政策扶持措施。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对政府角色的设计，事关风险投资业建设的成败。
中央政府可按照“制定政策、创造环境、控制风险”的原则，履行以下主要职能:营造并维持投资主体和融资主体的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为风险投资给予税收优惠;为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成果转让交易规范和产业政策扶持;构筑科技风险投资业的兑现通道;制定相关法规并实施监管。而地方政府主要是配合中央政府，主要从事以下工作:对现有科技风险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机构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进行整合重组;对科技开发资金进行清理并与新增资金统一用做政府出资联合其它投资者成立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实施风险投资主体的培养、融资主体的准入以及中介主体的介入等;消除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转让方面的行政壁垒等。
我国风险投资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在实践中，政府因素与市场因素将会交叉起作用。应避免两者的错位，减少初始阶段的混乱和效率损失，真正化解科技风险投资业的高风险。
注释:
[1][31][32]Mitchell Berlin:《That Thing Vapitalists Do》，《Business Review》，1998.1-2.
[2]BobZider:《How Venture Capital Works》，《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11-12.
[3][4]于维栋《二十年科技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新华文摘》，1999年第2期。
[5]李长久《从“信息革命”到“网络社会”》，《1997世界经济年鉴》。
[6]国家计委科技进步贡献度测试课题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进步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2期。
[7][20]姜奇平等译:《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第10页、第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8]褚可邑:《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深圳经济的增长》，《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1期。
[9]《1997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第269页。
[10]戴园晨著:《资本“不足”经济中的资本市场“运作”》，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11]王仁曾:《国际竞争力与中国的科学环境和科学技术》，《兰州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2][13]王松奇、李扬、王国刚:《中国创业投资体系研究(上)》，《财贸经济》，1999年第1期。
[14]《中国证券报》，1999年4月1日。
[15]陈春宝著:《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外贸竞争力》第136页，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
[16][29]国家统计局“工业结构调整研究”课题组，《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第2期。
[17]《日本测试中国企业技术水平》，《湖南日报》，1998年12月2日。
[18]迈克尔·德托佐斯著:《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
[19]《1995世界经济年鉴》第480页。
[21][26]彼德斯著:《管理的革命》第15-16页、第5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22][23]《我国居民收入资本化趋势的实证分析》，《'98中国证券市场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24]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第102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
[25]方新著:《创业与创新》第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27]国家信息中心:《提高企业效益为当务之急》，《中国证券报》，1998年11月11日。
[28]陈惠湘著:《中国企业批判》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0]《中国可在若干领域超越发达国家》，《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3月4日。
[33][34]《中国证券报》1999年4月8日。
[35]《中国证券报》1999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