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从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在21世纪发展进程中，我国将始终面临着某些基本问题的挑战，如人口高峰的来临、自然资源的超常规使用、整体生态环境的逆转、区域间发展的差距、“三农”的问题困扰和国家竞争力的建设等。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解决思路，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战略指导方针，科学地解决发展的量、发展的质和发展的持续性这三个主要问题。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发展的量主要涉及经济增长速度、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生存需求和人口数量增长这三个问题的选择；发展的质主要涉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人口的素质和科技进步对发展瓶颈的突破这三个问题；而发展的持续性，则主要涉及保护自然资源和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平衡这两个主要问题。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以及解决的程度，体现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的深度。
面对千头万绪的具体发展问题，为了取得社会最优的“满意解”，达到“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三者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分析工具。为此本文基于“制度、技术和市场”这一现代经济分析的三维工具，在思维和分析层面上，构建了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逻辑体系；在具体路径和机制层面上，指出了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工作重心、核心和方向。本文认为，制度、技术和市场这三个分析维度，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它们之间的作用方式、作用方向和作用机制，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落实程度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可能性。
二、制度改进与创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机制保障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制度安排的改进，即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人类的发展行为，说到底是一定体制机制下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制度高于技术和其他要素。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体制机制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体制机制在科学发展观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济发展虽然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社会过程，但人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向、行为力度和调整速度，在一定的技术制约的前提下，是由制度变量所决定的，制度规定了人们的利益结构和对经济行为的激励或约束程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经济活动中发展方式是粗放还是集约，其实是在技术约束下的制度性行为。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是粗放的，而且这种较长期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得到根本的、彻底的逆转，其本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发展制度结构一直是粗放的，粗放的发展制度始终在诱导、激励和支持粗放的发展方式，而粗放的发展方式又进一步强化了对粗放发展制度的路径依赖，这两者关系之间的相互决定或者互为内生性，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系统始终处于低水平的循环和波动状态。
第一，关于发展的理念。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理念过于崇拜GDP，不太注重绿色GDP；过于追求物质的增长，不太重视以人为本的物质与环境和软实力之间的协调增长；过度追求短期的利益，不太考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必然形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不良发展格局。那些增长速度快、经济总量大的地区，尽管发展的质量可能并不高，甚至环境污染严重，但也会受到激励和奖励。现在，我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的要求，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发展理念，这就是树立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围绕人的全面需求和需求结构更新发展理念，这是对过去传统的发展理念的科学提升，是一种会必然带来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彻底的思维和行动的革命。
第二，关于发展的导向。发展的导向主要指对发展绩效的评价准则，也称为发展的“指挥棒”。基于我国政府目前的职责和功能定位，它不可能对发展的过程、发展的绩效没有评价的要求。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任何复杂的评价准则都不可能那么完善，都不可能完整地反映和涵盖真实世界的内在要求。任何貌似完善的评价体系都有内在的缺陷，追求建立完整地反映真实世界的评价体系，无疑是不现实的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主张那种复杂的自利性、竞争性活动，都应该交给市场、由市场去内生地评价，而那些市场评价会发生偏误、发生真空现象的“公共性”或“准公共性”活动，则应该主要由代表总体社会福利立场的政府去评价。就此意义上来说，避免发展的导向或者评价准则对发展过程的扭曲，最佳的办法是正确界定政府的发展功能和活动界限。对于尚处于转型阶段的我国政府来说，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之所以严重，不在于人为设计的评价准则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偏差有多大，而在于我们现在的评价准则涵盖了太多、太强、太细的政府功能，当我们强制地把那种不可能完美的评价体系运用到对人类复杂的、带有利益倾向的经济活动的评价中去的时候，我们的发展方式必然事与愿违，必然会偏离评价准则设计者的初衷。如当政府不仅把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规模等业绩作为评价行为主体的单一标准，而且把这种片面的评价结果作为干部升迁的主要依据时，就会诱发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行为，出现忽视技术进步和环境问题，使发展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第三，关于发展的主体。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的主体呈现为二元的主体结构:有活力的微观主体和负责任的宏观调节主体。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微观主体(企业、个人、家庭)，能保证微观经济活动的效率，其主要目标是对利润、效用和财富最大化的追求；负责任的宏观调节主体，强调的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和责任以及政府对市场经济“外部性”的调节和控制，目的是为了实现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这种“双主体”的结构，最难界定的是各自的职能和作用范围，其相互之间与生俱有的“替代性”特征(如政府可以代替市场作出各种微观经济决策，最极端的模式是计划经济；另一个极端是放任自流的完全市场经济，政府功能极其微弱)，很容易在制度设计时使发展主体的功能配置错位，从而使发展模式背离科学发展的需要，扭曲发展进程、影响发展效率。从实践来看，过去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在发展的主体方面呈现出发展责任定位混乱的困境，表现为政府经常“占位”、“错位”和“越位”。具体说就是:一方面，过于强势的政府在主导市场微观主体的选择；另一方面，政府自身应该承担的某些责任，如完善市场机制，建立社会福利机制、科技创新机制、环境保护机制、政府责任机制等，并没有真正得到强化。由此混淆了二元发展主体的责任目标和功能结构，粗放发展的轨道就难以得到扭转。
