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熟练技术工人的短缺以及跨国企业基于产业全球战略配置的需要，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把生产活动外包给非OECD国家，特别是以中国和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风起云涌的外包活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战略性意义。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利用比较优势高速发展中国制造业，而且表现为技术、技能和知识的转移以及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增强。
直到本世纪初，跨国企业主要是把“微笑曲线”两端的低附加值活动发包给中国，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目前在全球经济深度一体化过程中，随着发达国家服务经济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长期超高速成长和结构分化，外包的内容正逐步从实体性活动转向非实体性活动，服务业外包将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和热点。
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积极地承接服务业外包，不仅可以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使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办公室”。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程度高、就业带动效应强、生产率上升速度快、需求收入弹性大等产业特征，服务经济是工业化中后期拉动国民经济成长的主动力，是与制造业并行发展且是继制造业之后崭新的发展力量。因此，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和趋势正呈现在我们面前:中国除了崛起制造业的传统力量之外，也将不断地崛起后工业化社会中出现的服务经济的新力量。
本文评估了服务业外包的发展趋势和动因以及服务业外包对中国经济新动力崛起的某些长期的影响。服务业外包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也是中国从更深层次加入全球化的一次战略抉择。服务业外包趋势是“世界平坦化”的显著特征，中国在成功抓住了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机遇之后，服务业外包是把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提升中国外向型经济水平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应及时建立和完善各种服务业外包平台，把其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来谋划。
二、服务业外包:中国进入“平坦化”世界的曙光
在美国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看来，碾平世界的10大动力，都与信息技术的指数化增长以及建立在电脑、网络基础上的外包密切相关。[1]在弗里德曼所谓的“全球化3.0时代”里，竞争的平台已经被推平，外包是世界“平坦化”的显著特征和动力。与痴迷于信息技术并且坚信技术决定论的弗里德曼不同，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平坦的世界”崎岖不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现实，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外包，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外包的发展，显示了世界平坦化的早期曙光①。
当今世界技术和管理技能的进步，正在从本质上改变着我们对全球贸易和商务组织方式的思考。这种变化主要受到两种因素的驱动:一是新技术改变了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成本结构，公司可以利用新技术和新的管理理念重新组织和控制复杂的产品生产和工艺流程。随着丰富和廉价的电讯宽带和网络的开放型标准的进步，企业可以通过重组其工作和任务，把大量的原本由白领所做的工作，交给国外的供应商以降低成本。二是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生产和贸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公平市场交易和公司内贸易，成为组织和控制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的主要方式。[2]这两个因素是驱动世界越来越走向“平坦化”的动力。
作为管理流程再造的最有力的措施，跨国公司内部服务业的外包，是目前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中发展的最强劲趋势。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英国石油公司(BP)花费6亿美元外包人力资源(HR)管理服务给Exult公司。这项外包业务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外包合约。BP-Exult协议规定:将由Exult公司处理赔偿、工资发放、组织发展、绩效管理、雇员发展、培训、招聘和再配置56000名美国和英国雇员等一系列管理事务。BP公司自身保留每一件需要进行判断和制定政策的事务。此项交易将削减BP公司约40%的HR职员，运营费用每年降低1500万美元，避免了3000万美元为技术而支出的资本成本。外包使BP公司HR专业人员有足够的时间对商业第一线活动进行辅助性支持。[3]BP-Exult之间就HR活动所达成的服务业外包协议，仅仅是许多国际企业服务业外包活动的冰山一角。咨询公司Cartner曾测算，跨境业务流程外包(BPO)将从2001年的1236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785亿美元。[4]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目前全球服务业外包市场的总规模在3000亿至5000亿美元，并将在未来若干年继续保持20%到3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08年，服务外包市场的总规模将突破1万亿美元。
