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国际分工的重心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逐步转向为产品内分工，[1]并形成了先进国主导研发和营销，新兴工业国从事先进制造，发展中国家大规模代工生产的新分工秩序。但由于多种原因，前两者的代工订单并不是直接交给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而是以FDI的形式在东道国设厂生产，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外资代工现象，并对东道国的资本形成、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利用外商代工资本推动本国经济增长，也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外资代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在外商代工资本流入较多的地区，如江苏苏州和广东东莞，外资代工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之一。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尽管中西部地区还在大举引进外商代工资本，但广东、江苏等东部地区已出现外资外流的现象，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那么，外资代工模式对我国区域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这种模式是否有可持续性和推广价值?东部地区较早引进外商代工资本的历史，为我们观察和评价这一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遗憾的是，外资代工增长模式及其效应并未引起理论界的关注。相关研究目前主要见于一些发展经济学文献对国际代工的讨论，尤其是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但其研究重点是本土企业的国际代工。[2][3]国内文献则从加工贸易的角度加以讨论，主要停留在操作层面，更未区分外资代工与本土代工的不同。[4][5]事实上，外资代工模式作为经济增长模式，目前只有一些初步认识。如刘志彪通过对外资代工现象的分析提出了“加工贸易”增长模式[6]、张晔对“苏州模式”的反思、[7]王缉慈、郑江淮等对江苏苏锡和广东东莞地区存在的类似外资代工现象的观察，等等。[8][9]
本文试图明确提出这种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外资代工模式的存在性，并以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江苏苏州地区为例，较全面地总结和评价外资代工模式对区域经济的多重影响、模式的可持续性和风险，以及转型升级的条件和方向。
二、外资代工型增长模式的内涵与存在性
(一)外资代工型增长模式的内涵
“代工”(subcontracting)也称为贴牌生产，指契约承担者将合同的部分或全部分包给代工者，并承担最终责任。[2]本文所定义的“外资代工”是指由外资企业而不是本土企业进行的代工生产，即基于FDI的国际代工。狭义指新兴经济体企业在第三国为先进国企业代工；广义还包括发达国家的跨国子公司或合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为母公司代工。之所以将后一类也归为外资代工的范畴，是因为两者性质类似，都是跨国公司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这些FDI企业都没有自主品牌，仅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基地而存在。
于是，当东道国通过吸引外商代工资本，建立外资代工企业来推动经济增长时，该增长模式就称为基于FDI的国际代工增长模式，简称外资代工模式。
(二)外资代工增长模式的存在性
由于外资代工企业主要承担全球价值链中低技术的加工环节，而高技术含量的核心部件需从母国或其他国家进口，因此外资代工模式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东道国的外商代工资本和外资加工贸易的急剧增加，并迅速成为该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笔者认为，外资代工模式是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之一。据笔者的测算，每年流入中国的FDI中约有一半以上为外商代工资本。在典型的苏州地区，大约有80%以上的外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1999—2005年中国的合同外商代工资本和外资加工贸易出口额分别增长了374%和360%，同期GDP增长了114%，但剔除外资加工贸易净出口后只增长了90%，说明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代工拉动的。苏州表现得更为明显，合同外商代工资本和外资加工贸易出口分别增长了846%和51倍；同期GDP只增长了293%，但剔除外资加工贸易净出口后仅增长144%。1995年，苏州外资加工贸易出口仅占外资工业总产值的30%，2005年则急剧上升到70%左右(见表1)。
外资代工模式存在的更有力的证据是外商代工资本、外资加工贸易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的相关性和因果联系①。笔者使用约翰逊(Johansen，1995)的方法对全国和苏州的外商代工资本与GDP、外资加工贸易出口与GDP这4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②和格兰杰(Granger)双向因果检验，并给出误差修正模型(ECM)的标准化协整方程。为节省篇幅，本文省略了需检验的参数模型，仅给出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
表2结果表明，表中4对时间序列均存在着协整关系，并在95%的置信水平上正相关。这说明外资代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同向变化趋势。而格兰杰因果检验“外资出口加工贸易不是GDP增长的原因”，“GDP不是外商代工资本流入的原因”以及在苏州样本上“GDP不是外资出口加工贸易增长的原因”的原假设均被拒绝。这说明外资加工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吸引了外商代工资本的流入，因此外资代工增长模式确实是存在的。
事实上，外资代工模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某些新兴工业国在经济起飞初期大力开展外资加工贸易，可以被认为是外资代工模式的雏形。典型如新加坡政府大量吸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使得新加坡一半以上的制成品出口都是以外资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而以墨西哥和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也曾在“多种出口导向工业化”时期，大量吸引外商加工贸易资本发展出口加工业。[10]其他如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经济体都曾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区，不同程度地将发展外资代工经济作为推动工业化的重要选择。
三、外资代工模式与区域经济增长:苏州案例
随着20世纪末苏南模式的衰落，苏州抓住上海浦东开发和国际资本向长三角转移的机遇，积极发展外资加工贸易，在2004年前后发展到顶峰。下面以苏州为例探讨外资代工模式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的《苏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苏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外资代工模式对苏州区域经济的多重影响
