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实中我国人均收入较高、经济发展领先区域的第三产业比重往往较低，在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情结下，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制定计划时往往倾向于提出一个较高的第三产业占比目标。
●国家提出的“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要求，针对的是长三角地区的整体，针对的是以上海为核心的江浙沪大都市经济区，而非某个具体的行政区域，更不是如县市层面的行政区域。
●江苏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迅速成长的全球制造业市场，支持了我省二产比重的持续上升，而区域性的服务业市场容量则极大地限制了三产比重的提升。
●江苏发展较快的第二产业压低了第三产业份额，而过去一直贯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地理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江苏（也包括浙江）的服务业发展“被抑制”，这些都不应该看作是江苏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
●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安排三产占比上升一个百分点，是可行且留有余地的。未来江苏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和政策，必须基于江苏加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特征，去寻求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手段。
一、制造业发达地区容易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情结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人在为自己所取得的瞩目成就而感到自豪的同时，始终抹不去心底的一丝缺憾，那就是认为江苏的服务业发展还处于“滞后”状态。理论上也难以解释的是，诸如工业增加值、GDP增长速度等指标往往是超额完成计划，但三产比重的计划指标却经常拖后腿。2000年，江苏第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36.3%，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27.5%。全省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前一指标要调整到40%，后一指标要调整到33%。但实际结果是到了2005年，第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仅为35.8%，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实质性的倒退；第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为32.0%，也没有完成计划。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分别要提高5个百分点，实际情况是勉强过关。
由于现实中我国人均收入较高、经济发展领先区域，第三产业比重往往较低，因此，“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情结”并不仅仅是江苏人的专利。很多地区在用三产比重指标反映发展水平时，对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往往有过高的预期。同样是制造业为主的浙江，“九五”、“十五”期间，三产比重也都未达到预定的目标。“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5%，2009年第三产业比重也只达到43.0%。
由于加快发展服务业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因此“十二五”规划我省对发展第三产业又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要求第三产业比重从目前的41%左右，在5年内达到48%，每年平均要上升1.4个百分点，这是江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最近我在参与一些地区的“十二五”规划专家论证会时发现，省内很多的地级市、县级市都在担心目前迅猛增长的第二次产业，可能会压制第三次产业比重提高，担心完不成“十二五”期间我省提出的“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目标和任务。不久前省政府明确提出，要将服务业增速、投资增速、占GDP比重、从业人员比重等重要指标列入各级政府考核体系。在巨大压力下，各地层层向下分解指标、分摊压力。有的地方，县里甚至于镇里都明确要求在“十二五”期间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形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省“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可能依据的是国务院2010年5月批复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在该规划中，中央从战略高度把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定位为“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要求长三角地区“围绕培育区域性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发展金融、物流、信息、研发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显然，国家提出的“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要求，针对的是长三角地区的整体，针对的是以上海为核心的江浙沪大都市经济区，而非某个具体的行政区域，更不是如县市层面的行政区域。如果要求各市县甚至各乡镇在“十二五”期间都要形成这种产业结构的态势，不仅不可能完成，而且会助长统计数据的造假，甚至会因为违反产业分工合作原理而失去动态比较优势，在我省战略机遇期转化为黄金发展期的关键阶段，对这一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厘清，并在实践中按照经济运行的规律给予纠正。
二、“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主要适应于大都市经济区域