经济全球化以跨国企业为主体。跨国企业的全球制造、全球营销和全球研发的战略安排，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动机。跨国企业大力提倡和推进内部服务业的外包，使以中国和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有了深度进入“平坦化世界”的新机遇。
第一，跨国企业为了优化财务结构而外包服务业，使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有了承接大规模、专业化和降低成本为主的服务业的机会。一方面，跨国企业通过把大量的白领工作进行重组并交付给外部供应商，可以降低营运成本并获得足够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外包可以把跨国企业的固定成本转化为变动成本，节省其固定资本投资和固定费用的支出。研究表明，通过外包部分业务，跨国企业可以降低70%的成本。[5]这主要是外部的服务供应商在为许多发包者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时，可以把高额的服务成本分摊在使用者之间，从而获得规模经济。
第二，跨国企业为集聚战略性业务而外包服务业，使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有了承接企业非核心的、外围服务业的机会。跨国企业为了摆脱创造低附加值的活动，把耗人、耗时、费钱的其他所有工作全部外包给外部供应商，专注于自身核心能力的建设。根据Prahalad和Hamel的看法，竞争优势的实际来源不是产品而是在变化的环境中巩固技能和技术的管理能力。这种能力是技术、管理和集体学习的综合产物。[6]如耐克公司的核心能力主要是产品设计，它把除此之外的几乎所有工作都外包了。
第三，跨国企业为从外部获取内部难以开发或开发成本较高的互补性技术和知识而外包服务业，使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有了承接某些高技术、知识和技能密集的服务业机会，也有了向跨国企业团队学习、交流扩散技术和经验的机会。人们通常把外包作为有利于组织降低营运成本的途径，可是实际上跨国企业经常把那些具有复杂性和互补性的技能外包给其他组织。这是跨国企业在全球化条件下从外部获取互补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当代企业产品/服务的生产、工艺过程和管理活动越来越复杂，如企业的投融资、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决策支持等功能，在某个企业内部可能不具备，或者自己在内部建立这些功能不具有经济性。在外部专家更具有竞争优势和能力的情况下，企业内部的专家团队与外部专家团队之间建立知识互补性的外包联系，可以保证对这些任务和所移交的工作的理解，同时监督工作质量。
第四，跨国企业为改进服务质量和提高服务品质而外包服务业，使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有了全面承接提高服务品质的业务的机会。这是成熟经济中企业外包服务的另一个中心问题。当今，“别人做的比你更好就外包”(outsource when somebody can do it better than you)的口号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与企业内部员工提供的服务相比，外包服务更具市场的选择性。那些具有较好纪录的服务外包公司更容易得到外包订单，发包企业也更具有选择弹性。
在上述因素的驱动下，以跨国企业为主体的发达国家服务业外包如火如荼，正在改写新一轮的世界经济版图。以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为代表的相对后进的经济体，可能是服务业外包的受益者。服务业外包是世界“变平”的一个强大的信号和引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新动力崛起有着长期的影响。服务业外包也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制度、竞争条件、知识投入、收益分配等方面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低成本制造方面。中国的崛起体现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全球生产制造的中心。国际知名大企业纷纷将自己的生产基地搬到中国，中国逐步成为专业的世界工厂。其原因是:第一，中国拥有非常充足的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这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中国劳动力极为廉价，因此可以为全球企业降低生产制造成本；第三，生产/制造/加工/装配过程主要依赖操作工，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所以普通的中国人就可以胜任；第四，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有利于跨国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与印度相比较，相对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外包却没有发展起来。2005年中国以1.45万亿美元的货物出口总额，继续保持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位置，但服务贸易却相对滞后，仅占我国贸易额的10.9%，远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以软件外包出口为例，2005年全国软件外包出口的总量大约为9.6亿美元，仅占全球软件外包出口总量的2.3%。局限在“微笑曲线”底部的世界分工格局，在收益分配方面也会使中国处于“洼地”状态。
如今，世界变平的曙光已经出现。“微笑曲线”两端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出现了大规模的外包趋势，这意味着高附加值的知识产业在全球的扩散效应正在加强，意味着中国有机会、有条件进入更深层次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全球服务外包的浪潮中，中国将继续扮演什么角色?是继续维持“只有基层的操作工岗位可以找中国人来做”的低要素分工格局，并继续心安理得地获取全球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还是积极创造条件，以新的方式拓展吸收外资的新领域，并努力实现产业链向高端攀升，向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并举转变?