第四，关于发展的路径。旧的发展路径，在缺少体制机制创新支持的前提下，会使经济系统继续在旧的惯性轨道中运行，并且在文化、习俗、利益刚性的前提下出现路径依赖并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路径依赖指一旦经济主体做了某种选择、选择了某个制度，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制度不断“自我强化”。如在短缺经济时期，由于物品匮乏，人民生活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商品供求处于“卖方市场”状态，这时候，主要是通过分税制、财政包干等刺激投资、加快增长。这时候的体制和机制，对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难以提出太高的要求。这样的增长路径如果到了一定阶段仍然不进行创新而是继续维持和沿袭，就会刺激利益主体采取更多的竭泽而渔行为，如不考虑难度和风险较大的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活动，而是千方百计地追加投资、拼命地上项目，最终导致国土资源迅速减少、能源瓶颈日益严重、环境问题非常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措施和目标就会落空。
总之，经济由外延增长到内涵发展的过程，包括了发展理念的更新、发展模式的创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等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体制机制的保证是共同的、一般的特征。
在谈到制度对科学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作用时，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现在学界的一个观点似乎与上述结论相矛盾。这种解释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世界之谜”，是在体制机制并不完善的基础上取得的。具体来说，就是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过程，并不具备西方学者认可的制度条件，如完备的市场、私有产权以及有效的法制等。从这一观点中，是不是可以得出“制度与发展方式无关”，或者与“制度决定发展方式”的命题相左的结论?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第一，“制度决定发展方式”与“制度决定增长”这两个命题，并不是一个问题。后者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而前者讲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问题。一个是数量增长问题，另一个是发展的质量问题。第二，退一步说，即使两者是同一个问题，“制度决定增长”这个命题，在中国的实践中也是成立的。过去30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增长奇迹，是在体制机制的转型和创新中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能量的前提下进行的，是改革开放促进了当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改革和法制建设等等措施，促进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姚洋，2007)。这是任何人无法抹煞的事实。第三，中国30年多年来的体制机制调整，从发展阶段来看，确实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没有真正有效地促进发展质量的提升，并没有真正有效地促进全面协调和持续的发展，否则我们现在不可能还始终面临着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些基本问题的挑战。通过制度转型促进发展质量的提高，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体制机制创新的最重要的任务。
三、技术创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物质基础
技术创新为制度变革、市场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型提供物质基础。主要表现为:第一，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变革。由于技术创新改变了制度的运作方式和条件，因而为新一轮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农业机械和化肥的使用，改变了旧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就可能使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和耕作方式，转变为工厂式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再如技术创新可能会改变现有的能源利用结构和消耗水平，从而使能源使用规制发生变革。第二，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带来了生产要素和消费品价格体系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扩大、消费升级和市场层次的提升。第三，技术创新直接改变了增长所依赖的要素投入结构，使发展更多依赖于软资源和软制造，即从更多的依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转向更多的依靠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从而提高发展效率和提升发展质量。
由于信息化是当代最伟大的生产力之一，是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手段，是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效率的源泉，因此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技术手段，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中，具有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有鉴于此，我们把这部分内容的论述，集中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方面。
以信息化为技术创新的龙头，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与基本要求，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之一，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丁任重，2007)。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方式的转换，必须高度关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型以及它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作用。这个基本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目前电子信息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在现代经济发展方式转移中，电子信息产业具有着的巨大作用和功能。