众所周知，三大产业结构演化的规律，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继承“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了20多个发达国家100多年的统计数据，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两方面在产业间的配置和转移特征概括出来的。这一规律在分析具有较为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演化趋势时，尤其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相对独立的大都市经济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的结构演化趋势时，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但是，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也不能用于指导一个经济体系并不完整的、缺少相对独立性的、充分开放的非大都市经济区的结构调整，尤其不适合用来指导一个省内的某些行政区域的结构调整。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大都市经济区发展模型与非大都市经济区的发展模型有根本的差异和不可比性。经济学家一般把大都市经济区的发展过程和形式，主要描述为是一种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历程。其主要发展现代服务经济，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降低周边地区所配置的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是由大都市地区较高的收入水平和高生活成本所决定的，即决定了该区域只能发展对成本比较不敏感而对制度特性比较敏感的现代服务业。而非大都市经济区的经济发展，一般主要是由专业化、积聚化等机制所主导，产业结构往往偏斜地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优势部门。这些地区主要应该遵循的是产业分工规律和产业的地区集中（集聚）规律，按照比较优势原理选择和组织安排具体的产业和项目，从而在这些区域产生动态的竞争优势。
第二，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的要求，决定了大都市经济区适宜于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而其周边地区比较适合于发展先进制造业。一方面，特定的产业在特定的地区集中（或集聚），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另一方面，因现代服务业是制造业的“脑袋”和“灵魂”，所以在特定的地区集中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又受到在特定地区集聚的现代服务业的集中指挥和高度的协调。大都市经济区适合于服务业要素集聚是因其交易成本低，而对直接生产成本比较敏感的制造业，总是倾向于配置在大城市的周边地区。这种配置格局往往起因于微观上公司总部与制造工厂之间“面对面”频繁交流的需要。这一产业配置规律使许多处于大城市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尤其是一些县市经济区，如苏州的昆山等地，其产业结构的特性处于第二次产业比重“始终过高”的状态。其实这才是一种正常的产业发展格局。
第三，我国很多的非大都市经济区，其产业结构的特性处于第二次产业比重“始终过高”的状态，与它们参与当今经济全球化分工模式直接相关。如江苏由于较早、较深入地加入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尤其是苏南地区较早地融入全球经济，其制造业的市场早已“两头在外”，也即制造业早已经全球化运作，面对着巨大规模的、迅速成长的全球市场；而另一方面，江苏的服务业市场并没有全球化，其供需主要局限于本地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容量有限的“非国际贸易型”的本地化产业。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服务业比重长期难以较大幅度地得到上升，除了收入水平低这一根本原因外，主要与我国深度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也即其迅速成长的全球制造业市场支持了我国二产比重的持续上升，而区域性的服务业市场容量则极大地限制了三产比重的提升。
现在各地都把三产占比作为考核行政业绩的主要指标，主要的理论依据是三产占比是反映一个地区发达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标准之一。其实，这一逻辑也要具体分析。确实，在国家经济系统中或者大都市经济区，存在着三产比重随经济发达程度（以人均收入表示）上升而上升的规律，但是反过来并不一定成立，即在非大都市经济区域，三产占比是不是高，与人均收入高低并无必然的联系，“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并不一定就是经济发达和现代化的代名词，恰恰相反，在现实中，存在着许多三产占比很高但是经济却高度欠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性是工业欠发达，人均收入低。我国中西部的某些地区，由于人口稀少，服务半径内的物流费用高，因此三产的增加值占比也很高。因此，单纯用数据式的三产占比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发达程度和现代化程度是有缺陷的。
综上，如果我们把适合于全国经济或大都市经济圈（如珠三角、长三角等）的经济结构调整规律，机械地套用到经济体系并不独立的非大都市经济区中，要求各行政区甚至镇一级都实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形态，等于是取消了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取消了中心城市的功能，回到了各地“自我封闭”的旧式生产模式。如果我们把偏离这种结构演化的趋势，界定为经济结构不合理或发展方式的粗放性，更是违反了区域生产力配置的基本规律。
三、江苏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其实并不“滞后”
从实践上看，在“十二五”期间要使我省的服务业像上海那样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力，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暂且不说处于工业化加速期的苏北，即使是面临经济国际化日益深入的苏中地区，要在“十二五”期间完成第三次产业的产值和就业量分别达到接近经济总量和总社会劳动力一半左右的份额，显然十分困难。
如苏中地区发展较快的扬州市，三产占比2010年为37%，要达到全省平均要求，三产比重必须每年上升2.2个百分点以上，即使是2015年达到其计划要求的45%，也需要平均每年上升1.6个百分点。考虑到苏中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所面临的必须主动接受国内外制造业转移的客观现实，扬州市的“十二五”规划为第三次产业的占比问题而烦恼不休，就不难理解了。