三、发展服务业外包:中国外向型经济升级的转折点
当今中国，利用外资的方针和政策正面临着结构调整，其重点是解决对外开放中“重量忽视质”的问题。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选择，是要在过去十几年成功承接世界制造业外包转移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承接服务外包产业的转移，逐步使“中国制造”过渡到“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全面提升外向型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效率。
发展制造业外包与发展服务业外包，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工业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自然演进和战略选择，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在一定基础上的提升关系，两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补充。具体地认识这一问题，是明晰当前我国产业政策转型的关键。
制造业外包的发展，是服务业外包发展的内在基础和条件。制造业内部分工的深化和制造效率的提高，是现代服务业外化和独立发展的前提；现代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投入，其内含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是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服务业与制造业两者在地理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和集聚的特征，发达制造业的集中可以优化服务业的空间配置，发展服务业产业集群。[7]尤其应该提到的是，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具有相互追随的效应，即当服务企业FDI进入外国市场时，往往首先选择它们本国FDI制造企业集聚的区域，或与自己有长期业务关系的供应链企业，[8]这一行为的内在逻辑主要是企业为了发挥信息对称的优势，而这些又来源于彼此间早已相互熟悉的、透明的服务价格以及品质稳定的服务。这种信息壁垒的存在，说明现代服务业FDI具有趋向于追随下游产业FDI进行配置的行为特征，它不仅为我们在实践中所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②而且为鼓励发展服务业外包提供了政策指向。
这就是说，中国在1992年以来成功承接世界制造业外包转移的产业基础，即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现实和体现在**造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是新一轮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产业转移的良好条件。中国在吸收的6000多亿美元FDI、大约60多万家外资企业中，不仅绝大部分是制造业，而且大部分分布在沿海地区，以基于FDI的外包模式承接制造订单，通过加工组装以满足国外市场需求，主要涉及技术水准较高的产品生产中需要密集利用劳动力的生产作业部分。这对中国经济在现阶段推进包括服务业外包在内的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以外资为主体的制造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必然要求有大规模的服务业配套。目前跨国公司正在把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与其全球战略、全球的服务配套体系及企业组织制度结合起来，即把我国**造成本与其服务体系所创造的低交易成本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围绕零售批发、家电业、汽车业、化工业、机械电子等进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定位和集聚布局。由于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够，如第三方物流不够发达，金融保险业制度创新落后，技术工程服务不到位，法律和产权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水平不够高等，这给外国资本占领这些高端服务业带来了极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
第二，随着国际市场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以及中国本土产业竞争和升级需要，早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也需要不断投入高级生产要素、提升产业价值链，如投入以产品设计、研究开发、市场研究、品牌建设等为内容的现代服务业资源。目前，跨国资本有全面“进攻”中国高端服务业的趋势，如在中国设立设计中心、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布局市场和营销渠道，进军各类金融业务等等，目的是给布局在中国的制造业以灵魂和脑袋。这也必然带来中国相关服务业的繁荣发展。
发展制造业外包为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供了印度等国家难以比拟的条件和基础③，但是制造业外包和服务业外包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道路，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高级阶段的全面升级，而这两个阶段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第一，需要的资源禀赋条件不同。印度之所以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外包供应基地，且整个外包经济也给印度的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指数式的增长，主是因为印度与中国相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绝对优势:首先，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印度人在与全球最大的外包输出国(欧美地区)进行工作交流时，不存在任何障碍；其次，印度的计算机和软件开发能力居全球之首，在所有外包服务中，软件外包服务是整个产业范围中最重要，也是利润相对较高的一环，因此全球包括微软在内的几乎所有大企业，都将自己的软件研发基地放在印度；再次，印度的国家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对服务外包提供扶持。打破印度在全球外包业中的垄断地位，需要我们改造自身的资源禀赋，如从人口资源转向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从注重基层操作工的培养转向发挥国家教育体系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形成我国长期的动态竞争能力。