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以来，电子信息产业在我国工业化道路上呈现出“一路狂奔”的发展特点，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到2007年底，我国信息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达7.9%，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占全国出口额的37.6%，占全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近90%。因此作为我国最大的工业门类，电子信息产业在建立一个利用效率高、技术水平先进、污染排放低、生态环境影响小的国民经济发展系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信息化为技术创新的龙头，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其现实的、历史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子信息产业产出品的节能，具有巨大的外部经济性。如果说，电子信息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巨大规模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本身就是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其发展方式的转换具有极为重要的“外部经济性”特征。目前，电子信息设备所消耗的电力约占世界电力消耗的14%，次于发动机的51%，照明的19%和空调的16%，居于第四位。①因此，根据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针对该产业的产出过程制订低功耗标准，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前从节能减排的源头事先规定其产品的技术标准和能耗水平。在超级计算机的设计开发应用中，如何解决能耗问题，是该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之一。专家发现，在下一代超级计算机的设计过程中，芯片会越来越热，为了降温，又需要大量的能源消耗。因此，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要在利用国内已有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把节能减排的目标考虑进来，共同构建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计算机及配件节能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将会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效应。据预测，到2010年，全球通过计算机及配件节能技术的应用所减少的温室气体，将相当于1100万辆行驶中的汽车所排放的尾气或20个500MW的火电厂所造成的污染。①第二，完善废弃电子信息产品的绿色循环模式和制造标准，是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庞大的废弃电子信息产品正在日益成为环境的沉重包袱。目前我国正在进入电器废弃的高峰期，每年估计报废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冰箱、600万台洗衣机，未来5-10年中每年电脑报废量也将达到500万台以上。电子垃圾主要由金属、玻璃和塑料构成，还包含很多有毒有害的化学品，进行填埋和焚烧不仅污染环境，而且浪费资源。②因此，节能减排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调整我国目前的电子电器产品的循环模式。我国废弃电子信息产品的处理模式，基本上还是陈旧的线性开放式模式，它遵循的是“资源※产品※废物排放”这种单向的资源流动，整个产业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性很大，因而发展节约型、封闭、循环式的经济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③经济全球化迫切要求企业在竞争中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和约束，将竞争中心转向资源和环境，实施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污染物排放量最小化。故只有采用面向环境的绿色制造模式，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才能提升竞争力，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三，电子信息产业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转型，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点，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具有典型意义。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信息产品制造业，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一直沿用“加工组装贸易”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高端产业、低端环节”的特征十分明显，具体体现为附加价值低和利润率低。如2007年，江苏省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销售利税率只有5.3%，低于石化行业的10.1%，机械行业的8.6%，冶金行业的7.7%，轻工行业的6.8%。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过去采用加工组装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以及我国产业政策发挥比较优势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跨国企业为了把主要的精力和资源集中到自己竞争力最强的环节和领域，在零部件模块化制造的技术支撑下，纷纷把产业链中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和领域用外包的方式转移出去，而把资源和精力向产业链两端，即研究开发和设计以及营销、品牌、网络和售后服务等领域集中。另一方面，过去我们的产业政策强调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加入产品内的国际分工，通过鼓励功能单一的加工贸易，希望解决就业创汇问题，拉动地方经济，因而逐步形成了产业链功能不够完善的、庞大的加工制造能力，产业链上的核心技术环节、高附加值环节大多被留在了境外。应该看到，这种世界车间的地位也对产业链两端逐步落户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对跨国企业进一步转移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产生了巨大的拉动效应，为中国企业的功能升级奠定了优良的产业基础。因此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经历了多年的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之后，已经走过持续快速发展的高峰，迫切需要新型的产业政策去鼓励企业向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转移，尽快向产业链高端攀升。