外资代工模式不仅推动了苏州经济的总量增长，也对苏州经济的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体和引擎的变化。首先，外资代工模式下经济增长的主体不再是乡镇企业而是外资代工企业。2004年苏州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从业人员、资产合计以及利税额中，外资企业所占比例大致为64%，65%，54%，61%和59%(其中70%以上企业均从事代工活动)。如果加上外资代工企业配套的本土企业，比例将更高。其次，外资加工贸易迅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不仅外资加工贸易额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长，且根据笔者对苏州经济增长的分解测算，1995年外资加工贸易对苏州经济增长的贡献仅0.19%，而2004年则迅速增长到11%。[11]
二是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苏州通过吸纳国际产业资本，产业结构得到迅速提升，尤其表现为传统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升级。外商投资最多的前4个产业均属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的外资产值约占产业产值的88%，其中IT业产值占全部外资产值的51%。而本土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行业和配套产业中，产业升级也相对缓慢。1997—2005年，苏州产业结构变动值高达45.4，但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结构变动值分别为20.2和208.1，前者不到后者的十分之一，说明苏州近年来的产业升级主要是外资代工企业完成的。③
三是对区域资源禀赋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外资代工企业绝大部分为新兴产业，以绿地投资为主，有助于弥补苏州当地资金缺口，并带动国内配套投资④。外资代工企业也吸引了大量移民涌入苏州，其中不乏从上海转移来的科技人才，从而提升了当地人力资本结构。另一方面，笔者测算发现，苏州外商代工资本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致拉动综合要素生产率0.63个百分点，资源配置效应0.79个百分点，其中劳动力配置效应1.15个百分点，资本配置效应0.27百分点。这说明外资代工企业主要是将先进技术与当地劳动力优势相结合，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四是对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高达95%左右的苏州外资企业认为其关键技术高于或远高于国内同类企业，有助于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另根据南京大学长三角中心的调查，75%和65%以上的苏州外企提供了雇员技术管理培训，而99%和95%以上的中低层技术管理人员来自于苏州或国内其他地区，说明外资代工企业促进了本地技术人才的增加。[9]此外，外资研发中心的设立也有助于区域技术进步。2003年30多家著名跨国公司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11]但需指出的是，由于外资代工企业只是高技术产业的制造基地，当地雇员不掌握关键技术，以及跨国公司的独资运作和研发分工战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技术溢出效应。
五是对居民收入与共同富裕的双重影响。当地居民以工资为主的收入结构和外资代工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等原因，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滞后。2004年苏州人均GDP达到5.8万元，但可支配收入仅为1.45万元。但另一方面，外资代工企业不仅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提高了农民收入，也使得当地政府有财力加大公共设施和卫生建设，以及扶贫安置等。苏州成为全国城乡差异最小的地区，居民收入差异和社会矛盾也较小。苏州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503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仅为1.9∶1，远低于同期全国3.1的水平。
(二)外资代工模式的可持续性与本土企业发展
尽管外资代工模式推动了苏州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在长期可能具有不同前景。因此需要对经济增长的方式、可持续性，以及本土企业发展等问题进一步加以分析。
1.外资代工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外资代工模式下，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中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收益的环节放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母国而言，苏州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式增长。但对于苏州而言，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与原有的增长方式作比较，才能得到客观评价。
第一，苏州经济增长的效率得到迅速提高。其中外资代工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企业平均水平高出20%左右，是当地民营企业的两倍以上，增加值率略高于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
第二，区域产业结构、综合要素生产率和区域技术进步等方面均得到了显著改善。
第三，由于苏州外资代工企业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业，资源消耗量都低于苏州平均水平。近年来市政府大力推动工业园区化，提高投资强度和零土地招商等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紧缺压力。
第四，由于外资企业管理相对规范和治污能力较强，环境污染较本土企业小，比起污染严重的乡镇工业更是一大进步。明显的例证就是“十五”以来苏州环境污染增长明显低于GDP增长。因此与原先的增长模式相比，外资代工模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苏州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
外资代工模式的风险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从短期来看，外资代工模式主要依赖于外资代工企业的出口，因此国际市场的震荡会对当地经济造成严重风险。比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就曾导致苏州出口大幅下降，经济增长明显放慢。近期随着两税合一和新劳动法的实施，以及人民币升值和成本上升的压力，也使苏州经济遭遇一定困难。但相对于一般贸易而言，由于代工模式两头在外，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同时外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因此短期内遭受的负面影响较轻。但从长期来看，跨国公司很可能减少或撤走投资，从而加剧当地的产业空心化危机。
产业空心化一般指一国或地区在基础生产力方面(主要是工业部门)发生大规模资本撤退，从而经济发展缺乏产业支撑的现象。外资代工企业的逐利特性决定了它们永远寻求最佳的性价比地区，当本地资源优势丧失或外部环境恶化时，它们很可能迅速迁移而造成当地产业空心化。近年来一些外资代工模式发展较早的地区如东莞和青岛等地，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外资代工企业的外迁现象。