第二，对制度的依赖强度不同。一般制造业对制度要求不敏感，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对制度的投入比较敏感。普通的制造过程所依赖的技术、知识基本上都是属于成熟、显性、可编码和可学习的，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对知识产权和长期积累的各种隐含性知识保护的要求非常严格。跨国资本出于利益考虑，决不会把其花费了巨额投资的技术和诀窍，贸然转移到一个对知识产权保护不严格、对模仿行为处置不严厉的国家和地区。对知识产权的肆意模仿和各种不尊重产权的行为，都会加大跨国资本外包订单进入的风险和成本。正因为如此，目前进入中国的FDI企业，从总体上来说，都属于一般制造业，即使是所谓的高技术企业，也只是高技术产业中密集的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低端部分，而不是真正的高技术企业和高端的服务业。因此，发展服务业外包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招商引资”和“招商选资”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制度优化密切相关的深层问题。
第三，市场的空间和容量不一样。目前发达国家GDP中服务业附加价值占70%以上，全社会劳动就业人口中服务业劳动力占70%以上，这是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外包政策取向的基本依据。制造业只占国民经济20%(该比例还在不断下降)，说明中国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的空间是有限的。相反，在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发达国家产业运行中许多相对较低的附加值的服务活动，甚至某些高端产业中需要密集利用人力资本的业务，完全可以在中国制度和资源禀赋条件得到充分改善之后，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转移过来。近年来，“中国制造”风靡世界，而“中国服务”不仅具有更大的市场容量，而且可以取得更有利的世界分工地位和更高的附加价值，有望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和扩大外贸出口的第二个巨大引擎。
第四，对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的效应不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以价值链低端制造为核心的超高速增长，具有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显著特征。这种增长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包括服务业外包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偏重的产业结构。首先，以价值链的低端制造为核心的经济的增长，难免会受到土地、资源等要素瓶颈的限制。中国本身可利用的土地有限，国家必须对每年的土地使用量进行严格的限制，因此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必须逐步“软化”，要从依靠资源消耗转向依靠知识和人力资本，转向依靠创新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其次，在过去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主要实施了“两头在外取中间”的战略，即原材料市场及最终产品市场在外、加工过程在内的发展策略。改变“低端加工”的分工格局，必然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其核心是现代服务业)进行攀升，提升产业链的知识与科技含量。再次，发展低端的制造业外包与发展服务业外包，在资源的利用结构和使用效益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低端的制造业外包只需要普通的操作工、只获取加工费不同，发展服务业外包需要受过训练的、合格的、有资质的人力资本，因而可以取得更高的附加值。最后，过渡偏向于低端制造业的外包，还会使产业结构面临巨大的调整障碍。如江苏苏南某个制造业发达的地级市，10年中就纯输出7万大学生，同时却输入100多万仅有初中以下学历的低技术劳动力，这为该市产业升级带来了较大的障碍。
因此，从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角度看，及时地从发展低端的制造业外包，向发展服务业外包转换，对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崛起，具有举足轻重的长期影响，它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也是中国从更深层次加入全球化经济的一次具有转折点意义的战略抉择。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应该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谋划。
四、服务业外包:助推中国经济力量崛起的新国家战略