第四，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推进新型工业化。国民经济集约发展的技术经济基础，在于用信息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发展方式，由此将导致产业结构高度化并产生巨大的提升效应。发达国家的信息化是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之上的，是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结果；反过来，信息化也在重新塑造制造业和服务业。但发展中国家不必完全遵循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发展逻辑，而是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将两者结合起来，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信息化能够带动工业化、从而使发展方式转型的原因，在于信息化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甚至是传统产业获得新生的重要因素(汪淼军、张维迎、周黎安，2007)。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中有1/2到2/3是由信息技术带来的，美国经济增长的1/3与信息技术产业有关。信息化促进和带动实现新型工业化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信息化可以提高研究开发和生产过程的效率。如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可以使设计效率提高3-10倍，使产品研制周期大为缩短，设计精度提高。通过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CAM，实现计算机控制机床、流水线等完成对产品的加工制造、装配和检验，可以大大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效率。二是信息化可以使企业管理走向科学管理。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应用，主要包括将信息技术导入传统工业企业，推广普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管理信息系统(MIS)、工业过程控制(DCS)、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企业资源计划(ERP)、电子商务等先进手段等。如通过ERP项目的实施，可以实现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一体化管理，企业内外信息资源共享，增强了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三是信息化可以使企业组织结构由金字塔型管理转向扁平管理。这不仅使信息沟通及时，也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信息化加快企业重组，并促使虚拟企业的出现，使企业有可能在外部整合社会上的优质资源，在内部集中核心能力，从而向顾客提供质优、价廉、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四是信息化可以使企业建立新型的纵向非一体化的紧密关系。尤其是网上营销和网上银行的发展和应用，企业可以利用因特网直接与供应商、销售商以及潜在的客户打交道，使得远距离服务和个性化服务成为可能。企业可以与供应商及时保持联系，而供应商则可以利用电子数据交换(EDI)技术，根据需求方的要求随时调整供货的时间和数量，为企业实现零库存提供了可能。
这一切均表明，用高新技术特别是先进适用的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企业和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使传统企业和产业焕发青春，在高起点上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必由之路。
四、要素价格市场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生动力机制
中国目前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并没有随着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得到彻底的矫正和纠偏。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就是转型的前提。总体来说，现在政府还掌握着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权，环境监管也不到位，这就使生产要素的稀缺和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不能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不能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驱动力，反而给经济运行提供了一种“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
按照一般的市场运行规律，资源稀缺程度的增加，会拉动要素价格上升，企业要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么寻找替代资源，要么放弃资源消耗量大的生产方式，这一切均会使过度的资源需求得到抑制。同样，有效的环境监管迫使各类经济主体的环境成本内部化，趋高的环境成本逼迫企业要么创新工艺降低污染，要么改进技术减少治理成本，要么退出高污染行业，从而使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和环境价格，必然使“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实现这一过程的具体途径，就是在合理的价格体系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信息化，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链攀升。
近年来，我国资源环境的压力和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日益明显。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利率上调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等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等都在迅速积累。这些压力汇集在一起，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低效增长已经走到了极限。
建立一个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之所以显得紧迫和重要，是因为在转型经济的市场环境下，当各地政府和企业依据失真的价格信号各自决策时，就会对人为压低价格的要素进行过度的掠夺性使用，以至于出现土地管理失控、投资过热、环境恶化、低成本恶性竞争等弊端，追求速度和规模扩张的冲动越发强烈，谁也不愿冒技术创新的风险来转变发展方式。如在“十五”计划中，国家提出了GDP年均增长7%，最终超额完成达到9.5%；要求2005年末全国耕地不少于19.2亿亩，结果比计划目标还少了9000万亩；提出到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结果反而增长了27%。因此对于改变粗放的发展方式这一艰巨的任务来说，完善的要素价格体系，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当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市场充分地反映稀缺程度的时候，当政府运用包括税收、技术标准、法规、环境监管、经济激励等措施，通过市场起作用的时候，各个市场主体为获取自身利益的努力就将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的目标相一致，转变发展模式就会成为各个市场主体的自愿选择和强烈追求。为此我们就完善要素价格体系的具体内容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第一，现行价格形成机制由于没有将环境资源等外部成本“内在化”，因此无法改变生产者、消费者破坏环境的行为，无法激励环境治理，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还导致了某些污染性的国际生产资本流入我国，它们既逃避本国税负，又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恶化。如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2005》的核算结果，2005年根据污染损失法核算，其环境退化成本为5787.9亿元，占地区合计GDP的20.93%，比上年增加669.6亿元，增长13.1%。因此，在当前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下，开征环境税势在必行。环境税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