那么，外资代工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怎样才能持续呢?加强投资便利性并鼓励外资代工企业实现产业升级，显然是有帮助的。但外资代工企业是否在当地升级要服从于其总部的整体战略，没有必然性。而本土企业由于迁移能力较弱，必须留在当地实现升级。若干本土企业升级的总和，就形成了区域内产业升级。因此，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本土企业的发展和升级。
3.外资代工模式下的本土企业发展。笔者测算发现，苏州外资代工企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致拉动本土企业数量9.74个百分点，并具有因果联系。说明前者带动了一大批本土配套企业的发展。通过为外资代工企业配套，苏州本土企业能够学习先进技术，并获得了沿着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机会。表现在综合要素生产率上，外资代工企业TFP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致拉动本土企业0.27个百分点，并存在双向因果关系。[11]
但总的来说，苏州本土企业的从属地位并未改变。2003年规模以上民营工业总产值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18.9%，其中高技术产业产值仅占5.5%，而外资这一比例为90.4%。同时，本土企业和外资代工企业的关联性仍然不足，外资代工企业的零部件主要通过进口或外资配套企业提供，本土企业配套链条短且附加值低。另外，外资代工企业80%以上的产值都集中在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产业关联效应较弱，难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同时外资代工模式也造成了外资代工企业对本土配套企业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导致后者的收益率不断下降。更严重的是，由于本土企业主要依附于外资代工企业生存，一旦外资代工企业集体飞离，本土企业往往难以跟进而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三)外资代工模式的转型升级与未来道路
综上所述，外资代工模式并不能消除苏州的产业空心化危机。笔者认为，理想的外资代工模式应经历外资代工企业主导、外资代工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并存和竞争，以及本土企业逐渐替代的阶段。只有当外资代工模式最终被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模式所替代，外资代工模式才算真正获得成功。
目前苏州正在力图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并逐步推进模式的转型升级。在2004年之前，苏州政府主要通过改善外部投资环境、帮助本土企业配套、鼓励外资技术溢出等措施，帮助本土企业成长。2004年以后开始实现模式重心的转移，当年市政府下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腾飞的决定》，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当3年规划期结束时，苏州私营个体户净增近8万户，私营个体的固定资产投资首次超越外资，占全市比重的31.3%。2007年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例从2003年的18.9%迅速上升到30.7%，并开始出现了本土企业取代外资配套企业的现象。通过这些措施，苏州降低了过度依赖外资代工企业的风险。
为了进一步促进模式转型升级，2006年初，苏州又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决定》，试图利用跨国公司、国家、外省市和本地科研力量共同推进苏州自主创新。2006年苏州政府将R&D支出占GDP比重提高到1.5%以上，并建成15个公共技术平台和27个科技创业孵化器。政府鼓励外资设立研发机构，并在科技含量、投资强度和环保等方面提高外资进入门槛，以促进产业升级。政府还大力推动产业的高新技术化，鼓励本土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尽管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但外资代工模式的早期积累已经帮助苏州获得了模式转型升级所需的技术、资金和能力，苏州正加速向“内外并重、自主创新”的方向发展。
四、结论
1.外资代工增长模式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吸引外商代工资本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模式。在该模式下，外资代工企业和外资加工贸易成为区域增长的主体和新引擎。笔者对全国和苏州的研究显示，外商代工资本、外资出口加工贸易均与经济增长具有相关性和因果联系，因此外资代工模式确实是存在的。
2.外资代工模式对区域发展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效应。苏州案例表明，外资代工模式在加速资本形成、推动产业升级、提升资源禀赋、促进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和增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原先的增长模式相比，外资代工模式在经济增长的效率、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方面促进了区域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因此对后进地区仍具有学习价值。
3.外资代工模式面临着可持续性挑战。外部经济风险和产业空心化危机是外资代工模式的两大威胁。该模式可持续的关键在于能否促进外资代工企业的根植性，以及外资和本土企业的发展和升级。然而苏州案例表明，尽管外资代工企业带动了本土配套企业的发展，但两者的关联性仍然不足，本土企业独立生存能力差。因此，仅靠外资代工模式自身的力量并不能解决可持续性问题。
4.政府应适时推动外资代工模式的转型升级。外资代工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东道国将面临促进本土企业发展和创新的任务。这就需要政府明确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并为之不懈努力。外资代工模式已经为模式转型作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准备；政府的财政实力也得到了增强，能够帮助本土企业发展。因此，外资代工模式有可能成为通往本土企业自主创新之路的“跳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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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晔.外资代工模式下的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模式超越———以苏州地区为例[D].南京: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
注释：
①估算外资代工资本规模的方法为
。其中α为外资代工系数，即FDIS占FDI的比例，而FPTE和FITO分别为外资加工贸易出口额和外资工业总产值。
②在协整检验前，必须对以上单个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查其平稳性。经ADF检验后发现，这6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③工业结构变动值的计算方法为:
，其中，di代表第i时期的工业结构变动值，Xin，Xjn分别代表第i时期与第j时期第n个部门的产出。
④以2003年苏州规模以上外企中外资与国内配套投资为例，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国内配套资本0.09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