中国服务业外包上升空间极大。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服务业外包应该成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国家战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第一，外包，特别是复杂产品、高技术产品和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外包，溢出效应往往比较大，便于中国承包企业学习和掌握发包者的核心技术、知识、经验和技能。发包者把中国作为制造和服务平台的同时，也会使承包者(供应商)接受近乎苛刻的国际标准和要求的训练，获得发包者有关产品和工艺升级的技术、知识和技能培训。一般认为国际知识转移的途径，主要集中在FDI、合资企业和特许权等方面。实际上，承接国际外包业务也会获得这种效果。Deardorff和Djankov曾经运用捷克Prague地区373个制造企业1993年到1996年的数据，研究承接外包作为知识转移的途径如何增加效率。他们的研究表明，承接外包的代工合约安排与企业员工培训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代工也与企业的变动成本的降低和股票市场的溢价相联系。[9]因此，发展服务业外包，是学习国际新理念、新技术、新知识、新技能、新信息和新管理的最佳途径，这样可以把中国企业推向经济全球化的最前沿。
第二，服务业外包的发展，有利于改善中国企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供应商的市场地位，获取产业发展的主动性。服务业外包的发展规模和水平，是发包者提供技术、管理技能的函数，即只要服务业外包的发展规模和水平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能力不对称现象就会得到缓解或者相对均衡，发包者控制市场的力量就会发生演变，其利用市场势力压榨供应商的能力就会有所下降，从而有利于承包者在承包关系中形成较强的议价能力，在产业发展中获得主动性，如加速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学习速度，形成更有利于自己的收益分配关系等。
第三，发展服务业外包，是逐步解决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最佳工具。中国沿海地区从简单的制造业外包升级为服务业外包的国际基地，可以使服务业外包成为加速引进新技术和投资资金进入广大内陆地区的经济平台。主要表现在:首先，沿海地区升级为服务业外包国际基地以后，现有的制造业外包业务可以向内陆地区转移，从而形成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循环的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不同，这种以国内经济为主的价值链，具有“模块化”的网络特征，它以产业集群的形态出现，产业循环和关联关系具有相对的完整性。[2]
其次，沿海地区城市形成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功能之后，其周边地区必然向制造业集聚形态转化，从而塑造出区域性的“服务业中心—制造业集聚”的产业布局，有利于形成服务业中心降低交易成本，而周边地区制造业集聚降低生产成本的良性互动格局。再次，经过多年制造业外包的集聚发展，沿海地区城市的制造成本急剧上升，如过度拥挤、污染、住宅短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等，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其原有模式发展中不可克服的瓶颈。因此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对制造成本不敏感而对交易成本很敏感的现代服务业外包，转移出一般的制造业外包产业，既对这些地区转换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有利，又可以在中西部地区集聚起新的生产力。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服务业外包，有利于中国尤其是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城市群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功能结构，有利于中国劳动力就业领域从“蓝领”向“白领”转变，有利于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的转变，这将会产生以下三大效应:首先是极化效应。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对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进行大量集中性投入，这会进一步带来以跨国企业为主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和集中，在城市繁华中心地带形成以承接和外包全球企业商务订单为主的各种商务中心和服务业集群，有利于中国吸收高端的服务业FDI，从而有利于中国形成基于城市商务中心的国际外包基地。其次是扩散效应。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商务中心和服务业集群形成之后，会大大地降低其周边地区发展制造业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周边地区先进制造业承接更多的国际外包订单，有助于这些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的发挥。最后是裂变效应。服务业外包在特定的条件下，将使中国经济中原有的生产要素潜力得以重新组合，释放出新的发展力量。如中国企业过去一直沿用自我服务方式，并不习惯于竞争和专业化分工所导致的服务外包模式。因此中国在制造企业内部隐藏着巨大的服务经济发展的能量。服务业外包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市场容量以及先进的理念，将促进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外包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一大批服务外包骨干企业的建立或者再造。
中国服务业外包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和潜在的上升空间，主要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具有良好的发展条件。