第二，劳动力价格的长期扭曲，维系了靠牺牲劳动者利益来迎合资本的粗放增长格局。过去的计划经济依靠长期扭曲劳动力的价格，支持的是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的战略，带来了国民经济中投资与消费的失衡。而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价格的扭曲，除了维系资本的高速增长外，还支持了各类“血汗工厂”和破坏环境的“国际制造车间”。与2002年相比，2006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了8.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中特别是劳动者报酬增长偏慢。1994-2004年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20.1%和15.3%，居民收入增长率分别比企业和政府慢3个和5个百分点。
最近国内的“民工荒”和整体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情况，说明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产业升级的关键点。如农民工的工资，2006年涨了11.5%，2007年涨了20%。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报告显示，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1亿人，农村从业人员4.78亿人，其差额只有0.53亿人，远比此前普遍认为的1.8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要小。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通胀、外贸比较优势的影响，将成为未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第三，要素价格的扭曲，不利于调整我国的发展结构。目前的经济模式中，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价格和低成本排放，造就了一大批高污染、高物耗产业。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和电力等行业的发展路径无一不是如此。由于低要素价格体系驱使资源在上述行业过于集中，使得上述产业的利润增速也明显高于其他部门，形成了高盈利的特征。良好的盈利前景，使得这些产业不仅自身资本充裕，而且能以较低的成本从各种渠道直接和间接地获取发展资金，然后形成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高投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从社会发展公正的角度看，上述行业在资源分配中具有相对优势，继而又形成了其在收入分配中的主导地位，收入分配的不均使得全社会有效消费不足，而国内有效消费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则和出口导向政策共同作用，维持了中国的出口压力，同时形成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并在资本管制下增加了银行信贷规模，导致流动性过剩。这些资金的共同作用，又形成了住房价格在内的较高资产价格，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高投资和高出口再次共同作用，又使可能经济陷入过热的危险。
五、结 语
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转型，即资源配置要从非市场方式转型到市场方式；二是发展方式的转型，即粗放增长方式向集约发展方式转型。这两个重要的议题，既涉及制度问题，又涉及技术和市场问题。因此，在转型经济中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全面构建基于“制度、技术和市场”的三维分析框架和与之配套的政策体系，尤其要侧重于激励结构和制度的重构问题。
但是，单纯的基于制度结构的重构和激励，并不能真正解决科学发展和发展方式的粗放化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克服单一的“制度迷信”，代之以全面科学的改革发展观。例如，我国经济粗放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收益不平衡。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30年来，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收益率差异不仅没有缩小，相反，前者的收益率还被长期地低估，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于物质资本推动而较少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入。按照一般的转型理论，在市场化转型的长期过程中，贸易及资本的流动会减少这两类资本收益率的差异，使得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收益平衡或者趋同。事实证明，仅有制度转型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技术和市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是高度依赖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要走的是“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使人力资本利用效率提高”的道路。人力资本的收益率长期地被低估，必然会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影响，并不利于这一战略的实现。为了提高人力资本在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度，政府必须主动出击，利用产业政策有效地克服市场缺陷和可能的市场失败，全面提升产业结构的标准、水平和高度，从而通过技术进步的市场需求导向，使国民经济中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显著提高，最终拉升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和提高其收益水平。
参考文献:
丁任重，2007:《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经济学家》第6期。
汪淼军、张维迎、周黎安，2007:《信息化、组织行为与组织绩效:基于浙江企业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4期。
姚洋，2005:《地方性创新和泛利性执政党的成功结合》，史正富、张军主编:《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79-415页。
基金项目: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应急)课题(2008JYJ03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基地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