再如，处于我省经济发展水平顶峰的苏州，“十二五”期间所安排的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也仅仅是要求第三次产业占比达到48%，这个48%是全省“十二五”规划中的平均水平。因此，如果规模占全省经济总量如此之大的苏州经过不懈的努力，尚且只能达到全省的平均水平，而苏中地区较发达的扬州还达不到全省的平均水平，考虑到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苏北制造业占全省的比重还会不断上升，那么全省“十二五”规划的结构调整目标如何能完成呢？
其实，造成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资本和劳动要素，都在加速进入全球价值链中由国际大卖家所主导的制造生产环节，而不是充当全球的服务供应商的角色。
事实上，对江苏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问题，我们不必焦虑。在现阶段发展水平下，江苏的产业结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其发展其实并不“滞后”。我们不妨在大致相同的人均GDP水平下，来观察江苏与日本的差异。可以发现，江苏第三产业比重其实并不比日本低太多。
2010年，江苏预计人均GDP将达到7700美元（苏南人均GDP将远超这一标准，像苏州2010年人均GDP将达到1.5万美元，昆山将超过3万美元,与香港相当）,这一发展水平大致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相当，该时期日本人均GDP离7000美元不到（1990年价格，江苏的人均数是现价美元，因此不完全可比）。那时它的第三产业比重在50%多一点，表面上看比江苏2010年第三产业比重高大约10个百分点。但是需要说明三点：
（1）统计制度差异因素。日本的统计制度把电气水的供应作为第三产业统计，而我国是作为工业统计，扣除由此导致的大约2个百分点，那么江苏2010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只比日本70年代中后期低8个百分点。
（2）出口贸易规模因素。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出口占GDP比重大约在13%左右，2008年也只有16.0%。江苏2010年出口占GDP比重高达43%以上，假定江苏出口占GDP比重也和日本当年一样，GDP中就有多出日本将近30%的产出份额可以用于消费，如果考虑到许多的投资都是为了出口的现实，那么缩减出口的比重转而扩大内需，江苏第三产业占比就已经大大地超过第二产业了。
（3）非大都市区域因素。非大都市的经济发达区域，其第三产业比重较低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典型的如日本制造业发达的爱知县，其2006年人均GDP居日本第2，第三产业比重为63%，比日本全国平均水平低将近13个百分点。江苏靠近国际大都市上海，而上海这些年实施“四个中心”的战略，不断加大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力度，对处于其周边地区的江浙的服务业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和抑制作用，但是同时也加快了它的制造业转移的力度。
显然，江苏发展较快的第二产业压低了第三产业份额，而过去一直贯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地理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江苏（也包括浙江）的服务业发展“被抑制”，这些都不应该看作是江苏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第三产业发展及其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上升，都是比较快的。日本经济成长最快的黄金期，即1955—1985年，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大约20个百分点；江苏改革开放迅速成长的1980—2010年，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22.8个百分点。同为迅速成长的30年，江苏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速度并不低。“十一五”时期以来，全省服务业（第三产业加农林牧渔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结构提升，其增加值从2005年的6683.5亿元提高到2009年的13741.3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4.6%，高于同期GDP增幅0.9个百分点。
江苏南部历史上就以制造业见长，在上一轮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机遇中由于较多地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因此经济发展在国内拔得头筹；苏中和苏北地区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将会继续延续国内外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转移，由此决定了江苏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不可能低。可以预期的是，欧美日那种第三产业比重，在江苏以制造业为主、欧美日以服务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工难以改变情况下，江苏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是难以达到的。至少在“十二五”头几年，江苏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一定会以较快的速度上升。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安排三产占比上升一个百分点，是可行且留有余地的。
四、要用全新的理念和手段加速发展江苏现代服务业
正如日本经济学家所说的，“制造业是服务业的生身父母”，离开发达的制造业，服务业就是无根的“空心化”产业。在实践中，正是得益于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基础和积累，使我们现在可以从容地提出在苏南地区可以而且必须扬弃“世界加工厂”发展模式，在发展“世界花园工厂”（先进制造业）的基础上还要建设“世界办公室”（现代服务业）和“世界公园”（环境友好社会）。就此意义上来说，江苏绝大多数地区不可能一步跳出工业强市的发展路径，即不可能直接从“农转工”阶段进入“农转服”阶段。