第一，中国的教育体系可以独立地培养服务业外包所需要的各类人力资本，每年的工程和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已经达到100多万。英语教育的普及也为服务业外包提供了交流和沟通的基础。这是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十分重要的核心问题。因为语言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和信息，这也是印度服务业外包之所以兴旺的主要原因之一。奥运会即将在中国举行，这也将进一步激发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从而增强沟通和交流能力。
第二，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优化投资环境，在城市建设和各种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通讯网络的建设上，投入了巨额资金，地方政府为发展而竞争的体制安排，也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有效地改善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载体质量和技术条件，它们是中国未来发展服务业外包最重要的硬件支撑体系。
第三，中国加入WTO、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一系列事件，给了中国全面展示优良投资环境的机会，给了中国企业甚至普通的中国人全面展示自己的业务知识和专长以及创新成果的机会，也给了中国企业联系外部客户、改进业务价值链、创造自己外包品牌的机会。那些对中国还存在某种认识偏差的外国人，可以直观地认识和感受中国人力资本密集和教育、文化的状况，有助于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偏见和认识误区。
第四，服务业外包的兴起必然激发出中国经济中所蕴藏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巨大能量，将会极大地唤醒中国人的服务意识，有助于中国企业纠正长期的制造业偏好，树立服务创造更高附加价值的发展理念，反过来进一步有利于服务业外包的发展环境和基础，同时助推中国政府进行各种有利于服务经济发展的制度改革和服务竞争的规制放松。
另外，目前国际上某些势力出于各种政治动机和利益的考虑，经常发出一些反对或者阻止中国把外包作为国家战略的言论④。他们主要从西方某些不希望中国崛起的人士的立场出发，认为放任跨国企业对中国外包，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某些环节和现代服务业的外包，会使自身的竞争能力恶化；会导致对中国供应商的高度依赖，从而丧失产业主动性；以技术换取中国的市场，会冒着知识产权被侵犯的巨大风险；对中国的外包，必然会使中国的经济力量崛起，从而给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关系带来影响。系统地批驳这些没有多少现实基础的观点不是本文的任务，但它却从反面证明，中国为了发展自己，必须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地把加快发展服务业外包作为国家的高层次的开放型战略来实施。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经济运行历来是受国家之间的利益影响的，每一个国家都不会持续地、大规模地去做零和博弈的游戏。那种单纯强调国际外包对发达国家福利不利的观点，忽视了外包潜在和动态的收益。如Glass和Saggi在研究国际外包的创新和工资效应时指出，国际外包增加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低工资劳动力的利用，从而通过成本节约增加了发达国家的盈利能力。既然通过成本创新，所增加的利润给发达国家企业提供了改进产品和服务的激励，国际外包逻辑上就必然会鼓励创新。随着创新速度的加快，国际外包就能够潜在地创造出足够的收益去抵消发达国家的工资衰退，而且，欠发达国家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最终商品也会使发达国家的民众受益。[10]所以，忽视了问题的动态方面，会导致片面的悲观主义结论。
五、环境与政策:中国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逆向思考
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必须以强化高级要素投入为政策取向，加速实施发展服务业外包的国家战略。国际经验表明，发展服务业外包，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自己的各种软件配套条件和硬件支撑体系，要具有强大的承接外包订单的能力。为此，我们不妨从国外企业担心外包可能给它们带来的风险这个角度进行反向思考，审视如何进一步改善中国发展外包服务业的制度环境和硬件基础。
按照一些学者的总结，本国企业对外国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非外围的核心业务的策略性外包，其风险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选择正确的供应商或服务供应者的风险，即它们能否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长期地给发包者提供所要求的世界最佳的技能和服务的能力；其次，长期严重依赖某一个服务供应商，会出现所谓的外包隐藏成本，即可能会损失关键性诀窍，特别是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这是服务业外包中的主要风险；最后，可能会发生信息泄漏的风险，即在高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发包企业在与合作者联合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时，对方获取了其原本无力开发的知识和技能，使竞争对手获得了商业敏感技术和知识。[11]因此，国外企业普遍认为，在外包的收益与风险方面，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两难选择。
因此，千方百计地降低这些国外企业所担心的外包风险，就是中国获取外国企业的大规模的、非外围的核心业务外包的关键所在。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根据中国目前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水平，企业承接服务业外包的能力，距“世界最佳”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从战略实施的角度看，中国应该首先把承接服务业外包的战略焦点集中在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项目上，如密集地需要知识型的优质劳动力方面，从承担一般性的、外围性的服务业外包业务开始，在初期的学习曲线下降之后，再争取在高端的、大规模的、非外围的核心外包业务上取得突破。
