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日益凸显产业转型升级任务的迫切性，亟待更换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推动基于城市化的产业转型升级符合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产业转型升级成为突出任务
一是“出口导向”的中国产业发展模式需要调整。2008年下半年以来，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在通货膨胀、出口退税下降、人民币升值、新《劳动法》出台、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其经济增长和出口出现大幅度波动，大批出口企业以及与之配套的企业减产、停产乃至倒闭，仅东部沿海地区就有近3000万工人失业。在近期出口复苏过程中，又遭受到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和巨大的冲击。对外向型战略作出一定的调整，通过要素升级避开低层次的价格竞争，把中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水平和层次提高到新的平台。
二是“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产业粗放发展方式需要转型。国际代工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其主要特征是以引进外资进行加工贸易，或者积极主动地接受发达国家企业的外包订单。在这一发展格局下。跨国公司主导着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增值率较高的价值环节，本土企业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或者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低端道路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增加值率较低，而且呈持续下降的态势。按照OECD提供的统一口径的投入产出数据，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至2005年。基本上维持在30%-40%。而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峰值还不到28%。即使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BRICS五国相比。中国也是落后的。在这五个国家中。俄罗斯制造业增加值率较高，在37%-38%左右；巴西和南非都在30%-32%之间；印度相对低一些。在26%-27%之间。即使这样，也比中国高出3-4个百分点。如果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87-2007年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一路下滑，到2007年已经降至21%以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制造业实现的是一种贫困化增长。
三是“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动力需要更换新的引擎。通过运作土地、发展房地产业来获取发展资金，是我国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重要特征。这样的发展引擎现在有逐步更替的强烈的内外生要求。从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看，经济体系过度依赖房地产业，不仅导致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偏差，而且容易出现泡沫经济趋势，危及经济安全；从外生的角度看，“土地财政”是中国高地价、高房价的根源，而高房价既“绑架”了中国经济，又是引发社会矛盾的核心和焦点。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是摆脱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和“土地财政”不良格局的一个重要途径。
“去产能化”面临严格约束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涉及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配置和再配置，无法回避过度生产能力如何消化的问题。就我国能够控制的政策工具而言，在“去产能化”过程中，会受到一系列变量的严格约束，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
过去那种普遍运用行政手段推行强制报废生产能力的做法，在我国已经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已并不可行。欧美市场“杠杆化”的消费能力和持续的需求特征，是中国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低层次生产能力得以长期维系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分散发展体制下，地方的发展冲动和无序竞争是低层次供给能力不断增长的现实基础。由此决定了单纯运用行政手段压缩产能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又如，在城市中等收入及其以上的居民的生活用品已经饱和的前提下，依靠广大低收入的城市居民和农民消化吸收过剩的生产能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今后不能真正彻底解决我国广大低收入者的住宅、医保、社保和教育问题，不能大幅度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仅靠一点补贴和优惠启动不了低收入者的市场需求，但是通过迅速提高民众收入水平扩大内需的方式，又受到我国现在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的制约，因此是一个长期的、不可一蹴而就的艰巨任务。再如，通过运用综合手段强制压低房地产价格，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对其的投资冲动，抑制钢铁、水泥、建材等传统产业生产能力的无节制扩张，但也不是一个可以任意选择的长期的最佳政策手段，因为这不仅会付出极高的包括银行风险在内的经济调控代价，而且也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产业升级有不同序列
在众多约束面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两个基本选择。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扩大内需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协调。一般来说，产业转型升级有以下两个基本可供选择的序列。
一是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即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升级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经济体来说，制造业升级换代固然重要，却不能化解就业压力，只会增加社会矛盾和摩擦，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和产业经济理论，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型工业，再升级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能是一个长期的自然演进、自我选择的过程，任何人为的干预和偏离竞争优势的扭曲，都只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二是以城市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即以构筑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生活方式为基础，使传统制造业逐步向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序列升级(包括重点发展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体现为现代服务业的信息技术产业，研发、设计、营销、创意产业等)。
上述两个产业转型升级序列有着根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对待服务业发展的态度和政策上，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偏向工业投资，追求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往往通过对工业厂房和设备的大规模投资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结果往往使经济体系的资本密集度得到大幅度提高；而以城市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却把资源大量投入到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过程中，着力为居民塑造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其结果必然是农民的市民化、农村城市化和农业非农化，必然是服务业高速发展。第二，在要素结构上，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如何发挥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作用。前者偏爱物质资本投资，往往以资本、机器设备、技术为焦点；而后者偏爱人力资本，往往以人力资本投资和人才制度创新为焦点。在政策上，前者主要是针对物质资本的引进和运用来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如建立各种工业开发区等；而后者则是针对人力资本创新进行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鼓励和诱导。
产业转型升级要基于城市化
以城市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可以把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导到以城市化为主体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不是消极地毁坏其生产能力。它是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提升进城农民比较收益率的主要途径，因而必然自动产生扩大内需的效应。它在创造出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国内需求的同时，将可能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资源，尤其是宝贵的耕地资源，提高投入产出效益和转变发展方式。它必然创造出新的就业经济——白领劳动密集型经济和蓝领劳动密集型经济并存的产业升级模式，因此符合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选择。由于服务业自身客观存在的二元结构，即一部分人力资本密集型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如金融、营销、研发、设计等)与因普通劳动力供给过度而形成的低附加值的消费者服务并存，所以它既可以吸收白领劳动力，也可以吸纳农村转移过来的普通劳动力，即蓝领劳动密集型经济。
城市化的集聚经济形态，是适应网络状的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节点。中心城市因交易成本低而适合于企业总部运作(使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生大规模的集聚)，其周边地区因要素成本低而适合于加工制造(使制造业发生大规模的集聚)，两类产业中企业之间的协同定位(企业总部指挥控制其工厂运作、面对面的交流和服务等)，将创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配置格局，这是解决我国外向型制造业“去产能”后新的就业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形态。