上述（包括前述得出的江苏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其实并不“滞后”的结论）显然并不是要否认江苏未来必须从总体上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而只是为了说明实现这一目标是一项艰巨的和长期的任务。无论是从利用服务业加快我省发展方式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角度，江苏都必须要求那些经济发展阶段处于更高级的地区、更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在“十二五”期间承担更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任务。
江苏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和政策，必须基于江苏加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特征，去寻求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手段：
第一，要像过去我们推进工业化一样，去推进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化和集聚化发展。过去我们局限于传统服务业的视角，因为不能突破其生产与消费难以分离、服务供给不能储备、服务产品无形性等技术特征，所以只能在狭小的区域市场范围内发展传统服务业，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服务业发展缺少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现代服务业在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融合和改造下，往往运用现代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运作，完全可以把我们过去发展制造业的政策和措施，运用到发展现代服务业上来。如运用集中和集聚的思路发展大物流产业，运用产业园区的思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服务外包产业等。
第二，要像过去我们推进制造业市场全球化一样，去推动江苏服务业市场的全球化。江苏在下一轮发展中，让服务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高端分工，逐步使其市场突破区域性的限制而融入全球化，逐步使其进入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营销环节，是通过新的全球化战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最重要的任务。为此要求我们像过去推进制造业市场“两头在外”一样，去形成良好的基础设施吸引服务业外资，去大力开发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去大力引进国外人才和智力。
第三，要利用江苏庞大制造业的“市场需求”优势，在现有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制造业的规模和升级要求的优势，是江苏目前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最大的市场潜力。为此，一方面要利用制造业的市场需求，制定特殊政策吸引那些目前仍处于国外的服务业尽早进入江苏，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摆脱“自我服务”的低效率方式集中发展第三方服务。
第四，要利用江苏空间上客观存在的三元结构特性，有次序地实现苏南“退二进三”的进程和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从江苏总体上而不是各个行政区域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如南京和苏锡常等地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目前南京服务业发展在全省开了一个好头，在全省率先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格局。撇开苏北的县市不说，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看，我省绝大多数县市经济都属于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的发展地区，工业经济正处于加速或正待转型（即向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阶段。这种发展格局一方面会对大城市中心地区的现代服务业提出巨大的需求，是大城市中心地区扬弃一般制造业、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最佳机遇，另一方面，也是我省苏南经济改变“世界加工厂”的粗放发展方式，向苏中和苏北地区“转移产业、留下公司”的战略性调整千载难逢的机遇。
第五，要利用我省“十二五”期间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加速推进，以及我省实施“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的良机，在扩大内需中内生地发展服务业。从我省各区域经济横向比较看，存在着“城市化水平越高，居民对服务消费需求越大，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的规律性现象。城市化促进三产占比水平提高的机制，说到底是城市化提高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而我省在“十二五”期间规划实施的“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将使我省从一个产能大省转化为消费大省，消费经济为主的驱动增长模式将为我省服务业比重上升提供现实的基础。
第六，要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市场所形成的基础设施和所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利用服务外包的内需市场日益扩大的机遇，抢抓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国内化这块大蛋糕。服务外包是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过去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基于全球战略性动机和节约成本的要求而发动。在我国“十二五”规划期间转为扩大内需战略后，国内市场的高度竞争将引发企业因节约成本的动机而外包其缺乏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因而其内需市场将成为未来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