第二，为了长期地给发包者提供“世界最佳”的服务技能，中国除了要继续改善基础设施的硬件支撑条件外(如通讯、网络等信息高速公路等)，更要创造一个中国的服务外包品牌和承诺，建立一个支持中国服务外包品牌建设的国家平台。具体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的服务贸易行业协会，通过这个协会与世界上类似的机构共同制定有关服务外包的标准并进行各种标准的认证，了解目标市场的法律法规，帮助承接外包的企业进行全球营销和进行市场调查研究，扩大品牌认知度并利用全国的资源进行全球外包资源的整合。
第三，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要素，在争取服务业外包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交易就越安全，从而发包者的隐藏成本就越低，FDI企业投资的欲望就越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服务业外包战略的成败。印度最近刚刚宣布他们要采用英国的数据保护标准，这是印度政府对发展IT产业离岸外包业务的最大的制度支持手段之一。
第四，在完善法律和规则的基础上，要着力建设服务业外包的社会控制体系，发展和完善高水平的相互信任关系和声誉机制。目前全球服务业外包有从传统型向策略性外包转移的趋势，即由与一个或少量的关键合作者的长期的外包向多个合作者的短期合约型外包发展；由本国企业之间的外包向跨越国界的国际外包发展；由小规模的、外围业务的外包向对外国企业的大规模的、核心业务的策略性外包发展。其中最主要的阻碍因素是发达国家担心自己的技术、技能的泄漏和核心能力的丧失。控制这一过程不可能单独地通过传统的合约管理方法和法律机制来实现，而需要进行社会的系统控制，特别是要发展相互间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为此要求社会在管理外包关系中，要注重“中国信用”体系的建设，要有权威的中介机构为企业建立信誉档案，使企业恪守声誉机制。
总之，中国应该把在发展制造业外包乃至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教训，直接运用到承接服务业外包方面来。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不断增长的制造能力，通过关联关系和互动机制，吸引服务业FDI并促进技术和知识的转移。抓紧制定鼓励服务业外包发展的政策和规制，营造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平台。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诸多扶持服务业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手段中，要充分考虑给承接外包的企业以零税收的优惠政策的重要性。过去，中国为了鼓励制造业外包，对商品出口采取了出口退税的制度，有力地刺激了商品贸易迅猛发展。面对服务业外包发展的新机遇，中国应根据国际惯例，及时考虑建立适用于服务业出口的零税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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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众所周知的是,服务外包是指企业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来完成原来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按照外包的内容,具体可以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三种。特别是KPO,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知识产权研究、金融保险研究、数据分析、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和市场研究、设计服务、网页和动画设计、律师助理服务、研究与开发、网络管理和决策辅助系统、远程医疗、教育、出版服务等等。按照服务发包企业和承接服务外包企业的相对地理位置,服务外包又可以分为境内外包和离岸(国际)外包两种。
②如中国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近些年的发展,都呈现出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互追随发展的格局。上海作为服务业高度发达的中心城市,其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周边地区制造业也越能受益,其集聚和集中程度就越高。据计算,上海生产者服务业对长三角地区工业的贡献是:上海生产者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三省市工业增长0.918个百分点。(参见高传胜、刘志彪:《生产者服务与长三角制造业的集聚发展》,《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8期)
③一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印度与中国相比较,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印度重点是发展服务业外包,尤其以信息产业外
包为特征;中国是以发展制造业外包为特色。不同道路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和制度条件的差异。
④最具代表性的参见David Lei:“Outsourcing and China's Rising Economic Power”,Orbis,2007(Winter).Lei认为对中国的外包有损美国公司竞争力,不利于美中全球经济和战略关系平衡。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05JJD79008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6年重点项目(06AJL00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子课题“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